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养猪业复产艰难 疫情第二波疑现地下疫苗》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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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年夏天，江苏等中部省份再次经历了一轮由南向北的疑似非洲猪瘟疫情，新的疫情与各方的复产努力交织在一起，让生猪养殖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距2018年8月沈阳曝出中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已过去15个月，从官方公布的数字看，这场在8个月内席卷全国的疫情势头明显减缓。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10月17日称，截至10月16日，全国共报告发生157起非洲猪瘟疫情，共扑杀生猪119.2万头，已有28个省份的疫区解除封锁。

119.2万头生猪，这个数字远不是非洲猪瘟疫情对中国生猪养殖业造成的全部损失。据中国政府网，截至2019年8月，全国生猪存栏量已降至1.978亿头，相比2018年8月的3.224亿头，同比降幅达38.6%。

生猪还在减少。农业农村部10月14日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9月400个监测县的生猪存栏量环比下降3%，同比下降41.1%；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2.8%，同比下降38.9%。这已是非瘟暴发后，全国生猪存栏数据连续第10个月下滑。

好消息是，在北方地区，骇人的非洲猪瘟病毒似已偃旗息鼓。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9月份辽宁、山东、黑龙江、河北、山西、甘肃、吉林等七省生猪存栏环比增幅超过3%，甘肃、宁夏、黑龙江、山东、天津、上海、北京、辽宁等八个省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幅超过3%。从区域上看，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以及中原地区部分省份生猪存栏止降回升。

但南方地区仍处于探底过程。7月14日国泰君安一份研报称，据新牧网调研，截至今年6月底，相对于2018年出栏量，全国生猪产能淘汰中位数为50%，其中广东、广西、安徽和江苏分别减少70%、75%、70%和85%。

令人担忧的是，进入高温湿热的夏天之后，非洲猪瘟这个头号猪群杀手在部分地区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近期讲话指出，8月份，受部分南方地区数据的影响，全国生猪存栏量环比和同比对比7月份降幅较大。

记者采访得知，今年6月底之后，江苏、山东等此前暴发过疫情的局部地区，再次暴发新一轮疑似非洲猪瘟疫情，出现大规模的生猪死亡和恐慌性抛售现象。

9月中下旬，记者赴生猪养殖主产区江苏北部数市采访发现，今夏这一轮疫情来势比去年更加迅猛，杀伤力更大。“去年是零星散发，今年这次是平推。”当地一位兽医表示，这波疫情与各方的复产努力交织在一起，让生猪养殖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这一片猪全死光了”

迎着清晨的细碎小雨，9月19日一大早，江苏连云港市灌南县堆沟港镇的养殖户孙培后将两只死猪从自家猪场拖出，扔上一辆三轮小货车。颠簸半小时后，小货车拐入一条田间水泥小路，再行驶了约2公里，来到一处“无害化处理收集点”。这是一间坐落于田间地头的长条形白色砖房，里面有一间冷库。

两名身穿白大褂的消毒员从铁门内走出，将死猪搬到门口水泥地上喷消毒水，再拖入冷库。孙培后跟进去，举起一块写有死猪数量“2”和他姓名的牌子，在死猪旁蹲下，望向前方的照相机。快门咔擦一响，完成登记，他凭此能拿到30元/只的“无害化处理费”。除此之外，他的所有养猪投入“都打了水漂”，至今也无法确认猪得了什么病。

当天的“无害化处理收集点”较为平静。据养殖户们说，一个月前这里曾热闹一时。“那时候这条路几乎天天挤满了运死猪的三轮车，一直顺着远处的河堤，延伸到对侧的小路上。”孙培后说，“排队都得排几里路。”

一位养殖户8月中旬拍摄的视频显示，收集点铁门敞开，门口的水泥地上横七竖八躺着30来头死猪，多为200斤以上的大猪，地面血迹斑斑，现场喇叭声与人声嘈杂。“当时冷库都堆不下了。”该养殖户说。

“8月份（收死猪）量比较大，7月份也多一些，6月份还很少。”无害化处理点一位工作人员说，这跟去年非洲猪瘟暴发时情况类似，但去年死猪数量没今年多，尤其今年七八月间的死猪量“多的不正常了”。

所谓去年的疫情，指的是2018年8月19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某养殖场的生猪出现不明原因死亡，经确诊为非洲猪瘟疫情。此后在9月3日，江苏无锡宜兴市也暴发一起非瘟疫情。今年以来，江苏仅有一起非瘟疫情被官方通报，即1月12日宿迁市泗阳县暴发的非瘟疫情。

