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村庄记忆里的淮海战役：解放军和国军的区别_风闻

编者按：最近在整理历史文档，无意间又看到了这篇文章。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可能也是因为前两天参加了一位朋友的饭局。席间一位所谓的“国粉”，酒过三巡之后的一番大谈特谈当年国民军队，让我想起了自己爷爷老家的隔壁邻居。老人90多岁了，在他的记忆力：那几年，国民党军队不打仗的时候没什么，一般般，等解放军打来的时候就到处抢东西，拉人。但是解放军来了后见没有国民党，第二天就走了，没有这些糟心的事……

一个皖北村庄的战争记忆

淮海战役是继辽沈战役之后，国共双方军队在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自临城（现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内，所进行的一次战略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国民党方面，称此次战役为“徐蚌会战”。此次战役，中共方面以伤亡13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队55.5万人，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在此次战役中损失惨重。此次战役，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地位。

1948年11月6日之前的淮海战役形势图

六十年前的淮海战役，是20世纪中国宏大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一环。这次战役的结局让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意识到，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的历史即将结束，并随后启动了他的撤退台湾计划。1949年1月15日，蒋介石致电台湾省主席陈诚，指示：“今后复兴根据地，不宜只以台湾一岛自囿。对于中央军政机关迁移，应妥拟整个计划，分别制定指挥人员，以免各自为政，而乱步伐。”（《陈诚先生书信集》，台北“国史馆”，2006年，下册，第724-725页）然而，好奇的人们不禁要问，淮海战役对那些生活在淮北战区的居民到底造成了何种影响？或者说，当地居民又是如何看待这场发生在他们周遭的战役？

潘蕴珠先生的遗言

淮海战役改变了国共双方的政治命运，同时也给生活在这个战场周边的淮北居民造成了一个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淮北地区许多家庭的成员也开始了他们长达40年的生死离别。由于这次战争，许多淮北家庭的子女（学生或是国军）跟随国民党的部队，一路南下，渡过大江大海，最后流亡到台湾定居下来。一直到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他们才得以再团聚。

当年，有不少逃亡到台湾的淮北青年，在离开家乡时已经结婚。因走的匆忙，他们并没有带走妻子。结果，他们留在大陆的妻子独守空房，许多人终身未再嫁。40年后，夫妇重聚时，当年的新婚少妇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者。那情景，真是叫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在当年众多的逃亡者中，就有一位阜阳师范学校的学生潘蕴珠（1928-2010）。潘蕴珠先生在临终时，对他的儿子潘光哲（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说：请把我的部分骨灰安葬到安徽省利辛县！潘光哲曾对笔者说，其先严之所以留下这个“尸分两地的遗言”，就是让他们年轻的一辈不能忘记皖北利辛县的故土，不能忘记那里的父老乡亲。潘蕴珠先生“魂归故里”的遗言，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望大陆》诗词一样，都表达了60多年前那场战争所带给人们的长久创伤。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先生创作了著名爱国诗作《望大陆》，其中有云：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马老庄的战争记忆

1948年11月19日，上海《申报》头版刊登了从安徽蚌埠发来的11月18日电报，电文写道：“皖北大军云集，国军由豫南东进之黄维兵团，十七日由阜阳进抵蒙城。又李延年坐镇此间，亦积极编组强大兵团，浦口尚有大军待运北来。”当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市民阅读到这一天的报纸时，对时局敏感的人士当能立即感觉到一场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战争即将在皖北大地上爆发！这次战争就是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然而，上海《申报》针对黄维兵团东进的报道，不过是片言只语。至于黄维兵团东进的详情，外界无从知晓。能够近距离观察黄维兵团行军情况的，除了黄维兵团的人马，当然就是黄兵团沿途所经过的村镇居民了。

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

1948年11月8日，黄维兵团，也即国军第十二兵团，奉命“不得以任何借口延迟行动”，当日从河南驻马店地区出发，遵照既定路线，沿途经过河南的正阳、新蔡，以及安徽的阜阳、蒙城、宿县，向徐州东进，其目的是解救被围困的黄伯韬兵团。11月14日，黄维兵团先头部队抵达皖北重镇——阜阳。从阜阳到蒙城不过90公里左右，但是黄维兵团12万人马却花费了三天时间，才全部抵达蒙城。阜阳与蒙城之间有一条破旧的公路，简称“阜蒙路”，这条路主要供黄维兵团的重武器部队、汽车营、大量胶轮大车行军使用；其余轻武器部队只能在阜蒙路两侧的乡村小路上蜿蜒东进。在阜蒙线上有一个要塞，今天名为利辛县马店镇（利辛县1965年建县，此地当时叫阜阳县马店集），此地西距阜阳大约35公里，东距蒙城大约50公里。在马店镇的东面不远处流淌着有一条从西北到东南走向的大河——西淝河。这条河是淮河的重要支流，蜿蜒曲折，每年11月的季节，河畔布满一二丈高的白花花的芦苇，此时正好成为中共军队阻击黄维兵团东进蒙城的天然障碍。

