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骏：领袖像的印行、展现与民间反映（1949-1965）_风闻

领袖像是政治集团以照片、画像、塑像、画报等方式向外界展现领导人的面容体貌，引导社会大众在视觉认知的基础上对其产生敬仰感，具有强烈的权势象征意涵，也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中国后产生的重要政治文化现象之一。作为影响现代中国走向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像制度始于1920年代的苏区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将不同类型的领袖像推广到全国，它们也逐渐成为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领袖像的研究，学界目前主要集中论述1930-1940年代中共如何应用领袖像应对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在乡村普及领袖像的过程，这些研究为理解1949年之后的领袖像实践提供了线索与借鉴[①]。本文结合现已开放的档案文献，着重考察了1949-1965年领袖像制度的运作，对领袖像的生成播送机制，领袖像展现遵循的原则与典型景观、民间对领袖像反映等问题进行概要的梳理与探究。

一 领袖像的构成类型

领袖像是二十世纪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它在中国的大规模公开展示始于1920年代。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仿效苏俄追悼列宁的样式隆重纪念孙氏，设计了“总理遗像”这一特殊的政治符号，再将它贯穿于社会日常生活之中。与国民党做法相平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年代也建构起自身的领袖像体系，并在1949年建立新政权后，将它推广至全国。

1949-1965年中国的领袖像由三类画像构成，他们分别是：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画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一个动态的集体概念，自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包含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他们分别是毛泽东（1949.10-1956.9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9-1965.12主席）、刘少奇（1949.10-1956.9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9-1965.12副主席）、周恩来（1949.10-1956.9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9-1965.12副主席）、朱德（1949.10-1956.9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9-1965.12副主席）、任弼时（1949.10-1950.10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任弼时病重期间代理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10-1956.9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9-1965.12副主席）、林彪（1958.5-1965.12副主席）与邓小平（1956.9-1965.12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除任弼时因去世较早未有正式画像出版外，余者皆有个人画像的印行与展示。这些画像构成了大众视野下执政党领导层的集体形象。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因而他的画像在中共领袖群体像中居于首要位置。1949年10月，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政军、人大、政协、群众团体在机关及群众大会场合都应悬挂毛泽东像[②]。之后十余年间，各种制式的毛泽东像从公共空间不断延伸到私人场合，出版社为此印制了数以万计的画像，其中标准像7744.5万，摄影像484万张，二者合计达8228.5万张[③]。

除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其他高级干部可否也由文化部门为其制作画像？这在历史上是有过先例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曾悬挂过高岗、林伯渠和李鼎铭像，晋西北根据地也挂过贺龙和关向应像。新政权建立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文化管理部门指示出版社印制中共领袖像时，对象仅限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其他级别干部皆不可为之，即便战功显赫的元帅也不例外。1955年解放军正式颁布军衔，引发社会热议。上海市出版事业管理处考虑“为了满足广大人民对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十位元帅的景仰与热爱”，拟出版他们的画册，请示文化部该计划是否可行。文化部党组慎重考虑后做出了明确回复，经中央批准印制的领袖像，仅有毛、刘、周、朱、陈五种，“其他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未印制过画像”，因而出版元帅画册是不妥当的[④]。

二，国际共运领袖及兄弟党领导人的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斯大林是举世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1949年之前，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广为悬挂他们的画像，有些留苏干部还主动在“胸前别着一枚约伍分硬币大小的、用红色玻璃镶嵌的马、恩、列、斯像，不时地闪闪发光”，给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⑤]。不少党员也是从画像那里对国际共运领袖有了最初的视觉认识，知道“大胡子叫马克思，光头叫列宁”[⑥]。

延续革命时期的传统，新政权建立初始便筹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四位领袖像。不过，推广列宁、斯大林画像将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社会大众的苏俄观。由于晚清以来沙俄蚕食鲸吞中国领土给中国民众留下的深刻记忆，再加之国民党政权长期“苏俄赤色帝国主义”宣传的缘故，不少民众对苏俄抱有负面感观，特别在广袤的新解放区，这一社会心理并未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而立刻消失。以典型的新区无锡为例，当地高中学生虽经反复教育，“思想上还一下子转不过来”，仍然对苏联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⑦]。

面对大众疑虑重重的态度，新政权倘若执意迅速推广苏联领袖像，将极有可能加剧社会心理的不安，也会给敌对力量贬损自己为“苏俄附庸”提供口实。考虑到这些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中方领导人认为，虽然终有一日各地都会悬挂列宁、斯大林画像，但现在尚不宜大规模进行。为避免此举造成莫斯科的猜疑，他们特意通过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向斯大林做出解释，并得到了斯大林的理解。他主动表示“在中国越少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越好”[⑧]。

经过几年对苏联建设成就与中苏友谊的大力宣传，民众原有苏俄观逐渐褪去，列宁、斯大林画像在公共场合出现的频率也日益增多。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他的画像在3月9日追悼会当天还被破天荒地悬挂在天安门城墙之上，民众对此安之若素，这在几年前是很难想象的。

新中国成长于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格局中。为了对抗西方阵营，东方阵营发明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兄弟党”概念，意图促生人民形成强烈的归属感与自信心。为了烘托阵营内部亲如一家人的氛围，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在本国发行兄弟党领导人的画像，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发行过的此类画像，择其要者有苏联的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波兰的贝鲁特；民主德国的皮克；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匈牙利的拉科西；保加利亚的契尔文科夫；罗马利亚的乔治乌-德治；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蒙古的乔巴山与泽登巴尔等。这些兄弟党领导人的画像时常出现于五一、十一等重要节日的庆祝场合，成为国人心目中“进步人类不断走向胜利”的视觉象征。

三，国民党政权领导人的画像。国民党政权的领袖像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继而衍生至蒋介石等人。对于国民党的领袖像，中共并不完全排斥，而是视形势发展采取弹性措施。抗战期间为了向外界传达自己秉持国共合作共御外侮的政治意愿，延安多次悬挂过国民党重要人物的画像，其中不仅有孙中山、蒋介石，还有林森、冯玉祥、陈诚、白崇禧等，一度还出现过将孙中山、蒋介石与毛泽东三人画像并排悬挂的场景。即便到了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严重恶化，根据地悬挂孙、蒋画像的举动也未全面停止。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继续展示国民党领袖像已显得不合时宜，根据地这才不再悬挂孙中山画像，并在报纸上大量刊登讥讽蒋介石的政治漫画。

