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琼 | 承继与开拓：中国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_风闻

基本信息

作者简介：周琼，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环境史、灾荒史、灾害文化、生态文明等研究。文章原刊：《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摘要：中国环境史研究在国外名著译介、环境史理论方法及学科基础理论探讨、具体问题研究、史料及文献、特殊生物物种变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海外学者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及国内环境史研究机构及平台建设成绩斐然，交叉学科研究法取得的成果改写了既往的历史结论，彰显了环境史学的成就。但也存在研究论题及路径模式化及单一化，研究思维固化，大部分研究局限于“史”的范畴，缺少与现实联系及沟通、对话的空间及核心话题，史料（文献）的发掘研究不够深入系统。环境史学要深入、系统发展，不仅在研究层域、视域、路径、方法等进行创新，还要在研究思维的取向、旨趣上创新，进一步凸显环境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不忘学科研究及建设的初心及使命。

中国环境史的起源很早，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史有了不同的关注点及研究成果。但真正起步发展或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或学科也是近三十年的事。真正作为一门新学科尤其是“历史学学科增长点”受到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推重，不过三十余年，却拓展了历史学的研究视域，推动了历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理想，也实现了历史与现实之间沟通对话的可能性，增强了历史学资鉴、服务现实的功能。在中国环境史学研究魅力困境及转型阶段，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盛世，，对环境史的成败进行总结及反思，并展望未来，成为当务之急。

检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已有成果，成果斐然、新人辈出和形势喜人是目前公认的关键词，但其研究路径及范式、研究思路及论题，也日渐进入固化及瓶颈状态，环境破坏论（衰败论）及碎片化研究的特点极为突出。对现状进行总结、反思，使其进一步贴近现实及学科建设需求，系统思考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如何打破僵局及困境，实现环境史学的转向与创新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反映历史以来环境发展变迁的全貌，并展现变迁原因、结果、特点、规律的成熟学科，在研究主题及内容、路径与方法、层域与时空场域、理论探讨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做出开创性成果，不忘环境史学构建及发展的“初心”，更好地体现环境史学服务、资鉴现实的社会功能及时代的责任与使命、担当精神。

一、中国环境史学的斐然成就

中国环境史研究最大的学术成就之一，就是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者极其重视对本领域学术研究状况的梳理及总结，在各类刊物上发表了不同主题的研究综述，如张国旺、佳宏伟、汪志国、高凯、陈新立、梁治平、潘明涛、苏全有、韩书晓、刘志刚、谭静怡、薛辉、杨文春、邢哲等的综述有代表性，对学界迅速了解环境史最新研究动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综述大多关注已有成就，对研究中的不足及成就的进一步总结方面略显苍白。谨对目前环境史研究成就简要总结如下：

第一，中国环境史学的发端性成就——国外环境史名著的翻译、推荐，促进、推动了中国环境史学的产生及发展。这是由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开创的，进行西方环境史论著及观点译介的成就斐然的学术阵营。由于教学及学术研究的需要，这批学者最早接触到西方环境史的经典论著，并将其视域中最好的环境史著作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发行。最早的先驱者、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史研究者侯文蕙先生，她最早向中国学界译介了以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环境史著作，这是中国环境史译介的启蒙者及开拓者。其次是中国世界史学者包茂红、高岱、梅雪芹、高国荣、付成双等翻译介绍的西方环境史论著，并撰文著书阐述自己的环境史理论及观点，重点集中在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内涵、理论、方法等，这是第二代环境史译介的学者群。第三代是具有西方留学及研究背景的少壮派学者翻译推介的环境史论著及观点，他们是年轻的海归或第一代、第二代世界环境史学者的传人，如侯深、张莉、贾珺、费晟等人，译介大量现当代西方环境史新作。这些译介及各自观点的阐发，使中国历史学者在短期内迅速了解并掌握了国际环境史研究的主要成果、观点、理论及方法，产生了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兴趣及欲望。随后，中国出现了一批对中国环境史的定义、对象、学科起源等理论进行探讨的学者及成果。因此，对西方环境史论著及主要学术观点进行译介的学者群及其工作，开启了中国环境史学的启蒙、发展及学术研讨、机构建立等渐趋繁荣的学科构建之旅。

第二，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及方法、环境史学科基本理论进行的探讨及丰硕成果。主要是对中国环境史的概念（定义）、内涵、研究对象、理论、方法，以及环境史史料、史学史等进行的研究及思考，以中国环境史学科的构建为使命，其“中国的”环境史韵味及特点极为浓厚。在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中，以思考和构建中国环境史学科为己任，以中国环境变迁史中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及探讨为对象，取得了丰富的成就。以刘翠溶、包茂红、王利华、王子今、李根蟠、朱士光、蓝勇、夏明方、梅雪芹、侯甬坚、钞晓鸿、景爱、周琼等为代表，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内涵、理论及具体方法等问题，从不同视角、层域进行了系统论述及探讨，对中国环境史学科构建中基本理论的产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动作用。这是对环境史学科构建支持最大的学者群，是长期从事环境史研究、在各自领域经验丰富的学者组成的稳定较大的研究队伍，也是中国环境史学科早期建设的中间力量。

