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特殊性和科学性——形义文字论 5—9_风闻

汉字的特殊性和科学性

——形义文字论 5—9

作者：夏国民

五、造词

一般来说，中文造词是建立在单字基础之上的概念再造。虽然概念本身大多数难分大小，但两个以上概念的合成或复合，内涵大多数会有变化，或细化，或引申，或拓展，词的新概念与字的原概念一般都相关，是进一步的概念，像网络一样联结在一起。例如，细腻，红尘，广大。

实质上，严格来说，在中文里，由字构成内涵比较深奥的合成表意单位才称得上词。最常见的主要是二字词，例如，红人，红军，红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词的解释是“意内而言外”，就有前述这个意思。[13]

由字组成比较表象的合成表意单位则应该称为词组。例如，红色，红旗，红灯。

词和词组应该统称为词汇。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于词和词组不分，均将其称之为词，是为通俗。

形义文字由字构词，形式独特，不仅自然形成了多音节，而且具有相关性、灵活性、逻辑性，因而富有海量的概念表达能力。这种拓展式进步，开辟了汉字文化发展的广阔空间，早就形成了形义文字最大的比较优势，即不需要源源不断地背诵太多的、再造的字音和字形，只需要在单字基础上意会新识的词义若干次，以后见面就熟。例如：明亮，明白，明知，明确，明晚，明天，明日，明年，明智。又如：计算，计算式，计算量，计算器，计算机，电脑。

在形义文字里，造一个新概念词就相当于造一个新字。例如，手机，激光，刷脸，同框。尽管新词层出不穷，但因为新词主要是由老字构成的，加重不了使用者的大量负担，不能成为精品被持续使用，自然而然就会被时间所淘汰。

远古甲骨文金文时期，形义文字词汇的比较优势那时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一方面是因为那个年代字的数量相对比较少，主要缺的是基本表意单位，即造新字。另一方面是形义文字组词太容易，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词组本身的海量概念在造字者的意识中还没有被非常重视。

其实，形义文字由字成文，出现词汇是必然现象。早在商代，由于用海贝做货币，甲骨文里就出现有“取贝”、“得贝”等表示货币往来的词组[14]。记录商初汤时期的《商书•伊尹朝献》里就有一些传承到现在被经常使用的词汇，例如：远方，事实，相反，不利，所有，不贵，四方，于是。

不过，在上古书面文字和后代仿古的文言文中，单字表意一直占主导地位，词汇很少。到战国末年，词汇已增加到文章总字数的20％左右。到隋末，这个比例是50％[15]。在现代语言文字中，词汇比例高达95％，占绝对主导地位。

行文至此，必须明确指出，并非所有的词汇对应原单字都是新概念，由单字表意变为词汇表意，意义大致不变的有以下两种情况：

（1）在单字表意的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辅助成分。例如：姨——阿姨，师——老师，鼻——鼻子，石——石头；

（2）在单字表意的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同义字或近义字。例如：议——议论，率——率领，恭——恭敬，予——给予，奇——奇怪，寒——寒冷，饥——饥饿，旗——旗帜。

另外，还应指出，词汇中没有原字却与单字表意概念相同的也有，但这种词汇与概念相同的字可以相互转换，属于表达形式不一样。例如：歧——岔路，夷——平坦，傍——靠近，邦——国家，眠——睡觉，眦——眼角。

在中文的字词之中，有一部分是纯粹的地域名称和古代人名以及人口总数较少的姓氏，不作其它用，因而成为现在大多数人常遇到的生避字词。例如：垕，啜，轷，郇，皝，滹沱河。

总而言之，到了一千几百年前，汉文的单字就已经很多，加之形义文字创造词汇的功能非常强，一是可以轻易组词来描述同类事物，例如：鸭肉、鸭腿、鸭翅、鸭脖、鸭掌、鸭肠、鸭舌、鸭胗；二是可以深刻构词来抽象表达，以适应社会文化的发展，例如：大量地不断消化外来文化概念的大规模进入。正如张学新教授所言，汉字在词汇层面本质上是拼义文字[16]。因而富于创造活力，从而具备强大的文明承载能力。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秦汉以前，形义文字创造词汇的强大功能还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17]。前文提到过，《说文解字》中“词”的意思是“意内而言外也”，当时“词”在书中还不是指的多字，而是指字中含有的另外意思，即字的多义。词汇本身的概念是后来随着词汇的爆发式增长而不得不与单字概念相分离才逐渐清晰地表现出来的。音意文字由于根基与汉字不一样，因而没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进化过程。

