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quiet day，34年前的今天，顾维钧写下这句话后仙逝_风闻

撰文 | 葛惟昆（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

34年前的今天（1985年11月14日），一代风采卓然、叱咤风云的外交家顾维钧在平静中辞世。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的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

34年前，一位生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一生轰轰烈烈的伟大人物，安静地离开人世。“A quiet day”, 这是名副其实的“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先生在97岁高龄时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字体依然秀丽。写下这句话后一个小时，他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法华塔院里顾维钧陈列室展出的顾维钧最后一天日记手稿 | 葛惟昆摄

顾维钧先生毕生保持记日记的好习惯，也据此撰写了十三卷巨著《顾维钧回忆录》。他的最后一天是安静的。这一天是1985年11月14日，和今年的11月14日一样，也是个星期四。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巨人，于97岁高龄平静安详地离开人世，也是上天对他的眷顾吧。

现今上海嘉定的法华塔夜景 | 于同旭摄

上海嘉定有一处著名的法华塔，每当夜幕降临，塔身有灯光点缀，在夜空中十分醒目。塔院中为纪念这位生于嘉定的伟人，设有“顾维钧展览室”。展室精美完整，对仰慕顾维钧先生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绝好的瞻仰之地。

虽然嘉定现在只是上海市的一个区，却有着比上海市更久远的历史，仅法华塔的历史就超过800年。法华塔在今嘉定镇的中心，又名金沙塔，建于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年），当时这里还叫“练祁市”。十年后，嘉定设县，县城建设就以此塔为中心，因它是全城最高点，在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之中心。塔建成后，至大元年（1308年）重修。此后，明代万历年间，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及民国时期均有不同程度的修缮。1996年1月，我国对法华塔地宫进行清理发掘，先后发现了宋、元、明三代的一批佛像、书籍、古钱、玉器等珍贵文物。1996年，按明代风格对该塔进行了修复。如今，老街已形成以一塔、二河、三街、四桥融为一体的江南水乡佳景。嘉定人杰地灵，“古贤近秀，代不乏人”。据载，仅明清时嘉定就出了3个状元，134个进士，979名举人。到了近现代，嘉定之域更是人才辈出。除顾维钧外，嘉定还出了两位外交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和钱其琛。嘉定博物馆内容丰富，光彩夺目，充分展现出嘉定是人文荟萃、英杰辈出的文化之乡，养育出不少出类拔萃的栋梁之才，顾维钧就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位。

顾维钧出任驻英国公使时的肖像照（1921年）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中国近现代外交家。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评价他是：“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钱钟书敬佩的著名学者温源宁说：“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1912年，顾维钧回国后被委任内阁总统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1919年和1921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1956年-1967年，顾维钧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等职。

顾维钧人生最精彩的一幕，是在一次大战后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为中国山东主权慷慨陈词，并最后拒签对德合约。巴黎和会上列强纵容日本，觊觎中国山东省，企图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攫取山东。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战败后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China cannot miss 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not miss Jerusalem) ”。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痛快淋漓的演说，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但是在强权政治的世界，以理服人的演说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仿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在这个严峻的时刻，顾维钧向中国代表团建议拒签。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近代百年中受尽屈辱的中国第一次在西方列强面前说“不”！ 

当时率领中国代表团的陆征祥无限感慨地说：“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弱国无外交”的痛苦，国人早已醒觉。当年诸葛亮接受托孤时即言：“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呼。”巴黎和会的耻辱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顾维钧的慷慨陈词因而成为名垂青史的壮举。这一年，他只有31岁。在年轻的顾维钧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正爱国主义的精神。这在顾维钧身上是一贯的。在随后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更显现出为民族大义视死如归的气概。他冒着被日本人暗杀的危险、深入切实地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并最终促使国联做出日本侵略中国的结论，成为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的、道义上的胜利。

顾维钧为联合国的成立和促成中国占有一席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五强之一，做出了非凡的贡献。1944年9月，顾维钧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顾维钧采取一些比较务实的方法，在基本接受英美已经讨论的方案的基础上，再提出补充方案，比较好地处理了中国的地位问题。顾维钧的灵活应对保障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而中国提出的三点补充意见后来也都在旧金山会议中写入了《联合国宪章》。1945年4－6月，顾维钧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代表，并代理代表团长。他建议国内各党派组成联合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因此成为代表团一员。由于会议最后要按照国家拼音顺序签署宪章，中国各位代表就优先他国在《联合国宪章》上首先签字。这样，1945年6月26日，顾维钧代表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人，中国也由此正式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1945年12月，顾维钧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

法华塔院里顾维钧陈列室展出的中国代表团签署的“联合国宪章” | 葛惟昆摄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国际地位低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才承认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殊死贡献。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中国国际地位转折的历史节点。顾维钧先生的贡献永昭日月。

顾维钧杰出的外交活动和深厚的法律修养，也为世界所公认。国际法专业出身的他在卸任国民党政府官职以后，于1957年1月，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多次投票，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1964年更当选为副院长，直至1966年才正式告退。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出身和经历，在国共第三次国内战争中，顾维钧由于身居国民政府高位而于1948年12月被人民解放军列为特级战犯之一。这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局面所造成的，却也并没有影响后来人们对他的评价。纵观他的一生，顾维钧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捍卫国家荣誉与权益的民族英雄。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 “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从1912年到1967年的五、六十年间，顾维钧担任过无数的外交职务，驻美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三卷，600万字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该回忆录后来成为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的重要研究资料。

晚年顾维钧

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的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坚毅果敢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时抱定的目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位爱国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国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

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本人也十分佩服顾维钧先生的外交才华和为人。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曾拜见顾维钧并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美国纽约逝世。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

越到晚年，顾维钧越思念故国家园。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别想吃家乡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罗汉菜。只要有上海来客，他都要问去过嘉定否。1983年，他的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97岁那年，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地图，图中央是家乡高耸的古塔，下面写“孔庙”两字，又画东西大街，西端写“西门”两字，那就是他美丽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他说着，画着，思绪如潮，不能自已。当前嘉定博物馆中，保存着顾维钧于1984年亲笔书赠的杜甫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他退休后，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中国口述历史计划” 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已成为历史学家的案头必备。

嘉定博物馆展出的顾维钧雕像和书赠

顾维钧97岁时画的嘉定县城地图

一纸“ a quiet day”，引起我们的无限思绪。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维钧先生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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