第三是对中国环境史具体问题进行的研究，是中国环境史研究中成就最凸显、成果最多的领域。对中国环境史的具体问题，如区域环境史、断代环境史、环境思想史、环境制度史、战争环境史、环境保护史、海洋环境史、城市环境史、环境灾害史、环境疾病史、考古环境史等为研究对象，成果丰硕。这是中国环境史研究中人数及成果最多，但也是最不稳定的阵营，很多成果不是专门的环境史研究，只是相关研究涉及到环境史领域，或对区域环境史或其中某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却因关注及研究核心不在环境史，或进入研究后发现自己面临多学科交叉却无法深入，不得不放弃或转向，致使研究成果及研究队伍缺乏可持续性、稳定性。这是环境史研究出现“蜂拥而起”式炙手可热的盛况（成果见相关综述），但又很快出现“零落难继”式的相对平静，且难有创新及深入的高质量成果的原因。该阵营以青年学者居多，半数以上是十余年来环境史学科建设及相关领域研究中培养的专业人才。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积累及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锤炼，该群体除半途退出者外，坚守的学者应是未来中国环境史的中坚阵营，最具创造力及爆发力。

第四是奠定中国环境史学科基础研究的领域及成果。如环境史史料及文献的梳理、搜集与研究阵营，逐渐积累、奠定了环境史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专业、基础性成果。环境史文献的类型、分布、特征，甚至进行了专题式的、区域性的环境史文献及史料搜集整理等。这些研究大多采用了传统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基础方法，对文献来源、特点、分类进行研究，也有对个别环境史文献或地方、区域文献中的环境史史料，进行专门的梳理研究，成果丰硕，对起步、发展中的环境史学科，起到了奠基及支撑作用。

第五是真正体现出交叉学科魅力、能更好理解特殊历史演进及结果（如王朝更迭）的真正历史动因的研究及出人意料的成果，是历史学“跨界”研究的成果，如气候变迁、巨型环境灾害如地震、雪灾、旱灾、瘟疫及农业环境变迁、资源枯竭等导致的历史巨变，纠正了很多史家对历史的错误解读和书写。如韩茂莉、马俊亚、赵珍、冯贤亮、王建革、杨伟兵、韩昭庆、杨煜达等学者的成果，让学界看到了环境与人的关系中，与传统认知极不一样的历史侧面。这是环境史改写或重构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环境史成为历史学新兴分支学科中最有富有生命力、最吸引眼球的亮点，也使很多似是而非的历史更加靠近了真相，让人类的历史真正回归到自然界中，也使人的历史成为自然界历史中一个特殊物种为了生存、发展而利用其它物种及资源的历史。

第六是特殊生物物种的历史及其系统研究的丰富成果。这些成果最早不是以“环境史”名称而出现而存在的，早先是被划入地理学、历史地理、自然史等学科领域，从当今的视域看，这是在自然或人文学科的视域下不自觉进行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如森林史，特种植物如楠木、竹子、梅花等历史的研究，某些特殊动物变迁史如大象、犀牛、老虎、孔雀、长颈鹿、大熊猫、扬子鳄等的研究及丰富成果，如何业恒对中国多达165种野生珍稀动物在人类历史时期空间分布的变迁情况，尤其对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等进行了论述。也有从农业史、经济史角度进行的粮食作物如玉米、马铃薯、烟草、咖啡、金鸡纳、橡胶等物种的研究。这些成果不仅扩大了环境历史进化及变迁中，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或种群的历史认知及范畴，实现了自然及其历史真正进入历史书写及记录的目标，见证了李根蟠等学者强调的人类及其他物种回归自然并各自有其生存、发展、变迁历史的客观论断。

虽然一些学者会提出环境史去“抢”了历史地理或人文、自然地理的成果及饭碗等说法，但在新学科不断涌现的时代，进行学科归属问题讨论时，大多依据学术成果所涉及的学科门类来进行分类及归属。这就会使同一类或同一结论的成果被分割在不同的学科或学术领域，而相同或类似领域及学科的学术研究及成果，因路径及视域的不同，结论很有可能完全不同或相反的情况比比皆是。因此，早期历史自然地理的学者完全是从历史地理的学科视域出发，不自觉地完成了当今学科归属中属环境史领域的诸多问题的研究，是较为正常的。

