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劲松：苏联对中国抗战的重大援助是不容否定的_风闻

本文系转载

文章来源：察网

原文链接：http://www.cwzg.cn/history/201911/52602.html

某些所谓揭秘真相的谣文作者已经被反共歇斯底里症所控制，所以他要从反共出发，违反历史事实，全无良心地捏造历史。这些人硬要说苏联“绝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硬要说抗战时苏联援助是“资助共产党在内地发展，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天下”。这些人既企图否定中国抗战初期，“苏联是给予中国援助的唯一国家”，“中国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得到了苏联人民及政府的同情与支持”的历史事实，也企图抹杀苏联援助“对我国太平洋战争前抗战意义重大”。这些人的反共歇斯底里，还使他力图抹杀中国共产党及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攻击抗战时的“共产党在内地发展，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天下”。但历史事实不是某些人企图捏造就能捏造了的，历史事实将给企图捏造历史者以重重的耳光。这些人不能给出其资料出处，不敢表示出作者姓名或上网马甲，说明企图捏造历史者是在阴暗角落里干见不得人的事。

【本文为作者叶劲松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本文写于2007年

从去年到今年，不少论坛或博克都转载了一篇名为《鲜为人知！斯大林屠杀中国人的历史揭秘!》或《斯大林屠杀中国人的历史揭秘》的文章，该文（以下简称秘文）一开始就讲，

【“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不仅不支持中国抗日，为讨好日本反而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者不下三十万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当时的斯大林，可以资助共产党在内地发展，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天下，却绝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一九四○年后，东北抗日联军已无立脚之地，余部进入苏联，以为会得到给养和帮助，重返抗日前线。但经请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缴械，关押劳改。”】

此文的以上讲述可说全是谎言。不知是因为是散布谎言心虚还是什么原因，我见到的各论坛转贴的秘文，都未标明作者是谁。并不针对现实的历史文章，不敢标出作者名或马甲，颇为可疑。另外，秘文不能标出其所说苏联“为讨好日本反而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者不下三十万人”的资料出自何处，也不能说出华人在远东死“不下三十万人”是怎统计出的。

而把文章中常人不知的资料出处引出，是对论文最基本的形式要求，也是作者对支承该文章的资料自信和坦荡的表现。反之，读者可以对文章资料真实性提出怀疑，怀疑作者不坦荡，怀疑作者出于某种目的捏造事实。而秘文讲出“鲜为人知”的华人在远东死“不下三十万人”，却不能标出其资料出处，所以即使我们对当时历史不熟悉，我们也完全可以对不将常人不知的资料出处予以引出的秘文的资料真实性提出怀疑，怀疑作者不坦荡，怀疑作者捏造事实。

秘文不符论文基本形式要求，我们再看看秘文的内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秘文讲，

【“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不仅不支持中国抗日，……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当时的斯大林，可以资助共产党在内地发展，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天下，却绝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一九四○年后，东北抗日联军已无立脚之地，余部进入苏联，以为会得到给养和帮助，重返抗日前线。但经请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缴械，关押劳改。”】

秘文此话完全背离历史事实。

秘文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即“一九四○年后，东北抗日联军已无立脚之地，余部进入苏联，以为会得到给养和帮助，重返抗日前线。但经请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缴械，关押劳改”，我将另写一篇文章来批驳。本文批驳这段话的前半部分。

事实是，与秘文所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当时的斯大林，……绝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相反，七七事变不久，在英美等大国未与我国签定援助协定或条约的情况下，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几国彼此进行侵略。苏联大力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给中国政府以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军火和军需物资。”（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7年》）】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

【“苏联最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宝贵援助”。】

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的时侯，题为《教材研究初中历史教材（内地版）抗日战争的编写思想》的文章写道，

【“教材在‘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一目中，着重介绍了苏联不仅从道义上声援中国人民抗战，还从军事上、经济上帮助中国的具体史实以及白求恩、柯棣华、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等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新教材修改时还准备反映不少日本反战人士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甚至英勇献身的史实。”】

以上文章都直接表明，苏联在我国抗战时，“大力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刊载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凡副教授题为《诺门坎事件爆发原因及对日苏关系的影响》的文章，文章前面的摘要部分写道，

【“诺门坎事件是日苏两国之间爆发的一场大规模武装冲突。日本挑起诺门坎事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侵华战争中，对苏联采取以攻为守迫使其放弃对华援助政策，另外借反苏名义换取西方国家继续推行绥靖主义政策。日本在诺门坎事件中遭到惨败，对以后日苏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日本不得不放弃对苏强硬政策，同时在苏德战争中未敢轻易参加对苏作战。”】

