拜占庭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_风闻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作者：陈志强

原帖：http://whis.cssn.cn/sjs/sjs_zmsyzts/201911/t20191114_5035675.shtml

　　内容提要：拜占庭知识分子身处古典文化传统的氛围，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受到古典文明的熏陶，并自然而然地具有以古典文化为其底蕴的特征。君士坦丁大帝推行“基督教化”政策后，基督教便迅速演变为国教信仰，拜占庭知识分子也因此经历了基督教化的过程，成为拜占庭东正教信仰的主要力量，积极参与帝国教俗文化建设，也必然形成了其重要的特征。拜占庭知识分子作为皇权专制官僚系统的骨干力量，在高效服务皇帝、忠诚服从皇帝的同时，享受着底层人民的劳动成果，这一特征也非常鲜明。

　　关 键 词：拜占庭/知识分子/古典文明/基督教/帝王意识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B06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63192901)。

　　作者简介：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

　　拜占庭知识分子是生活在拜占庭帝国的文化人群体，他们在皇权专制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大体具有“共同的驻地……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生活观念……共同的‘意识形态’”。①极具影响力的英国著名拜占庭学家仁西曼(S.Runciman)虽然终生痴迷于拜占庭历史与文化，但对拜占庭知识分子的原发性思维持鄙视态度。他曾在其《拜占庭文明》中指出：“当西方涌现出众多作家讨论教会与国家、皇帝与国王和教宗，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拜占庭许多世纪里，都没有产生出一位政治理论家。”②他的这种看法其实与其英国前辈学者爱德华·吉本类似，后者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字里行间也对拜占庭知识分子的“奴性”做出批评，称他们“对古人的研究似乎只是给人类的思想增添了镣铐，而非插上了翅膀。不论多么值得称道，这种模仿的精神毕竟充满了奴性”。③后世研究者对拜占庭人的负面评价意见表示反对，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看法，同为英国拜占庭学界重要人物的拜尼斯认为，拜占庭知识分子的创建在于“政治思想，即东罗马王权理论”，他们的政治理论“论及专制主义，这在东罗马帝国是唯一可行的政府管理模式”，也是同时代欧洲其他地区少见的。④显然两种学术观点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拜占庭知识分子。笔者认为，只有考察拜占庭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并将这一考察置于更宽广的古代世界视野中，才能客观地给出相应的评价。本文尝试完成这一考察。

　　一、古典传统为底蕴

　　拜占庭帝国又称为东罗马帝国，其核心区域长期集中的东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是古典希腊文化发生发展始终活跃的区域，这里的居民不仅一直使用希腊语，而且崇尚希腊古典文化传统。历代拜占庭知识分子身处浓厚的古典文化传统中，自然而然成为古希腊文化的传承者。在拜占庭帝国疆域内存在许多古代文化中心城市，生活其中的拜占庭知识分子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受到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熏陶，他们始终以众多“前辈”作家和大师为荣。正是由于拜占庭知识分子对古典文明的继承才使得他们能够在上千年时间里始终处于前工业化时代欧洲地中海世界文明的制高点。

　　国内外学术界对拜占庭文化具有强烈的尚古倾向并无异议，对古典文化长期得到拜占庭知识界的保护也有共识。拜占庭人的这一尚古倾向由表及里，最鲜明地表现在其千年古都“新罗马”的建设上。在皇帝君士坦丁兴建新都的工作中，拜占庭知识分子不仅建议朝廷从地中海各地特别是希腊和亚平宁半岛收集大量古代艺术杰作装饰首都，还从城市整体规划、具体建筑样式，以及建筑物内外装修、建筑材料方面模仿古典希腊罗马建筑。⑤这些“懂行”的知识分子促使皇帝下令将古典建筑元素当作整个城市建设的标志，以便彰显古典建筑风格的典雅庄重，举凡元老院议事大厦、公私浴池、大赛场、公共学堂、剧场、柱廊街道、引水渠、蓄水池等，无不以古典建筑为蓝本。⑥大赛场建筑装饰的各种雕像似乎完全仿照罗马斗兽场的式样，其中许多来自埃及和希腊的方尖碑和铜柱都令人联想起古典文化昌盛的时代。⑦有些学者甚至推断，该城市中心广场中央耸立的巨型花岗石圆柱顶端树立的巨像是古希腊神祗阿波罗的铜像。⑧诚如学者所说，“一言以蔽之，一切凡能有助于显示一座伟大都城的宏伟、壮丽的东西，一切有助于为它的居民提供便利和娱乐的东西，在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四墙之内无不应有尽有。”⑨这一切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是不可想象的。

