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鹅绒爹爹”到“拿铁奶爸”：瑞典育儿福利提升生育率的成功经验_风闻

文：胡玉坤

一、问题的提出 

　　 瑞典是发达国家中男女就业率较高、出生率也较高的一个范例。这一切应归功于其政府持之以恒促进性别平等的各种干预努力。其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当代瑞典在推进父母育儿假（parental leave）和父亲陪产假（paternity leave）方面创新性的先行之举。瑞典是世界上第一对父亲休育儿假进行立法的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瑞典政府率先通过立法用父母享有的有酬育儿假取代了母亲独休的产假。45年前通过的这个立法允许双亲分享180天假期。尽管这是一个性別中立的家庭政策，它在当时可谓一个开先河的前卫之举。甫一推出，整个国家一时间沸沸扬扬，申请休假的少数父亲旋即被坊间讽刺为“天鹅绒爹爹”（Velvet Dads）[1]。40多年后的今天，瑞典父亲合法享有三个月专属的带薪陪产假，在公共场合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护婴幼儿的“拿铁奶爸”（Latte Pappa）[2]已随处可见。　　 

　　 在瑞典推进男女平等休假的探索之旅中，政策立法保障与新闻舆论导向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齐头并进，相辅相成，逐渐凝聚起从决策者到普通民众的各方共识。目前执掌政权的瑞典政府自诩为一个女权主义政府，促进各个领域的性别平等成为其施政方针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足见男女平等意识在瑞典社会已深入人心，而性别平等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又与其精致的制度设计密不可分。　 

　　 须知，中国政府签署的一些人权公约，都十分重视男子和男孩平等承担儿童照料和家务劳动的责任。譬如，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其序言中就明确承认：“念及妇女对家庭的福利和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至今没有充分受到公认，又念及母性的社会意义以及父母在家庭中和在养育子女方面所负任务的社会意义，并理解到妇女不应因生育的任务而受到歧视，因为养育子女是男女和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儿童权利公约》第18条也载明：“缔约国应尽其最大努力，确保父母双方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共同责任的原则得到确认。父母、或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法定监护人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首要责任。儿童的最大利益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　　 

　　 男性参与育儿和家务的责任也被列入了越来越多国际政策议程。例如，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就明确指出，“妇女在家庭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应当予以加强……应当承认怀孕、生养及父母在家庭中的作用和培育子女的作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养育子女需要父母、男女和整个社会分担责任。妇女的怀孕、生养、抚养子女以及妇女在生育方面的作用不能成为歧视的理由，也不能成为限制她们充分参与社会的因素。”　　 

　　 陪产假事关男女平等，而性别不平等背后的一个主要“推手”是至今仍得不到承认的妇女再生产劳动的负担。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有关家庭友好政策的研究方兴未艾。虽不乏给父亲提供陪产假的主张，但延长母亲产假之类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观点也不鲜见。然而，迄今有关陪产假的声音比较微弱，涉及瑞典的仅有较零散的信息。　　 

　　 男性参与育儿事务已成为一个主流的国际发展趋势。家庭照料上的“短板”凸显了中国顺应时势加快公共政策介入的必要性。遗憾的是，全国性的陪产假仍付阙如。环顾全球，促使瑞典社会为人父母观念和性别平等态度大为转变的陪产假制度，尤其值得我们探究和反思。在陪产假亟待提上国家立法议程之际，探寻以往几十年始终走在国际前沿的瑞典故事，因而非常必要，也十分及时。

同为拥有大量外来移民的欧洲国家，瑞典的生育率明显高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

　　 

二、瑞典陪产假的缘起与嬗变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瑞典一直是世界上育儿福利改革的一个引领者。瑞典开创性提出并落实父母共享的有酬产假可以追溯那时。为了鼓励父亲们在孩子降生后分担妻子的照料责任，从而改变夫妇在无酬劳动方面上的明显不平等和不平衡，1974年，瑞典即通过立法允许双亲分享育儿假。这一开先河之举在当时称得上是较前卫的新生事物。45年前的瑞典就如同今日中国，鲜有父亲休假回家照料新生儿。新政甫一出台，举国上下引发了一番热议。这就不难理解，该立法通过的当年应者寥寥，只有562位新生儿父亲申请了休假，仅占有酬育儿假的0.5%而已。换言之，99.5%父亲出于各种原因，如不情愿或抵制，仍未选择休假。这一激进举措遭到男性的拒斥，亦可想而知。但自那时起，有助于双亲共同履行育儿责任的理念在瑞典社会缓慢地生根发芽。　　 