跟英文比较，我的my，在中文的语境里，这形式上只是一个替代字和一个辅助字连在一起，根本算不上一个词。倘若成千上万的事物名称后面都加一个“的”就可以牵强地称为词，那么在这一点上形义文字的优势也太强大了。

如果将上文提到过的单词“cow牛，horse马，pig猪，dog狗”与“牛的bovine，马的equine，猪的porcine，狗的canine”作进一步的比较，它们对应的意思如此相近，音和形却毫无关联，反倒是配角“的”ine好像成了类别。再比如，“点full stop，标点punctuation，小数点decimal mark”；哀求beg，恳求plead，祈求pray，差别更大，同类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一点都不沾边。由此可见，形义文字与音意文字各自的造词方法完全不同，中文思维寻求共性的一面也可见一斑。

英文造单词也有一些是组合而成的。比如说，pre有“之前”的意思，而dict有“说”的意思，它们组合在一起predict形成“之前说”，这也就是“预测”这个单词的由来。但英文组合式的单词不是普遍性的。

由于音意文字没有严格的字词概念之分，因此也就没有基本表意单位，这是其劣势。不过，他们在吸收外来概念方面却比形义文字更方便，即只要能确定是新的概念并找到词源，靠挪用或假借其他文字的同音表意概念就能轻易列入新单词，同类（拼音文字）之间根本就不用费神费力翻译意思，而不同的概念词源可以满世界寻找，这又是音意文字的巨大优势。例如，电报telegram就是英国人拿希腊词tele和gram拼出来的。英文gongfu（功夫）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直接挪用中国概念，而音则是没有声调的汉语拼音。当然，总体吸收是一回事，个体消化则是另一回事，这也就是使用音意文字的人们需要经常查字典索词源才能理解新单词意义的原因。

“假借者，本无其字，同音托事。”是先贤许慎对“假借”造字方法的阐述。这里的“字”现代应该指的是字和词汇，这里的“事”现代应该指的是概念。用“假借”方法造字造词，形义文字历来较少，但在今天看来，却是音意文字添加新单词的主要方法。

英文在很大程度上实际就是靠挪用或假借其他文字词汇发展起来的。面对未来层出不穷的新概念，必须源源不断地用字母拼出全新的单词，而且全然没有中文新词老字的意味，使用者的负担免不了越来越重，各行各业的单词互不相同，隔行如隔山，不同领域的人看不懂其他专业的文章是常态。这又不能不说是音意文字的麻烦。好在还有“形音一体，便于记忆”的优势能够补偿。例如，canary金丝雀。

应该指出，很多人并不重视形义文字中字与词的递进关系，只知道个人现代难以创造汉字，但没有深刻意识到创造汉词是非常自由的。有些人常抱怨中文难于表达，实质上是自己本身的问题而不自知，要么是掌握的中文词汇量（概念）太少，要么是还没有真正学会用汉字造词造句，也许还有一些外文相对掌握得比较好的人，是下意识中的音意文字线性思维在作祟。

六、翻译创制

仅就字词而言，无论什么文字，翻译外文一般都分音译和意译两种形式。相对而言，音译比意译简单。当然，是否准确则另当别论。

在中文里，音译是利用汉字的形及音或拟音变换而成。用中文翻译外来的人名和地名，大部分都是音译。

中文音译外来事物的概念，同其他音意文字一样，实际上也是靠挪用或假借外来概念对自身进行补缺。例如：博克blog，扑克poker，夹克jacket，坦克tank。如果“坦克”是取“在平坦地方能移动攻克的武器”之意来翻译的，算作意译也未尝不可。