　　拜占庭人好古之风更多地表现在对古代文史作品的模仿方面。随着君士坦丁堡的迅速崛起，这一最大的文化中心吸引着地中海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他们源源不断为拜占庭日益高涨的尚古风潮提供丰富的文献和文物，建立学府，促进古代希腊语和拉丁语学习，收集注释古典文史作品，研究古典哲学和文学，都成为拜占庭知识分子的一时之选。诸如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以弗所、雅典这样的城市均成为当时研究古典之学的重镇。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大量古典文献得到保护，著名学者佛条斯在其《书目》中概括介绍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的主要著作中，便包括大量古典作家的杰作。⑩直到11世纪，知名的历史作家普塞罗斯还写道，他在少年时代即可背诵《荷马史诗》。(11)科穆宁王朝公主安娜在撰写《阿莱克修斯传》时明显模仿希罗多德的写作风格，后世学者认为她的作品代表着当时拜占庭历史写作的倾向。(12)是否能讲流利纯正的希腊语也成为拜占庭社会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基本的标志，甚至不够“纯正”的口音也会遭到嘲讽。直到帝国灭亡前夕，许多拜占庭学者仍致力于古典文化的传播，在意大利推广古典学问和古希腊文史哲知识。(13)在拜占庭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包括《荷马史诗》在内的古典文史哲作品长期流传，其中一些杰作甚至脍炙人口，妇幼皆知。9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修辞学家科米达斯对《荷马史诗》进行的重校版是此后几个世纪最权威的版本，(14)而该史诗的第一个拉丁文译本也是拜占庭学者完成的。诸如希罗多德这样伟大的古希腊史家，始终是拜占庭作家学习的榜样，佛条斯就宣称其案头必读书中包括希罗多德的作品。(15)

　　作为古典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罗马文化也受到拜占庭知识分子的喜爱，他们自称为“罗马人”，以正宗继承人的身份继承古罗马文化，尤其在帝国政治、基督教神学、法律法规和大型工程技术方面表现突出。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制在拜占庭帝国继续发展成为皇帝专制官僚制度，罗马帝国时代产生的基督教在拜占庭皇帝支持下，发展成为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东正教与世俗皇权紧密配合，成为帝国的“国教”，这些复杂的文化建构工作都是知识分子操作完成的。古典文化中强大的立法传统在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达到了顶峰，他下令编纂的《罗马民法大全》成为此后拜占庭法律的基础，诸如《法律汇编》、《六书》、《皇帝法典》等后世法典无不以该法典为蓝本。(16)而具体编撰的专家都是名噪一时的法学家。查士丁尼在《法理概要》中指出：一个好皇帝“应该不仅以其武力而获尊荣，还必须用法律来武装，以便在战时和平时都有法可依，得到正确的指导；他必须是法律的有力捍卫者，也应是征服敌人的胜利者”。(17)这种思想成为拜占庭皇帝统治合法性的依据之一。根据研究，这一表述出自法学家小组组长特利波尼安。拜占庭人在建筑工程技术方面对古罗马遗产的继承更为多样。拜占庭建筑最鲜明的风格特征全都是在罗马风格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其平面十字形建筑物是罗马“瓦西里卡式”长方形大会堂的变体，而半球形穹顶则是在罗马半圆拱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基等拜占庭帝国名城保留下来的大量拜占庭教堂、引水渠、地下排污管道、蓄水池等无不渗透着罗马建筑艺术的成就。实现这些建筑技术转换的都是拜占庭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

　　拜占庭知识分子继承古典传统是因为他们以古代的学问为自身的文化底蕴，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于，拜占庭帝国所在的地区曾是古代历史上古典文化的中心区，古希腊文化昌盛时代的历史名城大多集中于此。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进一步扩展了“希腊化”地区的范围，古典希腊文化因此深深植根于各族群中，获得了普遍认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需求。拜占庭居民大多使用希腊民间语，所有的知识分子均能熟练地使用古希腊语，这使古典文化通过希腊语这一媒介比较容易传播，大量的古典文献得以世代相传。(18)拜占庭知识分子传承古典文化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学术条件。4世纪以后兴起的拜占庭帝国取代了罗马帝国的地位，并与后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罗马的帝国政治与法律传统通过拉丁语这一媒介，为拜占庭人所接受，直到帝国统治的末期，知识分子们仍致力于重现古罗马时代的辉煌。(19)可以说，拜占庭知识分子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是拜占庭历史演化的必然结果。

