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选择的婚姻更可能选择节育吗？_风闻

编者按

本期推送的是美国学者Dirgha J. Ghimire 与 William G. Axinn发表于Demography的文章Marital Processes, Arranged Marriage, and Contraception to Limit Fertility。本文揭示了在从包办婚姻到自主选择婚姻过程中节育工具使用的变化。编者对原文有删改，原文数据测量、统计分析模型介绍、统计分析结果部分与讨论部分从简，如有兴趣请查看原文。

这是社论前沿第S1464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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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家庭包办的婚姻到自主参与的伴侣选择——这一国际上的变化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并且在今天的亚洲持续传播。尽管众所周知这一变化会对婚姻中的生育行为有重大的影响，但是人们对这一婚姻变革的长期影响却知之甚少。通过家庭与生育理论，利用测量了婚姻与生育行为的亚洲乡村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调查了这一婚姻变革的长期影响。在控制影响婚姻与生育行为的社会变化并明确考虑婚姻过程的多个维度之后，本研究发现独立的并长期的自主参与的伴侣选择与更高的节育工具的使用几率相关联。这一结果为婚姻行为中的变革与长期生育率的下降的关联性提供了新的维度的证据。本研究还说明，未来的研究应该考虑婚姻变革更广范围的长期影响。

引言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变化在持续地侵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家庭包办婚姻现象，但是最近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南亚。在最近三十年中，人口学家们开始对这一婚姻行为的变革提供大范围的证据。通过这些研究，初次生育与婚姻过程的变化的关系被学界们广泛关注，但是这一婚姻变革的长期影响依旧不为人所知。虽然研究发现自主选择的婚姻会加快初次生育的速度，但是初次生育之后的生育情况却缺少研究，尤其是对生育的中止行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对于理解世界范围通过节育工具导致的生育率下降有很大的帮助。

研究婚姻安排对生育行为的主要阻碍来自于对经验证据的高要求。首先，许多刺激婚姻行为变革的社会与经济变化也同时会影响生育行为。因此，独立研究远离包办婚姻的影响需要对可以同时影响婚姻与生育行为的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仔细的考量。其次，研究者很难独立于结婚年龄研究包办婚姻，因为结婚的年龄也会对生育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事实证据需要同时包含包办婚姻的情况、结婚年龄以及那些会影响婚姻过程的社会经济因素。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这一框架结合了(1)将婚姻行为与随后的生育行为连接到一起的框架以及(2)将社会变化的影响与上述的婚姻与生育行为连接到一起的框架。本研究构建的框架承认婚姻过程中包含多维度的本质与对每一个婚姻维度都具有对于特定相关假设的需要。除此之外，这一框架着重强调社区层面的变化对婚姻过程与生育行为的重要性。最后，这一框架采用了生命历程的视角——这一视角认为生命中早期的境遇会对生命中后期的选择产生影响。

为了检验由这一框架所产生的假设，本研究使用了记录了本地的社会经济变化、父母家庭背景、个人非家庭经历、婚姻经历以及夫妻双方的节育工具使用情况的来自尼泊尔的数据。利用生活史日历(life history calendar)这一测量方式，本研究获取了来自2022名结过婚的妇女的婚前、婚姻以及节育经历，这些经历与社区的信息与家庭背景也进行了匹配。这些信息为研究婚姻过程对节育行为的总体影响以及家庭包办婚姻的长期独立影响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机会。

尼泊尔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非常理想的地方，由于文化的影响与节育手段的限制，直到最近生育限制都并不是很多人的选择。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和亲属在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包办的。然而，最近的社会经济变化推动了节育工具的使用与初婚年龄的增长，以及个人在伴侣选择过程中的参与度。因此，尼泊尔为检验婚姻过程中的多个维度与节育行为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机会。