该文摘要部分间接表明，在1939年7月诺门坎事件爆发时，苏联实施了“对华援助政策”，日本对此非常恼火，企图用对苏的军事打击“迫使其放弃对华援助政策”；从该文也可判断出，至少在1939年7月诺门坎事件爆发时，主要大国中，只有苏联在实施较大规模“对华援助政策”，而此时的英美等“西方国家继续推行绥靖主义政策”，放任日本侵略中国。而秘文掩盖英美等“西方国家继续推行绥靖主义政策”、放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却颠倒黑白，将“大力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苏联说成是“绝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以上引用的资料，已经能表明“苏联不仅从道义上声援中国人民抗战，还从军事上、经济上帮助中国”抗战。下面我要较详细地讲述苏联从军事上帮助中国抗战的情况，即具体讲述苏联在军事上实施了哪些对华援肋。

在此，我先大篇幅的引用铭辉在2002年11月写成的、题为《抗战时期苏联对华的三次军贷》的文章。该文写道，

【“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愿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可以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1亿中国元（有资料称5000万美元，但据我掌握的资料是1亿中国元）的贷款。但中国方面却没有回音。（以上可看出，是苏联主动提出援助，而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却予以拒绝。国民党政府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还是未看出为抗日进行军事准备的紧迫性而予以拒绝，我们不在此讨论――笔者注）

直到‘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才感到形势严峻。1937年8月14日，蒋要张冲（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以其名义向鲍格莫洛夫递交军火供应协议的草案：向中国提供350架飞机、200辆坦克和236门大炮，并且上述军火应在协定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提供，同时还要向中国派遣苏联飞行员、航空技师、炮兵和坦克手，以训练中国军事人员。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决定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

蒋介石原定洛阳航校校长王叔铭将军率7名飞行员、2名机械师去苏验收武器，鲍格莫洛夫将此电告莫斯科，8月17日，莫斯科回电答复同意中方提议，并要求在莫斯科同王叔铭将军进行谈判。

这时蒋介石考虑到军火援助的重要性，决定提高中方代表团的规格，遂任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代行总长）为代表团团长，成员包括张冲、王叔铭、蔡庆华、夏天、全铎、余人翰、刘唐领等在内共计18人。……

以杨杰为首的代表团组成后，于8月27日飞抵西安，拟经西安、迪化飞往莫斯科。当天陈立夫同鲍格莫洛夫已就军火供应问题粗略达成协定，其要点为：1、贷款总额为1亿中国元；2、条约以英镑形式缔结；3、贷款从提供后第2年开始分5年偿还；4、供应200架飞机和200辆坦克；5、全部贷款的3/4以金属偿还，1/4可为茶叶或其他消费品；6、细约在莫斯科签订。

杨杰率代表到西安后，稍事停留，于9月6日飞往莫斯科。从9月9日至10年4月（可能应为10月4日――笔者注），中苏双方军火供应问题展开谈判。谈判共进行四次……

中方此时最急需的飞机，故此在谈判中方提出27日协议中200架飞机太少，应增加到350架，包括重型轰炸机100架、轻型轰炸机100架、驱逐机150架，另需聘苏联教官、技师70人。苏联同意立即从9月15日开始调运首批飞机共225架来华。关于教练及技术人员，苏方答应派遣89人，包括C-5重轰炸机、伊-15、伊-16驱逐机的飞行教官、仪器教官、技师和总工程师等。对飞机的炸弹、机关枪子弹的数量和种类及其它细节问题，双方也进行了商定。

中方亦急需火炮和坦克，故购炮前杨杰代表团中的夏全铎、余人翰参观火炮战果试验。9月14日杨杰又专门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着重商洽购炮问题。夏、余二人对苏式火炮（也有资料称是高炮）性能基本满意，只是重量过大（10吨），运输麻烦，对于反坦克炮和坦克的性能也表示满意。在听取专家意见后，杨杰于9月14日和17日和第二、三次谈判中，很快就火炮和坦克问题同苏方达成协议，购高炮20门，附加照空灯、听音机及其他仪器全套，炮弹4000发，反坦克炮50门，炮弹7.5万发，战车82辆，外加修理车5辆，炮弹12.3万发，子弹369万发。对于各种兵器，苏方同意派若干教官和修理技师10月4日，中苏双方在第4次谈判就运输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谈判宣告胜利结束。