这些成果成为中国环境史早期研究中，利用跨学科方法及路径进行的最有质量及内涵成果的代表，撑起了中国早期环境史的半壁江山，证明了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早于西方，并在一开始就以独特路径及方式存在，表现出了不同于西方环境史的研究范式，独辟蹊径，进行了具有中国人文历史及自然环境变迁特色的自然物种变迁历史的研究。

第七是海外学者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及其成果。这些学者率先从整体上对中国环境变迁史进行了研究，弥补了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在中国环境整体史研究中成果不足的缺憾。最著名的是美国环境史学者马立博（Robert B. Marks）的《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伊懋可（Hark Elvin）《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穆盛博（Micah S.Muscolino）于2009年出版《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2014年出版《中国的战争生态学：河南、黄河及其他（1938—1950）》等，成为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中最著名的标志性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探讨”，论证了“环境史讲述的是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的观点，即伊懋可说的“透过历史时间来研究特定的人类系统与其他自然系统间的界面”。美国环境史学家濮培德（Peter C. Perdue）（韩昭庆译）的《万物并作：中西方环境史的起源与展望》认为环境史是跨越边界的，“环境史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的观点极富启迪性，是“全球环境整体观”及其理论的实践者。

第八是出现了一批以“环境史”、“生态史”为准确名称的研究机构及团队，并按机构所在区域形成了既有整体性、又有区域性特点的研究成果，带动了区域环境史团队的成长，成为中国环境史学科向专业化、地域化发展的标志。也是中国环境史学进入团队化集成及人才培养的阶段，标志着中国环境史独立学科意识的形成及团队建设与学科建设同步的开始，使中国环境史学打上了当代学科建设及发展的鲜明烙印。当然，也导致了中国环境史学在建设及发展初期，就缺少了融通及国际化的视域，过分局限在“中国”的时空范畴下。

总之，中国环境史自三代肇始，先秦正式成形并发展，秦汉以后得到了儒道思想家的深化及发挥，很多思想被统治者吸收转化成为生态管理及保护的措施，推动着中国古代生态保护、环境思想的发展。唐宋以降，随着儒道思想文化的发展及时代的变迁，环境思想、环境保护措施、环境管理制度、官方及民间的环境法制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及完善，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环境史的发展。明清时期，环境问题开始突出，生态治理思想觉醒并推动了中国植树护林及环保法规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环境史的内涵。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环境史研究开始发端，各类成果相继出现。各阶段、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史及其生态思想、环境制度及措施等，都在不同时代、类型的典籍中留下了印迹，对中国环境史学及学科建设、对当代环境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环境史学未来要进行的深入、系统、广泛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中国环境史完备学科体系的建立及发展，有了强有力的基础和良好的前景。

二、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困境

中国环境史被部分学者认为是热门的“显学”而受到青睐，涌现的很多成果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但就算是在“高歌猛进”的中国环境史火热研究时段（2005-2016），环境史也出现了很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而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中，陷于停滞状态，高质量、开创性的成果减少，程序化、模式化路径的研究成果增多。大部分论点及路径相同、区域及具体问题不同的成果，呈现出单一性的、表面上非重复但实质上缺乏创新的特点，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环境史学陷入了“衰败伦”、“破坏论”的研究桎梏及循环中。事实上，很多成果的观点及结论也一再证明了环境破坏论的思维模式在学界的流行及固化，限制了中国环境史学及学科的进一步深化及系统化发展。目前，中国环境史研究学无论是研究路径、方法，还是宏观性、理论性研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固化及困境。

首先，研究论题及研究路径的模式化甚至单一化。目前的成果大多是区域性环境变迁、环境制度、环境思想、环境管理等方面的内容，从表面上看，大部分成果在区域环境史研究中具有极大创新意义，梳理了区域性环境变迁历史的脉络。但从研究论题的层域看，大部分成果除了研究的区域、地点名称及具体史料有差异外，研究路径及方法都是沿着一个固定的模式进行：明清或是唐宋以前生态环境相对良好，因人为干扰及破坏，各地环境出现了森林覆盖率减少、水土涵养功能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增大等现象，从而出现了泥石流、水灾、旱灾、蝗灾等环境灾害的相对一致、甚至相同的研究路径及结论——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显而易见的环境破坏论或环境衰败论路径。

这虽然可以使中国环境史学在丰富的个体化（碎片化）、区域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便于整合及寻找规律，发现更多趋同性（同质性）特点，可以更好地书写及研究中国的整体环境史。但对环境史的具体论题及内容的研究而言，这个特点却使研究的成果及观点、思路及路径日渐单一化，缺少了跨学科及交叉学科所应具有的丰富性及灵动性特点，“‘环境破坏论’观点有其独到之处……在历史地理学、环境变迁等领域具有一定的促进学科发展的作用。但是，对于人类历史上开发活动的评价绝不能以此为满足，对历史进行全面而负责任的评价，对学科发展的大力促进，需要的是锐意进取的行动，不断超越的思想。”

