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支持：你的房子是父母帮你买的吗？_风闻

编者按

本次推送的是Ronald与Lennartz于2018年发表的Housing Career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Family Relations一文。其后作者汇编了同一主题其他学者的文章，出版了同名书籍，该书主要探讨了住房财富转移如何影响家庭、社会和经济的整合，重点关注了“代际契约”的(重新)协定。作者认为，住房和家庭一直是相互嵌入的，前者是实现和再现后者的核心。随着许多国家的住房市场、就业和福利状况的重新调整，新家庭获得住房的机会被削弱，但两者的依存关系变得更加重要。在此背景下，家庭往往会帮助年轻人爬上“住房阶梯”，使其进入居者有其屋的道路变得较为顺畅。代际支持似乎变得更加普遍，而不仅仅局限于家庭福利制度。然而，住房的代际支持作用在不同国家、城市和区域之间仍有很大差别，社会阶层和收入阶层之间的作用也不均衡。

这是社论前沿第S1456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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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十年来，研究家庭关系衰退的研究逐渐增多。个体化概念为晚期资本主义下主体的重新定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解释，并与各种关于新自由主义个体及相关网络衰落的讨论相呼应。自20世纪初以来，关于家庭的社会学研究也表现出一种下降趋势，在该时期，核心家庭取代了扩展关系，其后，随着离婚、单亲和独居现象的推进，家庭的功能日益空洞化，甚至减少到最基本的功能，如生育和情感提供。不过，最近有证据表明，经济环境的转变正重新刺激着家庭，尤其是代际互动和交换。更具体地说，随着劳动力市场安全的下降、福利国家的削弱，以及经济危机后紧缩的政策主张，家庭被要求支持社会再生产，特别是通过转变成年人早期的生活方式来提高孩子的地位。

当代家庭支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帮助家人的住房事业。通常表现为房屋购置方面财富代际转移的增长。例如，英国最近的一份报告估计，在当前所有的房地产交易中，有超过25%的买家父母参与了交易（代表每年存在约65亿英镑的代际赠与）。同样，在荷兰，在可负担得起租赁住房的主要历史背景下，最近一项商业调查发现，约有18%的购房者（年龄在 35岁以下）得到了父母的帮助，而在35-55岁购房者群体中，不到8%的人得到父母的帮助。此外，非金融转移也有所增加，父母与成年子女分享住宅的数量和时长都有显著增长，这与“啃老族”后代和“单身寄生族”的增长有关。

虽然住房在调节家庭转移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但它也是代际不平等的根源。在年龄较大的群体中，特别是在二战后几十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中，通过拥有住房而积累的财富不仅是价值巨大的，而且也是一份抵御各种终身风险的私人保险，如失业或老年贫困。这种形势的转变使人们持续不断地投资作为资产的住房，造成了房价的过分上涨。房价的连续上涨也导致了住房拥有者中年轻人比例的急剧下降。这样的形势对子女的生活机会构成了特别的挑战，父母越来越敏感地意识到必须使子女在住房方面得到顺利过渡。与此同时，由于年龄较大的群体通常受益于历史价格趋势，但这种趋势往往将其子女排除在外，因此，他们的资产似乎成为了帮助其后代的主要手段。

代际家庭关系

二十世纪关于“现代家庭”兴起的研究强调，在资本主义的福特模式下，亲属关系的延伸是多余的，而以核心家庭为单位是其成员社会化和获得幸福感的更有效场所。尽管如此，仍有许多评论人士认为，大家庭并不一定在衰落，而是围绕着更紧密的纵向（代际）纽带进行重组。

因此，一个不言自明的“代际契约”被认为更能体现当代家庭关系的特征，可以理解为“一种调节跨代转移行为和期望的系统”。虽然家庭内部的代际转移对契约而言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生命历程的开始和结束阶段进行照料交换），但在成年子女、父母和祖父母的独立家庭之间流动也很重要。由于亲近度越来越低，转移也逐渐通过经济赠与来实现。人与人之间 “终身赠与”转移的作用日益增加，经济支持在维持孩子实现独立和能够长期向父母提供援助方面很重要。这些都增强了家庭支持的能力，但也在互惠的水平和类型上，以及自我利益、利他主义、义务与责任之间相互冲突的交叉点上产生了较大的差异。

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代际关系对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调整也变得更加重要。事实上，福利国家本身也可以理解为几代人之间通过集体行动相互支持的潜在契约。如国家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为有养老需求的退休人员和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减少个人和社会风险。对家庭和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存在不同见解，有些人认为发达福利经济体的国家供给将私人转移“排挤出去”，从而削弱了家庭关系，但另一些人指出，国家供给也可以通过给予成员更多的用于家庭内部转移的资金而将私人支持“安排进来”。随着福利国家和（危机后）经济条件的变化，家庭支持的作用愈发重要。