杨杰代表团出访工作极有成效，得到蒋的肯定。……虽然杨杰代表团取得很大成绩，但毕竟是军事代表团，不便于展开广泛、高层次的外交活动，为了进一步密切中苏关系，争取更多的苏援，蒋决定派立法院长孙科出访苏联。……孙科于1938年1月17日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的欢迎。抵苏前几天，苏联方面先安排他列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进行了参观。1月21日，孙科同斯托莫尼亚科夫进行了会谈，双方对中苏关系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一定的共识，……2月初，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军首脑会见了孙科。会见中，双方推心置腹，畅言无隐。特别是斯大林，对中国抗战的决心和勇气推崇备至，并对中国将士和民众表示无限敬意。斯大林对孙科说：‘如果中国竭尽全力抗战，就不会因临时的受挫和国土被敌占领而沮丧，这样最后的胜利必定是中国。’斯大林这些鼓舞人心的言辞使孙科极度兴奋，俩人竟从午夜畅谈到凌晨5时而无倦意。在这次会晤中，孙科的最大收获是融洽了与斯大林的感情，从而更有利争取苏援。正是此次会谈后，中苏签订了两笔各为5000万美元苏方贷款。

与斯大林会晤后，2月9日孙科又与李维诺夫进行了会谈，会谈主要由李维诺夫通报国联日内瓦会议有关远东问题的情况，孙科对苏联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认定‘苏联是给予中国援助的唯一国家’。其后，孙科……于3月初去法国，开展抗战外交活动。

不料孙科到巴黎不久，便接到杨杰来电，催其回莫斯科。原来，苏联对中国的第一笔贷款原定为一亿法币，未及签订便已用完，蒋令杨速商订第二笔贷款，因杨当时身份仍为军方代表，不能直接会晤斯大林，故需孙来商谈。孙科返莫斯科后，立即会见斯大林。据孙科在《中苏关系》一书回忆，斯大林说，中国贷款已超过法币1亿元，可将第一次贷款改作5000万美元，相当于2亿元法币，同时再给予第二次贷款5000万美元。斯大林的慷慨及时帮助中国解决了用贷款购买军火的问题。……孙科成交这两笔贷款后便重返法国，签字事宜由杨杰办理。孙科一次访苏使命至此完成。

1939年春，孙科再次访苏，主要目的是商洽苏联援华第三笔贷款。孙科于4月7日抵达莫斯科，其时欧洲局势日益紧张，英法代表团亦在莫斯科进行活动，故孙与苏首脑会见并不顺利。四、五月间，孙科先后多次会晤李维诺夫、干涅兹·奥尔斯基（其时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当时正在莫斯科），要求会见斯大林或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苏方则表示苏方首脑事务繁忙，会见屡屡延期。孙表示不安，电告蒋，蒋回电：‘请兄忍耐进行，继续交涉，以期有成。’

孙科抵苏数周后才斯大林会晤，这次会晤虽然姗姗来迟，结果出乎孙科的意料，斯大林对援华贷款却是痛快淋漓。他同孙科只会晤了一个小时，询问了中国抗战情形，但欣然同意可为中国提供第三笔贷款1.5亿美元，表示‘苏联极愿照办，没有什么问题’，并嘱苏对外贸易委员米高扬同孙科签订合同，不由让孙科喜外望外。孙科在米高扬谈判期间，先斩后奏，签订了《中苏商约》，但孙科已被赋与签约权，条约又无伤主权，蒋表示默许。

中苏三期贷款共计2.5亿美元，至于三期贷款的中国的实际动用额，目前我国史学界一般认为是173176000美元。就当时购买军火的费用来说，这一数字是对的。但如从中国偿还贷款数额来看，还应加上年3%的利息，计28603000美元。本金加利息总计201779000美元。此应为中国偿还苏联的债务。

此外，我国对抗战初期苏联援款还有4.5亿美元的说法，苏联新近也有此说（苏方另有5亿美元的说法），但都缺乏详实的根据，难以令人信服。除公认的2.5亿美元贷款，究竟是否还有2亿美元贷款，有待今后历史材料的发掘。