但是，用汉字音译外来事物概念，由于凑合的音节先天不足，常让人感觉好像是没有消化的结果，因而无形之中翻译的结果被要求要经得起时间的磨练。例如，Telephon原先有人翻译成“德律风”就被后来翻译的“电话”所淘汰。

中文对外来事物的准确意译，实质上很多时候需要在中文体系内创造新词甚至新字。关于这一点，很多外文水平较高而中文水平较差的人是不容易认识到的，这需要较高的中文修养，才能真正完成汉化。

东汉末年，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开始进入中国，渗透和传播逐渐相当广泛，对中国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从东汉至唐代，几百年中，中国人和西域僧人翻译了许多佛典，创制了大量汉语新词以及一些新字，丰富了汉字文化的内涵。仅一个佛（fó）字，就可以组成上百个词汇，例如：佛教、佛家、佛经、佛像、佛学……。

沿用至今的很多常用词都是在那个时代创制的：现在，方便，眼光，手续，刹那，翻译，翻案，天堂，地狱，宿命，平等，悲观，觉悟，境界，唯心，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真谛，因果，相对，绝对，导师，顶礼膜拜、五体投地，信手拈来，想入非非，皆大欢喜，等等不胜枚举。

又如：梵文paya译为真空，梵文śūnya译为信仰，梵文sraddha译为妄想，梵文vikalpa译为奇特，梵文ascarya译为昙花一现，梵文Guru译为平等，梵文sama译为世界，梵文kleśa译为投机。

显然，以上这些都是意译。而“吽hōng”则是佛教咒语专用字，似乎是特别创造的。

汉唐时代的汉译佛典不仅创制了大量的汉文词汇，也树立了汉文消化吸收外来的抽象和复杂概念的基本范式。

如果说形声造字法为汉字开辟了一个大世界，那么也可以说，基于单字的词汇始于汉后这个时期的爆发，为汉词展现了无限的空间。

近代的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国，自然而然沿袭了前人的经验，只有消化翻译成新的汉文词汇，才能真正被中国人广泛地吸收。而开创这方面的事业，早先主要是到中国来传教并学习精通了汉文的西方传教士们。

明朝万历年间即从十六世纪末起，中国再次与西方深刻接触。以利玛窦（1552年—1610年，意大利人）、李之藻、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为代表的传教士们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图书文献，仅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就携带7000余册西方书籍至澳门。同时，他们也向西方传递了一些中国文化及《四书》《五经》《孙子》《老子》等典籍，并成为欧洲文化启蒙运动的源头之一。其间，中西人士合作，修编历法，译著了许多东西方文献，创制了大量的汉文科学技术新词汇。[18]

1607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等汉文新词汇，开始引入西方科学新概念。

自此以后，代数、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天体、地球、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地球仪、明确、解释、剖析、推论、原罪、采取、处置、公法、文科、理科……，很多汉文新词汇都出现了。

值得单独一提的是，在中国人士李善兰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丁韪良等人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等，于1864年刊行，厘定了：遗产、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国权、遵守、臣民、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很多汉文新词汇，并传入日本被视为国际公法范本。

另外还要特别说明，从以上这些非常眼熟的词汇可以看出，人们使用真正汉化了的词汇，不是专业研究人员，根本就不用再浪费时间到外文单词背后去找词源。

明末清初即十七世纪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传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很可惜，这些书籍在长达一两百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并没有受到上层和一般社会文化人的真正重视。

中国原比日本较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十七八世纪主要是透过源于中国的翻译介绍来了解西方。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即十九世纪上半页，随着日本人开始直接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至1880年代，日本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19]

甲午战争后，更多中国人注意到了日本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成功，因而有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晚清思想界影响较大的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有许多就来自于在日本期间对相关译著的学习。[20]