　　古典文化的高水平发展也是拜占庭知识分子好古之风长存的重要因素。作为地中海古代世界多元文化的结晶，古典文化集中代表了该地区文明长期发展的最高水平。拜占庭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古人的智慧”涵盖了对人类全部真理的认知，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先人思想是认识终极真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例如佛条斯在其《书目》中便谈到6世纪的一位拜占庭高官学者，深入研讨柏拉图和西塞罗的作品，以古代哲人将君主专制、寡头统治和民主制度的分类当作分析政府形式的标准，认为这种分类是“最好的真理”。(20)这样的认识在拜占庭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一者是由于他们自幼接受的教育特别是高级教育包括古典作品的教材，他们的认知体系是以古典学问为基础的；二者是古典作品在思维的深度和思辨的精细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水平，拜占庭学者能够准确地理解这些前人的思想成果已属不易。还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希腊语言在叙述高深文史哲思想观点中的表达能力，诚如后世学者所说：“对于地中海各民族而言，采用优雅尊贵的文风和阴阳顿挫的节律似乎一直就有天然的吸引力。”特别是希腊语“极为夸张富有乐感的写作风格，运用在刻意写就的极为华丽的辞藻中”，产生了诱人的语言美，在表达人类复杂思想时具有极大的语言优势。(21)

　　显然，拜占庭知识分子继承古典文化传统具有天然的优势，人类文明时空变幻促使他们崇尚古典传统也非偶然，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这一特征，无论后人如何评说，都显得非常鲜明。

　　二 坚持基督教信仰

　　拜占庭帝国核心区所在的东地中海世界还是基督教萌发和快速崛起的温床，在其最初发展的几百年间，早期出现的“五大教区”中心(亚历山大、安条克、罗马、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中四个集中在这一地区。尤其是自君士坦丁大帝推行“基督教化”政策后，基督教在帝国政府支持下经济实力增强、社会影响扩散、政治势力崛起，迅速演变为国教信仰。(22)拜占庭知识分子也因此经历了基督教化的过程，成为拜占庭东正教信仰的主要力量。

　　恰好是在这个时期和这一地区，井喷式地出现了大量基督教文史著作和圣徒传记，神学论文和传教演讲作品也在复杂激烈的宗教争论中成批涌现，充斥拜占庭大小图书馆，各教堂和修道院的藏书迅猛增加，借阅的信众趋之若鹜。知识分子“深陷关于三位一体、三个格位和圣子化质的性质这些宗教难题中……神学成为各种真理中的真理，与它相对比，社会和政治问题，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遍难题还是别的什么，虽然都很重要，但却必然退居第二位，成为神学的背景，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以至于这个时期被“人们称为所谓‘第二智者’时代”。(23)正是在这个思想变动极为活跃的时期，拜占庭知识分子在基督教神学框架内，兼收并蓄古代西亚文化氛围中兴起的教义信仰，在帝国朝廷支持下，通过文史哲作品系统地接受了东方神秘主义文化思想和审美原则，形成了以“皇权神授”为核心政治理念的拜占庭帝国正统信仰体系。(24)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拜占庭帝国末期，其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思想能够满足拜占庭人的精神生活需求，使早期拜占庭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紧密结合。

　　圣像是最具拜占庭特点的艺术形式，这一造型艺术在拜占庭帝国获得长足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神秘主义艺术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拜占庭艺术家从关注自然景物向追求“通神”艺术转化，忽视作品的画面表现而注重艺术形象内在的情感，他们摒弃了绘画和雕刻中的真实感和构图和谐的平衡感，沉迷于追求“通神而忘形”，力求实现对上帝的笃信。(25)5世纪初拜占庭著名文人凯撒利亚的瓦西里，和他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同仁共同推动所谓“教父文学”的发展，其作品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热门书籍。而4世纪的尤西比乌斯撰写的《教会史》更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写作文体，成为当时作家们争相模仿的蓝本。据对现存史料的统计，仅撰写325年至439年间基督教历史的作者就有5人之多，而同期世俗编年史既不连贯，数量又少。(26)拜占庭知识分子控制下的学校，大多由教会监管。皇帝福卡斯(602-610年在位)曾接受了大知识分子的建议，下令关闭了君士坦丁堡大学，同时将许多传授世俗知识的学校交由教会管理，其后的伊拉克略皇帝在重新任命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为校长后，才恢复了该校的活动。(27)正是拜占庭知识分子在自身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帮助皇帝完成了对帝国社会的基督教化工作。这一历史任务并非当时帝王的个人追求，而是拜占庭帝国臣民通过信仰获得共同身份认同的重要环节。