……苏方对华贷款对我国太平洋战争前抗战意义重大。太平洋战争前我国共获得国外贷款5亿美元（不包括租借物资），苏联对华贷款占了一半，居各国对我贷款首位（第二位是美国，但其中一亿美元是1941年11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给予中国），而且意义最重大的是苏联给予中国全部是军火贷款，中国利用这些贷款购置大量苏联军火用于抗战，而西方国家予华的17笔贷款全部是非军事性的，没有一笔为军火贷款。

苏联予华贷款利息亦较低，为3%，为我国所获最低者（英美援华为6.5%以上），且偿还是农矿产品各半，对我国甚为有利。我国为所产钨、锑、锡为最为重要之战略物资之一（我国钨、锑产量为世界首位），苏方需要甚急，尤以锡需要为甚，因锡的主要产地马来亚控制在英国人手中，甚至提出可以以现金换锡，但其时钨、锑、锡产量终究有限，德、美、英都有需求，各国予华贷款无不要求中方以此类战略物资担保偿还。初期中苏商定以3/4金属，1/4农产品偿还，后来在杨杰的力争之下，苏方同意中方以农矿产品各半偿还，如矿产品不足可以以农产品替代，实际偿还中农产品略多于矿产品。我国是农业大国，此方式对我相当有利。

至于苏制武器性能，予我者性能良好。歼击机是и-15、и-16，至苏德战争爆发前仍为苏军一线装备，и-15型比较灵活，善于做盘旋动作，便于水平作战。и-16型则更先进些，速度快，便于垂直作战和追击，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歼击机之一，在日军“零”式飞机出现之前，两机高低搭配，往往以少胜多，取得辉煌战果，以我国能掌握1937～1940年前的战场制空权。轰炸机分为CB（轻型轰炸机）和дB（重轰炸机）两种，都属先进机种（另有TB-3轰炸机6架，性能不佳），尤其以轻型轰炸机性能优越。CB-2在卫国战争中表现不佳，在当时却是一流轰炸机，巡航能力为1200公里，最高时速412公里，升限达9510米，可带600公斤炸弹。日军使用的‘九五’式、‘九六’式歼击机速度都不如CB-2型，而无法截击。后来日本研制了‘九七’式，时速可达450公里，才迫使CB-2型到7000～9000米高度投弹。CB-2在我国空军一直服役到1943年，是最后退役的苏制飞机。苏联火炮质量亦属上乘，杨杰访苏，火炮专家验收苏式火炮认为苏联高炮“命中率甚大”，反坦克炮‘品质及性能均甚优好’，‘较德国制造者为优’，且‘用途甚广’，决定大量购买。坦克为T-26，是苏军三十年代的主要坦克之一，性能不算良好，但由于我国坦克本来就少，所以特别装备了第200师，组成了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而中国在西方购买武器却极为艰难，杨杰日记1937年9月12日记载：‘孔祥熙在欧接洽之飞机，英方仅有二十余架，法方四十四架（计三种），并付现款，其价格较予在苏方接洽高一倍。’以后一段时间内从西方购买的武器也很少，据蒋介石1939年9月说，英美等国供给的军火仅占20%。

至于价格方面，苏方称给我低于国际市场价格20%，顾维钧也回忆到，孙科二次访苏后去法国和其曾谈到，他从莫斯科得到了一笔新的1.6亿卢布贷款（即第三期贷款），孙科说：‘在国际价格上，这实际是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元仅3万元，装备每一个中国师仅合中国货币150万元。’（顾的回忆应当是可信的，因顾属亲英美派，晚年仍认为苏联援华贷款是苏联企图占领中国的阴谋）。

至于苏联援华武器的参战时间，空军方面战机虽于10月27日到达，但由于中苏双方协调问题，直至12月1日，苏联志愿航空队才正式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8年2月，2艘苏联援华军火物资的轮船到达香港，接着又有2船军火到达香港，第一、二批海运的货物价值2亿元法币以上。根据苏方说法，这批军火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我手里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只查到空军方面，苏制战机在台儿庄战役后期予溃敌以重大打击。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援助规模逐步缩小，8月，我国仍获得千余吨物资，多为石油产品，至1941年10月，由于苏联已无力支持我国，苏联援华贷款宣告结束。在此期间苏联援华物资数目说法不一，我以苏联著名经济史专家斯拉德科夫斯基的数字为准，苏联共援华飞机904架（其中中型和重型轰炸318架，歼击机542架，教练机44架），坦克82辆，牵引车60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轻重机枪9720挺，步枪5万支，子弹1.8亿发，炸弹31600颗，炮弹约200万，以及其它军火物资。这个数字除牵引车602辆（中方统计为24辆）外，基本上得到中方多数学者的肯定。”】