1949年江山易色，政权更迭，在新的时空环境下，执政党将如何处理前政权的象征符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人物的政治评断。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政治家，在各界享有崇高威望，他的这一价值也长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孙及其革命行至也被他嵌入到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中共意识形态体系较为重要的一环。同时，为了引导民众接受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新政策，新政权也有意识地借助孙中山“以俄为师”说，通过示范性的宣传来增强政策说服力[⑨]。因此，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新政权都有肯定孙中山的必要，他的画像自然也就被保留下来。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委不仅可将孙中山与毛泽东二人的画像悬挂于政府机关、群体团体和群众大会会场，更要悬挂在中苏友好协会的礼堂[⑩]。

新政权虽然决定保留孙中山的画像，可他毕竟是异党领袖，所以又订立了数条具体规定，彰显国共两党在孙画像问题上的差异性：一是停止使用反映国民党特定立场的用语“总理遗像”，改为中性的“孙中山像”。二是要求各地在并列悬挂孙、毛两人画像时，不可采用毛泽东的仰视像，以免让大众产生毛对孙崇仰之至的错误心理联想，进而地将毛视为孙的忠实信徒或三民主义的践行者[11]。

至于被贴上“人民公敌”政治标贴的蒋介石，不仅他的画像被彻底取缔，绘有其形象的作品同样要接受处理。上海文化书局曾出版过歌颂蒋的连环画《伟大的领袖》，风靡一时，到了1949年后它们很快被停止发行[12]。私人不得收藏、展示蒋介石等“战犯”画像也成为人所皆知的生活常识。

二  领袖像的印制机构

1949年初，中国革命已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执政党的姿态谋划国家布局。作为政权象征符号的领袖像将出现在新国家的诸多空间，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宣传构件。为了完成这项设计，国家必须建立起大规模的印制机构，将画像生产纳入制度化的轨道。

中共领袖像的印制机构在革命斗争年代多设立于根据地。根据地有限的技术条件使得印制效果不尽人意，宣传部门有时不得已求其次，画像只需印制得“不潦草，太难看”，便允许其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以待日后改进[13]。

1949年5月，解放军攻克上海。上海是全国当时的出版中心，集中了大量专业人才与设备，这为领袖像的印制提供了远较过去充沛的技术条件。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成立后的短短几个月内不仅通过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制了一批领袖像，还在下属的文艺处成立了“美术工场”，专门负责印制中外领袖像，先后出版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孙中山、朱德、周恩来以及当时国人还不太熟悉的贝鲁特、拉科西、契尔文科夫、霍查等兄弟党领导人的画像。

与上海相似，全国其他省级行政区的公营出版社也纷纷以图像、画报、画册、塑像等不同形式制作了大批领袖像。领袖像数量可观，那么质量如何？1951年底，出版总署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结果发现当年6月至9月仅各地农村画报刊印的176幅毛泽东像，“大幅15幅，画得不好的有3幅，小幅161幅，画得不好的有92幅”，其中《西北画报》第4期、《大众画报》第3期的毛泽东像，“看去竟是另外一个人”，《山西画报》23期的朱德像、《内蒙画报》第63期的周恩来像也“完全不像”[14]。之所以出现如此质量不佳的问题，编辑与作者工作态度不够严谨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也与缺乏领袖的标准像致使绘制者难以构图有关，因而，解决领袖标准像的印制问题已刻不容缓。

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宣告成立，出版总署指定由它承印中外领袖的标准像，再通过星罗棋布的新华书店系统将画像行销于全国各地，而地方国营出版社必须严格根据人美版领袖像进行摹绘、复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就因无意中触犯了这条规定受到了处分。195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将毛泽东在上海的一张照片放大彩印，制成年画出售。上海市出版局认为该年画与领袖像性质相同，依规应以人美版领袖像为标准，故而通知上海美术出版社停印之[15]。

根据执政党的规划，新政权建立之初的社会性质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私营企业可继续存在，私营出版业由此获得了与公营出版机构并行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众多党政机关都须悬挂领袖像，公营出版机构的画像产量一时又难以完全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这使得私营业者获得了填充市场空白的空间。

对于私营业者制作领袖像的行为，新政权采用登记方式进行审核管理，可这并不能完全杜绝意外状况的发生。例如，江苏省无锡市惠山镇向来以泥塑业发达著称，当地一些个体业者就以泥塑技法创造领袖塑像，无锡市也因此成为江苏、上海地区领袖塑像的重要来源地。1950年，惠山镇有业者在无锡市军管会那里登记，申请制造“毛主席及朱总司令（带午帽）塑像（直径二八寸）一套”，得到了军管会的许可。然而，该业者以后未再行登记，便私下制作了“毛主席像（抬头的）（二八寸直径），马、恩、列、斯、毛（抬头的）塑像，高尔基之体塑像”。据苏南新闻出版处统计，这些未获准许制作的塑像有三千多座，集中销往苏南各城市及上海、南京等地。制作者还打算将它们打入公营销售渠道，“托人转上海华东新华书店谈洽代销”[16]。

即便那些完全遵守登记制度的私商，其产品质量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上海有些私商将领袖像与其他图画“拼凑在一起”印制，致使画面显得“不伦不类”，观感不佳；一些领袖像的说明文字也存在着明显错误，有的将金日成“错注为朝鲜部长会议主席”，有的“把斯大林像标为列宁”；更有甚者，一些从业者采用擦笔素描加水彩的“月份牌”式绘制技法，结果将领袖面容涂抹得“脸白唇红，十分难看”[17]。

这些画像虽被定性为“政治影响太坏”，但制作者的主观动机却与政治无关，他们不是故意诋毁领袖形象，而是“纯以投机营利为目的”。此种只顾产量不问质量的心态不可能不导致粗制滥造的产品频频出现。针对私营业者的商业投机行为，1953年8月，出版总署以出版业核准登记为契机，采取了区别化的限制处理措施，规定原属印刷而无出版图片条件者，只准按印刷业登记，不准按出版业登记，只能承印印件，不得自行出版画册；原有出版图片基础者，仍可按出版业登记，也准许出版普通的图片画册，但不得再出版领袖像。如果私商坚决要求出版，各地文化管理部门可选择态度严肃，能保证出版质量者，将人美社领袖像的标准样张发给他们，“令其务必按标准像出版，并不得擅加文字说明，或者随意排列人物”[18]。