其次，研究思维的固化及程式化。目前大部分的环境史研究者，都不自觉地按照大多数研究者赞同的“环境史是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历史”的概念及内涵开展学术研究，不自觉地把核心点过分集中在“环境”、“生态”等关键字词上，仅是下意识地只重视字面上出现“环境”、“生态”、“森林”、“植被”等关键字眼，就进行直接相关史料的搜集及研究，忽视了与这些字词有间接关联、甚至是字面上无关联但实际上有密切关联的史料及内容的研究。使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呈现出了固化及程式化的倾向，缺乏具体、形象及灵动的研究论题及内容，更缺乏多样性的研究视域及路径。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被视为是历史自然地理还是自然史的视域，限于学科专业的分工，都缺少对自然要素尤其动植物种类及相关要素的系统、全面研究，尤其是在动植物物种不断减少、灭绝的时代，在人们呼换并强调生物多样性、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自然史尤其各类生物史的研究，就显得弥足珍贵且急需。

再次，大部分研究及成果局限于凸显“史”的专业特点，缺少了与现实联系及沟通、对话的空间及核心话题，使中国环境史学缺少了灵动及现实的韵味，显得呆板、死气沉沉，偏离了史学资鉴现实的根本功能，使环境史学失去了灵魂。虽然目前很多环境史学者及团队如王利华、梅雪芹、王建革、钞晓鸿、侯甬坚、周琼等，分别从不同层面进行生态文明的学术交流活动及具体的调查研究。但大部分学者依旧认为生态文明是当下的政治任务及口号，与“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研究有极大的差距，从学术心理的认知上及实际的研究论题中，下意识地排斥生态文明，把摆在眼前的历史学经世致用及服务、资鉴现实的功能，人为地束之高阁，割裂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使环境史学停留在过往的层域上。

这就导致了中国环境史的研究论题，大多统一地集中在环境变迁、土地利用、森林面积变迁、农业及矿冶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传统、固化的层面上，没有能力和潜力去挖掘中国环境史上更有意义、内涵更丰富的选题及领域。对很多更有价值的选题，如官方及民间的环境法制、环境保护及恢复良好的具体案例及理论、各地各时期的环境治理及环境管理、环境灾难应对的机制及措施、环境制裁等鲜活、灵动案例等的探讨，就相对显得较少。

学界也因史料记载的粗糙、模糊性特点，也缺少相关的数据，鲜少扩大到历史上的水域环境、土壤环境、大气环境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及探讨上，使计量、统计、分析、生态、生物化学等属交叉学科、对环境史研究极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难以在具体研究中使用。使环境史学远离了现实，缺少了可以继续深化及发展的生命力及源动力。

第四，作为支撑中国环境史学的环境史料学（文献学）的发掘及研究成果，还不够深入，成果也缺乏系统性及完整性。虽然目前环境史文献及史料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是系统、专业的搜集整理及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迄今为止，中国环境史各领域的研究得以顺利、快速的推进，完全得益于散存在正史、档案、起居注、奏章、实录、方志、笔记文集、游记、报刊、公私文书、日记、信札等汉文文献中对环境不同侧面的丰富记载，以及目前不断发掘的碑刻、田野口述、民间文献甚至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文学史料、

图像史料、环境考古及科技考古的资料等新史料的不断发掘与运用，才使中国环境史尤其区域环境史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也使区域环境变迁史的原因、过程、结果有了初步的展现。

但很多散存于中国丰富典籍及民间文献中的环境史史料及文献，以及自然科学研究的史料及数据、结论，迄今尚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及利用。不仅局限了环境史论题的视域及研究深度，也局限了环境史学的全面发展。

第五，具体、微观问题即碎片化研究有余、整体性及宏观性研究不足。目前，中国不同区域环境史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环境整体史的研究严重不足。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版一部由中国本土学者完成的“中国环境史”专著，成为中国环境史学继续发展及学科构建中最显著的短板，影响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及学术、社会效应。

虽然目前很多高校都设立了环境史研究生学位培养点，专门从事环境史方向硕士、博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后的教学及学术人才的培养，但迄今为止，中国还是没有出版过一部中国本土学者撰写的环境史教材。中国环境史教材及整体史著作的空白，不仅限制了环境史人才队伍的扩大及学位点的人才培养，也对专业研究者在研究论题及内容的全面把握、提升与超越方面构成了阻碍。