**与秘文所说苏联“绝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相反，孙中山儿子孙科称，中国抗战初期，“苏联是给予中国援助的唯一国家”。并且直到已属抗日战争中期的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国共获得国外贷款５亿美元，苏联对华贷款占了一半，居各国对我贷款首位”。即我国抗战过半时，苏联不是“绝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而是对我国抗战的最大援助国。并且由于苏联贷款利息低，用贷款所购武器价格低（按孙抖所说，苏联１．６亿卢布贷款所购武器，实际相当在西方市场４亿卢布才能购买的武器），所以苏联援助的实际份量，要大于苏联贷款占各国对华贷款一半所表现出的份量。另外，在西方国家不愿意向中国出售抗日所急需的武器时，苏联援助“意义最重大的是苏联给予中国全部是军火贷款，中国利用这些贷款购置大量苏联军火用于抗战，而西方国家予华的１７笔贷款全部是非军事性的，没有一笔为军火贷款。”**正因为如此，铭辉才在文章中说，苏联援助“对我国太平洋战争前抗战意义重大”。按老百姓的说法，一个人说话作事要有良心。而秘文作者将积极援助我国抗战，且援助“对我国太平洋战争前抗战意义重大”的苏联说成“绝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完全是昧着良心散布谎言。

铭辉的文章较详细讲述了苏联在抗战前半程的对华物资援助。中国抗战前半程，苏联除对中国抗战提供了大量抗战急需的军事装备外，苏联还对华提供了技术、人力方面的援助。在我国抗日战争爆发不久，苏联就向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二战时期苏军著名将领崔可夫，就长时间担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直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崔可夫才奉调回国担任苏军部队主官指挥作战）、技术专家等，参与对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参谋，还对使用苏联装备的人员进行培训并参与对苏联所售军用装备的维修等。另外，还有大量苏联飞行员作为战斗员，直接参与了对日本空军的作战，以及对日本军队的各种地面目标的轰炸。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的时侯，2005年8月19日，新华网贴出由新华网编辑的、题为《俄军事专家撰文：我们曾在同一片土地上并肩作战》的文章。我在此也对该文大篇幅引用。文章写道，

【“支援中国俄中关系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当属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5）期间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在这期间，苏联一直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尤其是在1937—1941年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和军备，派遣军事顾问、专家和志愿飞行员，为中国军队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干部。中国军队在苏联的帮助下，顽强抵抗在装备上优越于己的日本关东军。而对苏联而言，它同样借此巩固了远东边境的安全。

的确，克里姆林宫与蒋介石政府的合作较为复杂，并充满矛盾。国民党将苏联视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一直在亲苏和亲西方之间摇摆不定，试图从两边捞取好处。这经常造成斯大林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日本人则试图从这一矛盾中渔翁得利，以遏制中国人民的反抗。而在太平洋战争前，英国和美国一直为日本撑腰，充当中日‘和平谈判’的中间人，提出对东京相当优厚的条件。这一绥靖政策有档案文件可查。

莫斯科没有参与这一‘阴谋’，它当机立断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将中国从外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让中国人民自主决定命运。苏联向中国军队伸出了援助之手。1937年10月至1941年6月底，中国有40多个师用苏联的炮兵武器、近50个师用苏联的枪支。中国的空军、炮兵和装甲坦克部队或是依靠苏联武器武装，或是从无到有成立起来。

仅举一例。1937年日本大举进攻中国时，关东军的空军实力是中国的13倍。此外，中国空军……在1937年末几乎全被日军击落。抗战的头4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250架飞机（这个数字与铭辉的文章中的飞机904架有出入，这可能就是铭辉所说“苏联援华物资数目说法不一”――笔者注），其中包括伊—15、伊—16、高速轰炸机、重型轰炸机和远程轰炸机等。第一批苏联航空中队早在1937年10月便抵达汉口空军基地，与其同时抵达的还有500名苏军专家。他们开始向中国同志教授驾机技术。

共同抗敌

由于只能在战争条件下授课，这一工作的进展相当困难。当时，日本占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国民党政府缺乏适宜现代化飞机起降的机场，几乎没有防空力量。苏联飞行员首次参战是在1937年12月1日。7架伊—16飞机参与了南京空战，驾机者是飞行员多贝什、库德莫夫、马钦等，他们与20架日本歼击机鏖战，击落了两架日机，自己也损失了一架。

