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波：虽然村上春树再次与诺奖擦肩而过_风闻

2019年10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与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分获2018、2019年度的诺奖，之前获奖呼声很高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再次与诺奖擦肩而过。然而就在次日，村上春树获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Grinzane Cavour Prize），也可谓失之桑榆，得之东篱。      在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村上春树做了题为《洞窟中小小的篝火》的演讲。他从自己经营爵士乐酒吧、29岁开始写小说讲起，指出“小说的历史自从人类穴居开始业已存在”，人们围坐在篝火前讲述故事，驱散饥饿与恐惧。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使命，便是创作故事。“如果能够照亮存在于世界各处的黑暗，则是无上的喜悦。”村上运用洞穴、篝火的符号，意在讲述自己身为作家的职责，即以文学为火，照亮人性、历史的黑暗。      2019年第六期的《文艺春秋》上，登载了村上新创作的随笔《弃猫——当我谈父亲时我要谈的》（以下简称《弃猫》），作品刊载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关于父亲（村上千秋）战争经历的部分，尤其受到读者与评论家的瞩目。作品出版之后，村上又在其他杂志上发表了访谈、游记、随笔，形成了彼此呼应、互为补充的文本群。而且，2019年10月7日出版的The New Yorker杂志上刊登了随笔《弃猫》的英文翻译，作品随之进入英语国家的阅读视野。本文将围绕村上在《弃猫》中讲述的历史记忆与作家的职责，勾勒出近年来村上对于历史、现实的新的思考。         

虽然，今年村上春树又与诺奖擦肩而过，但2019年10月11日，他获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弃猫》——历史无法遗忘

为了纪念村上春树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周年，新潮社于今年推出了《刺杀骑士团长》的普及版文库本。四十年前的1979年，村上的《且听风吟》于讲谈社《群像》杂志刊载，并获得群像新人奖。在《且听风吟》的第一章，有一段容易被忽略的主人公的自述。“我一共有三个叔叔，一个死于上海的郊外，战争结束两天之后踩上了自己埋的地雷。唯一活着的三叔做了魔术师，在全国的温泉地巡回演出。”无疑，这是村上在作品中第一次涉及“亲人”“战争”等关键词，但这一沉重的话题未待深入，便湮没在洋溢着青春失落感的细节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村上也很少谈及自己的私事。他的年谱中仅仅透露出父亲出身京都的寺庙，二战期间作为士兵到过中国战场等有限的信息。直到1996年，在与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访谈中，村上无意中说起年幼时听父亲讲述过他在中国战场的经历：      也许是亲眼目睹，也许是自己动手，总之是非常悲伤的事。（略）对于父亲，这无疑是内心的伤痕，所以也是我内心的伤痕。我和父亲相处并不融洽，这也许是我不要小孩的原因。（《伊恩·布鲁玛的日本探访》阪急交际出版社1998年版）      1997年，村上接受罗拉·米勒采访时也谈及，对自己而言，父亲讲述的战争是“记忆的遗产”。2009年2月，村上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奖的获奖演说《高墙 与 鸡 蛋》（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中主动地公开谈及父亲。村上讲述，去年（2008年）去世的父亲就读研究生时被征兵，参加了中日战争。村上年幼时，用早餐之前父亲总是面对佛龛长时间地祈祷。村上问过一次为何祈祷，父亲回答是“为战场上死去的人”。村上直言，从中感受到的死亡的阴影和氛围，是继承自父亲、为数不多却极为重要的东西。      时隔十年，村上以自传性随笔的形式重新审视自己所背负的历史与记忆，坦诚且详尽地讲述了父亲与战争，以及自己作为作家的责任等问题。随笔以“关于父亲我所记得的事情”起篇，首先讲述了一则幼年轶事。读小学时，村上春树曾和父亲把家中一只母猫丢弃在离家两公里远的海岸边，随后便骑着自行车回家。可是，猫竟然比他们先回到了家。后来，村上了解到父亲幼年时曾被收为养子，一年左右回到生父母家中。弃猫的故事从表面上看，与父亲年幼的经历重叠，似乎是一种巧合的叙事。然而之后出现的父亲三度应征入伍，安全生还的经历，又与猫的回归产生了奇妙的对应关系。一旦被丢弃或面临死亡，并重新回归，猫不再是从前的猫，父亲也不再是入伍前的父亲。另外，弃猫的行为似乎也是关于历史记忆的隐喻，即使选择遗忘、抛弃，也无法彻底消除，甚至会出乎意料地重新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      村上的父亲共有兄弟六人，其中三人曾应征入伍。除父亲之外，一个在缅甸战场差点丢了性命，一个被编入预科特攻队，侥幸生还。经历过特攻队的叔叔看见京都街头的右翼宣传车，总要教训年轻人：“你们这帮蠢货，根本不懂真正的战争，才会这么胡说八道……”村上为何在《且听风吟》中进行虚构，让主人公说一个叔叔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死于上海郊外呢？显然，这并非村上实录亲人的经历，而是通过虚构亲人战死的情节，纪念父亲每天早晨为之祈祷的那些战死者。