而中国本土整体环境史专著的缺乏，无疑暴露了中国环境史学先天不足的弊端，以及后天发展中专业研究队伍的欠缺及人才后继不足，从而导致的持续性及后颈严重不足等显而易见的缺陷。反映了中国环境史学的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虽然看起来得到了各高校的重视而热热闹闹，但各高校学科发展规划者却尚未从根本上尤其是从资金及队伍建设上重视及支持环境史学的研究及学科建设，环境史学科带头人及建设者常常面临无米之炊的局面。

第六，尚未真正实现跨学科研究。虽然很多的项目论证及环境史研究论著的目标，都是实现跨学科的研究，以得出更客观、更全面的结论，但真正能运用跨学科及交叉学科等研究方法的史学研究者，数量较少。目前的环境史研究中，运用了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及理论的多是自然科学的学者，他们利用数理统计与分析、运用了GIS技术、粒度、古地磁、碳14、光释光、沉积、孢粉分析、冰芯、树木年轮、珊瑚化石等自然科学的技术及检测手段，进行了区域环境的定位、定时、定性研究，借助部分史料，得出了很多宝贵的成果，这些成果对推进环境史客观结论的得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自然科学过分依赖技术，对长时段历史演变规律、历史大背景及具体时代的历史场景不清楚，也由于自然科学研究者对史料的整体把握不准确，或者是引用了一些不专业甚至是出现错漏的史料，甚至使用一些被文学家考订后认为的舛误、伪造的史料，就极大影响了其结论的准确性及客观性。

同样，部分人文社科由于专业的先天欠缺，而过分信服自然科学的一切检测结果及结论，在使用数据的时候，不加审核及考证，也不对数据的时段及区域进行严谨认证，就盲目运用一些不权威的、或看似权威但与主题严重偏离的自然科学数据，导致研究思路及历史场域的错乱及偏差，最终导致研究结论不准确、不客观，甚至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第七，环境史学科的独特性，尤其是与历史地理、环境科学、生态学等学科相联系及比较时，其学科的差异性、不可替代性及研究问题的独特性，还不够鲜明及突出。即中国环境史与地理学、历史地理尤其历史自然地理、生态学尤其是植物学及动物学、资源环境史学等学科的比较中，其学科的准确具体内涵、研究范畴、研究对象等，特色不鲜明、内容不丰富，学科属性尚未得到彰显。相关的研究及结论，也不足以支撑该学科迅速就成为独特的新学科。

环境史是历史学领域内，跨学科及综合性学科特色最浓郁、学科立体型最突出的分支学科。但在具体的问题的研究中，环境史与邻近学科的详细、准确的差异性及独特性，尚未有学者真正进行过辨析及考订，也缺乏公认的结论。使环境史学一直处于模糊、不明晰，甚至似是而非的状态中，影响了中国环境史学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等特点的彰显。

此外，大部分研究成果，没有注意到环境发展史中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也没有注意到环境变迁史中的必然性、复杂性。环境变迁史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向、结果，往往是复杂的、多维的，其间既有偶然性要素，也有必然性要素。不同的阶段及区域，偶然性及必然性往往是相互依存、制约，但可以相互转化的。但目前中国环境史学的大部分成果，对环境变迁史中的偶然性及必然性，以及环境变迁史的特点、规律、趋势等问题，往往没有进行理性的思考及关注。致使研究者对环境变迁史理解及把握出现了片面性及单一性趋向，使研究结论出现不确定性及泛化性。

三、中国环境史学的突破

中国环境史学方兴未艾，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但困境及某些问题、桎梏的存在也是客观的、正常的。但学科建设及发展、资鉴现实功能发挥等的实际需求，使中国环境史学急需突破桎梏、摆脱困境。为了环境史学深入、系统的发展，不仅应该进行研究层域、视域的创新，也需要进行研究路径、方法的创新，更需要在研究思维的取向、旨趣上创新。

第一，是研究层域上的转向及创新，除继续进行中国环境史学的理论研讨及创新性研究外，还更应该进行中国环境整体史及其他宏观层域问题的探讨。

中国环境史学尽管成果丰硕，但学科理论、学科置及规划、研究方法等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依旧没有形成体系。且环境史学的发展只有几十年时间，与传统史学领域相比，学术积累还较为薄弱，还有大量的空白领域有待填补。目前学界对一些基本的概念、研究范围、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本学科的定位等基本问题的认知上仍然存在争议，尚未形成定论；某些看似已成定论的问题实际上依然存在偏差或错误。因此，中国环境史学的当务之急，不仅需要加强学科理论及基本问题，如学科的功能属性、学科范畴、学科目标、学科宗旨、研究手段及范式等的探讨，还需要对一些概念、基础问题的内涵进行讨论及厘定，尤其要厘清一些基本的学科思想及学术概念的准确内涵。只有明确了学科的边界及目标，才能奠定良好的学科建设的基础。