　　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化不仅给了教会迅猛发展的机会，也给以皇帝为首的世俗权力造成了新的挑战。在朝廷支持下的基督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经济政治势力愈发强大，以至于在8世纪初对刚刚改朝换代的新王朝皇权构成了威胁。于是，在伊苏里亚王朝第一位皇帝利奥三世领导下，拜占庭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毁坏圣像运动。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是拜占庭帝国世俗统治集团打击教会势力的斗争，目标直指教会，通过民众暴力斗争的方式，捣毁圣像，游斗教士，没收教产，焚烧反对派书籍和艺术品，使教会庞大的产业被消解，教会势力陷入消沉。(28)拜占庭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这场皇权改造教会的斗争，成为皇帝塑造拜占庭东正教最有力的帮手。

　　事实上，自拜占庭帝国兴起之初，即形成了较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以皇帝为中心的庞大官僚机构层层控制着包括教士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基督教大会明确规定，皇帝是基督教教会的最高首脑，拥有对教会的最高领导权。皇权高于教权的思想和制度虽然在拜占庭历史上多次受到教会的挑战，但是总体而言，教会知识分子始终服从皇权。在生存环境比较艰难、疾患随时随地会降临任何人的情况下，笃信基督教产生的“集体幻觉的力量”在拜占庭知识分子助推下稳步形成，“君权神授”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29)直到1389年，大教长安东尼奥斯(1389-1390年在任)还致信莫斯科大公，“圣洁的皇上占据教会的最高地位，他不像其他地方的君主王公。皇上从开始即为全世界确立并肯定了真正的信仰，皇帝召集宗教大会，还以法律使人们服从神圣教会法确定的真正信条和教会正宗生活的东西，基督教不可能有教会而没有皇帝”。(30)毁坏圣像运动后，教、俗知识分子在拜占庭专制皇权控制下，进入了融合发展的阶段。拜占庭教、俗知识分子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存共容。拜占庭教、俗文化共同发展这一特点是拜占庭帝国特殊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决定的，教会在拜占庭帝国只是作为国家的一个部门而存在，它不能无限制地扩大权力，当教会势力对皇权构成威胁时，世俗君主就必然采取限制措施。同样，教会文化也不可能主宰世俗文化，不可能包揽知识的所有领域，主宰所有的学术分支，单靠教会知识分子难以满足拜占庭社会多方面的需求。例如，拜占庭帝国各级官吏都被要求接受相应的专业培训和比较系统的教育，所有法官必须修满规定的法律课程，通过考试合格者方能获准从事法律工作。(31)同时，教会对神职人员资格的严格要求也决定了教会文化长期发展的外在需求。较高的社会文化要求使拜占庭帝国教、俗文化得以并存发展。

　　拜占庭知识分子在融合教俗两界学问的工作中确实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在开放的教育体系中，巧妙地将基督教神学和世俗知识变为不可缺少的教育资源，学生们既要学习《圣经》，也要背诵《荷马史诗》，哲学、算术、天文、法律、物理和神学课程均是高级教育的组成部分。国家政府官员和教会高级僧侣均被要求具有教、俗两方面的文化修养，例如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尼基弗鲁斯(806-815年)就是师从于世俗学者后就读于教会学院，后来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学者。(32)而在重新建立的国立大学中，集中了许多优秀学者，其中包括以“哲学家”为绰号的利奥、杰出的编年史家约翰和百科全书式学者普塞罗斯，他们均具有博大精深的世俗学问和全面的基督教知识。大学者普塞罗斯撰写的多卷本《编年史》既是研究拜占庭帝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了解同期教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33)直到拜占庭帝国末期，名垂青史的学者都是精通教、俗文化的人物，只知神学的教士或对宗教问题无知的作家都难登大雅之堂，甚至许多高官显贵和政治家也是教、俗知识兼通的学者。由此可见，教、俗两大主流知识分子群体在拜占庭帝国不是对立存在的，他们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有的游走于教、俗两界，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领袖。

