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有缺陷的工人：服务业工作场所劳动的“退化”_风闻

编者按

布雷夫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描画了一副资本社会劳动退化的场景：那些宣称得到技能升级的工人，实质上沦为资本工具，从事着简单的重复劳动。如果说布雷夫曼揭示了技能工人的去技术化本质，本期推荐的文章则揭示了“无技能工人”的建构过程。对“技术”或“非技术”的界定本身就是权力不平等的结果。Otis & Wu于2018年在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The Deficient Worker: Skills, Identity, and Inequality in Service Employment”一文。作者通过对北京两个不同服务业工作场所进行的个案比较发现，从事相同工作任务的工人，其工作价值却相差甚远。这两个个案分别揭示了女性身份和农村身份导致的工作贬值过程。尤其重要的是，文章提出，技术工作或非技术工作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种组织过程，结合了管理者、工友和顾客的共同作用。

这是社论前沿第S1457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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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的社会建构

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市场回报与人力资本相关，即工人的教育、培训和资格认证提升了他们工作相关的技能。然而，这一路径无法解释相同受教育程度的男性与女性存在的工资差距。批判主义劳工学者进而指出，对技术的界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在工作场所掌握话语权的工人有权力界定技术的内涵。因此，技能获得，或者说对技术工人的认证，可以被视为教育或政治的结果。

本文探讨的则是该问题的另一层面，即对非技术的界定，或无技能工人的社会建构过程。布雷夫曼的洞见揭示了去技术化导致的工人缺陷，但是对何为“技术”的界定，却很少得到关注。女性主义学者对这一议题的回应集中在工资和工作评价方面。女性化的工作往往被解释为一种女性天赋的自然表达，而非个体努力的结果。这种对女性气质自然化的解释导致女性工作的低收入。

02

中国背景

在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已经超过制造业。这些服务经济的从业者，大部分都处于低收入和兼职的状态。

本文聚焦性别与空间（农村/城市）两个关键变量，观察服务场所中无技能工人的制造过程。毛泽东时代遗留的空间与性别不平等，到1980年代经济改革后不断加剧，并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形式。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工人的铁饭碗，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与城市工人在同一工厂工作。一方面，城市工人日益脆弱的社会保障加剧了他们对外来人口涌入的紧张和不安；另一方面，城市工人仍然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仅为城市工人64%。在性别差距方面，纵使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上升，女性的平均工资仅为男性的69%。且大部分年轻女性集中在服务产业。

03

研究设计和方法

文章的两名作者分别对北京两个服务业工作场所进行了民族志研究。Otis于2000年对北京一家中美合资的精品豪华酒店进行了5个月的调查。数据主要来自餐饮部门，除了员工培训和会议等参与观察，还包括55名工人和管理者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Wu于2012年对北京一家国有高端连锁超市进行了调查。她不仅做了51人的深度访谈，包括管理者、城市和农村工人，还作为一线员工在超市工作了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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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酒店的女性气质

这家北京五星级豪华酒店雇佣的500名工人，均为城市居民。酒店执行严格的性别劳动分工：男工从事体力劳动，女工从事需要与顾客互动的服务工作。在以服务著程的豪华酒店中，提供服务的却是被称为无技能的工人。男工要比女工获得更好的绩效考评成绩。管理者贬低年轻女工的互动服务工作。他们认为，中产阶级的女性气质受男性经营顾客偏爱；这种互动劳动是女性本质的自然表达，无需经过特殊训练或努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从招募到培训，女性气质的表达都是去自然化的组织过程。以保护女性之名将其排除在体力劳动之外，女性得到工作机会本就是出于其相貌和身体特征。原来统一工作服的工厂女工，转身变成女服务员，换上了贴身旗袍，举手投足都要求“像个女人”。讽刺的是，一旦当女性服务员没有成功达成管理层眼中的“女性气质”，又被归咎于其自身的素质。事实上，组织又没有核心的考评指标来评判女服务员的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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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超市的农村人

这家超市雇佣了125名工人，其中45人是城市居民，80人来自周边省份的农民工。与前者相反，在并非以顾客服务为核心的超市，对从事服务工作的城市工人的评价却要高于从事体力工作的农村工人。体力劳动与农村人联系在一起。不论是管理层，还是城市工人或顾客，都认为农村意味着落后、不文明和粗鲁。虽然农村工人同样也参与服务工作，但城市工人与管理者都选择忽视他们的技术能力。这种忽视带来的结果是，农村工人无法接受培训，并穿着统一的服务制服，而这原本可以有助于他们与城市消费者的互动。城市工人与农村工人之间存在明显的裂缝，农村工人的身份自信在城里人眼中是落后的象征，而他们对城市工人也几乎没有任何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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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技能工人的制造

通过以上两个个案的剖析，作者质疑了“无技能工人”的说法。工作的技术状态并非原先就存在于工作场所中，而是持续不断的关系斗争的结果，从而导致某些工人的技术贬值和边缘化。社会属性被成功嵌入工作场所中。工友和管理者对性别和阶级身份的利用，导致了体力劳动和互动服务劳动在不同场景中的相对价值。

在工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工作要求之间存在双重约束。农村工人的身份认同加剧了对农村人的污名化，女性气质的表现则进一步强化了组织规训和对互动劳动体制的同意制造。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技术是一个相对概念。服务业的经验观察告诉我们，技术的产生可能并非由于个体能力的切实提升，而是通过制造无技能的工友获得相对的技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