且听风吟

在随笔《弃猫》中，村上讲述了自己为何长期以来不敢触碰父亲从军经历的原因。还在读小学低年级时，村上听父亲讲述了在战场处决中国战俘的事。日本军方为了让新兵尽快适应战场，下达了违反国际法的处决战俘的命令。“父亲的回忆中，军刀砍掉人头的残忍景象，无疑强烈地映在我年幼的心里。”在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我”的同学雨田政彦的叔叔经历了中日战争，被命令三次以军刀砍杀战俘的头颅。这部分描写便是直接来源于村上亲耳听闻的父亲的亲身经历。      村上还找到了父亲在战争期间所写的俳句，其中一首是“身为兵卒亦为僧，无言向月手合十”。战争结束后，父亲将早晨的诵经作为“功课”，并告诉年幼的村上，自己为战争中死去的战友以及交战方的中国人诵经祈祷。少年村上听后没有继续追问。村上回想当时的情形，并非因为父亲的阻止，或许是“我自己内心有一种抗拒继续追问下去的某种东西”。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村上原先一直以为父亲隶属于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连队，即南京大屠杀中最先攻进南京的先锋部队。父亲去世后，村上详细调查了父亲的从军资料，发现父亲原来隶属于同一师团的辎重兵第十六连队。而且，父亲于1938年8月1日加入连队，距离日军1937年12月攻陷南京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得知这一真相，村上才终于解开了长久以来的心结。此后，1941年村上的父亲第二次被征召入伍，由于尚在京都帝国大学就读，被视为未来的国家栋梁而免除兵役，而他隶属的第十六连队在缅甸几乎全军覆没。父亲第三次入伍是1945年6月，在日本国内服役，仅两个月后日本战败。战后，村上的父母结婚，1949年村上春树出生。      

2019年6月6日，《朝日新闻》刊登了学者、翻译家麦克尔·艾梅里克（Michael Emmerich）的文章，标题为《村上春树 超越个人史》。艾梅里克认为，“谈到父亲时，村上并非要讲述自己个人的故事，也并非要追溯自己的作家经历。而是身为作家去冷静地把握，在更深之处，我们勉强能抬起头在激流与漩涡中隐约可见的，宇宙的残酷的偶然的样子”。艾梅里克指出，村上的随笔并非个人史，而是充满偶然的世界的真相。翻译家鸿巢友季子也在文章《关于村上春树的〈弃猫〉》（《文学界》2019年7月号）中指出，村上在与芥川奖女作家川上未映子的对谈中提到，写作仿佛一栋房子，地下一层是“自我”“父母兄弟”“创伤”，地下二层是村上文学的重点，属于潜意识领域的题材。“以前的村上为了进入地下二层，总是避开视线，不去看日本现代文学的私小说性的主题。”如今，村上终于产生了观看地下一层的念头。      村上在随笔《弃猫》中详谈父亲的战争经历，笔者认为主要基于两点原因。首先，《刺杀骑士团长》第一部、第二部问世以来，作品中关于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日本的侵华历史以及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描写，引发了广泛关注，是村上较为深入地触及历史的作品。详细讲述父亲留给自己的

“记忆遗产”，有助于阐明作品的创作动机和作品的主题。其次，2019年五月一日，日本改用新年号“令和”，日本笼罩在喜庆的气氛之中。笔者相信，村上在这样的时间点讲述战争记忆，出自一种责任与良知，意在提醒国民正视历史。二战结束后的日本经历了昭和、平成，于今年迎来令和这一新的时代。但是，战争的责任并未清算，历史的重负并未消失。在日本开启令和时代的当下，追忆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显得尤为必要。