王近山的中野六纵急行军，在阜蒙公路上牵制黄维兵团

在马店集的南面有一个村庄叫马老庄，也是黄维兵团行军的必经之地。黄维兵团的此次行军给马老庄的村民造成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记忆。马老庄是皖北平原上一个很普通的村庄。如果说该村有什么特色，那就是方圆左右没有比它更贫穷的村子了。过去，此地的人们衡量一个村庄是否富有，就看村里有多少个地主，而马老庄竟然连一个地主都没有！皖北的村庄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聚族而居，通常一个村庄一个姓氏。比如，马老庄周围就有不少单姓村庄，如李庄、高庄、王庄、叶寨等等。这些村庄之间，相互通婚，通过婚姻关系，分散的村庄得以缔结起来，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婚姻关系网。那些平常回娘家和走亲戚的人们，就是皖北平原村庄之间的信差：每个村庄的大事小情，通过他们的口耳相传，传播到千家万户。正是在这样一个传统的乡村共同体，民国时期的战争记忆得以保存下来，并延续至今。

中野二纵和六纵从浮桥上渡过阜阳的颍河

此地属于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对马老庄当时的村民而言，在1948年的黄维兵团来临之前，他们已经领教过国民党军队的“厉害”了。那是在1944年春，侵华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为打通平汉线而进攻皖北重镇阜阳。为抵抗来犯日军，国民政府调陆军骑兵第八师驻守马店集，该师分散驻扎在马店集下面各个村庄。其中，骑兵第八师某部就驻守在马老庄。骑兵第八师都是来自西北青海省马步芳的回族子弟兵，师长马步康是马步芳的堂兄，政治部主任是卢广伟。上至骑兵第八师的师长马步康，下到普通士兵，大都姓马。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这支骑兵师就离开青海老家，开赴中国东部的抗日战场。一直到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这支骑兵部队都没有返回青海老家。骑兵第八师师长马步康之所以将他的师部安置在马店集，或许就是因为这个马店集也有一个“马”字，让他倍感亲切，有回家的感觉吧。

笔者父亲马西荣（1937-2014）

在第八师驻守本村时，家父适值7岁，正是刚记事的年龄。“马的队伍的军纪非常严格，他们的马凶得很，还咬人。”父亲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起过。在马老庄村民的记忆中，骑兵第八师有三件事让他们难以忘记。第一件事情是，骑八师的一位副官马明堂，由于请假回家探亲回来迟了，竟被按倒在村口，被军用皮带抽打得鬼哭狼嚎；第二件事情是，骑八师的一名士兵爱上了马老庄的一位有夫之妇后，他竟然背着这位小脚妇人连夜逃出驻地，返回了青海老家。而这位妇人的儿子，与笔者的父亲恰好是同龄的玩伴。据笔者的父亲说，某一天他在村口看见他泪眼汪汪地哭泣着，父亲就问他，因何而哭？他说：我的娘亲和马的士兵跑了，我没有娘亲了！如果说前两件还是骑兵第八师的军纪苛刻以及驻地士兵情感的饥渴，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生死存亡的战争记忆了。骑兵第八师政治部主任卢广伟（1903-1944），在1944年春率部前往颍上抵抗日军。据村民说，1944年春的某日，当卢广伟行至马店镇以东的西淝河畔一小泥沟时，他的帽子被风吹掉了，此事虽让卢广伟预感不妙，但他还是毅然上了前线。结果，卢广伟在颍上被日军的飞弹击中身亡。其后，卢广伟以及骑兵第八师抗战殉国的士兵都被埋葬在马老庄西北部的一个国军烈士陵园里。这个烈士陵园成为当地村民的一个战争记忆，而卢广伟主任的帽子在西淝河畔的小泥沟被风吹掉在地的故事，也在当地流传下来。骑兵第八师虽是国军的杂牌部队，但其在抗日战场上确是英勇无比，令人心生敬仰的。而四年之后的1948年，当庞大无比的黄维兵团途经马老庄时，却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一番不一样的历史记忆。

余自幼时起，就听马老庄的祖辈们讲述黄维兵团1948年11月17日开始途经本村的故事。据言，当年黄维兵团的人马从本村过了三天三夜，才完成。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部队，其中的第十八军是陈诚一手培养起来的，全部美械装备，号称蒋军的“五大主力”之一。即使这样的部队，其军纪依然很败坏。国民党军队所过之处，不仅骚扰百姓，还抓壮丁。故而，当黄维兵团来到时，村里的青壮年都躲起来，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小孩。不幸的是，笔者父亲的一个表兄当年只有十八岁，他因不听长辈的劝告，出来观看黄维兵团的行军，竟被白白地抓走做了壮丁。因他年少无知，也不懂得使用武器，到了宿县的淮海战役主战场，就失踪了。事后，笔者父亲的姑父前往战场去寻找他的儿子，只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哪里能寻得到儿子的遗体？结果，他只能徒劳而归。但是，这个故事却成为我们家族的记忆，流传至今，犹未忘也。