理论框架

作为社会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生育率的变化一直以来获得了学界非常多的关注。学者们发现了很多个人层面上会影响生育的因素，比如教育、工作、媒体接触情况、宗教以及个人家庭观。最后，生育行为也会被不同纬度的社会背景所影响，比如非家庭服务、教育扩张、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计划生育项目。这些研究为理解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提供了非常多的角度，并且产出了很多解释从高生育率、不使用节育工具到低生育率、广泛使用节育工具的理论。

推进婚姻过程变革的因素

现有研究确认了个人所在的社区环境与非家庭经历的变化对家庭过程的影响的重要性，这些过程包括包办婚姻、结婚年龄以及夫妻关系。而理论也表明，包括婚姻过程在内的家庭层面的变化是推动世界范围的生育行为变化的重要途径。然而，婚姻过程对生育行为的结果的影响并不是独立于整个社区、家庭以及个人层面的因素而存在的。

现有文献中的很大一部分记录了背景层面的因素对婚姻极其相关行为的影响。以亚洲为背景的研究显示，新的社区服务设施会对婚姻时间与婚姻关系有明显的影响。在以农耕为主导的社会中，大多数的社会经济活动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对于本地社区中新的非家庭的服务设施的接触可以激发新的婚姻期待与行为。与非婚姻组织的接近（比如学校、工作、卫生设施与交通设施）都可以鼓励自主配偶选择、更晚的婚龄以及夫妻间更强的情感羁绊。

生命历程早期的非家庭行为也会影响婚姻行为。Caldwell(1982)与Thornton(2005)认为，现今在西方社会之外的学校教育与大众媒体都在以西方社会为模型引导其他地区的文化与价值观。这一现象在南亚地区可能尤其适用：南亚地区的教学材料经常会包括英国家庭生活与个人选择的例子。这些材料可能会极少包含对包含婚姻的正面态度，而是更多地展现对相对晚婚与夫妻间的亲密关系的正面态度。在像南亚这样的包办婚姻社会中，年轻人中的非家庭经历可能会让年轻人更容易与他们的父母保持独立。因此，新的非家庭经历、对于南亚传统观念不同的新婚姻观的接触以及从新的与父母保持的独立状态，这三个因素都让人们驶向更少的包办婚姻、更晚的结婚年龄以及夫妻间更强的亲密关系。在下文中，笔者会讨论连接这些婚姻经历与节育行为的机制。

影响节育行为的婚姻过程

婚姻过程中的许多维度都会影响关键的生育行为，比如节育。或许婚姻经历与节育行为间最强并且最明显的连接就是结婚时间了（比如初婚年龄）。在尼泊尔，婚姻研究人们获得性经历的主要途径。因此，更晚的结婚年龄会对生育行为有直接的影响。婚姻的持续时间也会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尽管更晚的结婚年龄与更短的婚姻持续时间会通过减少性经历的途径来降低生育的几率，这些因素同时也可能会影响节育工具的使用从而限制生育率。最近关于婚姻行为的研究显示，结婚年龄的推迟会影响生育的动机与行为，包括更多地使用节育工具以达到避免怀孕的目的。根据这些证据，本研究认为，当家庭规模达到预期之后，更晚结婚的人会更可能使用节育工具。而不论家庭规模的目标有多高，持续更长的婚姻都会带来更多接触到生育的风险，因此本研究认为更长的婚姻持续时间会更加节育行为的概率。

第三个可能影响节育行为的婚姻过程的维度的包办婚姻。家庭与人口转型理论提出，从包办婚姻到自主选择的婚姻会带来家庭动态与生育行为上的关键变化。而这些变化在生育行为上的影响对于生育的开始与终结也各不相同。Rindfuss and Morgan有关四个亚洲国家的研究表明，从包办婚姻到自主选择婚姻的变化会剧烈地增加婚姻初期的性生活频率，从而导致更高的生育率；其他研究也在尼泊尔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另一方面，由爱情主导的婚姻或是在结婚前包括恋爱阶段的包办婚姻会带来更高等级的夫妻交流与沟通。这一变化可能会让夫妻更有效地达到二人的生育目标以及获得并使用节育工具。由于尼泊尔地区对小家庭这一新偏好，本研究认为个人参与伴侣选择会增加以终止生育行为为目的的节育工具使用。