　　 父母育儿责任上这场静悄悄“革命”，主要起源于瑞典妇女大规模走向社会参加生产劳动。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的困境，瑞典政府就致力于鼓励妇女外出参加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妇女在职场乃至政治场域取得了不让须眉的成就。当越来越多妇女闯入原先专属男性的劳作世界，同样成为“养家糊口者”后，儿童养育的角色仍主要由妇女来承担。这就不可避免陷入男女家庭责任不公平和两性就业机会不平等之间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一现象进而剥夺了妇女充分而平等地参与社会的机会，从而使职场上的“玻璃天花板”变得愈加难以逾越。与促进两性照料责任更公平分担的国际政策相呼应，瑞典国内的呼声也日渐高涨。父母育儿假的应运而生，标志着消除歧视妇女的法律框架进一步增强。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瑞典一直是世界上育儿假改革的领跑者。以往数十年，该国几乎所有党派均赞同保障妇女在就业中和男性在家庭中的平等权利。1986年，瑞典进一步立法允许双亲分享9个月的带薪育儿假。然而，囿于根深蒂固的父权惯习，妇女负责儿童照料仍是一个视若无睹的社会常态。既然让父母自行决定如何分配休假，该新政实际上根本无力改变不平等的照料分工。在1974到1994年的20年间，休假父亲比例的提升一直十分缓慢，始终未超过10%。妨碍他们休假的障碍主要来自工作场所的抵制和休假对传统“男子气概”的冲击。　　 

　　 为了解决奶爸们不休假的难题，20世纪90年代，瑞典政府迈出了更坚实的一步。1995年1月1日生效的《育儿假法》专为父亲们量身打造了一个带薪陪产假。这个立法具有几个亮点：其一、它是性别中立的，为父母双方各规定了一个月带薪假期；其二、30天不可转让的 “爸爸配额”（daddy quoto）是其核心。这嗣后成为众所周知的第一个“父亲月”（daddy month）；其三、这个专属假虽不是强制性的，但“不用即废”（use it or lose it）[3]。该立法可以说是现今瑞典育儿政策的一个雏形。　　

　　 “不用即废”是《育儿假法》最为管用的一个“利器”。这个硬性规定成为爸爸们离职休假的一个强大动力[4]。要是父亲放弃休假或者没休完一个月假，全家就会丧失政府提供的一个月带薪津贴。这一激进规定的成效可谓立竿见影，随之而来的不单是明显提升的休假父亲的比例，父亲利用有酬假期的天数也稳步上升。该立法对低收入和出生国外的父亲这两大人群的影响尤为显著。引入“父亲份额”这个新概念，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跨越式进步。　　 

　　 迈入21世纪后，瑞典式不用即废且不得转给的“父亲配额”制一直与时俱进地走在完善之路上。依托雄厚的资金，带薪陪产假的时长一延再延。继1995年推出第一个专属的“父亲月”之后，2002年，瑞典又规定了第二个“父亲月”，休假时间上翻了一番。育儿假的法定时长也从12个月增至13个月。2008年，瑞典还设立专项奖励金，父亲名下休的天数越多，得到的津贴也越多。要是夫妇俩对半分即各休240天的话，奖励即可达到最高值。从2016年1月1日起，父亲的陪产假再一次延长，增加到了三个月。陪产假的“三联增”果真奏效。如今，九成奶爸会休带薪假。不过平均而言，他们只休3-4个月，占有酬育儿假总时长的四分之一左右[5]。　　 

　　 作为一个高福利国家，瑞典陪产待遇之优渥饮誉全球。瑞典素以家庭友好政策著称。每个孩子降生后，国家掏钱为慷慨地新生儿父母支付长达16个月（即480天）的带薪育儿假。其中的390天父母能得到其常规薪酬的约80%，剩下的90天则按每天20欧元的固定费率。在480天当中，父母双方各有90天不用即作废的休假。换句话说，母亲充其量只能休390天假。由此可见，国家干预的意图重在鼓励男子与妻子更平等地分享休假。　　 

