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5年的中国生活，用40年来怀念......_风闻

来源：微信公号“ 北京外语广播”

**如果有人把青春成长中最重要的五年时光留在了一个地方，此后四十年再未踏足，而这块土地又是沧海桑田、以翻天覆地的发展和变革时时吸引着世界的关注，他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呢？**单说一个“深深思念”怕是难以概括，那些近半世纪前的黑白光影、冷温时刻如一杯浓缩咖啡，酸味、苦味、甜味，还有许多说不明的回味，一并放在了心里。

67岁的巴士金.法拉第先生就是如此。2019年10月，当北京媒体同仁来到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市参加中东欧首都市长论坛时，在接机口等待我们的是一位身材适中、风度儒雅的白发老先生，他的年纪、气质和我们印象里的“地陪”完全不搭，老先生似乎看出了我们眼神里的奇怪，马上用流利的汉语说：“我是临时被安排过来接待你们的，我是一位机械工程师”。我们一夸他中文说得好，老先生高兴得立刻打开了话匣子。

巴士金.法拉第先生拿着他在****中国学习时的照片

7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是中国在欧洲的好兄弟、“社会主义在欧洲的一盏明灯”。人们喜欢夸漂亮的小女孩“像个阿尔巴尼亚姑娘”，小学生被告知“一个馒头要留一半给阿尔巴尼亚兄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2年的最后一天，19岁的法拉第和另外7名阿尔巴尼亚同学一起抵达了北京，大家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进行一年的汉语学习。

北京在法拉第心里的第一印象是冷。法拉第领到了自己的绿色军大衣，这衣服又厚又沉，扛在肩膀上让他心里也沉甸甸的，学校发给他们整套的生活用品，这时他才惊讶的发现，这些年给予阿尔巴尼亚许多物资援助的中国，大学宿舍床居然还铺着草垫子。当我们好奇地问到“当年去中国留学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吗？”法拉第先生有些沉默了，想了想说：“珍贵的机会，不过要面对很多困难。”是的，一封家书几乎要走一个月、来到中国的第一年尾声时，他们得以和家人通了一个限时三分钟的国际长途，母亲一听见他的声音就呜呜哭了起来，父亲刚问了两句话时间已到，三年才集体回家探亲一个月……与这些思念之苦相比，别的都不值一提了。

巴士金.法拉第先生和老师、同学们穿着军大衣在天安门广场上合影

不过，更多的时候法拉第是非常快乐的，中国是如此不同，每一天都有新鲜事让他学习、让他感悟。初到北京，他的汉语是零基础，靠俄语与人沟通，青年时代的法拉第可没有今天的话匣子，课堂上更是害羞得难以开口。他还记得一位女老师，三十多岁，特意找到他，说：“巴士金，你明白的中文比你说的话要多得多，多和我对话吧。”一句鼓励给了他莫大的勇气，一年后，他前往天津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假期中回到语言学院时，他悄悄躲在了这位老师上课的门外，老师一出门，发现了他，两人开心地跳了起来，老师甚至亲昵地扯了法拉第的耳朵，这在那时的中国，已经是最大程度的情感流露。快五十年过去了，今天讲起这些往事，法拉第先生还会脸红、还会一边说一边拉拉自己的耳朵、还会笑着沉思一会儿，好像又回到了语言学院的那个教室走廊。

地拉那是一个咖啡之城，处处是露天咖啡座

​我们在地拉那采访的日程仅有三天，白天基本都在市中心的会展区度过，见面不过两个小时，法拉第先生的健谈热情就让我们对他的称呼改为了“巴先生”，年轻记者还叫他“巴爷爷”，他都开心地一一收下。地拉那是一个咖啡之城，处处是露天咖啡座，到处洋溢着espresso（意式蒸馏咖啡）的香气，小小一杯80列克，不过人民币5块上下，很多人一天要喝上四五次。巴先生更是大大超越了“陪同”的职能，他就像是接待远道而来的亲戚，时常惋惜地说，“你们应该去看看真正的地拉那”、“你们别只在宾馆待着”、“我一定要请你们喝咖啡”等等。一天，下午空闲下来，巴先生果然招呼我们坐进了一间咖啡馆，结账时，他坚持说，“我们是朋友的，朋友如果去了北京，你们也会请我喝咖啡的。不要争了，这样有意思吗？没意思的”。

巴士金.法拉第先生****和太太

“有意思吗？没意思”。这是巴老的中文口头禅。一旦我们表示客气时，他就会这样说。第一天结束工作后，他走远路带我们步行穿越城市中心公园回到宾馆，让我们感受地拉那的绿色和休闲生活，九点多才告辞回家。第二天晚上，他更是要带我们去公园咖啡馆，晚上散步后和太太在这里来一杯咖啡，是他和太太最惬意的时光。果然，当我们走进这里时，一位金发美女正在恭候我们，这就是“艾丝美拉达”——巴太太。第三天晚上，巴太太下班后又赶来和我们一起晚餐，二位开始一个个问起我们在北京的家庭、工作、有没有小孩、家人是做什么工作等等。当巴太太拿出手机里保存的在德国工作的小儿子和女友的照片时，大家惊呼，“女孩是个亚洲面孔呀？！”巴先生笑了，这是个蒙古女孩儿，儿子从小感受着父亲心中对中国的怀念，冥冥之中他寻找着和中国、和东方有关的情感。不过，巴太太一再说，没有教会儿子中文实在是一个错误，太遗憾太遗憾！

是的，巴先生心中也是怀着深深的遗憾。1978年从中国学成回来后，两国关系跌至冰点，巴先生五年耳濡目染积淀的中文找不到用武之地，他进入机械公司做了工程师，从1978年到1990年，他几乎没有开口说一句中文的机会。直到1991年，地拉那居然来了中国人开的商店，巴先生开心地走进去和老板说起了久违的中文，老板浓郁的方言口音让他差点崩溃，以为自己“中文武功”废弃殆尽。从那以后，巴先生开始恶补中文，电影、杂志书籍有什么看什么，地拉那的中国人渐渐多了起来，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经贸来往日益频繁，又开始有年轻人去中国留学了，地拉那来了中国游客，巴先生的中文功夫又派上了用武之地。去年，他终于有机会访问中国广州，他给太太买了美丽的大衣、靴子和珍珠项链，那些曾经只有军大衣的日子已经走进历史，他知道自己要和记忆里的中国说再见了。

不过，六十岁以后的巴先生也再次与青年时的自己相遇了，他越来越多有机会享受地说着他深爱的语言、开心地听大家介绍他曾熟悉的北京学院路有了多大的变化。我们好奇，既然如此想念，为什么不去一见？ 他说“还是让老天来安排吧”，内心的思念往往抵不过命运的安排，他把美好的19岁至23岁留在了中国，中国给他的好也太多太多，当年扯耳朵的那位女老师的名字其实他都想不起来了，但那份鼓励、那相逢时真心的惊喜还能生出阵阵暖意，令他回味不已。而今，他把这份温暖又传递到我们这几位北京人心中，就如他常说的，“说起中国，我的心就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