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不争气，要怪这群“贱人”?_风闻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晚清落后挨打的历史，即使一百多年后再读，依然可以读出深深无助。

自从1840年开始，就是隔些年就被列强轮流打，然后是一张张不平等条约，土地白银割肉一般往外送。那就不能争口气？洋务运动也曾红红火火，洋枪洋炮北洋水师，看上去也威风无比，可就是战斗打响就现眼，常见稀里哗啦。管他仁人志士们如何呕心沥血，就是一怂到底，直到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响里，彻底“怂”没命。

为什么会这样怂到底？

对这个虐心话题，曾亲历洋务运动，为了大清国家尊严，在异国累死累活打拼的清末外交家郭嵩焘，却发出过“雷人”评价：大清闹到这熊样，就怪有一种“贱人”太多。

什么样的“贱人”威力这么大？听听郭嵩焘原话：“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大清）则与胥吏共天下”。在他看来，大清被搞得这么坏，就怪这群“贱人”——“共天下”的胥吏们。

一：空前膨胀的大清胥吏

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上，“胥吏”是个历史悠久的角色：历代的衙门都要有官，但只靠官，哪里能办得成所有事？所以也要有“吏”。特别是办理文书等公务的小吏，就是《辞海》里定义的“胥吏”。这些人没品没级，平日在衙门里跑腿办事，放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眼里，地位也是“贱”得很，不但官场上上不了台面，有时惹恼了官员，说杀就能杀。

比如著名的“水滴石穿”成语，就来自宋代官员张乖崖惩治不法小吏，为一文钱砍小吏头的事。放在明初朱元璋疯狂反贪的年代里，只要“胥吏”们有不法行为，老百姓可以头顶一部《大诰》，敲锣打鼓把不法胥吏捆了送京城治罪，乍一看去，相当的没地位。

但就是这些看上去没地位的“贱人”，历代的能量都不小：毕竟长期浸泡在官场，衙门里根子扎得牢，又没有仕途上升通道，当然就专注于蝇营狗苟。特别是那些熟悉条文与官场规则的老吏们，更常见覆雨翻云捞好处，连主管官员都无可奈何。

比如在明末，胥吏出身的汪文言，就曾玩转大明官场，智商手腕碾压一众“精英”。明末遗老顾炎武总结明朝亡国教训时，更把胥吏腐败作为致命一条：“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

不过，痛心明朝灭亡的顾炎武，还是被时代限制了想象：取代明朝的大清王朝，在“胥吏腐败”这条上，简直是青出于蓝。甚至不夸张说，汉唐宋元明几大王朝的胥吏们，那些吃拿卡要的精明伎俩，放在大清胥吏面前，几乎成了小儿科。

清朝的胥吏有多牛？首先得看看数量：由于大清高度集权，各级衙门的大小事务，都讲究以“例”治国，也就是各类政务都要参照“前例”。所以丁点大的小事，办起来都要翻遍各类卷宗，案牍工作量十分艰巨，对“胥吏”的需求也就旺盛。外加大清八股取士，科举考出来的官员，除了考试在行，实际工作常见抓瞎，更离不了胥吏搭把手。所以虽说大清对胥吏，有严格编制要求，可开国后没多久，“编制”就成了空文。

以雍正年间反贪强人田文镜的哀叹，他的巡抚衙门，规定的胥吏“编制”是二十人，但用着用着，就膨胀到二百人，这还算是“节俭”的。大清京城各级衙门，理论上只该有胥吏一千一百八十四人，但实际上，京城哪怕一个小衙门，胥吏数量就动辄几百人。地方的各级州县，稍微大点的州县，胥吏也得上千人。发展到晚清光绪年间，大清胥吏的总数，竟追近二百万大关。

如此人多力量大，而且又不领国家工资，当然要瞪红了眼搞钱。外加人数众多，勾搭连环就容易，从此大清越腐败，他们就越有空子钻。早在清朝“康乾盛世”年间，“低贱”的胥吏么，就不停展现出强大能量，闹出不少“奇案”。

比如雍正年间，山阳县过路乡民王大狗，路遇该县唐坤等三名胥吏，竟当场就被诬陷为杀人凶手，然后被押在唐坤家拷打六天六夜，咬牙交了六千钱才放出来，回家后就气绝身亡。山阳县知县汪风英得知后，更捏造情节，帮助唐坤们脱罪。彼时重臣田文镜更感叹：大清的知县，十有八九都会被胥吏拉下水，没当几年官，就成了胥吏手里的傀儡。清代吏治最清明的雍正年间，竟都有这类“神操作”。