孙培后有两个猪场，共800头猪。今年7月中旬开始，这两个相隔数里的猪场先后出现生猪异常死亡。“死得太快了。”他回忆说，疫情高发期时，猪场几乎每天死10-20头猪，大猪死完死小猪，“找猪贩子卖都来不及。”一个月过后，两个猪场仅剩40多头生猪，且仍在死亡，症状与非洲猪瘟相似：不吃食、不动，身上出现红色斑点，各种药物无效。

不仅是孙培后的猪场，堆沟港镇的多个猪场在今年夏天都暴发了疫情。除了日常消毒外，养殖户不知还能如何应对，他们甚至将猪放养出圈，希望“紫外线能杀杀毒”。记者在当地一个村子看到几只全身泛红的小猪走出猪栏，在房前屋后狭小的缝隙里“哼哼”来回蹿。“别看好像没事似的，实际上这些猪都生病了。”一位养殖户说，他的依据是猪全身泛红，说明已经发烧。

多位养殖户介绍，这一波疫情最早始于6月。一位拥有近640头生猪的灌南县养殖户称，6月份发病的猪场还不多，“7月份才传开了”。他的猪场属最早一批暴发疫情的，5月下旬，他托猪贩从河南一个猪场购入了170余头猪，当时他曾去卖方猪场查看过两次，“我看没什么问题才抓回来的”。但半个多月后，这批猪慢慢开始发病，“一直死到8月份，那时候人都要疯了”。最终他的两个猪场一共死了600多头猪。

他回忆，他的猪开始发病时，附近“只有三四家猪场有这个毛病”，但到7月10日左右，“这一片就都有了，散户养一两头的都死掉了。有的散户晚上喂猪的时候猪还是好好的，早上一看已经死掉了。”

在灌南县北边的灌云县，多个乡镇的猪场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类似疫情。灌云县下车镇一位村支书告诉记者，去年冬天当地暴发过一次疫情，但“那个时候死的少”。今年6月底开始迎来一轮疫情高峰，一个月间，全村近1000头生猪全军覆没，最后统一用挖掘机挖坑填埋，撒上石灰消毒，为此镇里还买了几万元的石灰。

“五个人拖死猪，拖了一个月，全村死得清清的。”他介绍说，猪一开始吐白沫，或者耳朵抽搐，然后一夜就死了，“兽医来看也没用，猪从来没有这样死过的，看不好，一死就透透的”。

在灌云县由西向东走，沿途乡镇的养殖业人士均表示，今年夏季遭遇了凶猛的疑似非瘟疫情。灌云县图和乡一位饲料店老板兼养猪户称，以前他一个月能卖100吨猪饲料，七八月份之后“只接了一个客户”。“病猪一般只能活三五天，大概从7月15日到20日开始，一个多月，猪就没有了。”他比划道，从灌云到灌南再到东海县，“情况都差不多——去年100家可能只有一两家死猪，今年只有一两家没死。”

灌云县四队镇一位兽医称，镇上的兽药店大多关门了，有的乡镇死猪太多无力焚烧处理，只好将死猪拉到荒地上挖坑填埋，“挖了好多坑”。

对于上述养殖户反映的情况，连云港市政府一位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连云港市非洲猪瘟疫情平稳。对于今年夏天当地的疑似非瘟疫情，他表示：“这也就是疑似的，现在草木皆兵嘛。也没有确定的，具体要跟主管部门了解。”

记者试图联系采访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对方称需先联系市委宣传部。截至发稿，连云港市委宣传部未回复记者的采访函。

疫情第二波

不仅是连云港，记者走访发现，今年夏天苏北多地暴发疑似非洲猪瘟疫情，一些地方烈度超过了去年暴发的第一轮疫情。

东台市安丰镇养殖户张建林（化名）养了十几年猪，去年暴发非洲猪瘟疫情之后，他料定今年猪市行情看涨，5-6月份猪肉价格开始持续快速上涨，加之媒体发布多个复养成功的案例，他在心里盘算着“赌一把”。今年7月份，张建林从一家大猪场订购了近500头苗猪，因为货源紧张，“一开始谈好400多元一头，结果涨到了510-520元”。紧跟着他又进了一批小猪饲料。但没几天，有小猪开始不吃食了。起初，张建林按照常规给病猪打针，之后猪只开始死亡。

根据张建林的观察，猪发病后会发高热，血液变稀，内脏缺血，脾脏肿大三倍，“都变成黑色的了”。他判断猪可能感染了非洲猪瘟，连夜找来一台挖机挖了一个深坑，用“拔牙”的方法，把三个圈的猪活埋了。所谓“拔牙”就是像拔除病牙一样，仅扑杀猪场中的病猪，防止其传染健康猪只，而不是以疫点为圆心扑杀三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生猪。

