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能反映蒋介石的“本来面貌”吗？_风闻

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经某些人的大力宣传推广而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小小的“热潮”，各种对之“高度评价”的“文艺腔”多有出现，比如“还原蒋介石的本来面貌”啦，“民国史要重写”啦，“世所罕见的史料”啦，等等之类，不一而足。当然，最“权威”的是一些被某类媒体抬得很“高”的“史学家”，其对“蒋介石日记”如获至宝、推崇备至，其中做为抢眼的就是据称为“著名现代史史学家”的杨某。

　　这杨某被某些人命名为“大陆研究蒋介石第一人”，他的厚厚两大本《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下册)应该就是主要“成果”。杨某之推崇“蒋介石日记”的理由从该书“自序”和“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章节中可以看到：“日记，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其特殊价值。蒋的日记，长达五十余年，大有助于人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一种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由此，杨某断言：“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亚洲史、世界史也有相当的价值。”（见《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西元2008年5月1日出版。）可以看出，杨某极力表现出自己“不偏颇、不极端”的“学者风范”，这从最基本的层面上来讲是好的，值得赞许。然而，这还只是说的，做得如何还得再看。

　　杨某断言“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为公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一、蒋身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二、蒋喜欢骂人。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而且骂得非常狠。蒋如果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决不是为了示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的形象。”杨某列出的这“三点证明”看上去似乎头头是道，但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其值得商榷，因为所谓“蒋身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的说法需要更多大量的历史考证，随口一说无凭无据，而“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乃至“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搞三陪”、“自慰”等等，这固然可以当作其“非主要为示人，为公布”的证据，但也不能排除其人欲以某些方面的“真实”来掩盖其它方面的造假甚或其人有暴露癖的可能。总之，“三点证明”不是绝对的完全的“证明”。

　　事实上，杨某自己也说：“蒋从早年起，即陆续命人照日记原样抄录副本。”（见《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某人这种将自己的日记“命人抄录副本”的作法或许可以解释为“为了防止遗失”，但更合理的结果是让人产生“制造历史”的感觉。“制造历史”，不为“示人”又为了什么呢？杨某也承认：“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又如，1931年的软禁胡汉民事件，蒋只记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而不利的情况就不记。再如，抗战期间，蒋介石派宋美龄去香港指导对日谈判，他就绝对不记。”这种“记日记有选择性”的作为，说其只为“自用”而完全不想“示人”恐怕是不能服人的。

　　“蒋介石日记”的内容，按杨某的说法是“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按常识，应该说“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之类“流水帐”基本为实，但“思想、心得”之类却不可轻信，因为其“示人”的可能性很大，往往其所记并非其真实内心。举个例子：西元1949年末蒋记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面对大陆上解放军攻打台湾的准备而惶恐不安、希望全无，蒋介石在西元1950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就写道：“如果革命失败，台湾沦亡时，必以身殉国，则不必另有遗嘱矣。”（见刘统著《跨海之战：金门.海南.一江山》页2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西元2010年1月出版）只看这种在“日记”中写的“思想”，人们肯定会以为蒋某人真是“视死如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历史事实如何呢？据菲律宾档案显示，早在西元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他就曾通过国民党政府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接触了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得到后者“愿意收留”的肯定答复。（见马寿春：《1949：蒋介石曾想流亡菲律宾》，http://history.chinaiiss.com/html/201012/21/a30e85.html）而另有史料表明，西元1949年4月蒋介石曾特地召回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让他给自己“在日本买一处房子”，以备“局势进一步恶化”时自己能“到日本住一段时间”或者“干脆就长住日本了”。（见汪幸福：《蒋介石曾想逃亡日本》，载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12514/1125271.html）这是典型的狡兔三窟的作法，其与“日记”中所写的“以身殉国”的“思想”形成巨大的反差，孰为真孰为假一目了然。

　　当然，“蒋介石日记”并非没有一点儿价值，应该说在研究历史时它或也能起到些许参考作用。但是，如果把这么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示人”的东西硬称做“世所罕见的史料”，据此宣称要“重写民国史”，宣传它能“还原蒋介石的本来面貌”，这么鼓噪的人要么是天真幼稚，要么是另有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