　　教俗文化的融合使得基督教文化在思想和艺术领域独领风骚，通过宗教活动和神学争论影响拜占庭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而世俗文化则在传统的文史哲、语言和自然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两界知识分子作为拜占庭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骨干，支撑着帝国大厦的精神生活，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伊苏里亚王朝对教会势力的打击使皇权再度严格控制了帝国物质和精神生活。皇帝们根据统治需要制定其文化政策，使拜占庭文化不能不带有明显的专制君主统治的政治烙印。总之，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的文化人都不可能摆脱皇权控制而独立发展，这一点是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统治造成的。

　　很明显，拜占庭知识分子在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化、改造塑造拜占庭东正教和融汇教会文化与世俗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在帝国精神文化生活中既培养了自身，坚定了信仰，也作为帝国皇权的助手，努力履行着职责。他们在宗教信仰的框架内思考现实问题，使拜占庭民众获得了明确的文化身份认同。拜占庭帝国早期阶段便走上了“神权政治”道路，是拜占庭知识分子将政治问题宗教化的决定性因素。(34) 

　　三 顺从皇权专制

　　拜占庭帝国实行皇权专制，皇帝控制着社会政治、经济、司法、宗教、文化各种最高权力，并通过庞大的官僚系统深入社会生活各方面。拜占庭知识分子不仅组成了效忠皇帝的庞大官僚系统的主体，而且作为皇权这一拜占庭社会公共权力最高代表的一部分，享受着上流社会的种种特权。

　　拜占庭知识分子大多是皇家的御用文人和基督教思想家，他们始终努力论证皇帝专制政治的合理性，认为上帝创造的自然世界存在着“王”，皇帝就是人类的“王”，如同蜜蜂中的“蜂王”。(35)在拜占庭帝制最为强盛的6世纪和11世纪，拜占庭作家普罗柯比和安娜·科穆宁娜都在其作品中留下了歌颂皇帝的记载。(36)根据他们的说法，拜占庭帝国社会呈现合理的金字塔形政治结构：皇帝处在塔尖，其下有庞大的等级森严的官僚贵族集团，社会最低层是广大的城乡劳动者。据安娜的记载，皇帝“将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都纳入其贵族精英阶层的最高等级，他们形成了皇帝周围最可靠的群体和治理帝国的团队，成为他最信赖的宠臣”。(37)在这个“家天下”皇权贵族之下聚集着大部分拜占庭知识分子，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居在普通臣民和底层的劳动者之上。

　　为了维护皇帝这个拜占庭帝国最高权力的象征，拜占庭知识分子极力美化甚至神化皇帝，说明皇帝成为集政治、军事、宗教、司法等多种权力于一身的合理性。他们将皇帝神化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还按照皇帝的旨意设计了大量的典礼仪式，无论在军队、元老院，还是在公民中，让皇帝接受顶礼膜拜和山呼万岁。举凡体现皇帝特殊地位的花样都出自御用文人的创造，例如把皇帝的形象与太阳合并在一起，还在仪式中保持其种种庄严的行为举止。他们推崇皇帝对教会的“至尊权”，拥护皇帝召集宗教大会和任免高级官吏和教士的权力，并设法论证皇帝对教义的解释权和对宗教争端仲裁权的必要性。至于皇帝对其属下和臣民的人身财产具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权，他们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普罗柯比在其《建筑》中便肉麻地吹捧查士丁尼皇帝是“伟大的立法者”“罗马帝国的保护人”“我们时代之主”“天道大王”“慈父领袖”等。(38)