挪威的森林（上）

顺便提一下，村上作品中有许多涉及中国，但在《奇鸟行状录》之前，大多不涉及战争记忆。村上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题为《去中国的小船》。他在访谈中这样说过：“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融入了中国因素。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很有缘份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候在神户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小说中出现了华侨学校的中国老师、大学二年级时认识的中国女孩、28岁时重逢的高中同学。村上的早期作品《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中，都出现了一个酒吧老板“杰”，他是中国人，为人风趣，日语流利，却从来没有回过中国。在长篇小说《天黑以后》中，还出现了一个遭受伤害的19岁中国女孩“郭冬莉”。在村上春树小说里，“中国”借助一个个平凡的小人物得以呈现。换句话说，这些人物有血有肉，形象真实具体，基本上都是善良的小人物。村上春树作品的英译者、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认为，《去中国的小船》“记录的是叙述者如何对他生活中邂逅的几位中国人开始怀有一种负罪感的过程”。      《弃猫》结尾处讲述了另一则隐喻性的轶事，村上家一只小猫曾爬到树上却下不来，第二天早上不知去了哪里。村上这样讲道：“我时常会想起位于夙川家中，院子里高高的松树。回想那只也许已在树枝上化作白骨，却还像残留的记忆一样紧紧抱住树枝的小猫。然后思考死亡，想象朝着遥远下方令人目眩的地面，垂直降落的困难。”换言之，向上爬升隐喻与现实保持适当距离，这不难做到；而朝着地面降落，隐喻关注历史与现实，则并非易事。然而后者正是作家的职责所在——这或许正是村上想通过《弃猫》向读者传达的信息。    

海边的卡夫卡

反思暴力与恶

村上春树把自己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最初处于摸索阶段，作品主要是以处女作《且听风吟》为代表的短章式长篇小说；第二阶段受欧美长篇小说叙事的影响，以《挪威的森林》《世界的尽头与冷酷仙境》等作品为代表；第三阶段的转型则完成于《奇鸟行状录》。      1991年初，村上春树启程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两年之后又应邀到美国塔夫兹大学担任驻校作家。在旅美的四年半时间里，村上创作了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其创作契机源自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图书馆的阅读经历，他在那里接触到关于诺门坎战役的书籍，“在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正是我所寻找的题材……我决定将这场战争作为小说的纵轴之一”。普林斯顿大学的藏书使村上接触到日本历史教育中被屏蔽的战争真相。而最终促使他选择将战争、暴力作为主题的，主要还是源自旅美期间作为日本人作家的主体意识的觉醒。1991年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50周年，美国全国上下洋溢着浓重的反日情绪。村上觉得在那样的情形下，日本人最好闭门不出。“我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关系。但是那里（美国）不存在‘与己无关’撇清关系的气氛，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或多或少必须背负作为日本人的历史责任。”对此，杰·鲁宾表述得更为明晰。“正是在远离日本的美国，他开始更加清楚地看到二战的历史与日本当今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美国，他才开始严肃地思考他作为一个日本作家应该承担的责任。”

挪威的森林（下）

村上作品中，反思战争与历史的主题较为明显的主要是《奇鸟行状录》与《刺杀骑士团长》。村上曾经这样讲述创作主题的转变：“回顾（我的创作），自《奇鸟行状录》开始，我的作品的确呈现出方向上的转变，渐渐失去了都市性的精致和轻松。同时，出场人物逐渐表现出要‘参与其中’的意识。”20世纪90年代开始，村上的创作开始“介入”历史与现实社会。需要指出的是，村上的“介入”，与在普林斯顿大学接触到诺门坎战役的历史，以及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直接相关。此后的村上不仅开始反思历史，而且思考“恶”与“暴力”的起源。不妨说，村上的反战基于父辈的战争经历的历史记忆，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日本的战后作家中，具有反思精神的作家为数众多。例如创作《樱岛》的梅崎春生、创作《野火》的大冈升平、创作《真空地带》的野间宏、创作《黑雨》的井伏鳟二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他的小说《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揭露和谴责了右翼暴徒的行径。大江多次在作品和演讲中明确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反对天皇制，并参与、发起维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因此，村上对战争的反思，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日本战后派作家的精神遗产，体现出当代作家的良知。      

在中国，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广为人知。一般读者较为关注的是作品中的恋爱情节，而很少注意到作品的时代背景。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历了1968年至1969年间席卷日本全国的“全共斗”学生运动。在作品中，主人公对学生运动采取了冷眼旁观的立场，“大学被封锁后停了课，而我去了运输公司打零工”。村上的作品中贯穿了他对于体制（system）的态度，对于共同体也始终抱有警惕之心。他在演讲《高墙与鸡蛋》中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从整体而言，他的思想倾向于民主主义，对于他所体会到的体制的“恶”与“暴力”也始终采取批判的态度。当然，他的创作多采用隐喻的手法，《海边的卡夫卡》中的“弑父”，《奇鸟行状录》中从水井中穿越到208房间，用棒球棒击杀象征着恶的“绵谷升”，以及短篇小说《再袭面包店》中以狂欢式的荒诞行为对抗压抑，从各个侧面体现了他以文学对抗“恶”的基本态度与立场。      