第二天，他又发现旁边一个圈的猪出了问题，之后每天发现的病猪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上报当地政府和兽医站一周后，8月22日，张建林的近500头苗猪被扑杀。他告诉记者，政府的人口头告诉他，猪感染了“疑似非洲猪瘟”。好在他拿到了扑杀补贴，“跟生猪保险理赔差不多，大概600元/头”。

9月中旬，记者前去采访时，张建林已请来工人拆掉猪舍的隔断、填平粪池。这家占地面积20亩、高峰时能容纳3000头猪的养猪场，将变身为一家养鸡场。

从事兽药生意的朱毅（化名）这些年一直负责江苏当地的兽药市场，公司每年年中和年底都要召开订购会，但今年一次都没开，跟猪场交流也少了。“今年的疫情是毁灭性的，7月底、8月初是第二波，比去年严重多了，多家猪场都清场了。”他告诉记者，几天前，他还和一个收猪经纪人通过电话，对方说自己现在还在收猪，但马上就要失业了，因为“没猪了”。朱毅接触到的养殖户中，有很多人在去年疫情后看好今年行情，又跑去养猪，结果又“中奖”了。

连云港以西的徐州市邳州市一位兽医告诉记者，当地从上一波疫情中幸存的猪场和复养的猪场大都没能挺过今年七八月份的疫情。他告诉记者，去年8月，徐州市铜山区房村镇发生了疑似非瘟疫情，但当时疫情传播不算快，“我去过那个疫区，回来的时候全身都用消毒药泡遍了”。去年9月，邳州也出现零星疫病，10月份局部地区生猪死亡情况已经很严重。“去年那情况以为就很严重了，没想到这次比那次还严重。”

苏北是江苏省主要的生猪养殖区域，一位行业分析师对记者说，今年7-8月，第二波疑似非洲猪瘟疫情在苏北的徐州、宿迁、连云港、淮安、秦州等地先后暴发，且第二轮疫情传播范围更广，几千头母猪以下的中小型养殖场受影响较为严重。

行业人士估计，到第二波疫情结束，江苏省中小养猪场去产能达到80%左右。江苏省农科院一位兽医专家告诉记者，之前一些全封闭的、管理很好的猪场，也在这一波疫情中“沦陷”了。他在江苏走访了很多规模养殖场，有些场长责任心很强，平时也十分注重生物安全管理，但也没能躲过今年的疫情。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官网显示，7月23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视频会议，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批示精神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见》，全国会议结束后，江苏省接着召开了全省非洲猪瘟防控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打赢非洲猪瘟防控持久战，压实综合防控各项措施，建立全链条精细化防控工作机制，加强病死猪及病害猪产品无害化处理，进一步强化督导检查。

另一篇该官网的消息显示，8月8日-16日，位于苏北的江苏宿迁沭阳县防控非洲猪瘟应急指挥部抽调农业农村局、城管局、市监局、交通局、公安局等单位人员，对各乡镇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情况进行分片督导。督导主要内容包括：政府属地管理责任落实情况，规模化猪场和种猪场“两场”综合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生猪运输车辆备案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规定和指定通道运输制度落实情况等。重点督导屠宰企业生猪来源情况，驻场官方兽医配备和履职情况，屠宰企业非洲猪瘟自检工作开展情况。特别督导台风暴雨后病死畜禽乱抛乱扔情况，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点及无害化处理中心运行情况，以及生猪饲养各个环节全面消毒灭源情况。

被污染的环境

关于为何今年夏天苏北多地出现疑似非洲猪瘟疫情，养殖行业内流传着种种解释与猜测。

从疫情暴发的时间点看，业内一致判断，今夏江苏的疫情是从两广等南方省份由南向北传播而来的，这与去年下半年第一波疫情由北向南扫过江苏、安徽、浙江的过程正好相反。今年5-6月份，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曾暴发过一轮非洲猪瘟疫情（参见报道《非洲猪瘟调查：病毒是如何插上翅膀的》，《非洲猪瘟追踪调查：艰难的持久战》）。此后一两个月，两湖、两江一带在6-9月份也暴发了疑似非瘟疫情。

“去年非洲猪瘟病毒在全国都播种了，今年就开花结果了。”张建林说。

值得一提的是，多位养猪业人士认为，夏季的高温和降雨天气助长了病毒的传播。今年夏天，苏北先是遭遇了60年不遇的气象干旱，自6月下旬进入梅雨期，雷阵雨频发，7月下旬，“利奇马”等台风天气带来更多降雨。