中国环境史学的学科构建中，最应该实现的转向，是研究的旨趣应该从微观、区域环境史研究，转向宏观、整体环境史的研究，避免研究论题过于碎片化的倾向。只有从整体、全局的视域去把握及研究问题，从整体去看局部，才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局部的每个层面、每个阶段，才能看到环境变迁史上不同面向、不同时代的具体状况及连贯性，才不会割裂历史。应该从整个中国、从全球环境演进及变迁史的宏观视域，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及学科的构建，学科的属性、定位、界域、框架、子方向及体系的划分与构建等问题，才能提上专业研究的日程，环境史学才能真正具备独立分支学科的条件及基础；才能具有从整体到局部、从局部到整体的灵活意识及思维、视野及胸怀，中国环境史学才能既具有广度和宽度，也具有高度和深度，“中国生态史的研究意义既不限于历史上的中国，也不限于今日中国的范围，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全面评价过去……有助于各项工作的展开和推进。”

第二，环境史学的视域急需进行全方位的扩大，一是在历史学内部的视域扩大，即环境史不能只是单纯地就环境说环境，而是要把研究视域扩大到与环境及其变迁有密切联系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二是自然科学领域的视域扩大，即从资料来源、研究方法及路径上真正实现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把此前未受关注的、与环境史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学科，纳入环境史学的视域中。

众所周知，环境史与历史学内部联系最密切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史、思想史、或是人口史（移民史）、水利史、气候史等。人们似乎在潜意识里忘记了一个中国历史发展中最根本的主导因素——政治。作为具有几千年专制集权统治传统的国家，政治几乎主宰了历朝历代的一切，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思想意识、生活、宗教甚至是科学技术，因此，学术研究离开了政治，很多问题的探讨，在事实上就有了隔靴搔痒之感。纵观目前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从政治史视域进行研究的寥寥可数，从政治角度把握中国环境变迁史动脉的研究也为数不多。中国环境史的变迁动因及变迁趋向，是离不开的政治的。离开了政治，中国环境史就缺了也缺少了灵魂，变迁的历史就成为空洞的过程梳理，触及不到最根本的内核。因而，中国环境史学视域的扩大，首先就从重视政治史开始，把政治史及其主旨、核心内涵，融入到不同时段环境变迁的每个环节、每个具体问题中，才从根本上把握中国环境史学的命脉。

自然科学视域的扩大，就是继续关注生态学、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资源与环境科学、气候学、灾害学等学科外，还应关注此前重视不够的土壤学、医学、气象学、天文学、气象学、水文学、地质学、地貌学、生理学

水生生物学、景观学、工程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领域，更应关注与环境史密切关联的文学、艺术、美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信息管理等人文社会科学。只有将这些学科的基本知识、理论、科研成果与历史学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才能真正把握环境史学的核心及灵魂。也才能对不同的环境史问题从专业角度去思考，研究结论才能客观、正确，更贴近真实。

第三，在加强、深化环境史学传统研究路径的同时，强调环境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对话及贯通，凸显环境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不忘学科研究及建设初心，明确学术责任及使命，把环境史学服务现实的特性贯通到具体问题的研究中。

要彻底摈弃环境史研究中不自觉的“史不与今通”的固化思维模式及研究圉囿，应该纠正“学术不与政通”的极其隘及偏执的固化思维。通过深入、系统的历史环境诸问题的研究，为社会提供正确的环境史思想及专业知识，发挥历史学当之无愧的资世鉴今的作用。持续不断的生态危机及无穷尽的环境问题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威胁的促动，激发了环境史学家的责任感、使命感，成为环境史学兴起的根本动因，环境史学的发展及具体研究，就更应该固守这个“初心”，牢记环境史学的社会责任及现实使命，“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众对生态安全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党和政府）把‘建设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给环境史研究蓬勃兴起提供了重要机遇，也赋予历史学者以特殊的时代使命。”

当今环境史学科的发展及具体问题的研究，应当时刻注重把环境史学与现实需求密切联系的特学科点，改变传统史学在史料里寻觅的研究模式，而刻意把一门富有生命力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变成与现实相脱节、以过往研究为特点的僵化形象，而应该担负起环境史学者应该有是社会及现实使命。

同时，经院式的环境史研究与社会需求之间在某些层面上的脱节，影响了环境史的社会认可度及接受度。使环境史在历史学内的学科归属不明确，专业尚未进入教育部的就业目录，研究生只能游离在传统学科的就业队伍中，专业优势无法显示。甚至很多高校的学科设置、新学科的建构中，都没有把环境史纳入进去，使环境史位置尴尬，影响了团队的建设及人才的培养。限制了境史研究队伍的壮大，很多问题的研究无法推进及深入，这种状况急需改变。