严格的画像管控新政策让私商产生了退缩心理。上海一家被认为“专门印制粗劣领袖像”的东方红出版社就因担心被处分后蒙受经济损失，所以决定主动歇业。[19]

事实上，领袖像印制政策收紧不只是因为某些具体从业者的投机作为所致，在它背后是已然启动对私营出版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洪流。在它的冲刷下，无论是主动歇业，经劝告选择歇业还是仍有营业意愿的私商，最终路向都是一致的，私商合法印制领袖像的行为也随着私人出版业的结束走入了历史。

进入1960年代后，领袖像长期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固定印制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一些图片社、照相馆跨界进入出版业，也开始印制起了领袖像。图片社、照相馆制作人物像的行为由来已久，过去多为翻拍一些“电影明星照”，为何此时主动自印领袖像？这与1960年代中期特定情势分不开的。1960年代以来，全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声势日益高涨，以毛泽东像为中心的领袖像需求量也相应地节节攀升。一些单位、个人苦于无法从新华书店迅速购得领袖像，便转而联系图片社、照相馆，请它们代为制作领袖像。领袖像自产自销的规模因而不断扩大，最终也为文化部所知晓。

文化部调查后发现，这些自印的领袖像因没有标准底样来源，所以“洗印粗糙，任意涂色，很不严肃”，造成破坏领袖形象的严重后果。针对这种情况，文化部与商业部、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文，要求地方主管部门对下属企业、单位和商贩现存的各种人物照进行检查，发现其中“印制粗糙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登记销毁”。为确保领袖照的印制质量，“今后由新华社统一印制，新华书店发行。图片社、照相馆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印制”[20]。

发生跨界印制现象的根源在于领袖像需求与供应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该问题仅靠“一刀切”的行政命令是难以完全解决的。地方部门对此心知肚明，于是在落实北京政策的框架下，考虑采取变通方式。江苏省商业厅、文化局就规定，画像室虽不可出售领袖像，但经审查后，各地可批准当地美术广告公司或者指定一个画像室接受机关、团体的委托，代画革命领袖像，只是这种画像不准流入市场，公开销售[21]。

事实表明地方采取变通方式是有合理性的。1965年新华书店系统向新华社预订了三寸毛泽东标准像500万张，新华社只能供应60万张。到了1966年上半年，新华社虽竭尽全力生产，也只制作了320万张，可仅北京市新华书店就需要100万张，这就使得新华社根本无法如数供应。不得已的情势下，1966年8月，新华社向中宣部报告，拟请北京市美术服务公司和北京市服务局指定一些照相馆代为制作一部分毛泽东的照片。底片由新华社提供，发行交由北京新华书店负责。中宣部考虑后，同意了它的请求，并要求几个大区的宣传部也采取类似做法，“指定本区能够保证质量的洗印单位负责印制毛主席照片和像，由各大区宣传部负责监督和审查，以确实保证质量”[22]。只是这种坚持公营机构统一印制领袖像的努力，很快随着局势动荡而无法延续下去。

三  领袖像行销过程中的价格与停售问题

作为具有特殊意涵的出版物，领袖像从印制阶段进入行销阶段后，自身属性随之发生变化，即在原有的政治性基础上，增添了商品性。从商品销售角度而论，价格高低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领袖像也是如此，尤其在1950年代初期公私出版社并存，形成市场竞争的背景下，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画像印制成本是影响价格高低的重要因素。1950年代初期，人民美术出版社基于印制用纸变更、纸张价格与印刷工价降低等原因，两次调低了领袖像的定价。然而，因降价造成经济损失的承担主体究竟是出版社还是新华书店，出版总署下属的出版管理局暂未作出规定，而只是指示过往的存货仍按原价销售，这就使得同一开本领袖像的销售价格极不统一。根据人美社1953年8月下旬的调查，同一张对开领袖像，新华书店北京分店不同门市部有的售2300元（人民币旧币，下同），有的售3000元；对开双色像，有的售1800元，有的售2000元，还有的竟然售3000元。这种同种商品售价混乱的问题导致人美社与私营出版社竞争时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

为了改变竞争不利的局面，同年10月，人美社在出版总署要求下，再次调低领袖像售价。考虑到像片纸张价格已比计划成本降低了约30%，人美社打算将每幅全张彩色胶印领袖像从原价4500元降至4000元，对开彩色胶印像从原价2300元降至2000元。四开彩色胶印像从原价1200元减至1000元[23]（分别相当于人民币新币0.4元，02元，0.1元）。这一定价也成为了领袖像的标准定价，长期保持不变。尽管画像价格的调整力度不可谓不显著，但对于普遍月收入不足百元的普通家庭而言，购置画像仍然是一笔需要精打细算，综合考虑日常各种必需开支后才会做出的决定，因此，从经济负担角度出发，个人常常只会买入一、二张领袖像，而大量购置者多为党政军群类的组织团体。

领袖像价格的再一次大幅调整发生于1966年8月。“毛主席像不可卖钱，最多只能收点成本费”成为当时一种压倒性的声音。在这种氛围下，文化部决定将包括毛泽东、霍查、金日成在内的所有领袖像定价减半，如每副全张彩色胶印像价格减至0.2元，对开彩色胶印像降至0.1元，四开彩色胶印像降0.05元[24]。财政部则通过免税方式减低画像的生产成本，以有利于出版社降低售价。它规定，“毛主席象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象（包括石膏象、织棉象等）的出版发行，可以不征工业环节和零售环节的工商统一税，印刷厂承印所得的收入，也不征税”[25]。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动了领袖像销量的不断提升，也是这类画像越来越多地出现于社会不同空间的经济缘由。

一般而言，某种商品的销售量越大就意味着它越受到大众的认可与欢迎。不过，在出版总署及文化部看来，领袖像的行销若要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那就不能仅仅以画像销量大小作为衡量标准，还要结合画像自身品质如何，画像中的人物是否因故变动而不在领袖之列，画像能否与当下形势相匹配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如果有领袖像在这几方面不合乎要求，那么它的行销不仅不是多多益善，反而会造成有损无益的后果。故而他们一发现不适宜的画像，为尽快消除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常严令书店采取停售措施。

首先被停售的是私营出版商印制的领袖像。不少私商制作的领袖像因画面失真，所配文字说明有误而成为重点关注对象。1953年8月，出版总署审查后认定长春日历图片书局“各国伟人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领袖”，东方红出版社“四大伟人像”及华美图片出版社“各国的人民领袖”四种画像犯有“严重错误”，必须予以取缔。总署要求出版商立即封存这四类画像，已被送至书店而未售出的画像由书店自行停售。同时，基层新华书店不得再购进私营出版商制作的画像，若需进销少量合乎标准的私制领袖像，也不得自行决定，而是要报新华书店总、分店转大区行政机关批准方可[26]