奇鸟行状录

世界的黑暗与作家的职责

村上在《弃猫》的结尾部分归纳道：“换言之，我们只不过是落在广袤大地上无数雨滴中无名的一滴。虽为固有，却可替换。然而，一滴雨水，有一滴雨水的思维，有一滴雨水的历史，有将那历史继承下去的职责。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即使那滴雨水将被大地轻易地吸收，失去个体的轮廓，被某种集合性的东西置换而消失。不，反而应该这样说，正因为它将被某种集合性的东西所置换。”村上明确表示：自己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个体，但有继承历史的职责。而这一点，经过四十年的写作实践，已经清晰地内化为村上身为作家的使命。村上对此抱有清晰的认识。在近期的两次欧洲之行中，他也有意识地追寻历史，正视“世界的黑暗”。      2019年5月，村上受邀访问了波兰。村上在游记《波兰》（JAL

2019年9月）中写了华沙数十年不遇的春寒冷雨，以及扑面而来的绿意，还在遗迹中追溯了历史。“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在帕德格勒泽（Podgorze）的高墙内度过了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高墙内的犹太人被逐批地全都送进了奥斯维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集中营，大多数在那里失去了生命。他们被运走前集合的广场至今尚存，名为Plac Bohaterów Gatta。”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游记登载于日本航空的机内杂志上。村上在波兰的所见所感，借助迅疾的交通工具，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去中国的小船

      2019年7月，村上受邀去德国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在游记《处处皆是狂想überall

Wahn拜罗伊特日记》（《文艺春秋》2019年10月号）中，他详细记录了访德期间的观剧感受。7月26日，村上在瓦格纳节日剧场观看了歌剧《罗恩格林》，次日观看了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在《纽伦堡的名歌手》开演之前，他在纪念品商店购买了两件T恤，其中一件胸前印着歌剧中的台词“Wahn！Wahn！überall

Wahn！（狂想！狂想！处处皆是狂想！）”有别于《罗恩格林》相对传统的演出，《纽伦堡的名歌手》做好“招致普通观众反感”的心理准备，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村上认为瓦格纳作品之所以能保持其生命力，原因之一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积极采用新的演出方式及手法，并“继承社会、文化的责任”。新版《纽伦堡的名歌手》的舞台场景在传统歌剧中的16世纪的纽伦堡、作为剧中剧的19世纪后半叶理查德·瓦格纳的书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行军事审判的纽伦堡之间切换。歌剧的演出十分精彩，“然而听众无法仅仅沉醉于歌曲之中，因为舞台忽然转为纽伦堡审判的法庭，再次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代。审判官背后挂着法、英、美、苏四国的巨大国旗，舞台的角落里站着美军宪兵。而歌手必须站在证人席上演唱”。显然，《纽伦堡的名歌手》中关于战争的再创作，继承了“社会、文化的责任”，给村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潮文库版《刺杀骑士团长》

村上在《长篇访谈 犹如黑暗之中的灯笼》（《文学界》2019年9月号）中与访谈者汤川丰、小山铁郎进行过一段对话。      村上 从主人公在居住地挖出骑士团长开始，故事急转直下，那是一种把过去拉出来，使之复苏的故事。      ——您说过，骑士团长或许是“历史性的联系”“来自过去的信使”。      

村上 不管怎样深挖洞穴，加以隐藏，该出来时还会出来。我们背负着历史而生活，不管怎样隐藏，历史终将显露出来。我认为，历史是我们背负的，集体性的记忆。      

——您是二战结束后不久，1949年（昭和24年）出生的吧。      村上 在那个时代，因为国家的逻辑而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人杀人的鲜活记忆还残留在空气之中。我现在仍然强烈地持有战争并非虚构的意识。我们以为是坚固的地面，其实或许只是柔然的泥土。      村上讲述的“历史是我们背负的，集体性的记忆”，恰如其分地点明了自《奇鸟行状录》到近作《刺杀骑士团长》，贯穿其中并越来越明晰的作家的职责。村上在这篇访谈中强调说，“善恶的观念，在地上是泾渭分明的。可是下到无意识的世界，其界限就越来越模糊。越过某条界限，变得无法分辨。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就算身处那样黑漆漆的暗处，还是必须像保护洞穴中的灯笼一样，坚守人的自然具备的方向性。”这句话呼应了村上的获奖演说，进一步阐明了他身为作家的职责：以文学之光，照亮存在于世界各处的黑暗。

来源：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