与此同时，9架苏军高速轰炸机飞往被日军侵占的上海，向机场和港口投放炸弹。日军1艘巡洋舰、6艘军舰被击沉，若干飞机被炸毁。

1938年冬，又有若干苏军飞行员抵达中国。其中包括苏联英雄雷恰戈夫，以及雷托夫、波雷宁、日哈列夫、索尔和赫留金等。他们的到来粉碎了日军的空中优势。2月18日，他们在武汉上空击落了12架日本飞机。2月23日，一个小分队远征台湾，摧毁了台北机场上停放的40架日军飞机和3年的燃油储备。4月29日，日军对武汉发起进攻，苏联飞行员予以反击，击落日军54架轰炸机中的21架，5月31日又击落了14架飞机。日军陷入了恐慌。

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奋不顾身地驾机撞向敌机，共击落7架，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4名在华参战的苏联飞行员获得了金星英雄奖章，200多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被迫撤回

1938年4月（可能应为1941年4月。因为来自苏联西面的德国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苏德间战争迫近，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所以，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日本根据苏日间中立条约，才有要求苏联召回在华对日作战的苏联飞行员理由。另外，1939、1940**、乃至1941年上半年，苏联飞行员一直都在中国上空与日本作战的事实，也表明应为1941年4****月――笔者注**），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请求斯大林召回在华对日作战的苏联飞行员。苏联领导层不得不逐步履行这一请求，不仅为迎合东京，而且由于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日益恶化。但抗战开始后的4年间，苏联一直在向中国提供武器，直到1942年初，由于苏德战场吃紧，苏联才不得不暂时中断这一援助。

但是，尽管如此，苏联仍然不惜破坏与日本的中立协定。苏联军事专家在中国一直工作到1944年下半年。他们为中国军队掌握新技术、执行各种艰苦任务提供了大量帮助。6年间（1938年6月—1944年7月）有近500名苏联军事顾问、200余名技术专家前往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但是，蒋介石政府和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担心苏联顾问‘有害思想的影响’，不满他们坚决不参与任何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计划。1942—1944年间，苏联顾问数量锐减。苏联顾问实际上已不能直接在指挥机构和军队中工作，他们被‘隔离’在军事院校，无法对武装斗争的进程施加影响。

苏联顾问只能参与中国军队的干部培训工作。不过，即使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他们仍然竭尽全力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仅在飞行学校他们就培养了超过1800名学员，其中包括1204名飞行员、160名领航员和450名航空机械师。当苏联志愿飞行员回国后，中国空军便开始完全依靠这些训练有素的本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与日本侵略者作战。

苏联对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评价。1944年6月24日，何应钦将军在接见即将回国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时表示，中国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得到了苏联人民及政府的同情与支持。苏联军事顾问及志愿人员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尤其值得钦佩和尊敬。”】

孙科称，中国抗战初期，“苏联是给予中国援助的唯一国家”；抗战时担任中国军队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将军在接见即将回国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时表示，中国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得到了苏联人民及政府的同情与支持。”这些反共的国民党高官都承认苏联给予中国抗战以援助的事实，而秘文却要无视这些历史事实。明明苏联对中国抗战给予大量援助，并且这些援助几乎全是以给国民党军队的援助这种形式提供的，秘文却硬要颠倒黑白地说，“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不仅不支持中国抗日……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当时的斯大林，可以资助共产党在内地发展，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天下，却绝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看来，秘文作者比孙抖、何应钦这些反共的国民党高官还热衷于反共，他已经被反共歇斯底里症所控制，所以他要从反共出发，违反历史事实，全无良心地捏造历史。秘文硬要说苏联“绝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硬要说抗战时苏联援助是“资助共产党在内地发展，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天下”。秘文既企图否定中国抗战初期，“苏联是给予中国援助的唯一国家”，“中国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得到了苏联人民及政府的同情与支持”的历史事实，也企图抹杀苏联援助“对我国太平洋战争前抗战意义重大”。秘文作者的反共歇斯底里，还使他力图抹杀中国共产党及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攻击抗战时的“共产党在内地发展，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天下”。但历史事实不是某些人企图捏造就能捏造了的，历史事实将给企图捏造历史者以重重的耳光。秘文作者不能给出其资料出处，不敢表示出作者姓名或上网马甲，说明企图捏造历史者是在阴暗角落里干见不得人的事。

【叶劲松，察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