　　 试想一下，假如光增加母亲的休假时长，那么，不单两性之间的薪资差距会进一步固化，职场上对妇女的歧视也在所难免。盖因妇女休假时间越久，收入上受损的程度会越严重，更不必说妇女在晋升和职业发展上受到的牵制。瑞典式陪产福利一直在与时俱进地不断推进，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断增加父亲全职在家里带娃的时长。更值得称道的是，父亲休假少于90天便得不到津贴成为一个硬性规定；父亲名下休的天数越多，得到的津贴也越高。要是夫妻对半分的话，奖励也随之达到最高值。瑞典政府通过经济激励逼迫男子与妻子更平等地分享休假的政策意图，由此亦可略见一斑。　　 

　　 瑞典陪产福利之慷慨和内容之人性化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孩子八周岁以前的任何时点都可弹性地加以利用。不仅如此，休足480天带薪假后，父母还享有减时的法定权利，有不满8岁子女的父母均可申请将正常工时最多缩减四分之一。返职后的妇女还可以选择灵活度更高但报酬更低的非全日制工作或弹性工作时间，如错时上下班或电子通勤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较高比例职业母亲选择从事非全日制工作。更具人性化的一点是，一些兼职妇女继续从事此前的全职工作，有的等到孩子上小学后再重新拾起全职工作。　　 

　　 这一切更易于父母平衡工作-家庭生活，降低其育儿的焦虑和负担。这些常态化的友善制度使瑞典成为世人称羡的最适合生育的乐土之一。育儿假还是面向所有夫妇的一个普惠型的福利待遇，对于非就业者也没有不闻不问。瑞典的收入税很高，其中很大的份额都用于社会上促进工作-家庭生活之间的平衡。瑞典政府和一些政治家还希望在这些方面走得更远一些。瑞典享誉全球的产假福利之优渥，由上述方面亦可略见一斑。　　 

三、观念变迁下的福利溢出　 

　　 这场“陪产假运动”促发了瑞典社会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变尤其是生育文化的变迁。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刚性的制度变革与柔性的观念革新几乎同步，并且相得益彰[6]。鉴于社会上关于两性角色的刻板定型观念构成为实现男女平等的一个主要障碍，政府在各种传媒一直大张旗鼓地造势，直抵性别不平等背后的结构性根源。通过大量宣传与教育活动，潜移默化地改变民众关于为人父母和性别平等的观念。例如，在大众媒体中，为人称道的男子汉乃至明星“硬汉”往往被型塑为胜任的子女照料者。正是由于政府的积极干预，父母共享育儿假制没有被扼杀在“摇篮”里，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来愈成熟，并越来越受父母的青睐。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洗礼，这种文化已深深地扎下了根。　　 

　　 瑞典保障夫妇们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去家庭化”政策也逐渐走向整合。其造福父母的育儿激励举措远不止父母休假这一单项行动。在高福利社会体制的支撑下，瑞典政府在教育、医疗、托幼服务、职场友好环境、发放生育津贴、减免税收等诸多领域多管齐下，投入力度也不断增强[7] [8]。普及教育和改善医疗保健等方面的一揽子计划，也都极大降低了妇女无酬照料劳动的负担，从而增加了她们从事有偿工作及参与其他社会活动的机会。陪产假的制度化保障在家庭内外催生了一系列积极的连锁反应。　　 

　　 凡此种种都有助于父母尤其是母亲找到工作-家庭平衡点，从而降低了育儿的压力和负担。经过日常育儿的实际操练，有的父亲从陌生的“局外人”变成了称职的 “局内人”。有父亲做后盾的母亲，更容易从妊娠和分娩中恢复过来并更早地重返职场。一些研究证明，父亲休假越多，妇女重返职场的时间就越短。目前，约十分之九的母亲会回归职场。瑞典堪称世界上妇女就业率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达到了78.3%，傲居欧盟之首。这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其职业中断带来的负面后果。有了更多选择的母亲也会为家庭带来更多福祉。父亲分担传统上几乎完全丢给母亲的无酬育儿和家务劳动，再生产劳动的性别界限于是渐趋模糊。离职陪伴子女的男性有机会品尝为人父的酸甜苦辣及育儿的艰辛与繁琐，进而更能理解和体谅自己的妻子乃至母亲。父亲角色的这一转变被公认有助于提升婚姻满意度和家庭生活质量，降低离婚率。　　 