而从乾隆年间起，这类神操作，更都成了常规操作。乾隆年间就有“官拥虚声”的说法，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红楼梦》里，贾政贾雨村等“官老爷”被胥吏轻松摆布的剧情，就已是当时写照。乾隆时代南征北战，给大清攒足“十大武功”的福康安，竟都被户部书吏勒索万两白银。饶是福康安暴跳如雷，连呼“汝敢索我贿焉”，可小书吏不慌不忙，一顿巧舌如簧，竟说得福康安汗流浃背，乖乖掏钱了事。

如此“胥吏遮天”的雷场景，大清的吏治还能好？

二：把晚清往沟里带

待到鸦片战争轰开中国国门，晚清王朝坠入落后挨打的节奏里，折腾了二百年的胥吏们，也是瞅准了新商机，蝇营狗苟的花样，更是五花八门。

就以此中“老手”，京城衙门里的胥吏们来说，清末持续不断的战乱，居然都成了他们的提款机。如太平天国战争和捻军战争，前方的将士们流血拼命，后方的“报账”更成了学问，战场上花出去的钱，抚恤将士的钱，购买军备粮草的草，样样都是户部的胥吏们过手。人家只要使个坏，一笔钱三五年批不下来，前线将士饿到皮包骨头都白搭。

所以从太平天国战争起，晚清的各位“名流”们，也都摸到了门道，每次只要“报账”，都要先和户部胥吏们谈好价钱，堂堂封疆大吏，都要乖乖弯下腰送好处，否则卡你脖子没商量。其中的窝囊气，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臣”，各个没少受。

而且千万别以为，这种操作只是战争年代独有。放在和平年间，朝廷修个堤坝赈个灾，只要花公款，户部的胥吏们，都要雁过拔毛。比如1886年，清政府治理山东黄河水利工程，拨款100万两，仅户部胥吏史恩涛一人，就拿走了一万两，其他上千户部胥吏拿走多少？审来审去都是糊涂账。户部的胥吏，当时就是出名的“肥工作”，其富庶程度，号称“可埒王侯”。

当然，这其中的财，可不止是户部一家发。比如吏部的胥吏，就连每年各级衙门的补官选官，都操纵在手。一个官位该谁当？胥吏们直接和候补官员谈价钱，谁出钱最多就给谁。一番上下操作，基本能乖乖如愿。兵部的胥吏们，也发着类似的财，相关武官的选定，武将成绩的考核，说是官员说了算，基本就是胥吏勾搭连环。

所以，说起晚清历史上，诸如“洋务运动”等轰轰烈烈的事业，很多评价有争议，没争议的却一条：形形色色的小胥吏们，真是从中发足了财。

京城的官员有油水，地方上的胥吏更不差。曾历任封疆的曾国藩，就对各地胥吏的“发财”妙招刻骨铭心：一件案子发生后，交接经办的各种手续，各级胥吏们都从中作梗，只要你给够钱，再重要的证物说丢就丢，重要的证人说改口就改口。官司打的越久，各级胥吏越逮着原告被告玩命敲诈，不弄“苦主”个倾家荡产绝不罢休。

打个官司如此，不打官司呢？1883年，御史谭承祖更愤怒揭露了民间胥吏的恶行：最起码的征税，胥吏们都会肆意操纵，乡民们交上的税赋，往往是国家赋税的数倍。多出的部分，除了官员拿一份，其他都被胥吏们瓜分。稍微有点钱的乡民，更往往被胥吏们当“猎物”，往往都是连哄带吓，威逼他们多出钱，直到“必得重贿可免”。

这，就是甲午战争前，号称“同光中兴”的晚清年间，大清王朝真实的吏治，正如曾国藩的哀叹：疮痍赤子，其何以堪。这样的大清，就算造出最先进的装备，组建世界第一的舰队，又如何能挡得住烂透的瓤子，逃得过灭亡的厄运？

郭嵩焘“胥吏共天下”的调侃，分明勾勒了一幅历史画卷，写照了庞大的大清王朝，被蛀空的全景。

参考资料：马平安《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 熊月之《略论晚清改造胥吏的思想》 、薛恒《清代对胥吏的管理及其失控的原因》、 刘敏《清代胥吏与官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