　　拜占庭帝国皇权不断强化并非皇帝个人努力的结果，其中渗透着各级拜占庭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他们帮助皇帝为首的统治贵族千方百计削弱其他贵族和下属的政治权力，以多种方式贬低曾在晚期罗马帝国政治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元老院，不仅剥夺了昔日权力最大、声誉最高的议事会和咨询机构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权利，而且采取多项措施限制其权力，取消了元老院大部分行政功能。他们甚至设计出嘲弄侮辱贵族的方式，强迫元老像其他等级一样，在觐见皇帝时必须五体投地，对皇帝和皇后行“吻靴礼”大礼。(39)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执政官身上，其丧失行政职能并逐渐转变为荣誉称号这一事实表明，精明的拜占庭知识分子是如何巧妙地促使社会权力向皇权集中。在这个过程中，众多的拜占庭知识分子在皇帝的扶植下充任高级官吏，譬如控制朝政的总理大臣(或被翻译为“执事长官”)、大政区总督、军队司令和司法大臣等，他们晋升为御前会议伯爵，有的控制朝廷政务，有的指挥禁军团，有的作为稽查使监督各级官员，参与全国各级公路和驿站的监管，甚至主导外交活动，控制宫廷日常事务。当然，皇帝对他们也充满了戒心，总理大臣这个官职到7世纪时就被逐步剥夺了权力，最终仅保留官名，应景般参加宫廷仪式而已。(40)由于拜占庭帝国不断强化皇权，以及其知识分子秉承皇帝意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运行，拜占庭知识分子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些才智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帮助，查士丁尼皇帝是如何最终建立起所有官吏只对其个人负责的国家机构的，更无法设想这位铁腕皇帝是如何严密控制了高级军政贵族的任免权，并将包括教会在内的各种人物都变成维持其统治工具的。(41)

　　拜占庭帝国庞大的官僚机器是其他欧洲和西亚古代国家无法比拟的。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皇权，另一方面是完备高效的官僚系统，使得拜占庭帝国成为欧洲历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皇帝专制国家。作为皇帝推行专制统治工具的官僚臣属，其组织严紧，阶层复杂，体系完备，等级森严，他们全部来自于知识分子。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大体上分为行政(包括司法)、军事和教会三大系列，其中高级官员的任免权控制在皇帝手中。元老头衔被划分为“杰出者”“显赫者”和“辉煌者”等阶级，高级官吏包括大政区总督、执政官、首都市长、总理大臣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其下中央朝廷部门齐全，各司其职，其中最重要的部门是国库。6世纪拜占庭帝国财政管理被置于3个部门长官监管之下，即大政区总督、圣库伯爵和皇家私产长官：大政区总督掌管大政区金库，圣库伯爵主管10个财政部门，皇家私产长官主管8个司。(42)如此细密的官僚机构可保证按照皇帝意旨调配资源和搜刮财富。为确保官僚系统高效率的运行，通过严格的遴选制度，拜占庭知识分子中具有较高素质的人进入各级权力机构，这也成为出身卑微的智力超群者跻身上流社会的重要通道。为了保证这类“高级行政人员”来源充盈，拜占庭帝国通过完善的教育体系不断培养出各级官员的后备人才。为了有效控制官僚集团势力，防止他们威胁皇权，每代皇帝都不断打乱调整官僚的等级。例如大政区总督原为军职，后来扩大为行政官职，《罗马民法大全》规定：“大区长官也由皇帝任命。并且皇帝赋予其在修改公共规章方面更广泛的权力。”(43)诸如税收、司法、公路、邮政驿站、公共建筑、食品供应、士兵征募、军械兵器生产、区内贸易、商品物价和国立高等教育、帝国最高法庭的审理、按照皇帝意旨起草和公布法规等复杂公务都由知识分子官员来完成。7世纪以后推行的军区制，只不过是皇帝适量下放地方权力以激发地方官员积极性的措施，到10世纪时再度强化中央集权而弱化军区权力，知识分子都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44)

　　作为拜占庭官僚机构的成员或教会教职人员，知识分子生存的物质基础来自于大量农民和底层劳动者的劳作。拜占庭帝国高度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制度是建立在皇帝拥有全国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无论是皇产、教产还是农民或地主的私产，都自愿或被迫归属于皇帝，类似于我国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况。皇帝可以将帝国土地赏赐臣属，也可以没收贵族的土地充公。以皇帝为首的拜占庭国家以纳税为条件将土地通过多种形式分配给个人使用，个人之间以地租为条件转换使用权，国家则始终保持对任何土地的税收和没收权力。(45)税收是皇帝行使其土地所有权的主要方式，因此拜占庭帝国拥有西方中古世界最完备的税收体制和训练有素的税收官僚队伍，保证了税收的完成。而以拜占庭知识分子为主构成的官僚们通过领取俸禄，享有下层民众的劳动成果。根据现存拜占庭文献可知，领取朝廷薪俸的官员包括所有官吏，直至医生和教师，他们都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国家干部”。(46)