第四，凸显中国环境史学的学术属性及特点，立定其学科界域、学术定位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区别，明晰自身的特色，逐渐建构起中国环境史系统、立体的学术框架。

尽管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环境史学是20

世纪90年代在西方环境史学的推动下兴起的，西方环境史学也确实促进了中国环境史学的兴起。但中国环境史学是中国历史学固有的部分，只是此前的史学家没有完全明确地意识到并使用“环境史”这个名称，即西方环境史学被译介到中国之前，中国环境史学就已经存在，无论是环境思想、环境管理，或环境保护、治理，中央王朝政府及各地官府、民间都在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进行了实践。

因此，作为一门拥有了漫长历史、积累了丰富史料、极具现实感的历史学分支学科，要将其从其他学科的附属或误解中剥离出来，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界定自己明确的学科界域，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可以实现的任务。而缺乏完整环境史学科体系的架构，是中国环境史学发展受阻的原因之一，使很多研究者无法准确把握学科研究宗旨及主要目标，“着眼长远发展，积极建构概念体系，形成思想主线明确、结构层次分明的学术框架。这是一项十分重要、亟待实施的工作”。

环境史涉及诸多面向，它既不是单一问题及单向、线性尚未就可以进行及完成的研究，也不是平面、单个领域及问题的研究。这是涉及多个面向及层域的学科，其间的每个问题所涉及的面都是复杂的、多向的。这就决定了环境史学及其学术框架必然是立体、多面向、多层域的，每个问题及领域都与周围的各要素产生直接、间接的联系，其影响也是复杂、多维的，这是环境史学的真面目，也是环境史学应该具有的存在形式。

第五，环境史学科话语权、环境史学派及环境史学术体系的构建，是中国环境史学进一步发展、学科建设目标及任务顺利实施的关键要素。

中国环境史学的丰富成果，为其学术话语权的建立、学科合法性的确立，发挥了积极的支撑、促进作用。但中国环境史是个刚起步的学科，目前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与其广阔的学科内涵来说，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其具体研究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缺陷及不足。故构建话语体系是中国环境史学发展及学科构建最主要的任务，“环境史研究深切关怀地球居民的共同命运，该领域的学者拥有更多超越国家、种族和文化分歧的共同话语，中国学者应积极争取更多的学术话语权。”目前进行的环境学者的访谈、笔谈，环境史专栏及刊载环境史论文期刊的特色逐渐形成；以不同形式开展的环境史教学及人才培养、科研项目的立项及研究，都以不同的形式明确、支持环境史形成自己的特色、展现自己的学术话语。

中国环境史目前在理论层面尤其环境史学科建设方面的理论研究，受到西方环境史研究理论及研究模式的极大影响，制约了中国本土研究的创新性思维、观点及独立学术体系的产生，“引入西方话语本属正常，但过于巨大的‘话语逆差’现象背后，是中国原创性和本土化的学术话语的窘境，以及对西方学术与理论话语的‘顺从’”，导致中国环境史学的话语体系缺乏自己的特色及生命力，制约了中国环境史学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建立及推广。

当代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构建及发展，都是其学术话语权产生、建构，并在发展中相互促进、在发展中分化整合的过程。在现代学科发展中，如果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那其存在及发展就会受到诸多质疑及挑战，也很难得到其他领域学科的认可，不可能与其他学科有平等的对话及交流平台，遑论学科的发展及学术体系的构建。因此，中国环境史学术话语权的构建，成为学科建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第六，中国环境史学既要看到历史环境变迁中的破坏趋势及灾难面向，也要看到不同时期进行的环境保护及修复治理的具体实践及积极效果。

环境的破坏及衰败是自然演替的规律及结果，但破坏及衰败进程的快慢、破坏后果的严重程度、破坏范围的大小等，人为的因素如制度、科技、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却发挥了关键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环境史研究不应该只单纯地梳理环境变迁的史实，虽然这是必要的，也是环境史存在及发展的基础，但不应该是唯一模式及解说路径。环境史研究应该更多探讨环境变迁的不同动因及变迁趋势，探讨变迁的后果及历史上自然及人为的环境修复的过程及结果。

作为客观、理性的环境史学者，不能只是看到人类行为造成的破坏及其灾难性后果，应看到历史时期人们面对环境灾害时的系列努力及实践，包括思想、制度、技术等层面的措施及其良好效果；看到官方的制度与措施，看到民间的努力及实践；看到个人不同类型的环境改造的尝试，看到社会群体一致的思考及应对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自然及环境的角度，完整、全面、客观、唯物、公正地还原并揭示环境史的发展过程及全貌，避免环境史破坏论的思维定式及单一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中国环境史学的学科理论、研究范式的构建，离开了“全面向”、“立体式”的思维及研究取向，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就体系构建，将是无米之炊、无源之水。