笔者的大伯母梁氏（1925-2009）

1948年11月中旬，在黄维兵团途经马老庄的某个夜晚，黄维兵团的几个士兵来到笔者祖上的家中。那晚，留在家中的有笔者的父亲马西荣，时年11岁；还有父亲的大嫂大约22岁，以及笔者的祖母、和曾祖母等。父亲的大嫂梁氏，刚嫁过来没多久，长得很漂亮。据父亲回忆，那晚一个国军用手电筒去照他大嫂的脸。父亲说，他的大嫂很勇敢，竟一下子把那个士兵的手电筒给打翻在地。一旁的父亲，见此情景，因为年少还不懂得害怕，觉得好玩，还呵呵的笑了起来。但是，父亲的祖母很紧张，当时严厉地呵斥父亲，不准笑。多年之后，父亲每次向我们谈到此事时，总不忘记提及这个场景。笔者的爷爷马灯举当时只有41岁，农闲时从事压榨大豆油的副业，排行第二，人称“二油匠”。黄维兵团经过我们村时，需要征集人力去帮助挑送军事物质。最初，他们找到另外一位村民，但这位村民很滑头，对黄维兵团的人说：我们村有一位榨油匠，是一位挑担子的好手，你们应该找他去。就这样，我的祖父马灯举被迫成为黄维兵团的挑担夫。不过，祖父随军到了马老庄以东几公里外的西淝河邵渡口，就被放了回来。以上就是1948年11月中旬，黄维兵团在从阜阳到蒙城的行军途中，所经马老庄的所作所为。虽然只是一次短暂的行军，但是国民党军队对沿途百姓的骚扰，诸如抓壮丁、征劳役、调戏妇女等事，都发生笔者祖上所在的村落。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却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朴实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令沿途百姓怨声载道，使其失去民心，缺乏巩固的战争后援。这应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由。

中原野战军一纵某部在西淝河阻击黄维兵团

在黄维兵团抵达此地之前，中共方面的豫皖苏军区副司令员张国华属下的第20旅（后属于杨勇的一纵）独立12团，当时正在马店子西淝河一线担任阻击任务。如果拿中原野战军一纵20旅的军纪与黄维兵团的军纪相比，其优劣好坏，真是天壤之别。据村里老辈人说，共产党的士兵对人很有礼貌，见到年长者就喊“老大爷、老大娘”，甚至还帮人挑水砍柴。在马店集被解放之前，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土匪头子马子达（原名马鸿鸣）来统治本地。在村民的记忆中，马子达是一个杀人魔王。不过，他也遵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对于马店集辖区的居民，他不杀害。但是，对于马店集以外的“共产党嫌疑分子”，马子达则是格杀勿论。当地曾有一首民谣，这样描述马子达的惨绝人寰，民谣说：“提起马子达，头皮都发麻。一窑埋十七，一窑埋十八。”不过，在淮海战役爆发前夕，当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中原野战军来到此地时，马子达的土匪队伍闻风之后，作鸟兽散。马子达本人被中野的部队抓捕后，也就地正法了。

淮海战役中总前委：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与谭震林，拍摄地点是安徽萧县蔡洼杨家台子

​当然，皖北当地村民对国共双方军队军纪的比较，只是一个外在现象。至于黄维兵团的东进行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淮海战役的命运转折，国共双方的高层到底是如何应对的，普通百姓自然不能知道。但是，皖北老百姓关于黄维兵团的战争记忆片段，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淮海战役的微观视角。

通过上述淮海战地附近皖北村民的视角，今人可以感受到国共双方迥然不同的军事纪律、军队形象等政治因素。在这场决定国共生死命运的淮海战役中，战场人心的向背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948年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了殷海光撰写的社论，其标题就是《赶快拯救人心》。社论中写道：“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际，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社论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看不到“希望”。这种绝望情绪正是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内心的写照，蒋介石在11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近日以政治、经济、军事与社会皆动摇……不能不令人痛愤，于是心神常感愧恍惚。”（《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2日）两军对垒，勇者胜。试问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的心神整日恍惚不定，他还怎能运筹帷幄之中，遥控指挥几百公里之外的淮海战役呢？

1948年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西柏坡指挥淮海战役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淮海战役》，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淮海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

淮海战役纪念馆编：《淮海战役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笔者：马建标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