不仅私营出版商印制的领袖像质量不佳，某些地方国营出版社的领袖像也存在着类似问题，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建国初期制作的一组周恩来像就出现了“走样”状况。这些品质不佳的画像推向市场后，少有顾客问津，只能大量积压在库房，仅新华书店江苏分店一家便有五万至六万张存货。书店方面为此承受了不小的经济压力，于是不断请示文化部应作何处理。考虑到书店面临的现实困难，文化部斟酌后，最终同意将“实在卖不掉的马克思、刘少奇、周恩来、孙中山等人画像做报废处理”[27]。

人民美术出版社是领袖像印制的权威单位，出版的画像品质毋庸置疑，可这并不意味着人美版领袖像在行销过程中不会受到调整，在遇到下列特殊情形时，它们同样会被停售乃至报废。

一、故去领导人的画像。除马、恩、列、斯与孙中山之外，出版社通常不为故去领导人印制画像，若印制品在其去世前就已进入了发行领域，书店则不再销售。1959年人美社对已出版的领袖像进行全面检查，将结果报于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其中提到安•萨波托斯基（捷克）、彼•格罗（罗马尼亚）、格·达米扬诺夫（保加利亚）因已逝世，故拟停止发行他们的画像。管理局将报告转批给新华书店总店，要求各地分店也要将这些画像的存货作报废处理[28]。

二、兄弟党“去职者”的画像。“去职者”原先皆在各自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后因故被除去职务，他们的画像随之不在公开场合出现。去职现象主要集中于1950年代，最初的去职者为贝利亚，以后苏东阵营及亚洲兄弟党陆续都有领导人去职，个中最显赫者当属苏联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与卡冈诺维奇，对他们画像采取的停售措施也可视为对同类人物处理方式的缩影或样板。

1957年6月，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挑战赫鲁晓夫未果，反倒使自己被赫氏打成了“反党集团”，是为苏共历史上有名的“六月事件”。“六月事件”爆发后，中方很快表达了态度。8月，中宣部提出涉及苏联宣传时的处理原则，规定凡属马、卡、莫个人或以他们为主的照片和图片一律不用，立即停止制作和销售他们的画像等[29]。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将中宣部的指示进一步细化为“凡是马、卡、莫等人的单幅肖像，一律停售”，“凡是图片画册中马、卡、莫等人的像占主要地位的或占篇幅过多的，也一律停售”。这些作停售处理的图片、画册，由新华书店自行报废[30]。此后，中宣部得知有些地方依然挂着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人的画片，再次要求各地在“展览会、公共场所、历史记录影片和宣传图片中，一律不要用马、莫、布等人的单身照片，或以这些人为主的照片”，“如必须使用，应选择没有马、莫、布等人或这些人不处于明显地位的图片，如处于明显地位则不得采用”，而“马、莫、布等人的画象（包括挂象、丝线象、其他针织品和艺术品在内）”不得再行造货，书店现存画像，也不得再行出售[31]。

三、1960年代中期，某些领袖像因与变幻不定的国内外形势难相匹配，故而不得不被文化管理部门下令停售。在国内方面，1965年解放军宣布废除军衔制是一桩震动全国的重要事件，随之而来的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新军装全面取代了以肩章体现级别差异的旧军装。配合军装的推陈出新工作，中宣部与总政治部联合下文，规定过往党和国家领导人佩戴军衔的画像要“一律停止发行”，部队和各地公社以上单位悬挂的旧像也要更换为“新的不佩戴军衔的挂像”[32]。

至于国际形势的演化，更令人瞠目结舌。从1962年下半年起，中苏两党爆发了持续多年的公开论战，由此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大分化。中苏论战尽管日趋激烈，但中方在初始阶段尚保留与苏联的一丝传统往来方式。1964年4月赫鲁晓夫七十寿辰之际，毛泽东等中方领导人还照旧发专电向他祝贺[33]。在这种背景下，文化部虽决定停售一些包含有苏联领导人照片的画册（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纪念画册》人民美术出版社版1954年出版，《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出版），但未明令新华书店全面停售苏联领导人的画像[34]。

事态发生变化是在1964年11月中旬。当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给中苏高层恢复往来提供了契机。11月初，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并与苏共中央新领导层进行了接触。双方基本立场因差异太大，谈判最终破局，中苏决裂已不可避免[35]。

面对新的态势，中方认为继续发行苏联领袖像已无必要。11月19日，文化部经上级批准同意后，决定将人美版苏东阵营及附随他们的英共、法共、意共、美共、西班牙共产党、巴西共产党等28位领导人的画像一律停售封存，要求各地新华书店、古旧书店、图书馆、文化馆立即执行此令[36]。两个月后，为求不留死角地清除“苏修”影响，文化部又决定将从苏联进口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人的画像集、画册也纳入了停售范围。[37]

四 领袖像展现的原则与景观

国家展示领袖像的目的不仅要让社会大众熟悉领袖的面容，更要引导他们对领袖滋生爱戴之情，同时也借助画像展示来表明领袖的地位乃是众望所归，换言之，领袖像被赋予宣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意义。

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展现领袖像的首要原则是形塑画像的神圣感，这就要求绝不可将其与“反动分子”的画像出现在同一空间。1951年4月，出版总署通知全国各出版社与印制机构，要求它们印制画像时，不得将革命领袖与“反动分子”的画像并列[38]。

领袖像还必须超越世俗生活，特别是不能沾染上“铜臭气”导致自身政治属性与庄重定位大幅消解，进而影响到领袖本人在大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开发领袖像的商业价值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有些商人还将“总理遗像”印成香烟商标，用来推销产品[39]。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对此种商业牟利行为保持高度警惕，一经发觉立刻予以制止。1949年10月25日，也就是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的第四天，军管会就严令广州各界“不得以毛主席、朱总司令照片及名义作商标广告或牌号”[40]。出版总署以后也颁布通知，要求不得将领袖像印在营业广告、营业招贴和各种装饰品之上[41]。1954年7月，出版总署进一步明确了领袖像的限制印制范围，规定凡笔记本、广告、包装纸及商品皆不准印上领袖像[42]。