也就是在6月底之后，苏北多地出现了疑似非洲猪瘟疫情。“病毒是原来就存在的，去年死的猪都埋在地下，下雨之后地下水返上来，病毒便传播开了。”朱毅推测。

雨水在夏季疫情中的助长作用，也被多位农科院系统兽医专家及江苏的养殖企业管理人员所认同。一位江苏省兽医专家表示，夏季高发的疫情应该和雨季带的推移有一定关系，他发现上半年疫情与雨带的推移几乎同步，“早春在两广那边，以后到两湖，到我们这边都七八月份了，今年这边七八月份才下雨。”

前述邳州兽医回忆，徐州今年先旱后涝，刚进入雨季时，没人发觉猪场有什么异常，但到集中降雨结束后，“开始暴发得厉害，那段时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病死猪”。他介绍说，病毒进入猪场之后传播得并不快，加之病毒潜伏期较长，从第一头猪发病死亡到最后一头猪发病，往往需要1个月病时，所以大家  “感觉好像很整齐”，同一区域几乎同时发病。他认为，由于天气潮湿，病毒很容易黏附在鞋底被带进猪场。

一位大型上市养猪企业高管告诉记者，几个月前该公司曾在河南郑州开过一次行业高峰论坛，会议来了1000多人，其中很多是养殖场场长。会后发现，进入会场的脚垫上都检出非洲猪瘟病毒阳性。

还有人发现，夏季的蚊虫也可能充当了病毒传播的媒介。江苏一家大型养殖企业人士告诉记者，在发生非洲猪瘟的场里刚吸过血的蚊子身上，可以检测到非洲猪瘟病毒阳性，“夏季猪场内的猪只散发情况，可以认为由蚊子叮咬是可以传播病毒的。”

中国农科院一位专家也认为，除雨水外，蚊虫是夏季疫情高发的另一主要因素，“蚊子多的地方疫情就高发，蚊子叮完这只猪，又叮另一只猪，疫情就传开了。”

由于对非瘟疫区的解禁、跨区禁运的解除、恐慌性抛售等种种原因，也使得整个大环境中的病毒载量较去年大幅上升。张建林认为，疫区放开运输管制后，病毒又开始新一轮大流通。他举例称，浙江省由于环保要求严格，许多养猪场都迁到了内蒙古，导致猪肉价格比较高，一些猪贩子看准了这一点，用船和厢式货车等从江苏运猪进浙江。“利润几乎是100%的，有人敢铤而走险。”他说，有人甚至用面包车拉猪，“把座位都卸了能装6头猪，一趟下来就能赚6000元。检查没有那么细，毕竟没有把这当成毒品来查。”

江苏一家大型猪企中层人士表示，为了解疫情来源，该企业曾对各种可能传播病毒的物品如水源、饲料等进行了排查检测，然而同一物品，“有的有问题，有的又没有问题”。他说，“大环境被污染，水源、饲料等这些因素（传播病毒）都有可能。”

他表示，大猪场对第一轮疫情的检测是最全面的，包括对饲料、交通、水源等都做了检测，当时呈非洲猪瘟阳性的样本还较少，而今年非洲猪瘟病原体在环境中的弥散增大了疫情风险，一滴非洲猪瘟阳性的猪血，病毒载量能达到108-109，而一般103-104病毒量就可以感染猪只。“理论上一滴血可以污染上万头猪。”他说。

但前述中国农科院专家认为，在某些环境下甚至包括在菜场样本中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并不意味着这些病毒还存在传染性，非瘟病毒在不同介质上的存活期不同，菜场究竟在疫情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还不好说。

专家们都认为，整个大环境的病毒载量增大，不可控因素也随之增多。“（病毒）每天都在产生，猪场不是一个封闭的孤岛，它是活的，要呼吸的，有进出的。”

“在牲畜流行性传染病领域，有个核心规律叫‘规模决定一切’，规模大了，性质就变了。”一位专家说。

艰难的复产

10月17日，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8月底以来，国务院对生猪稳产保供高度关注，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委先后发布17份文件扶持生猪生产，在财政、金融、用地、规范禁养区划定和管理、绿色通道，生猪生产的补奖等方面明确了一系列政策，“政策的组合拳含金量之高，近年来少有”。

各级地方政府也对生猪养殖业大开绿灯，鼓励复产。在江苏省，8月19日江苏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生猪生产恢复发展有关扶持政策的通知》，对恢复生猪生产提出扶持政策意见：一是对种质资源和规模猪场购买种猪实施补助，突出扶持生猪养殖重点县和规模猪场完善防疫设施等，保护生猪生产基础，提高养殖场生物安全水平，省级财政已于7月底下达2.61亿元补助资金；二是将能繁母猪、育肥猪保险金额分别从1000元/头、600/头提高到1200元/头和800元/头，降低生猪养殖风险；三是加大信贷担保支持，缓解贷款难、贷款贵问题，统筹利用省以上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猪场（含地方猪保种场）和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给予短期贷款贴息支持，贴息时间从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并减免一定时期的担保费用。