　　总之，拜占庭帝国皇帝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决定了拜占庭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甘愿成为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工具，积极参与涉及知识文化的帝国管理工作，服务于皇权，服从于皇权。即便有几个生活在帝国体制之外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也无法构成知识分子的重要部分，偶尔出现的批评皇帝的声音也只是像普罗柯比一样秘而不宣，或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47)

　　综上所述，拜占庭知识分子具有以古典文化为其底蕴、坚持拜占庭东正教信仰和忠诚服从皇帝专制的三个主要特征，这是拜占庭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①Ernest Barker,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Byzantium,from Justinian I to the Last Palaeologu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12.

　　②Steven 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London:Edward Arnold Ltd.,1933,p.79.

　　③比较而言，该书的商务印书馆版比吉林出版集团版的中文翻译更为准确，故而这里采用前者。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Ⅶ,London:George Bell & Sons,1891,p.258.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黄宜思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97页。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6卷，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317-318页。专门研究拜占庭知识分子的巴科尔也认为他们“很少原创性”。Ernest Barker,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Byzantium,from Justinian to the Last Palaeologus,p.2.直到新世纪初，这样的意见仍影响着牛津拜占庭史的写作，其主编曼戈教授就认为拜占庭知识分子“不以独创性著称，而是因博学与鸿篇巨著闻名”。西里尔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陈志强、武鹏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页。

　　④N.H.Baynes,Byzantine Studies and Other Essays,London:Athlone Press,1955,p.32,p.48.

　　⑤Sir Banister Fletcher,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revised by J.C.Palmes,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75,pp.371-402.

　　⑥John Freely,Istanbul,the Imperial City,London:Penguin Group,1998,pp.37-47.

　　⑦从古希腊宗教中心德尔斐神庙搬迁来的三蛇铜柱至今保存在伊斯坦布尔大街上。John Freely,Istanbul,the Imperial City,pp.34-35.

　　⑧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君士坦丁一世的象征，该石柱在12世纪时倒塌，由于多种资料推算的区别，柱体具体规格数字不一。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Ⅱ,London:J.Murray,1905-1906,p.189.

　　⑨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黄宜思等译，第382页。这个缩编本由黄宜思父女翻译，译文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吉本作品的语言风格，但是其中错译、漏译颇多，可能是所选用的英文文本有问题。

　　⑩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I,Wisconsi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8,pp.361-362.另见A.A.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徐家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558-560页。

　　(11)Michael Psellos,The History of Psellus,ed.J.B.Bury,London:Methuen & Co.,1899,p.55.

　　(12)Anna Comnena,The Alexiad of Anna Comnena,Translated from the Greek by E.R.A.Sewter,London:Penguin Books,1969,Preface.

　　(13)陈志强、张俊芳：《末代拜占庭知识分子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第199-208页。

　　(14)K.Krumbacher,,1974,p.644.

　　(15)K.Krumbacher, Ⅱ,pp.216-220.

　　(16)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Ⅳ,ed.by J.M.Husse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55-79.

　　(17)Justinian,Th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trans.by J.A.C.Thomas,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Co.,1975,Introduction.

　　(18)研究表明，正是拜占庭学者的贡献，才使得现存于世的75%的古希腊文献以拜占庭手抄本的形式流入意大利。M.H.哈里斯：《西方图书馆史》，吴睎、靳萍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19)直到1453年末代拜占庭人仍称其皇帝为“罗马皇帝”，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Amherst: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0,p.128.

　　(20)Ernest Barker,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Byzantium,from Justinian to the Last Palaeologus,pp.63-64.

　　(21)Ernest Barker,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Byzantium,from Justinian I to the Last Palaeologus,p.3.

　　(22)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32页。罗竹风主编：《宗教通史简编》，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19-320页。陈钦庄：《基督教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8页。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75页。

　　(23)Ernest Barker,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Byzantium,from Justinian I to the Last Palaeologus,p.13,p.3.

　　(24)东正教神学这一特点至今犹存，最能够反映该特点的作品是布尔加科夫和洛斯基的书籍，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徐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中译本前言。洛斯基：《东正教神学导论》，杨德友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导言。

　　(25)陈志强：《拜占庭文明探秘》，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3-208页。

　　(26)G.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trans.by J.Hussey,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7,p.24.