印有领袖像的明信片与邮票是向国内外传播领袖个人形象的重要渠道。明信片、邮票需加盖邮戳方可寄出，墨色印章一旦加诸领袖像上，不免会让观者产生“不敬”联想。如何处理这一问题？1950年12月，新闻总署通知各地虽仍可继续绘制有领袖像的明信片，但邮戳不得盖在书面上，以示尊重[43]。邮电部也颁布了类似规定，要求各地邮局将“日戳在邮票下边左角或右角盖销”，可在实际过程中很难做到精准执行，加之领袖像邮票有时会被收信人随信封撕破或乱扔，这些问题最终都被上升到邮电部“与广大群众对革命领袖的无限崇敬和衷心热爱相抵触”的政治高度，让部领导头疼不已。1966年8月，邮电部决定暂停销售领袖像邮票，结果此举反倒被认为是在“破坏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激起一片挞伐之声。万般无奈之下，邮电部只得重新恢复销售领袖像邮票，并敦促邮局工作人员“一定要将日戳盖在边角上，避免盖在领袖头部”[44]。

如果说上述做法属于限制性措施，那么主动性措施又是什么呢？一种较为突出的方式是在公共空间抬举领袖像，从视觉角度建构领袖伟岸高大的形象。抬像始于苏联红场的检阅仪式，几位或者十几位迈着整齐有力步伐行进的仪仗队成员将硕大的领袖像高高举过头顶，以此隐喻领袖站在巅峰之上，为人民指明了历史前进航向，而人民则全身心地拥护领袖，追随领袖。这种带有强烈剧场风格的抬像方式引入中国后，在1950年代初、中期的大型群众游行场合屡见不鲜。

领袖像展示的另一条原则是要以空间方位的差异体现不同领导人的地位差异，这在悬挂画像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他的画像悬挂方式灵活多样，既可以单独悬挂，也可以与其他人的画像并列悬挂。与之相比，中共其他领导人的画像皆不可单独悬挂，而是要在毛泽东像的下位依次排列，1960年3月，中宣部颁布了具体规定，指示各地在悬挂当时七名常委画像时，“可将毛泽东象放中间，其他象分列两边；也可以将毛泽东象放第一个，其他象顺列”[45]。

既然党内其他领导人的画像与毛泽东像存在着空间距离的远近差别，那么能否以此来推断画像距离毛泽东像越近者地位越高，或者距离越远者政治影响力相对靠后？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这是因为，画像排列顺序是与公开文字报道保持一致的，也就有如文字报道一样，画像排列也不能完全如实反映高层政治生活。譬如新中国成立前后朱德的画像一度与毛泽东像并排悬挂，这更多是沿袭抗战以来中共重点宣传毛、朱的惯例，而不代表朱德在党内的实际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朱像并列作为一种延续和过渡的做法，继续保持了一段时间。待到1950年代初期新政权巩固后，朱德像才退至毛泽东像之后。

对于领袖像空间布局差异的重要性，像主本人是在意的。1959年刘少奇担任了新一届国家主席，他的画像如何与毛泽东像协调展现，曾在党内高层进行过讨论。刘少奇多年后向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道，他最初是反对报纸登他的标准照，因为“我们是党领导一切，毛主席是党的主席，登他的照片就可以。”也有人提出变通做法，刊登刘的照片，但比毛的照片可“小一点”。最后还是毛泽东一锤定音地明确表示不仅要登刘少奇照片，而且两人照片一样大小，刘少奇才接受了自己标准照登报的提议[46]。从此以后，毛泽东像在左，刘少奇像在右的空间布局也就成为两人画像共同出现时的固定配置。

当然，毛泽东像也并非始终都处在上位。依据195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右上左下”的观念，当毛泽东画像与马恩列斯画像并列时，会置放于下位，即“从右至左平列地悬挂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像片”[47]。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马林可夫成了苏联新领导人，中苏领袖像的悬挂方式改为了毛泽东像在右，马林科夫像在左，即毛像在上位，马林科夫像在下位。这一空间位置调整的背景与动机，目前尚不得而知，有待日后相关史料的公开。

根据领袖像的展现原则，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了规模大小不一的景观，天安门广场毫无疑问是最具典型性的一座。从1949至1966的十七年间，每逢“五一”、“十一”节，国家都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规模浩大的庆祝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动静结合的方式展现不同类型的领袖像。

从动态展示角度而言，领袖像依照事先设计的不同排列顺序，由仪仗队或抬或举地穿越广场。譬如，1952年“十一”天安门广场庆祝活动，第一排为毛泽东与孙中山的画像，第二排为刘少奇、周恩来与朱德。第三排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斯大林，第四排是兄弟党的领袖金日成、胡志明、贝鲁特、哥特瓦尔德、皮克、乔治乌-德治、拉科西、契尔文科夫、霍查、泽登巴尔以及几个影响较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日共）、多列士（法共）、陶里亚蒂（意共）、福斯特（美共）、波立特（英共）、伊巴露丽（西班牙共产党）。活动组织者希望通过这种精心设计的画面来营造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济济一堂的氛围，也让人民沉浸如家庭般幸福感之余，激发战胜敌对阵营的信心。

天安门广场游行活动展示的领袖像众多，无论它们如何排列组合，毛泽东的画像总是最接近天安门，即便与孙中山像同排出现时，情况也是如此[48]。1960年以后，天安门广场游行活动更是只保留毛泽东塑像，而取消了党内其他领导人像，进一步凸显了他无人可及的政治地位。

通常而言，外籍人物只有成为一国或一党的最高领袖后，其画像才有资格在天安门游行活动展出，不过苏联领导人却是例外。从1953年5月起，不少苏共领导人的画像都会在同时出现，它的顶峰出现在1955年“十一”活动。中苏关系当时正处于蜜月期，出于对苏联援华的“无限感激之情”，仪仗队抬着“最敬爱的苏联人民的领袖和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的画像穿越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49]。

从静态展现角度而言，天安门广场设有毛泽东、孙中山与马恩列斯画像的固定放置处。毛泽东的画像悬挂于天安门城楼正中处。天安门城楼是整个广场的最高点，将画像悬挂在那里彷佛是像主本人在俯视苍茫大地，也是以空间形式表现领袖的崇高地位。1949年2月解放军进入北平后不久，曾将几位中共领导人的画像悬挂于天安门城墙上，7月7日抗战12周年纪念日之际，毛泽东与朱德画像还并列悬挂于天安门上。由于天安门有着极为特殊的象征意义，自1949年10月1日起，城墙上就只悬挂毛泽东个人的画像，此种方式从此固定不变，成为了世人皆知的图景。与天安门城楼相对的位置树立的是孙中山画像，“马克思、恩格斯的象挂孙中山象的面向左侧，列宁、斯大林的象挂在面向右侧”，这一仪式化的空间布局以后被推荐给地方政府，供他们设置当地政治景观时参考效仿[50]。