10月8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针对今年以来生猪产能明显下滑、猪肉供应相对偏紧的问题，从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加大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力度、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禁养规定、保障生猪产业发展用地、强化猪肉市场供应、持续加强非洲猪瘟防控等六个方面提出具体政策措施。《意见》还明确了生猪稳产保供的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并将全省70%猪肉自给率总目标细化分解到各设区市，推动目标任务落实。在财政补贴方面，重点扶持种猪场、规模猪场恢复和扩大产能以及洗消中心、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养殖环境控制、自动饲喂等设施建设，实施生猪良种补贴，加大新增涉及生猪生产的农机购置补贴品目力度。在信贷保险方面，继续实施种猪场和规模猪场贷款贴息政策，并将建设资金贷款纳入贴息范围。在用地保障方面，将生猪产业发展用地纳入当地国土空间规划，鼓励使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保障生猪产业发展用地。

规模猪场的复产动力相对较高，一些生猪养殖上市公司近期的出栏量开始上升，养猪概念股也大都在持续上涨。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年出栏5000头以上规模猪场的数据向好——9月份生猪存栏4445.51万头，环比增长0.6%；能繁母猪存栏610.47万头，环比增长3.7%。9月份，全国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环比降幅双双自今年3月份以来首次收窄。

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在一些地区现在还不宜仓促复产。“现在大面上的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很难防控，复产风险还是很大的。”前述连云港市政府人士说，“我觉得现在谈复产可能还过早，恐怕要等全国的疫情整个平稳下来，不再暴发了。”一位连云港市灌云县乡镇防疫站的工作人员也对记者表示，目前中大型猪场的复产情况“不理想，都还有发病”。

据记者了解，连云港市有四家大型猪企，其中江苏首例疫情的暴发地——连云港海州区的江苏连云港连成牧业有限公司（下称连成牧业）旗下养殖场已于今年7月初宣布复产成功，7月3日首批育肥猪出场上市。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官网7月12日的消息显示，连成牧业2018年8月19日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后，连云港市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相关技术规程，将该公司及周边三公里内所有生猪全部扑杀并实施无害化处理。在经过42天的清洗消毒和无害化处理封锁期后，2018年10月4日零时，疫区按时解除封锁，实行六个月的封闭空场期，其后三周开展暂养实验，通过持续的非洲猪瘟病原学监测评估后，正式恢复生产，“目前，该公司首批出栏育肥猪共517头，经非洲猪瘟病毒和“瘦肉精”检测，结果为无感染、无药残，该公司现存栏生猪5000头”。

连成牧业针对非洲猪瘟猪场复养难的问题，进行了内部整顿，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完善基础设施，投入200多万元用于围墙、消毒设施、道路等硬件改造；二是建立严格的管理体系，从员工进场、工作、用餐、淋浴、休息到存放衣服、携带手机、车辆进出场、蚊虫捕杀等各个细节都制定了严格的操作流程和处置办法；三是执行严格消毒，从运猪车辆进场前，需经过3次消毒，消毒点距离猪场分别为2000米、500米、150米处，运猪的车辆从洗消到空置烘干，整个消毒流程需要3个小时，如此繁琐、漫长的病毒消杀程序还体现在所有的人员、物资、饲料进场和出场，确保生物安全措施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最大程度降低感染风险；四是争取技术支持，市区动物疫控中心对连成牧业每一个防控阶段都进行跟踪监测，为复产提供了技术保障。

该公司一位员工告诉记者，去年第一波疫情将周边的养殖户已基本“扫干净”，公司也安装了大门，严格要求员工进入猪场之前隔离48小时，防止将有生物活性的非洲猪瘟病毒带入猪场。第二波疫情对他们“肯定有一点影响”，但目前复产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进不到种猪了”。

在灌云县的不同乡镇，还分布着连云港另外三家大型猪企灌云安农牧业有限公司、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立华牧业，300761.SZ）、连云港北欧农庄生猪养殖有限公司（下称北欧农庄）的猪场。据灌云县农业农村局2019年数据，三家企业在该县共有四个年出栏量达2万头以上的猪场。

根据记者实地走访和当地防疫员及猪场周边村民介绍，目前这些大型猪场中大部分处于停产状态，有的“全军覆没”，有的则通过“拔牙”等方式在艰难复产。

其中，北欧农庄的猪场受疫情波及，生猪被政府扑杀，停产至今。一位周边养殖户称，为了扑杀、处置该猪场的生猪，当时连云港多个县和乡镇数十名防疫干部被抽调到现场。北欧农庄内部人士称，目前猪场在重新做建设，打算停产一年之后再复养。