住房与代际契约

长期以来，住房一直是代际契约的正式组成部分，随着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和金融化，它的作用已经逐渐扩大。首先，家庭住宅提供了一个可以与其他亲属分享的住所。例如，在最后一次金融危机期间，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情况有所增长，多代家庭的数量也在增加。这种共享是转移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某种程度上看，只要被帮助者的住房成本降低或为零，即可视为一种经济转移。

更重要的是，这一特殊议题的核心是，作为一种主要的资产积累方式，获得住房意味着获得自有资产，也意味着获得经济保障。在福利国家紧缩、社会住房持续剩余化，以及政治上推进住房所有权作为资产积累手段的背景下，可以通过这些手段弥补个人收入的潜在损失或作为集体准备金减少的补偿。

在此情况下，核心家庭和三代家庭作为住房供养者或购房推动者的角色已得到加强。虽然房屋财产的赠与或购买住房的经济援助已成为转移的首要问题，但对于地位和财富的代际转移而言，继承一直都很重要。尽管不同国家之间的情况存在差异，但随着住房所有权的扩大、近几十年来房地产价格的扭曲以及福利国家的持续重组，都意味着家庭的援助手段在围绕着住房变化。从本质上说，住房已经成为代际契约的一个关键轴心，尤其是在确保每一代人顺利渡过人生历程的过程中。与此同时，由于没有住房所有权，或过多暴露在抵押（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风险下，低收入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被这种代际支持手段排除在外。

现有研究表明，家庭住房援助和住房产权转让的社会与经济结果多种多样。首先，住房保有权已被证明是社会地位代际传递的关键，拥有住房的父母在其子女中尤为有效地再现了该保有权的优势。其次，房屋所有权也被证明具有社会化效应，房产所有者的子女倾向于拥有自己的置业偏好。第三种传递效应受地理上邻近性的影响，在实物支持中，通过较为频繁的产权、土地或整个住所的转让来实现，通常父母与子女间的距离较近。最后，无形的支持也被证明是重要的。最常见的形式是与父母同住，拥有住房的父母往往更有能力且更愿意与子女长期分享他们的住房，特别是如果这样做有助于延长后者的储蓄时间。非物质的家庭转移在不太富裕的社会阶层中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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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不平等

近年来，由于公共福利（和住房）供给的削弱，许多国家加强了住房在代际契约中的中心地位，使得通过拥有房产来积累财富成为经济保障和家庭世代福祉的更有意义的来源。在创新性抵押产品的推动下，老一辈人往往能够从自己的财产中挖掘财富，并通过赠与或遗产转让给成年子女。然而，对住房的关注导致了房价压力的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房地产价格不断增长，导致社会、人口和地理分布方面的住房公平出现严重扭曲。这些差异与代际契约和代际转移尤为相关。

住房财富不平等的根源是多方面的。首先，尽管战后住房所有权的扩张延长了收入阶层的保有期，但收入较高的家庭从房价上涨中获益更大，而收入较低的住房所有者则获得了较低的收益，且往往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其次，年龄较大的家庭，特别是婴儿潮时期的家庭，最有能力尽早进入市场，偿还抵押贷款，并积累大量的资产。此外，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些群体也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利用他们的住房财富来购买更多的房产——通常用来出租。相比之下，年轻一代在购房和爬上住房阶梯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障碍。关键因素包括危机后再次出现的房价通胀、更严格的抵押贷款标准、更不稳定的就业和家庭事业。因此，年轻人的住房拥有率已经下降，大批年轻人选择涌入出租房或不离开父母的住所。这一模式在发达国家十分普遍，在英语国家尤为严重。住房资产和住房获得方面的不平等，导致了年轻一代依赖老一代的特殊情况。

总结

这一专题中收集的跨学科和综合性学科论文体现了代际住房转移方面的国内和跨国差异，不仅反映了文化差异和对亲属关系的各种期望，而且还表明了围绕住房的物质和非物质手段对家庭和更广泛社会关系的重要意义。更关键的是，它们进一步揭示了社会结构（特别是经济条件变化的重要性）似乎正在将家庭重新纳入福利组合。虽然倾向于将重点放在南欧地区家庭福利关系的弹性上，但年轻人在过去十年左右经历的“住房危机”似乎具有更广泛的突出意义。仔细观察，代际交换、赠与和转移似乎在整个欧洲进行，但每个国家采取的形式不同。此外，不同国家的住房商品化程度，以及住房资产作为经济和福利保障来源的相对突出程度，似乎也推动了住房的代际支持，并加剧了群体之间和群体内部的不平等。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引起了当代相关研究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