日本曾经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很大﹐诸如“政治、社会、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西方新概念在内，数百个由日本人翻译的汉文新词汇逐渐传入中国，并被接收而广为应用。日本明治年代的学者，很多都是汉文的饱学之士，翻译时能从古代汉文库里不断找到相应的字源创制汉文新词。现代的日本学者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这种能力，翻译只能使用片假名，即改意译为音译了，因而现在汉文新词汇两国交集的很少。

纵观汉字几千年的发展，无论是创造新字，还是创制、翻译汉文新词，其实最需要的是思想认识到位，把新的概念、意思或意义搞清楚了，才能创造出真正精妙的新字新词。这是汉字独特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形义文字富有创造魅力之所在，即使翻译也要求尽量汉化，不是只靠挪用概念而不消化的机体。

当然，各种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都越来越深入，创建各个专业的术语体系和概念需要各路精英付出大量的智慧和工夫，领先的专业要不断创造新概念领导新潮流，处于追赶状态的行业补短板更不能懈怠。

七、字词类别

在形义文字里，理论上有什么样类型的字，同样就有什么类型的词，反之亦然，只不过在名称上略有区别而已。实际上，关于这一方面的认识，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受西方文字理论影响既深且广所致。自从十八世纪我国引入西方词汇分类理论以来，中文字词类别的划分基本上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由于源头混沌，因而字词混说成了常态。

二是与使用汉词语追求极简的传统有关。比如，名称词很自然地就被简称为名词，而名称字不宜简称为名字，否则就会与人的名字这个更加大众化的概念产生冲突。如果经常严格分开称呼一个极简的名词和一个不宜于简称的名称字，的确显得文绉绉的，免不了觉得别扭。但在理论上，用名词统称名称词和名称字是牵强的。

三是，由于各类别的字词总称，似乎都是约定俗成用词来代表，因而掩盖了字词类别的严格区分。例如，虚类助词“似的，罢了，而已，好吧”和虚类辅助字“之，乎，也，者”，通常都被总称为虚词。对此，有必要郑重指出，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总的来说，根据字词性质，所有汉字和词汇都可以分成实与虚的两大类型。进而根据字词在句子结构中的功能特点，又都可以各自划分出不同的类别。接下来的具体划分，都以人们习惯性的词汇称谓说明在前，相对应的字称谓举例附后。

（一）实词，即具有实在意义的词。具有同样功能的字则应称为实类字。实词一般分为7小类。每一小类还可以细分为若干种，对于进一步的细分本文就不作赘述。

1、名词，表示方位、人和事物的名称。例如：东方，教师，太阳，上午。相对应的字则应称为名称字。例如：左，孙，日，笔。

2、动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存在和变化。例如：起来，拥有，成长，审查。相对应的字则应称为动态字。例如：走，有，落，使。

3、形容词，表示事物的形状、样式、性质等。例如：伟大，鲜艳，奢侈，黑不溜秋。相对应的字则应称为形容字。例如：多，胖，丑，香。

4、数词，表示事物数目的词。例如：百万，第一，十倍，二分之一。相对应的字则应称为数目字。例如：十，百，亿，半。

5、量词，表示事物或动作单位的词。例如：公里，立方米，厘米，毫升。相对应的字则应称为度量字。例如：台，尺，辆，次，

6、代词，能代替事物名称的词。例如：大家，那里，怎么，为什么。相对应的字则应称为替代字。例如：你，某，这，谁。

7、区别词，表示人和事物的属性或特征，其属性往往有对立的存在。例如：远程，短期，阳性，野生。相对应的字则应称为区别字。例如：男，双，素，高。

（二）虚词，即没有实在意义的词。具有同样功能的字则应称为虚类字。虚词一般也分为7小类。

1、副词，用于修饰动词或形容词。例如：非常，仅仅，曾经，必须，亲自，难道。相对应的字则应称为副类字。例如：最，又，都，曾，没，岂。

2、介词，用在名词或代词前边，用来连接地点、时间等。台湾是称为介系词。例如：由于，除了，通过，作为。相对应的字则应称为介系字。例如：从，往，在，当，于。

3、助词，附着在其它字词或句子前后，作为辅助之用。例如：似的，罢了，而已，好吧。相对应的字则应称为辅助字。例如：的，了，着，吧。文言文中则有：之，乎，也，者，矣。