9月下旬，记者前往灌云县下车镇立华牧业的一个猪场，看到有货车进出，周边居民表示，车辆是来改造猪场设施的，该猪场生猪达上万头，因去年冬季的疫情已经停产。而立华牧业在龙苴镇的猪场则大门紧闭，隔着一道围墙，猪场里悄无声息。

前述上市猪企高管指出，从企业来说，目前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非瘟防控问题，“现在只是猪价高了，大家觉得值得冒这个险，去赌一把。”他认为，非洲猪瘟与之前的经典猪瘟、口蹄疫等疫病有本质上的区别，它的防护难度、造成的损失和应对手段都不一样。

“原有防护体系应对常规疫病可以解决比如80%的问题，剩下的20%通过疫苗、药物，再承担一些损失，基本就能对付过去。但非洲猪瘟死亡率可以达到100%，彻底打破了这套经济账，你哪怕防住了99%，只要有1%的漏洞，就是100%的损失，全死光。”他说，“原来大家没有遇到过这么厉害的对手。”

他认为，非洲猪瘟对原有的生物安全防护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差一丁点儿都不行”，到最后会倒逼养猪业全面升级硬件设施、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将生物安全防护做到很细很细。因此他判断，非洲猪瘟对中国养猪业最大的影响之一，是几年之后这个行业的集中度会大幅提高，中小散户由于无力做高标准的净化生产和生物安全防护，会被淘汰出局，整个市场格局变成与欧美市场类似。

“之前散户的产量能占到全行业五成以上，据说现在已经下降到百分之十几。”他说。

出于生物安全考虑，记者联系的多个规模猪场均无法入场采访。据行业人士介绍，由于商业竞争考虑等原因，江苏多个规模猪场的停产、复产情况都未对外界公开，但其实各家企业都在各自为战，闷头摸索如何抗击疫情。另一方面，每个规模猪场的实际情况也不一样，在设备、生产流程、管理流程等方面有很大区别，其他猪场的疫情防控经验不一定可取。

一家大型养殖企业负责复产的经理告诉记者，7月至8月间，他们在江苏的猪场受到了第二轮疫情影响。与第一轮疫情相比，第二轮疫情“传得比较猛，蔓延速度快，波及范围比以前广，特别厉害”。他的声调陡然升高：“之前第一波疫情时挣扎活下来的猪场，基本上都被波及了。”

据他介绍，为了防控疫情，他们的猪场严格控制人员、车辆进出，却仍然没能防住病毒侵入。该公司在连云港的猪场出现疫情之后，他们没有清栏扑杀所有生猪，而是采取“拔牙”的方式，逐步将病猪从猪栏中清除，或者将整个染病猪棚的猪只清除，进行彻底的清洗消毒。

面对愈演愈烈的非洲猪瘟疫情，将猪只扑杀殆尽已不符合现实需要，目前“拔牙”成为国内各类猪场普遍采用、政府默许的疫情应对方式。

“第二波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想到。但我们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处理、存活下来，我们确实、真的做了好多努力。”该人士介绍，他们对第二波疫情进行的应急处理包括：清空一些猪棚，彻底清洗棚内，做好隔离，再按流程进行复产，“整套程序涉及的东西很多很多”。目前场内疫情“只能说暂时稳定”，仅有零星的猪只出现疑似非洲猪瘟病症。

“复产的难点在于现场的执行，现在有流程、制度，要保证怎么百分百执行下去，按规矩办事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他介绍，通过“拔牙”基本上能够控制疫情，此前清空又复养的猪棚到现在还没出现疫情复发的情况。8月底，该猪场正式开始复产，至9月底时已经开始正常卖猪。

记者在该猪场门口看到，猪场外铺满白石灰，几名身着白色防疫服的工作人员围在出猪口，一辆货车停在其间，几十头小猪在车栏中发出尖叫，一位工作人员站在货车上拎起一只猪，让车边的同事打上耳标。

在江苏一家规模猪场任职的葡萄牙兽医保罗（Paulo   Inácio）认为，各个猪场的地理位置、人员、生物安全、物流、布局等多种特性不一致，导致不可能有可复制的、能应验于其他猪场的有效防控体系。他曾经历过葡萄牙的非洲猪瘟疫情。几十年前，他在葡萄牙负责管理的猪场就感染了疫情，当时他们关闭了农场，杀掉了农场内的所有动物，保证农场内外没有任何流通，一共花了6个月时间来清理农场，之后又将农场空置了6个月，葡萄牙政府给予了足够的补偿。

