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星臣：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要回归理性_风闻

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的纬度，还是基于国际的视野，中国今天的农村发展问题或者说三农问题，既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既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与重构中出现的问题。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现的形式和破坏的烈度不同而已。所以，对待今天的中国农村出现的所谓“三农问题”要用理性的思维去观察其问题的本质，用理性的逻辑去寻找解决其问题的方法。

一、村庄衰落的问题要回归理性

村庄从广义上讲，它和农村为同一个意思，它不仅是城乡的地理边界，还是一个承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的物理空间。可以说，村庄的兴衰关乎农村存亡，犹如皮与毛的关系。但如何判断目前所谓的村庄衰落以及由此引起的村庄的保护与改造的问题，则需要回归到理性的层面去思考。

1、传统村落终结的判断要回归理性。这里的传统村落是指基于血缘亲情关系聚族而居的自然村子，多为单姓氏或几个为数不多的姓氏的村落。随着本世纪开始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当下的乡村振兴等农村建设的不断演进与深化，农村的经济社会在加速发展的同时，对诸如传统村庄的衰亡、传统村落的终结等现象担忧和议论也声嚣尘上。客观上讲，对目前存在的传统村落的衰亡现象关注和担忧并没有问题，但问题是这种担忧和关注如果过了头，或者说超过了理性的范围，甚至由此推断出中国的传统村落似乎已走到尽头，那就问题。

其实，传统的村落犹如人的生命一样，也有一个新生、成长和衰亡的过程。但部分传统村落的衰亡并不等于未来农村的终结，就像这个世界并没有因某一个人的死亡，这个世界就没有了人类一样。同样，中国的农村也不会因一个、几个、甚至是几十上百个传统村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亡从此中国的农村就终结了，是同一个道理。因此面对目前传统村落持续衰亡这个事实，我们要做的就是从理性的层面去思考消亡的原因及其解决的办法。从现实的情况分析，中国传统村落的衰亡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即自然消亡的传统村落、非自然的破坏性消亡的传统村落和非自然建设性消亡的传统村落。

第一、自然消亡的传统村落。所谓自然消亡是指因自然环境恶劣或自然灾害影响而消亡的村庄。这一类村落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中西部高寒地区以及东南部偏远山区。这类地区的村落原本也是宜居的地方，甚至有过辉煌的历史，因地质变化和交通环境的改变，不再利于人的生产生活了，让农民从这些村落搬到生存条件相对好的村庄去生存和发展，让这些村落消失就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中国的农民也有现代社会的便捷、体面和有尊严生活的权利！为什么因为要满足某些人的怀旧，而要花钱对这些没有存在价值的村庄进行所谓的抢救，说重一点就是一种自私！当然，自然消亡不等于放纵不管，一般是三分之一消亡，三分之一控制性保护，三分之一高起点的保护。

第二、非自然的破坏性消亡的传统村落。这些村落主要集中在中国中部地区。由于城镇化的加速，一些村庄的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就业，村庄出现了所谓的“空心化”和“过疏化”的现象。对于这些村庄，是保留还是任其消亡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1不能因为出现临时性的衰败迹象就采取搬迁灭村的方式让其消亡。尤其是对一些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村庄，要采取保护性的方式进行修复。否则就是一种人为的破环性的传统村落的消失。对这种非自然的破坏性消失的传统村落的任何放都是是地方政府失职，也是最终导致村庄走向终结的关键性节点。

第三、非自然的建设性的传统村落的消失。这一类村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城郊村庄。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一些传统的村落成为了城市中的一部分，即所谓的“城中村”。其实，村庄的是否应该保留或者消亡，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这个村庄能否提升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对哪些村落的生活已融入城市的村庄，要保留其完整的传统村落形态已不现实，因为这种消失有利于原居民生活的改善。但对原来村庄里有价值的建筑、文物和优秀的文化传承，则要予以保留。这些村庄就属于所谓的非自然的建设性消失的村落，但这种消失是一种基于农民生活改善的社会变迁过程。

2、村庄的“过疏化”的认知要回归理性。“过疏化”一词最早见于1967年日本发布的《经济发展计划》中提到“与过密问题相对，人口减少引起了过疏问题”。从中国农村的现实层面上观察，中国农村的“过疏化”（也称“空心化”）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一些农村的发展滞后，导致了村庄的基础条件的维持和村庄资源的有效利用等方面的困难，由此引发农村人口大量流失，村庄人口密度降低，以及村庄外延的膨胀和村庄内部的荒凉，最终形成了村庄空间形态上空心分布状况。“过疏化”或者“空心化”作为一种城乡互动中的社会如何去解读也需要有理性的思维

