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从神话传说中解放出来_风闻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杨共乐 

原帖：http://his.cssn.cn/lsx/sxpy/201911/t20191111_5032475.shtml

　　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世界精英荟萃、星光灿烂的时代，也是古典史学在文化领域大放异彩的时代。雅典人修昔底德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即是这个时代留给人类的绝品佳作。

　　立足于人本身来解释历史是修昔底德史著的重要特点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修昔底德花了近30年时间精心创作的鸿篇巨著。雅典同盟与斯巴达同盟间20余年的战争是本书的主题。修昔底德选择这场希腊古代世界最重最大且亲自经历的战争作为自己终身研究的对象，目的是把历史从神话传说中解放出来；从夸大事实的诗歌中解放出来；从“不愿花费气力去发现真相，而更倾向于接受他们所听到的第一个故事”的现象中解放出来；从只追求愉悦听众而不是说出事实真相的散文编年史家中解放出来。修昔底德依靠目击者的陈述和他自己参加战争的经历、经验，通过考察、批判、辨别、比较，纠正权威和习俗的偏见，形成特色鲜明的史学体裁与叙事风格，使希腊世界的史学稳固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立足于人本身来解释历史是修昔底德史著的重要特点。受智者学派“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思想的影响，修昔底德总是以人为出发点来叙述人的目的、人的行为、人的成功与失败，来阐明事件的起因、记录事件的过程、分析事件的后果。在修昔底德看来，“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是人类的愤怒、恐惧、妒忌、远见、判断与智慧等，而并非人力之外的因素。在修昔底德笔下，既没有任性的天神，也没有宿定的命运，而只有城邦、族群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与争战。修昔底德没有为神灵留下施展力量的空间，也没有为神事留下神圣的位置。希罗多德史书中多次出现的“神谕”在这里消失了。修昔底德甚至坚决拒绝把各种灾难当作即将出现的人间祸福的预示，认为：日食、月蚀、地震、风暴等都是自然现象，与神灵毫无关系，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吉凶祸福的征兆。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代，所有的事件都是人类意志、人类自身选择和实践的结果。人类主导自身的行为，并必须对自身的行为与活动的结果负责。修昔底德已经彻底地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记叙中独立出来。

　　追求史实之真是史家的第一要务，也是修昔底德终身奋斗的目标。他强调历史学不应取悦流俗，而应以揭示真相为准则，消除虚假的“事实”。他客观叙事，严格选材，重视一手资料的合理使用，坚决摈弃以拼凑逸闻轶事来撰写历史。在书写著作期间，修昔底德从不轻信谣传故事。为了真实，他不惜奔走于卷入战争的各个城邦，实地考察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为了真实，他到处打探、询问事件的目击者，从他们那里获取可靠的资料。修昔底德记事的准确性，已一次次被近代学者所证实。例如，1877年在雅典卫城出土了一块石碑，碑上所刻的有关公元前419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等城邦的缔约铭文，几乎与修昔底德书中所载的内容完全吻合。无怪乎连看不上古典史学的犹太史家约瑟夫斯都不得不承认修昔底德是他那个时代“拥有最高准确度”的史家。

　　深入反思战争、探索战争原因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显著特色

　　深入反思战争、探索战争原因是修昔底德撰史的重点，也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显著特色。修昔底德一边考察战争的进程，一边思考开战后交战双方的成败得失。“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拉西第梦人（斯巴达人）的恐惧，从而导致了战争”是修昔底德的核心论题。为证明这一论题，修昔底德以史实为据，以雅典的发展为线，论证了雅典的崛起，论证了雅典崛起后希腊格局的深刻变化。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由后起的小邦发展为希腊强国，共经历了50年的时间。50年间，雅典完成了由霸国到帝国的发展历程，势力范围也由阿提卡半岛扩大至希腊的大部分地区。50年间，雅典强征盟国贡金，不断滥用权力，并将强权理论应用于邦际关系的处理之中。最后，雅典和斯巴达同盟者间的矛盾加剧。雅典“开始侵略斯巴达的同盟者了”。当雅典势力越来越强，当雅典不断动用武力挑战希腊共有价值理念的时候，斯巴达的确感受到了“能够毁灭我们，或能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痛苦的方式来伤害我们的巨大力量”的存在。恐惧随即而生。而当用来预防战争的各种手段全都失效时，战争也就成了必然的事。修昔底德在研究和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给后人提炼出的经验与教训精到深刻，我们能够从这里更清晰地了解到：雅典崛起依靠的是结盟与武力扩张，带有明显的进攻性；雅典与斯巴达皆以结盟起家，但常常也为同盟所累；雅典与斯巴达都犯有误判对方形势的错误。

　　修昔底德及其作品受到很高评价

　　修昔底德对自己的作品是有信心的，对自己的成果也是满意的。所以，在开篇不久，他就自信地向世人宣布，他的作品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古典学者琉善对修昔底德及其作品评价极高，认为：修昔底德是史家崇高的典范。他明白“良史”和“拙史”的区别。他坚信他的作品应成为千秋百世的财产，而不应徒为眼前沽名钓誉；他应该把信史留给后人，而不应向今人哗众取宠。他以实用来衡量历史作品，规定信史的目标是：如果历史可能重演，前事不忘便能成为今事之师。琉善还记载，雅典的德谟斯提尼曾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抄写过八遍。近代学者霍布斯认为修昔底德的著作达到了“历史写作才能的顶点。”卢梭更评论道：修昔底德“叙述史事而不加他的评语，然而他也没有漏掉任何一个有助于我们自己去评判历史的情景。”斯宾诺莎也认为：修昔底德具有“真正的古典能力，能把当下的事件写得栩栩如生，不辩自明。”在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修昔底德再次被立为古代客观史学的标杆，被尊称为“科学和批判历史学的奠基者”、“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其作品备受近代史家的推崇。

　　当然，修昔底德只能在时代给予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因此，评论他的作品不能离开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客观地说，是时代造就了修昔底德，而修昔底德的创造又反过来使时代的精神有了新的升华，使西方的史学有了更好的遵循。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