4、连词，在句子中起连接作用的词。例如：不但，而且，只要，或者，于是。相对应的字则应称为连接字。例如：和，同，跟，与。

5、叹词，表示感叹、呼唤或应答的词。例如：哎呀，可惜，唏嘘，哎哟。相对应的字则应称为感叹字。例如：啊、哦、嗯、呸。

6、语气词，表示语气的词。例如：了得，也罢，不成、而已。相对应的字则应称为语气字。例如：吗，呢，哼。

7、拟声词，模拟事物的声音的词。例如：滴答、咚咚、轰隆隆、噼里啪啦。相对应的字则应称为拟声字。例如：喔、喵、唧、啪。

从以上罗列的功能类别不难看出，形容词与形容字因为都已经是不能再进一步简化的词，且音节对等，分别称谓就很自然。而助词与辅助字由于音节不对等，分别称谓确实有点不方便。

总的来说，大大小小总共16对字和词的类别词，只有4对称谓是对等的，不对等的占了大多数共有12对，如果日常要求分别称谓，人们难以习惯。但在教学之初应该予以说明，在“字词分明”这个关乎中文根基的根本问题上，不能固执地继续抱守“模糊之说”，反而会授人以柄。至于学者著书立说，尤其是编撰辞书的时候，不应再继续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由单字进而造词造句是常识，用西方文字观解释中文的一些偏见可以休矣，的确不必再在字与词的关系上继续削足适履照搬西方的那一套。

英文语句是都由单词组成，单词根据词义性质也是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根据单词在语句中的功能，实词又分为6小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虚词也分为6小类：副词，介词，连词，感叹词，疑问词，冠词。

英文单词的进一步细分比汉词复杂得多。这里仅以中文里没有的英文冠词为例稍加说明。冠词Article（art.)，用在名词前面，帮助指明其含义。例词：a，an，the。a和an是不定冠词，the是定冠词。

八、汉语与汉字

人类拥有相同的发音器官，在所有的不同语言中，语音的基本单位都是单个的音节。

音意文字的单音节一般包括一个核心元音或复合元音，其前后可以添加辅音或辅音组合。这种形态，除了表音，还兼具区别同音节的表意作用。这是音意文字的特性决定的。

在西方语言学中，文字被认为是语言的附庸，“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被普遍认可，文字的工具性非常强。[21]

从文字学的角度看，汉语的名称可能来自于与汉字的对应。尽管汉语方言众多，但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汉族的语言都应称为汉语。

汉语与汉字的关系，不同于其他语言与文字的主从关系。音意文字对语言只起视觉表示作用，但形义文字并不处于从属地位。

在现代汉语中，字的发音都是单音节的。曾经有过双音节的汉字，比如“千瓦”这两个字有一段时间可以写成一个字“瓩”发两个音，但后来都被废除淘汰了。这样一来，一个字一个音节，既是表音的基本单位，又是表意的基本单位，汉语和汉文在基本单位上高度契合，大量的单音节表意是汉语的一个核心特征，并富于科学性，这是后话。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因为汉语词汇才是多音节的，很多汉字又是多音和多义的，汉语语法简单，语义的联想性又非常强，组词造句非常灵活，语言表达丰富多彩很自然。加之韵母在后，还很容易富有韵律。

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上，汉字一般处于主导地位，很多时候文字表达更为精确，口语表达有时较为模糊，时常需要借助肢体语言，例如，一家几口在一起聊天，“是她使他变得精干”，因而汉字的表达能力明显强于汉语。