　　 为父母提供时间和资源的友好制度设计，对处于生命之初的婴幼儿大有脾益。父亲陪伴一段时间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好处自不待言。实践证明，父亲介入得越早，在子女其后的成长过程中越有可能避免落入“丧偶式”育儿的窠臼。在琐碎的日常劳作中，有的父亲慢慢获得了真情实感并慢慢喜欢上自己的角色；相反，假如错失了与婴幼儿发生交集的时光，则有可能留下终生的遗憾。耳濡目染了第一代“奶爸”育儿活动的男孩们，长大成人后更有可能步其父亲的后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男性开始珍视这段难得的陪伴时光，其参与意识和存在感亦逐渐增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的夫妻，更有可能生育二孩甚至更多子女。　　 

　　 男女平等的理念渐渐渗透到企业文化之中。在国家立法和规章制度的约束下，劳动力市场变得越来越友好，雇主们也变得更富同理心。2009年新的《歧视法》开始实施，它要求雇主积极促进男女平等。职业妇女休假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被视为不重要的养家糊口者。那么，不单两性之间的薪资差距会进一步固化，职场上对妇女的歧视也势不可免。一些研究证实，妇女休假的时间越久，其工资受损的程度就越严重[9]，更不必说其晋升和职业发展上受到的负面影响。故此，公司虽不情愿男员工休假，但也不再为难甚或惩罚休假的父亲。不断变好的工作场所文化反过来成为驱动父亲们休假的一个动力源泉。工作场所的友好政策不仅增强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增强了其自身的“软实力”。　　 

　　 这场“不流血的产假革命”促发了瑞典社会更为宽泛的文化转变尤其是生育文化的转变。随着政府干预的步步推进，有关育儿的传统价值观、社会性别规范及对父亲的社会文化期望等等，均相应发生了相当大变化[10] [11]。夫妻平等分担照料角色的观念已牢固植根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模式也变得不那么罕见了。整个社会不再把工作作为衡量成功男士的唯一尺度。在公共场合，“拿铁奶爸”们独自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兜风、用奶瓶喂奶并给孩子换尿布，已蔚然成风。他们不再尴尬，也不觉得丢脸。超级奶爸自信且坦然的模样成为瑞典独有的一道文化景观。这既是现代新型父亲的一个标志，更是瑞典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中男女平等的一个表征。　　 

　　 但必须承认，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干预，瑞典仍不能说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和男性在育儿上的不平等。据瑞典政府官网上的信息，2016年两性的薪酬差距为12%。有鉴于妇女在薪酬和收入上往往低于其丈夫，更多夫妇仍会选择妻子留家更长时间“相夫教子”。即便父亲也同时全职休假，担任育儿和家务主角依旧是母亲。认为妇女更擅长育儿的刻板定型观念也仍流行。一些研究也揭示，承担了照料大头的母亲们难免有疲惫不堪乃至有心力交瘁的时刻。家务劳动和责任的分配，既促成了夫妻之间的分工合作，也有可能引发新的碰撞和冲突。　　 

　　 环顾整个世界，瑞典“父亲月”式的陪产假制度备受青睐。挪威、芬兰、丹麦、等北欧诸国都步其后尘为奶爸提供了专属的带薪假。比利时、德国、法国等欧洲其他发达国家的政府也跟随其后为不可转让的陪产假买单。目前，各个发达国家陪产假的长短和多寡参差不齐。有酬陪产假亦成为很多国家应对“婴儿荒”的一个关键性选项。无怪乎，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一些发达国家，不管是未雨绸缪抑或亡羊补牢，都齐刷刷地在陪产假上面下功夫。在日本和中国台湾，父亲享有的带薪陪产假已长达一整年（共计52周），然而休假的父亲依然寥寥。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明确规定“不用即废”的休假配额。　　 

　　 得益于政府育儿假干预的“遗产”，男女就业率居于发达国家前列的瑞典也成为西方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度成功回升到2.0，最近几年维持在1.9。而那些育儿假政策没那么前卫的发达国家，无论是大量接纳移民的德国、西班牙还是有限引进移民的日本、波兰，生育率都还只能冲到1.4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