五  对领袖像的民间反映

自1920年代领袖像制度在中国实行以来，社会大众已习惯将领袖像视为政权的符号与象征。中华大地须优先展现中国领导人的画像，或者至少中外领袖像并存于同一空间，以彰显政权的民族性成为不言自明的社会共识。然而，1949年春，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途径东北，沿途所见多为苏俄领袖像，仿佛置身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一般。来到北京后，他与毛泽东谈及此事时，不禁激动落泪地批评道，“在东北已经承认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但是，却没有悬挂他的肖像”[51]。

如前文所述，1949年新政权成立前后，中国社会存在着一股对苏联的疑虑态度，而陈嘉庚对东北领袖像问题的批评正是这种态度的直接反映。有鉴于东北挂像问题的严重性，中共中央遂在内部批评“东北有几个地点悬挂照片不适当，已引起民主人士的指责，而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并制定了领袖像悬挂场合和方式的统一标准[52]。

既然社会大众视领袖像为政权象征，那么他们就将自己对政权的态度投射到领袖像那里，且随着执政效果的不同而呈现波动态势。1949年10月，新政权的建立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战乱局面，紧接而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展开，让国家面貌初步发生了变化。在国际方面，中美在朝鲜战场抗衡的结果大大出乎了国人意料。这些都使得长期萎靡的民风为之一振，民众普遍对新国家充满自豪感，对领袖则是敬重与热爱，于是很自然地将这份挚爱之情传导至领袖像那里，因而出现了自觉维护领袖像的行为。1952年8月，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的一位读者给报社写信，描述南京一些摊贩把领袖画像洗成大大小小照片出售的情形，认为这种行为“有失对人民领袖的尊敬”，“建议有关当局取缔”[53]。

受到民间尊重的不只有中共领袖像，还有外国领袖像。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中方给予超高规格的礼遇，将他的巨幅画像与毛泽东像并列悬挂在前门箭楼之上。看到伏罗希洛夫访华的新闻报道后，重庆一位金石雕刻艺人刘声道特地花了两天三夜时间在一块二寸四分长、一寸六分宽的一块象牙赶制出一尊伏罗希洛夫像，雕像画面内容用伏氏本人一篇长达四千多字的演说词构成，通过这种特殊方式向他致敬[54]。

民众对领袖像的尊重态度是有选择性的，那些因故退职者的画像便不在尊重之列。包括领袖像在内的长期宣传已使得民众对领导者产生很深的认同感与情感寄托，所以当他们刚得知有人因故退职，不免觉得难以接受。1957年“六月事变”的消息传达后，不少群众因原先对莫洛托夫“有着良好的印象”，纷纷为他抱屈，认为莫洛托夫是“忠心耿耿的老布尔什维克”，不会“反党”，“怀疑赫鲁晓夫陷害忠良”，还“有人打算上书毛主席，希望毛主席出来说几句公道话”，甚至还有人“担心莫洛托夫会受到迫害，要求我党中央出面保护莫的生命安全”[55]。然而，随着退职者画像在公开场合消失时间的增长以及姓名、事迹不再被媒体提及，民众对他们大多自动遗忘，对他们及由之衍生出的对画像尊重感也就不复存在。至于像赫鲁晓夫那样被宣传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批评者，民众当然不会将他从心目中过滤，一些人还会自发地在其画像上打叉，表示自己对像主的否定、愤怒以及与之划清界限，当然，这般激烈表达个人情感的行为在1966年之前尚不多见。

民众对领袖像的尊崇方式也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要在国家认可的框架内行事。1950年代初期，青海一些藏胞对最高领袖充满了敬意，主动“把胸前挂的佛像换上从画报减下来的毛主席像”。这种真诚的举动受到了政府的肯定[56]。若在此基础上再往前迈进，那就有可能将领袖像神格化。1954年6月，江苏省海安县的一些和尚、道士在他们自制的色符顶端印上了毛泽东标准像，像的左侧写着“保家卫国”，右侧写着“抗美援朝”，像的下方则画着菩萨像。此种色符固然应和一些基层群众将神祇与伟人相连的传统心理，可它既是对领袖本人极大的不尊重，也与社会氛围不容。江苏省委宣传部得知此事后，立刻要求全省各地文教局会同当地工商局、税务局迅速采取措施，“结合日常工作对迷信品作一次缜密的调查，尤其要注意造货地区的调查。如发现有类似情况，应一面报告公安局进一步调查有无政治问题，一面将存货现行封存”[57]。

从宏观角度而言，1950年代初期国家气象更新，处于上升态势，民间普遍对领袖像持有敬重态度，到了1960年代初严峻的经济困难发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民间主流继续尊重领袖与领袖像的同时，出现了一些边缘性行为，譬如个别乡村的顽童把领袖像编入了顺口溜，乃至有涂抹画像的行为[58]。更多的情况则是一些群众借助领袖像的某些特质来化解生活压力。1960年国家纸张供应出现严重困难，于是不少人纷纷购置领袖像，将它们充当白纸利用。湖南省南县麻河口公社一位读者给上海美术出版社写信，反映当地不少人购买图片后，不是用于宣传张贴，而是翻过来当白纸用，虽经书店同志劝阻，但效果不大。陕西省宜川县新华书店也向上级汇报，当地有些读者，主要以学生为主，从书店购买领袖像后当纸张利用。考虑到此种情况“会造成严重的政治损失”，文化部指示新华书店在销售像片时要适当控制，对大量购买者要查清其用途；发现问题后要及时向有关领导机关汇报[59]。

另有一些民众利用自己在美术方面的一技之长自行印制领袖像出售。1961年，杭州市一家“东方红”艺术画室三番五次派人到江苏省南通专区推销他们自制的领袖画像。这种违背领袖像印行规定的做法引起了江苏方面的警觉，江苏省宣传部认为“杭州据南通较远，推销几张画，得不偿失，其真正目的何在，值得怀疑”，去函浙江省委宣传部，“希劝止他们今后不要再来推销画像”[60]。