由于汉字单字表意的功能强大，历史上作文章的人又都追求高雅、极简，导致书面语长期脱离口语，或者说古时候汉语书面语言与口语差别很大，文字并不能很好地记录口语，即经常出现“我手不写我口”的情况。因而“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个西方语言学里面的明确定义，在汉语汉字面前免不了会受到质疑。

以上只是表面原因，还有更深层次的由来。

尽管“五四运动”倡导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校正文字往语言靠近，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顺应了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客观要求。但是，中文超口语这个特点从根本上改变不了。

据《论语•述而》记载，先秦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的是被称为雅言的共同语。

中国古代文字没有拼音的帮助，最早的注音方法是读若法和直注法。读若法就是用音近的字来注音，许慎的《说文解字》当初就是采用的这种注音方法。直注法就是用另一个汉字来表明这个汉字的读音。例如，“园：所以果树也。从囗袁声。”

后来发展出了反切法，即汉字标音的方法是取上一字的声母与下一字的韵母和声调拼成一个音，如“同”字是徒红切。但是，历朝历代语言都是缓慢地变化着，受方言的影响特别严重。

汉语方言通常分为七大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

自古以来，汉人居住的地域幅源辽阔，汉字通行四方，而不少地方方言相隔几里就不同调，一直延续到现在。

历史上世界各地的语言变化都是非常缓慢的，总的来说比文字变化慢。比如，几十年前越南和蒙古国各自的文字变换就是如此。再如，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推行简化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几年时间就覆盖了大陆，而普通话的真正风行还是1978年以后的事。

再说，日本、越南和朝韩历史上受汉字文化影响很深，一千多年以前就都挪用汉字，形态和意义都差不多，但是他国使用的汉字也超口语，而且还不可能改变。

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构成汉字的笔画与字的发音无关。

从文字学的角度看，汉字单字表意的功能因字数不断发展，积累到一定规模时就很强大，而伴随发展的复合表意则更显其巨大的威力。比如仅一个“肉”字，加上任何一个动物的名字，都可以组成一个词汇，难以数计。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个爆发式的发展。因此，中文词汇主要就停留在双字的形式上，不再需要大量而简单地发展三字或者更多字的词汇了。

从单字单音节发展为词汇双音节的时候，一字一音的基本规律就迫使汉语口语词汇保持在以双音节为主，因而汉语口语中绝大多数词汇都是双音节组合。

上述深层次的原因，带来了三个结果：一是汉语语音结构简单，可以做到简短高效；二是没有像其他语言那样，走进一步大量增加音节数的道路；三是汉字不仅超越了记录汉语的工具性，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汉语。[22]

再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日常汉语大多数都是以一两个音节为单位表意，几乎简短到了人类语言的极限。汉语可以既简单又高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有声语言的一个理想境界。[23]

但是，现代汉语普通话只有一千多个不同的音节，同音歧义十分严重。一般都认为这只是单音节的问题，其实对于双音节，问题同样存在[24]。例如：针灸，斟酒，蒸酒，拯救。按常理，如此严重的同音歧义，对口语的影响非常不利。

然而，汉语口语也有自己的优势。一是因为口头交流的场景信息能帮助消解一些歧义；二是人们的口语习惯选择简单的同音歧义少的词汇；三是下意识的肢体语言帮助。由于这些原因，尽管当今普通话的同音字词还在进一步增加，但对口语的影响不是太大。[25]

因此，长期以来，上述汉语和汉字的巧妙分工，分别适应着日常交流和书面表达两种不同的需求。而且，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汉字超口语这个特点，其实也有良好的一面，不然，语言主导文字容易出现五花八门难统一的现象。

总之，从以上两个不同的视角看，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能够维系不间断的文明，汉字无疑起了特殊作用。

九、成语及其它

上文中提到过，由于汉字双字表意具有爆发式的发展威力，书面词汇主要以双字形式为主，没有再进一步大量而简单地发展出更多字的词汇。但作为一种高级语言，比较复杂的多字词汇自古以来也会经常出现，并且在历史上不断地沉淀和积累，慢慢形成了汉字文化的一大特色——成语。