“在我看来，非洲猪瘟疫情没有得到及时的监测和控制，导致在全中国范围内迅速蔓延。考虑到中国的家庭散户养猪在行业中占比很高，因此要严格控制非洲猪瘟疫情也是极其困难的。”保罗说，对于中国来说，非洲猪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现在不是行业各自为战的时候，而是需要大家交换信息，联合起来想出办法应对。这不再是公司之间的竞争，而是整个行业的存亡问题。”

不过，前述江苏省兽医学专家认为，很多国外可行的应对非瘟的做法，在中国却未必行得通。除了疫区扑杀政策，划定禁区、封锁交通等诸多阻止疫情蔓延的努力效果不佳，反而让守法者蒙受巨大损失，违法者大肆牟利。

“不能把宝押在疫苗上”

“目前的重中之重，是非洲猪瘟的防控与生猪生产的恢复两手抓。”9月25日，在中国畜牧业协会召开的一次“大型生猪养殖企业稳定生猪生产发展研讨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与来自北京、河南、四川、广西等地的50家企业代表，交流了目前非洲猪瘟疫情笼罩下的生猪生产行业的严峻形势，及生猪复产的经验、困难。

于康震表示，从生猪生产来看，全国生猪存栏止跌回升的省份在逐渐增加，且规模猪场的数据比全国平均情况更乐观一些。农业农村部对30个省份9550个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进行了跟踪监测，8月份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分别是3701万头和523万头，环比分别下降0.3%和1.8%，“降幅明显缩小”。其中有15个省份生猪存栏环比出现了增长，16个省份的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也实现了增长。

从生猪的价格来看，近期的价格震荡趋稳。8月份猪价上涨比较快，9月份以来出现了高位震荡趋稳的趋势。不过由于前期生猪存栏和母猪存栏降幅持续扩大，预示着后期生猪存栏量还将逐步减少，尤其是春节前后是猪肉消费高峰，市场供应量可能会更紧迫。从去年11月开始，农业农村部联合各部委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稳产政策。于康震在会上向大型生猪养殖企业提出了几点希望：一是重视企业生物安全水平的提高；二是积极带动中小养殖户的发展；三是用好各项扶持政策，农业农村部会配合企业对未解决问题进行调研，畅通反映渠道，推动问题解决，对地方政府的不当做法或不作为，企业要积极做工作，也要据理力争；四是按要求报送生产数据信息，“企业及时反馈的信息对政府掌握全国产业运行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整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至关重要”；五是支持政府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生猪养殖企业在现场交流时，总结复产的困难在种源、土地、权益等方面。江西正邦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峰表示，目前养殖户对复产仍然信心不足，愿望不强烈，“养殖户们现在仍在观望状态，他们担心非洲猪瘟再次爆发，一是在等猪瘟疫苗，二是等这个冬天过去”。他介绍，目前种源不足，种猪调运不畅通，国内种猪市场供应严重偏紧，很多种猪企业订单都排到明年且价格高昂，生猪生产无后备种源更新；新建厂无法及时投产，产能闲置；合作农户无猪苗提供等问题，都在影响复产增养。另外，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本省的稳产保供任务指标，搞行政壁垒，“见母就留”限制本省种猪调运出去，造成调入省缺猪情况更严重。此外，由于地方政府的林地指标有限，不太会用于生猪养殖等财政贡献度不高的农业项目，而养猪场建设、生物安全防疫体系建设大多需要占用林地，地方政府的行为制约了养猪场建设。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温氏股份，300498.SZ）养猪事业部副总裁吴珍芳认为，解决复产难的根本在于政府需要建立长效机制，平衡产区和销区利益。“目前的生猪缺口，非洲猪瘟是直接影响，同时也是养猪领域多重矛盾累积而成的。比如养猪业占用土地资源多，环保管理压力大，无税收收益，地方政府积极性较低。”他建议采用财政手段，消费区应该补偿生产区，平衡地区利益。

9月10日，中国农科院发布消息称，非洲猪瘟双基因缺失弱活疫苗已完成了实验室安全评估和有效试验，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但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疫情凶猛，在官方疫苗还处于中试阶段的当下，未达到商用成熟度的地下疫苗也开始在行业内流行，目前至少有三种“黑市苗”在流通。

前述江苏兽医学专家也称，据他了解，地下疫苗的使用量很大，六七月份，有大型猪企开始使用，接种了上百万头生猪，在非洲猪瘟核酸检测为阴性的猪场，疫苗至少能达到70%的保护率，但是疫苗本身安全性很低，可以直接引起猪只皮肤坏死、猪只死亡、母猪流产，流产率达4%-8%；而在非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的猪场，疫苗致死率极高，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很可怕的。”但他同时也坦承，企业也没有别的办法，“你不让他用也不行啊，企业等不起啊。”