私制领袖塑像的行为也重新出现。1964年春，西安一名从美术合作社退职回家单干的工人为了改善个人生计，私下制作了“一种将马、恩、列、斯、毛并列在一个版面上的石膏领袖像”。西安市委宣传部发现后，立刻予以制止[61]。

进入1960年代中期，民间对领袖像的态度再度发生转变。国家在这段时期不断通过舆论工具加大对最高领袖的宣传力度，先是大量出版了适合不同文化水平读者阅读的毛泽东论著，接着制作了以讴歌毛泽东丰功伟绩为主线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之后又有《毛主席语录》的问世，这些都使得全社会不断涌现一浪接一浪的对最高领袖推崇热浪。1964年开始的“阶级斗争”教育也对社会意识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经过宣传机器的高密度渲染，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一就机会就蠢蠢欲动，妄图变天”一类的观念深入人心。崇仰最高领袖的社会氛围与敌情警惕教育二者汇流后产生的直接反应是，不少群众自觉运用阶级斗争的“放大镜”与“显微镜”来检视社会中的各种事物，希望从蛛丝马迹的信息中挖掘出隐藏在阴暗角落的阶级敌人。在这种思路的驱动下，敌人借绘制领袖像蓄意诋毁破坏的事例频频出现。

1964年10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一封插图被有心读者发现天安门城墙上未绘出毛泽东像，图的左侧似乎还隐藏着一句“介石江山万岁”的口号。此事迅速在报社内部引发轩然大波，议论之声居然从上海一路辗转传到了江苏。扬州市高邮县某中学一位语文教师听闻后，立刻向学校党支部做了反映，并把图画放大后挂在图书室，作为阶级斗争的反面教材让学生识别，对他们进行提高警惕的教育。县委宣传部得知后，为了控制负面影响的传播，迅速制止了教师的行为，但《解放日报》插图出事的消息仍然传遍全城，引发当地群众私下议论不停[62]。

一贯被视为神圣化身的毛泽东标准像此时竟然也被看出了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的标准像一直由新华社摄影部工作人员陈石林负责修版制作。1959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陈石林奉新华社指示预先制作了一张半侧面的毛泽东标准像。像片得到毛泽东本人同意后，确定为新一版的标准像，于国庆节当天由《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从1960年到1966年，天安门悬挂的毛泽东画像就是以这版标准像为摹本绘制而成。未曾想到的是，1964年，某些群众出于对毛泽东的高度热爱之情，对这版已经使用了几年的标准像提出了严厉批评意见。他们认为这张像“半侧画像只突出一只耳朵，且眼珠偏上”，似乎暗示毛泽东“偏听偏信”，有损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面对这股来自于民间的巨大压力，新华社摄影部只得采取补救措施。经上级同意后，摄影部安排陈石林重新为毛泽东制作一张全新的正面双耳的标准像，这张像片也是从1967年使用至今的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的母版[63]。

结 论      

领袖像是二十世纪中国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1949年中国共产党创建新政权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了一个涵盖中外不同领袖的综合画像谱系，其中心人物是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领袖像的大规模传播使得民众对领袖有了具象的视觉感观认知，而民众接受领袖像的过程，也是国家意志对他们进行潜移默化的观念规训过程。

领袖像的传播离不开画像印行。在印制环节，文化管理部门制作了领袖标准像，意图从源头上确保了民众接受信息的同一性，领袖像交由国营出版社专营的举措则进一步强化了确保力道。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受制于标准像无法在短期内制作成型，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使得私营出版业得以继续发展等因素，领袖像印制工作国营化的进度缓慢，直至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才最终完成。

在行销环节，领袖像尽管是具有特殊意涵的出版物，可它仍然受到定价高低与销量大小这一市场规则的影响。另一方面，领袖像在行销时，也要与国家宏观形势保持一致。若某领导人因故退职，或双边关系严重恶化，文化管理部门即对他们的画像启动退出机制。“与形势保持一致”是一种强势要求，即便执政党自身领袖像的发行也会因此做出调整。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1965年为配合解放军取消军衔制的举动，原先身着军衔的旧领袖像被全面停止发行，已悬挂的旧像也被新的不佩戴军衔的挂像所取代。简言之，经过制度化的规训措施，民众所接触到的都是经过国家意志筛选，符合形势要求的领袖像。

由于领袖像的流通与否是国家视形势需要而作出的决定，所以外界有时也会通过了解何种领袖像不流通，来反向推测国家政策走向。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后，苏联在中国的外交官在新华书店购书时，特意询问店员，能否买到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合影照[64]。

从领袖像的展现方式看，塑造领袖像的神圣感以及不同领袖像空间布局的落差是两条重要的原则，它们使国家意志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培育民众对画像进而像主本人的尊崇感，意识到不同像主现实地位的差异。其展现的典型景观是天安门广场及每年五一、十一节举办的天安门广场庆典活动。

通过细致的传播与展示工作，领袖像的规训效果明显。尽管特殊时期部分民众因生计困顿而借助画像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从中折射出个体生活感受对国家观念规训的中和作用，可就民间行为的主流而论，社会大众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画像的炙热情感，体现出他们对政权及政权人格载体的高度认同。  

本文初稿于2018年9月提交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社会主义建设：技术、工程与制度（1949-1979）”学术研讨会，张济顺教授在点评中予以诸多建设性意见与启发。文章在写作与修改过程中，还得到了王海洲、黄文治、王楠诸友的赐教，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①]

丸田孝志：《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1939-1949）》，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0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41页；薛云：《华北解放区春节敬奉毛泽东现象论述》，《历史教学》2010年第7期，第37-41页；李军全：《肖像政治：1937-1949年中共节庆中的领导人像》，《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第71-81页。

[②] 《中央关于悬挂领袖像片的规定》（1949年10月），江苏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以下简称苏档），全宗号：7006，卷宗号：003，目录号：0004，第2页。

[③] 《1966-1970年全国出版基本情况资料》（1971年5月），中国新闻出研究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4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④]《文化部复不同意出版元帅像、英雄模范像的年画和将中央负责同志的题词、题字印刷成标语画》（1956年2月4日），苏档，4016-2-0175，第34页。

[⑤] 江围：《难忘的岁月》，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⑥] 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⑦] 苏南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处：《关于本年度应届高中毕业生政治思想情况的报告》（1950年7月2日），苏档，7014 -2 -0836，第19页。