一方面，它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客观上讲，当前中国一些农村出现的“过疏化”或者“空心化”问题，不是中国的特例，欧美、日本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也不例外，它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所以，对于中国一些村庄出现的“过疏化”或者“空心化”的问题，既有看到这一问题给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危害性，但又没有必要把这种危害性过分的夸大。要相信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种“过疏化”或者“空心化最终会得到有效的解决。给农村以希望，给农民以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解决这种“过疏化”或者“空心化的一种好的办法。

另一方面，它是农民的一种生存方式的选择。村庄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决定了人们对生活地点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对于因这种“过疏化”或者“空心化”导致农民离乡的现象也应理性看待。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是人的本性，中国的农民也不例外。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这种“过疏化”或者“空心化”带来的或许就是当地农民的一种重生。

当然，对农村的这种“过疏化”或者“空心化”的现象，如果地方政府和社会视而不见，甚至是麻木不仁，不采取积极改进措施解决，而是让这种“过疏化”或者“空心化”蔓延，甚至危及整个农村社会的活力，那就是地方政府或者社会出现了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远远超出这种村庄“过疏化”或者“空心化”现象所带来的破坏性了。

3、村庄改造的方法要回归理性。正如前文所述，对于当下中概股的农村问题不仅要用理性的思维去观察本质，用理性的逻辑去寻找方法。改造村庄作为一种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无疑需要理性的作为。

首先，村庄的改造要回归本质。从实践层面上观察，村庄改造的本质是让村民获得幸福感，是在要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与民生改善的同时保留村庄的基本属性。因此，村庄的改造应要围绕这一本质展开。一方面，村庄改造不能让农村成为现代文明的孤岛。落后不是农村的代名词，农民也和城市人一样有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权利。这些成果包括：完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和卫生医疗条件，现代家居设施齐全的房子以及互联网和文化活动广场等等。另一方面，村庄改造不能丢掉了村庄的灵魂。农业是农村的基础产业，熟人社会下的乡规民约和伦理道德教化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架构。所以，改造村庄不是要复制城市的建设规划和方法，也不是要照搬国外的理论和经验，更不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意志表达和设计师浪漫情怀的作品，不能让改造村庄变得村不像村、城不像城的城乡建筑规划的“杂种”和中西方建筑文化的“怪胎”。而是要在村庄的改造中，不仅要保护好村庄的生态，还要保护好村庄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保住农民的淳朴与勤劳，这就是村庄的灵魂，唯有保住了这个灵魂，村庄的改造才有意义，改造后的村庄才有未来的希望。

其次，村庄的改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有一句俗语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村庄改造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方法。所以，在村庄改造路径的选择上要回归理性的层面。一方面，村庄的改造应做到因势施策，一村一规。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国家，在这个广袤的大地上共分布39888个行政村132.4万个自然村（2018年统计资料），这些村庄无论是山川地貌、河流走势等地理环境，还是气温、降水等气候条件，以及经济发展层级和民俗文化与道德信仰都存在巨大差异。这些事实上的差异，就注定了中国的村庄改造不能用统一的规划、同一的模式去推动，实行差异化的规划与设计，突出个性化特色，是村庄改造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村庄改造应做到节约从简，适宜为要。人钱、地是影响村庄改造的关键性因素，在中国还不很富裕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刚脱离温饱线的现实背景下，中国的村庄改造应做到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具体来说，就是应根据村庄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文化习俗包括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村庄改造方案，实行改革不同的改造模式，如：中国东部农村和中西部的农村的村庄改造的起点就不同，偏远的农业村庄和城郊村庄改造内容就有区别，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为主村庄和以发展乡村旅游业为目的村庄的改造侧重点就有差异。所以，即人们常说的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因业制宜、因人（民族习惯与信仰）制宜。就是村庄改造的第二项原则。其实，村庄改造并不是花钱越多，建筑越现代化、环境越洋气就越好。相反，用最经济的成本、做最适合的村庄改造，形成最宜居、宜业并为农民所喜欢的村庄环境，这才是村庄改造的关键，也是村庄改造的方法回归理性的基本要求。

（（廖星臣 乾元乡村研究中心创始人。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访学专家及兼职研究员、北京绿十字副主任和半汤乡学院乡建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研究，重点是乡村经济、乡村社会组织及乡村民俗文化的研究。主要作品有：《中国三农问题报告》、《溪口古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湖南省县域发展研究报告》以及《农理》、《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理论篇）》、《重塑乡村》和《设计改变乡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