广东省一位农畜系统专家告诉记者，确实听说有一些大公司在使用非正规疫苗。“现在很多地方用的黑市苗，叫浓缩干扰素、黄芪多糖注射液什么的，猪场要签保密协议，打完之后瓶子收回。据我们检测，其中确实含有非洲猪瘟病毒，病毒量非常低，是稀释后的东西。打完之后结果千差万别，有的有效，有的损失惨重，现在情况很乱。”

非洲猪瘟病毒于1921年在非洲肯尼亚首次被发现，近百年来，非洲猪瘟病毒从非洲传播至欧洲、南美洲、亚洲等多个国家。但科学家们研发能对付它的有效疫苗的努力始终未能奏效，非洲猪瘟病毒具有复杂的基因结构，可编码150-200种蛋白。相比而言，流感病毒甲、乙型毒株基因组仅分别可编码十多种蛋白（参见《周刊》报道《攻坚非瘟疫苗》）。

一位兽医专家总结了目前的几种非洲猪瘟疫苗：全病毒灭活疫苗，是用培养的病毒经灭活后添加佐剂制成的疫苗，安全性高，但基本不能提供免疫保护；亚单位疫苗，选用病毒的某个或几个蛋白经体外表达、纯化后添加佐剂制成的疫苗，非常安全，但只能提供部分或者无保护；单基因缺失疫苗，通过基因工程操作，缺失强毒株的单个毒力基因后制成的减毒疫苗，目前来看，大部分单基因缺失疫苗的免疫原性和保护效力还不错，可提供完全保护，但大都存在安全隐患，比如残存毒力、毒力返强等；双基因缺失疫苗，就是在单基因缺失疫苗的基础上进一步缺失一个毒力基因后制成的减毒疫苗，相较于单基因缺失疫苗，安全性有所提高，对断奶健康仔猪比较安全，但对种猪、亚健康猪、潜伏感染猪等如何并无实验数据，特别是重复使用对生产性能的影响，据现地反映不太乐观，但免疫原性有所降低，所以其免疫剂量比单基因缺失疫苗的高，一般需要加强免疫；基因I型自然弱毒疫苗：从欧洲现地分离的基因I型低毒力天然弱毒株制备的疫苗，该疫苗尚存一定的毒力，对不同阶段猪群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等数据不详，存在毒力返强和与国内毒株重组的风险，对目前国内流行的基因Ⅱ型毒株会有一定的交叉保护，但其保护效力不及同源弱毒疫苗株。

10月18日，知名国际期刊《科学》杂志官网上刊登了中科院生物物理所饶子和院士、王祥喜研究员及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所长步志高研究团队的论文《非洲猪瘟病毒结构及装配机制》。该研究解析出了非洲猪瘟病毒颗粒的精细三维结构，为揭示非洲猪瘟病毒入侵宿主细胞以及逃避和对抗宿主抗病毒免疫的机制提供了线索。但步志高坦承，“我们在疫苗方面取得了进展，但离比较完美的疫苗、离一个更好的疫苗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他介绍，疫苗研发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实验室研究阶段；第二是中试阶段；第三是临床试验阶段，三个阶段完成后才能推向应用，目前中国的非洲猪瘟疫苗的实验室研究阶段和中试阶段都已经基本完成，研究人员尝试了十几种技术路线，最后遴选出来几个基本安全有效的疫苗候选株。

目前没有人敢断言什么时候能有非洲猪瘟疫苗完成研发获批正式投入使用，但汹涌的疫情和复产保供压力交织之下，让诸多规模化猪企面临两难。前述大型上市猪企的高管表示，“使用黑市苗，好歹能保住70%，但经济后果也很严重，一方面，猪场将被病毒污染，以后将难以根除病毒，另一方面，就算黑市苗没毒死的猪只，疫情来袭时，也只有70%的猪能抵抗病毒，意味着以后永远损失30%”。

在9月25日的研讨会上，与会的几位企业家也谈到行业内存在非法疫苗使用问题。一位上市猪企负责人认为，市场上有人推销非法疫苗牟取暴利，而使用“黑市苗”是疫情二次爆发的原因之一，“疫苗本身是具有毒性的传染源，特别是未经国家批准的疫苗，存在着巨大的安全性风险。如果行业内大量使用这种违法的疫苗，将显著增加病毒类型，增加二次疫情的爆发风险。”

对此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你知道谁用了（非法疫苗），你告诉我，我去查实后，一定让他蹲监狱。”他强调，企业不能完全依赖疫苗，“疫苗的研发需要时间，短期内不会有疫苗上市，企业不能把宝都押在疫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