[⑧] 《斯大林给科瓦廖夫的指示：在中国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问题》（1949年10月11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28-129页。

[⑨] 郭辉：《新中国成立以来孙中山纪念话语的时代演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1期，第11-12页。

[⑩] 《中央关于悬挂领袖像片的规定》（1949年10月），苏档，7006-3-0004，第2页。

[11] 《新闻总署关于纪念日国庆日指示》（1950年9月29日），苏档，7014-3-1031，第9页。

[12] 《上海市文化局关于上海连环画情况报告》（1951年），《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十六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26页。

[13] 《关于颁发标准领袖像的问题给冀中区党委宣传的函》（1949年4月26日）河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585/1/22/6，转引自李军全：《肖像政治：1937-1949年中共节庆中的领导人像》，《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第79页。

[14] 《出版总署关于各地出版的画报汇印领袖像有很多缺点应予改进的通报》（1952年1月21日），苏档， 7011-2-0869，第22-23页。

[15] 《文化部党组关于<中国各族人民领袖伟大毛主席>年画印行问题的请示》（1961年9月16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1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页。

[16] 《报告对领袖塑像制造情况的了解及办理处理情况》（1950年11月），苏档，7014-3-1038，第2页。

[17] 《出版总署党组小组关于私营出版业出版领袖像的处理问题给中宣部、文委党组的报告》（1953年6月1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5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

[18] 《出版总署关于处理私营出版社出版领袖像事宜的通报》（1953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5卷，第490页。

[19] 《整顿上海私营出版业方案》（1953年6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6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20]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文化部、商业部、新华社：《关于加强对各种人物照片和歌曲照片印制、出售管理的联合通知》（1964年7月22日），苏档，4016-3-0927，第36页。

[21] 江苏省商业厅、江苏省文化局、江苏省供销合作社：《关于加强对各种人物照片和歌曲片印制、出售管理的联合通知》（1964年10月29日），苏档，4016-3-0927，第38页。

[22] 《中央宣传部转发新华社<关于大量制作发行毛主席照片的报告>》（1966年9月6日），苏档，3023-3-0963，第44页。

[23] 《人民美术出版社关于领袖像在北京发行情况的调查报告》（1953年10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5卷，第539-541页。

[24] 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江苏省文化局、江苏省财政厅：《关于领袖象（标准象）调整定价的通知》（1966年9月10日），苏档，5011-002-0270，第48页。

[25]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大力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几项减免税规定的通知》（1966年9月14日），苏档，5011-002-0270，第49页。

[26] 《出版总署关于处理私营出版商出版领袖像事宜的通报》（1953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5卷，第490页。

[27] 江苏省文化局：《请示积存领袖像的处理问题》（1957年8月4日），苏档，4016-3-0264，第1-4页。

[28]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批转人民美术出版社停止发行的领袖象目录》（1959年9月19日），苏档，4016-3-0298，第59页。

[29] 《中共中央宣传部致中共中央的请示》（1957年8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A-22-1-303，转引自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521页。

[30] 《文化部复有关马、卡、莫等人的图片的处理》（1958年1月14日），苏档，4016-3-0340，第46页。

[31] 《中央宣传部关于宣传工作中有关苏联反党集团问题的意见》（1959年1月20日），苏档，3023-3—0313，第5页。

[32] 《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关于取消我军军衔制度后在宣传、文化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1965年10月20日），苏档，4016-3-0976，第8-9页。

[33] 《毛泽东等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报》（1964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0页。

[34]

《文化部关于停售和停止借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画册>等五种画册、期刊的通知》（1964年10月30日）、《文化部关于停售和停止借阅<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画册的通知》（1964年8月22日），苏档，4016-2-0510，第47、17页。

[35] 李丹慧：《失去的机遇？——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实现和解的新尝试》，沈志华、李滨（Douglas Stiffler）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91-421页。

[36] 《文化部关于赫鲁晓夫等二十八人的画像应作停售封存处理的通知》（1964年11月19日），苏档，4016-2-0510，第105-106页。

[37] 《文化部关于进口外国的人物画像应做停售封存处理的通知》（1965年1月25日），苏档，4016-3-1032，第57页。

[38] 《出版总署关于印制毛主席像应注意事项的通知》（1951年4月2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3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39]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9页。

[40]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出版画像和使用党徽军徽的几个规定>（1949年10月2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页。

[41]《出版总署关于印制毛主席像应注意事项的通知》（1951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3卷，第126页。

[42] 文化部：《一切手册、笔记本等均不得印制宪法条文、国歌、国际歌等》（1955年9月9日），苏档，3023-3-0060，第23页。

[43] 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关于明信片上印制领袖像的复函》（1951年），苏档，7014-1-1031，第3页。

[44] 吴继金：《不准盖戳的特殊邮票》，《文史博览》2009年第12期，第30-31页。

[45] 《中央关于悬挂领袖象的通知》（1960年3月29日），苏档，3023-2-0408，第41页。

[46] 刘振德：《机要秘书的回忆》，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99》，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47]

原文为“马克斯”。《中央关于悬挂领袖像片的规定》（1949年10月），苏档，7006-3-4，第2页。1956年汉字排版改为横排，阅读习惯也相应地改为由左至右，故改为“左”为上位，“右”为下位。另，1950年2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一行标题“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一致，字迹由右而左，即“中”字在“苏”字左侧。可能为了与该标题一致，所以标题下的毛泽东像在右侧，斯大林像在左侧。这种版面布局在当时是极罕见的。

[48] 洪长泰著，罗嗣亮、马海霞译：《毛泽东时代的庆祝游行：中国五十年代的国家景观》，《现代哲学》2009年第1期，第61-62页。

[49] 《首都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典礼 毛泽东主席检阅武装部队和人民游行队伍》，《人民日报》1953年10月3日，第1版。

[50] 《中央关于悬挂领袖象的通知》（1960年3月29日），苏档，3023-2-0408，第41页。

[51] 《斯大林给科瓦廖夫的指示：在中国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问题》（1949年10月11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年3月-1950年7月）》第2卷，第129页。

[52] 《中央关于悬挂领袖像片的规定》（1949年10月），苏档，7006-3-4，第2页。

[53] 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请示处理出售领袖照片办法》（1952年8月12日），苏档，7014-3-1034，第36页。

[54] 《伏老演说四千字，组成一幅伏老像 老艺人刘声道两天三夜赶制一件象牙雕刻》，《人民日报》1957年4月27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