此外，还有谚语、歇后语、名言等。这些语言与成语一样，都是汉语言整体的一部分。使用它们，可以增加语言的鲜明性、生动性、丰富性。它们和相对简单的字词一起，构成了汉语言深厚的底蕴。

一般来说，成语是汉语中一部分定了型的较长词汇或短句，“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故成语”。

成语在语句中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应用的。作为语句，成语比一般语句精辟，意思往往隐含于字面之后，或者说意思比较深。

如果作为词汇来分析，大多数成语在结构方面不同于一般的词汇，有固定的结构形式，不是字词的简单相加，一般不能任意变动。

总的来说，成语可以分为古典成语和习用成语两大类。

古典成语大部分来自于古代经典、著作和故事，有明确的出处和典故。它们都代表一个故事或典故。

例如，“不得要领”出自《史记•大宛列传》：“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领。”原意是张骞从月氏直到大夏，竟然无法得知月氏人的态度。本义是指提衣袍时没有拎住领子，后来多用于指称讲话、写文章抓不住重点。

又如，“狐假虎威”出自《战国策•楚策》，“鹬蚌相争”出于《燕策》，“画蛇添足”出自《齐策》，“刻舟求剑”出自《吕氏春秋•察今》，“自相矛盾”出自《韩非子•难势》。这些都是古代的寓言。[26]

习用成语是指众人常说的一些习惯用语，没有或者淡化了典故，比较直白，相当于约定俗成。但与古典成语的结构相同，意思精辟，而且两者免不了存在一些交集。例如：咬文嚼字，拖泥带水，阳奉阴违，不三不四，心直口快。

成语总数以万计，形式以四字居多，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原因大概是四个字容易上口。[27]

成语之中也有一些是三字和五字以上的，有的甚至分成两个部分，中间用逗号隔开。例如：闭门羹、莫须有、五十步笑百步。又如：前怕狼，后怕虎。

仅就音节与精辟来说，成语的精辟超过了大多数双音节词汇，可以说都是汉语里的高级别词汇，否则就不能入列。因此，对其掌握的程度如何，也是衡量人们汉语能力修养的重要指标之一，自然也就成了外文翻译的难点。例如：皆大欢喜，译成英语是：everybody happy每个人都高兴。翻译之前先要理解其直白的意思，然后才能翻译。又如：舍本逐末attend to trifles and neglect the essential。再如：异曲同工different an approach but equally satisfactory in result[28]。但从汉语的角度看，平铺直叙的译文往往文采尽失。与英文比较，中文成语的精辟可见一斑。

成语是前人给后人留下的一笔巨大而宝贵的文化遗产，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积累都在成语中有所体现。学习成语，自然就会受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熏陶，大到治国安邦，小到人情世故，真可谓无所不包。比如说，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源自远古的《周易》，极具精神力量。

谚语是广泛流传于民间言简意赅的短语，多数反映的是老百姓的生活实践经验。它主要是口语形式、通俗易懂的短句或韵语，也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现成话。例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谚语一般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形式上差不多都是一两个短句。谚语内容包括极广，种类很多。例如保健方面的：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谚语绝大部分是句子而不是词组，往往具有浓厚的口语色彩，不像成语那样具有文言色彩。谚语的形式，有的不像成语那样整齐，结构可以松散一些。例如：坐山观虎斗，天下乌鸦一般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根据使用者的习惯，谚语可以在中间加字。

歇后语是一种固定的句子，一定要由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是用事物作比喻，是假托语，后一部分是从正面作说明，是目的语。例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歇后语分为寓意的和谐音两种。谐音歇后语，例如：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寓意歇后语，例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歇后语实际上是一种结构独特的谚语，往往具有幽默风趣的意味，比喻形象，语言生动。

名言大多数具有哲理，一般是名人创制或先说。例如：“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也有俗语经名人一说变成所谓名人名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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