第七，进行中国环境史学者的研究旨趣及现实情怀的培养，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学术情操及专业感情，既要有人文关怀的思想及意识，也要有自然及生物关怀的思想意识及视域。

大部分环境史学者把环境史研究对象界定为“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研究”，并坚持地认为：如果没有人，环境史存在及研究还有什么意义？这在理论上是毫无问题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也是完全正确的。但在自然环境里生存的生物，不仅是人类，与人类发生关系的也不仅是生物。环境史学确实不能忽视人的因素，但只有人的环境史，难免会不自觉的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环境破坏论的泥淖中，也会不自觉地陷入生态中心主义的极端误区中。

在研究中要避免这种极端倾向，环境史学者就必须要有大思维、大境界。面对具体的研究论题时，既看到人类这个生物物种，也看到其他物种及环境要素的作用；既关怀人类的命运及未来，也关怀自然及其他生物、非生物的命运及未来。自然界及其包含的个体及群体的存在及发展系统，都会与人类、与周边的一切发生联系并相互影响、制约，也相互促进、彼此依赖共生，对自然关怀的情怀，最终也是对环境史学及其学科未来命运的关怀。

四、结语

中国环境史学有无穷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诸多困境及桎梏。既有创新的思想、视域及路径，也有创新性、挑战性的领域及难题。中国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什么样的道路，才有助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及学科的构建及可持续发展？

第一，承继以往，开启后来。在中国环境史学的研究中，对宏观理论、方法及具体问题的研究，需要秉承传统而基础的原则，即承前启后的原则.。既要将既有成果作为学术及学科的前期积累及继续探索的基础，也要在新视域、新路径、新方法的层面上，以全球、全中国环境整体史观的立场，开创全新、立体的中国环境史学新局面，并明确环境史学科的属性及定位、界域与面向。既要避免把环境史变成包含一切问题及领域的大箩筐，确定环境史学的界域及特点，也要避免否认及回避自然环境本身及其各要素的历史发展、演替及共生、相互制约及影响的历史。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环境史观，才能构建起一个可持续的、立体的、客观的、全面的具有中国环境变迁史特色的学科框架。

第二，开拓创新，扩大视域，兼容并包、遗世独立。无论是研究的论题或领域、理论或方法、视域或层域，都需要不断地开拓、创新。作为面向最繁复、立体性最强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环境史已经进行的研究要素、领域及成果，还不及这门科本身所应研究论题的二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浩渺无穷尽的自然界及其变迁历程，值得探究的论题是无穷尽的。环境史学就像一片片肥沃的、等待开垦的辽阔的处女地，值得人类去探究过去、探求未来。但若沿用传统历史学已有的研究路径及方法，那很多的领域及问题，是无法展开有效研究的。必须无限制地扩大我们的研究思维、研究视域，对环境史学各层域的论题兼容并包，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做出具有学科特色的标志性成果，彰显环境史学独一无二的研究内容、学科特点，揭示其规律，才能使中国环境史学成为一门遗世而独立、资世而鉴今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第三,宏观与微观兼顾，整体与区域并进，历史与现实互通。中国环境史学的研究及学科发展，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既对中国环境史学的学科理论及其体系构建进行探讨，也对具体的环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既对区域的整体环境史进行研究，也对中国整个国家的全局环境史进行思考及研究，还要关注并研究全球不同国家及地区的环境史；既注意到区域环境史存在及发展的自然的、区位及人文的特殊性，也注意到整体及长时段环境史变迁中的普遍性。既看到区域及整体的过往环境变迁史，也要看到当代环境变迁的历史；既要关注到每个人身边的环境变迁与整个区域、国家乃至世界环境变迁的区别及关系，也要看到当下的环境变迁在未来环境史中的位置及作用。从现代环境变迁及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具体状况，思考历史上时期环境变迁的不同面向，实现历史环境与当下环境在思考及研究界面上的沟通、对话，把中国环境史学真正推上专业特色凸显、框架体系系统的发展之路。

第四，人才培养与踏实的研究行动及系列成果，是中国环境史学持续前行的基础。中国环境史学科特色理论的创建及发展，需要一代代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及传承；无论是何种问题及领域的创新，都需要一批批研究者进行承前启后的、不间断且踏实认真的努力及耕耘。因此，环境史人才的培养及团队的建设，就显得必不可少。既从史料出发，做出务实的研究，也可以客观地记录、书写当下的环境史料，扩大环境史料的范畴，奠定环境史史料学的基础，才能建立起立足当下、面对未来的环境史学。而中国环境史学研究及学科的未来发展的之路，就在每个环境史学者的眼中和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