第四个重要的维度是婚姻同居。与在婚前发生的同居现象不同，在像尼泊尔这样的结婚年龄较早的社会中，同居经常发生在结婚之后。尤其在较年轻的婚姻中，延迟同居可能会推迟接触到性生活与怀孕的风险，而没有住在一起的夫妻也几乎没有必要采取节育手段。因此，本研究认为夫妻同居会增加节育工具的使用几率。

第五个婚姻过程的关键维度是生育。在大多数社会中，婚姻与生育是紧密连接的，而不管目标家庭规模有多大，在子女数量增多时，限制生育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之前的研究发现，在南亚的农村地区，以出生的子女数量与终止生育的意愿强烈相关。因此，本研究认为节育工具的使用率会随着子女的数量增多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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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数据与测量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1996年的奇特旺谷家庭调查(Chitwan Valley Family Study，CVFS)。CVFS数据采用系统随机抽样方式，选择了西奇特旺地区的171个社区，每个社区内包含5到15个家庭。在社区被选择后，所有住在该社区内的15-59岁的居民都被采访。总样本量为5271人，应答率为97%。本研究的分析样本为总体样本中的2022名在1996年15-59岁、有过结婚经历并且没有在结婚前完全节育的妇女。

本研究的关键变量包括节育工具的使用、婚姻经历与非家庭经历。节育手段包括注射性药物、IUD、依伴侬、男性绝育与女性绝育。婚姻经历包括包办婚姻的情况、结婚年龄、婚姻持续时间、婚后同居情况与生育情况。非家庭经历包括：教育经历、工作经历与媒体接触。其他变量包括童年所在社区情况、家长背景、出生队列与种族。

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基本模型包括婚前的变量与婚姻持续时间。随后，笔者在控制婚前变量的情况下测算了婚姻过程(包办婚姻与结婚时间)的总效用。最后，模型中介入了两个婚后经历的变量：是否同居与已出生子女数量。

本研究采用了事件史中的离散时间方法来模拟采用节育方法的几率。为了测量离散时间模型，本研究采用了logistic回归：

在本模型中，p是每年使用节育工具的概率，p/(1-p)是使用任何节育工具的几率，a是常数，βk指解释变量的系数，Xk指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向量。

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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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格2中的模型1到模型4中，笔者呈现了有关包办婚姻与结婚时间对节育工具使用的影响的效果。表中呈现的系数1.00代表没有效果，大于1.00的表示有正效果，小于1.00的表示有负效果。

表格2模型2测算了包办婚姻与结婚时间对节育手段使用的效果。结果表明，参与伴侣选择与初婚时间都对永久节育率有很强并且统计显著的作用。

笔者用两个步骤对婚后同居与生育情况的作用进行测算。在测定最终模型之前，笔者在不包括自主伴侣选择与结婚时间变量的情况下测算了这一效用：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随时间改变的变量——婚后同居情况与生育情况（见表格2模型3）。结果表明，婚后同居与子女数量都对增加节育工具使用几率有很强并且统计显著的作用。

在表格2模型4中，笔者展现了包含婚前变量的最终模型的结果。结果表明，两个婚前相关变量的效果都因为婚后同居与生育这两个间接影响因素的引入而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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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结论

全球范围内的包办婚姻的减弱可能确实会对增加用节育来限制生育这一方式有显著的独立作用，起码在尼泊尔是这样。虽然人口学界对这一婚姻变革对初婚时间的影响进行了非常多的研究，包办婚姻现象对节育工具使用的效果却一直不为人知。基于对南亚家庭进行的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表现了自主婚姻对节育工具使用的影响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