　　(27)S.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N.Y.:Meridian Books,1959,p.225.

　　(28)陈志强：《拜占庭毁坏圣像的原因》，《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

　　(29)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张绪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79页。

　　(30)John Shelton Curtiss,Church and State in Rus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0,p.8.

　　(31)陈志强：《拜占庭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4-205页。

　　(32)K.Krumbacher,,Ⅱ,p.709.

　　(33)Michael Psellos,Fourteen Byzantine Rulers,trans.by E.R.Sewter,New York:Penguin,1966.

　　(34)有学者认为7世纪以后的拜占庭国家“基本上完成了神权君主制”的建构，因此有关帝国皇权的思考大体属于“神权君主”理论，进而被纳入神学命题的范畴。Anthony Kaldellis,Niketas Siniossoglou,Thr Cambridg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Byzantiu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575.这种变化趋势恰好与我国商周之际中原宗教问题政治化倾向相悖。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35)F.Dvrink,Early Christian and Byzantine Political Philosophy:origins and background,Vol.2,Washington,Dumbarton Oak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1966,p.611.

　　(36)Procopios,The Wars,the Buildings,the Secret History,trans.by H.Dewing,London,Loeb Classical Library,1914-1935; Anna Komnene,The Alexiad,trans.by E.Dawes,London,1928; trans.by E.Sewter,N.Y.Penguin,1969.安娜·穆穆宁：《阿莱克修斯传》李秀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普罗柯比：《秘史》，吴舒屏、吕丽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37)Komnene,Anna The Alexiad,trans.by E.Dawes,London,1928; trans.by E.Sewter,N.Y.Penguin,1969,pp.94-112.陈志强、李秀玲：《皇帝阿莱克修斯的帝国政治治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38)读者如果有兴趣看看他如何肉麻地吹捧皇帝的，可以查看其《建筑》一书。Procopius,Buildings,trans by H.B.Dewing,Cambridge,Massachusetts:Hu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他在其生前秘而不发的《秘史》对同一位皇帝的恶毒指控，很长一段时间被后人怀疑出自另外一位作者。普罗柯比：《秘史》，吴舒屏、吕丽蓉译，第6页。

　　(39)Procopius,The Anecdota,trans by H.B.Dewing,Cambridge,Massachusetts:Hu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189-197.普罗柯比：《秘史》，吴舒屏、吕丽蓉译，第79-82页。

　　(40)M.Clauss,Des magistor officiorum in der Spatantike,Munchen:C.H.Beck,1980,pp.122-160.陈志强：《古史新说——拜占庭研究的新亮点》，第3章第4节“官制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12页。

　　(41)“查士丁尼一接管皇权就把一切搅得天翻地覆，从前要由法律决定的事，现在被他转移给了政府”，他还设立了效忠于他的官僚机构。Procopius,The Anecdota,trans by H.B.Dewing,Cambridge,Massachusetts:Hu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31.普罗柯比：《秘史》，吴舒屏、吕丽蓉译，第54页。

　　(42)J.B.Bury,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Nine Century,London:Pub.For the British academy by H.Frowd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1,pp.36-39.陈志强：《古史新说——拜占庭研究的新亮点》第3章第4节“官制考”，第212页。

　　(43)Justinian,Th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trans.by J.A.C.Thomas,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Co.,1975,p.28.

　　(44)陈志强：《拜占廷军区制和农兵》，《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45)Procopius,The Anecdota,pp.269-277.普罗柯比：《秘史》，吴舒屏、吕丽蓉译，第111-114页。

　　(46)A.E.R.Boak and J.E.Dunlap,Two Studies in Later Roman and Byzantine Administration,New York,London:Macmillan,1924,pp.178-223.陈志强：《古史新说——拜占庭研究的新亮点》第3章第4节“官制考”。

　　(47)除了普罗柯比这个“两面人”的例子外，君士坦丁时代的佐西姆斯也是对当朝皇帝抱有深刻成见的作家，他描写君士坦丁一世的恶毒语言向后人展示了一个充满邪恶暴力与人性堕落的古代世界，只是他的影响太小，后世作家都不看好他的作品。Zosimus,New History,trans.and commentary by Ronald T.Ridley,Canberra,1982.佐西莫斯：《罗马新史》，谢品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