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是个伪命题，其实与普通人无关_风闻

文章来源丨北京大学出版社

魏晋时期，虚无主义突出体现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怎么活有区别吗？这可是完全不同的，到这个时代，价值危机就已经深化到了价值本身受到了质疑。这种价值观取向最集中地体现在《列子·杨朱篇》里。

目前学术界普遍的看法，还是认为《列子》是魏晋时期伪造的一本书，那么《列子·杨朱篇》实际上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精神气质，里面有一段话非常能体现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观：“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死了既然都一样，你活得那么努力干嘛？所以正确的人生态度就是及时行乐。干嘛呢，费那么大的劲？这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这个时代的特点、精神气质又跟它特定的情况有关。我们不能不说，魏晋时期从整体而言，一方面是个迷人的时代，但它迷人的品质是非常小众的。**如果一个念书人没有人民立场的话，他就会特别迷、简单地迷魏晋时代。**为什么？比如有人评价魏晋时代，说这个时代是人的解放的时代。我们不能不说魏晋是一个极少数人解放的时代，而不是大多数人被解放的时代。又有人说这是文的自觉，人的自觉的时代。对不起，文的自觉、人的自觉都只集中在极少数真正的贵族，没有普遍性。

魏晋开了历史倒车

贵族风流只是作秀

魏晋这个时期从整体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反动时期，直接开历史倒车。本来秦废封建立郡县，我一直认为这是始皇帝历史上最大的功劳，贵族制度转为官僚制度。当然我们都打引号，比较粗略地讲，大致上大家有这个理解就可以了。贵族制转为官僚制，多伟大的一个突破，但是贵族制转为官僚制之后带来一个大麻烦就是人才选拔。以前重要的位置都靠宗法血缘，你的出身就决定了你的地位，你是一个贵族世家的嫡长子，你再不肖，你只要不犯杀父弑君这种大罪，正常情况下这个家族的一切就是由你来继承的，这个人才其实是好选拔的。实在不行，如果没有嫡长子，还有别的，还有嫡子。有一整套完全严格规定的、规范好的传承方式。

但是到了汉代废封建立郡县以后，问题就很突出了，那些重要位置的官员怎么选拔呢？西汉的时候还比较杂乱，大部分是出于军功，有的甚至是直接买的，然后就慢慢形成了乡举里选制度，那种尝试就是地方推荐制。当然乡举里选的尝试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是正常理性自然而然推出来的，但是它的问题在于什么？它的问题在于人才选拔，怎么选拔人才。于是乡举里选的制度推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东汉，这个制度成了最重要的一种选官方式。

地方推荐制的优点呢，是这个地方官向朝廷推荐的一定是他认识的，他知道的。所以如果推荐者有公心，那推荐上去的人当然就是很好的。但问题是你怎么能保证推荐者有公心呢？第二，再有公心的人，你想一个地方官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你任职到一定时间，你一定要跟这个地方的世家大族有某种密切的关系，所以你推荐的官员，推荐到中央任职的官员，自然而然就是世家大族的弟子。然后世家大族的弟子到了中央任职，往往任到高官，反而提高了地方豪族的地位，于是这样一种制度到东汉末年实际上就延续不下去了。

这是中国历史一大关节，怎么再延续下去？地方豪族势力的兴起，东汉末年最大的危机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豪族之间的博弈斗争，所以什么宦官和士大夫，好像士大夫这边都是正人君子一样，开什么玩笑，相互吹捧出来的。有很多传奇的时代都是相互吹捧出来的，比如民国，那不都相互吹捧吗？偶尔出现个鲁迅比较实诚，骂一圈之后发现原来都是这些货，有什么？就一个个还在那儿说民国有多么了不起，甚至有人说民国是达到了先秦诸子的高度，请不要侮辱先秦诸子。有什么高度可言？不说了，懒的说这些东西。

大家都相互吹捧，世家大族之间都相互吹捧，你看到东汉末年那个吹捧之风，什么“八俊”之类的，就是我吹你家子弟，你家子弟吹我家子弟，然后咱们共同富裕，不就这个样子吗？那地方豪族势力兴起，中央集权贯彻不下去，那皇帝能靠谁？除了皇宫里这些人，皇帝还能靠谁？

所以这是历代难破的局，这个时候你要理解曹操的失败是中国历史上那种重大的失败。我最近大概有几年时间，只要看到曹操争江南失败，我每次都感慨赤壁那妖风。若无赤壁的妖风，魏晋六朝的准贵族，向贵族制部分回潮的历史倒转，那一段反动的历史我认为有可能避免。**因为曹魏政治集团最重要的国事，也就是基本国策，叫“抑浮薄”。**什么叫“抑浮薄”？打击地方豪族，打击他们相互吹捧的劲儿，所以有人还在那儿瞎传说，所以历史有的时候是胡说八道的，历史都是读书人写的，所以你要真迷历史学，你十有八九不看不行，你也不要真迷进去，读书人普遍都是既得利益者，凡大有为之君一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中国历史上往往大有所为的君主，都是被诋毁的。

有人在那儿编故事，说曹操要把位子传给曹植。怎么可能呢？我都懒的去考证，按道理推都不对。你看那曹植，曹植犯的是路线错误，曹植天天跟地方豪族混在一块儿，怎么可能让他承接？曹魏政治集团最重要的想法就是重塑中央集权，针对地方豪族势力的复辟，但是这个努力失败了。司马氏集团兴起，就是地方豪族势力的复辟，于是形成了魏晋南北朝的那个乱局，西晋的乱局其实在这里埋下了。中央集权不振，政治权威缺少足够的力量，也缺少足够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然后带来的结果是你那么差的技术条件，怎么统治？今天这个疆域，我们用这么先进的技术条件，都如此难以控制。当然这个技术条件是双方共有的，何况在那个时代。所以回到这儿，然后这个复辟带来的整个状况，就导致了整个两晋六朝“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皇权极度不振，门阀士族兴起，从整个大的局面来说，这个是要注意的。

由于魏晋之前东汉末年豪族势力兴起，而这些豪族势力行其道到一定程度，它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它导致客观上到魏晋时期，地方豪族的子弟占据了全面的优势。你去看看《世说新语》，普通士族家庭的人根本都在阴影里，没你们什么事，一切焦点全在豪族。客观地讲，这批人太优秀了，没办法，他没法不优秀，这批人普遍是权贵家庭出身，政治世家，所以从小耳濡目染，不用努力学习，就知道怎么管理国家，听明白了吗？人家那个淡定，那不是开玩笑的淡定，这是第一点。财富世家，名士普遍都以贪财为耻，之所以以贪财为耻是因为已经富裕到了无需贪财的地步，全都是大财阀，钱怎么会当回事情呢，那多俗呢。然后学问世家，艺术传承全在他们身上，关键是由于遗传基因的积累，他们普遍长的还漂亮。你去看看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对美痴迷到了扭曲的程度，而这个美主要是指男人。

那个时代特别著名的魏晋玄学奠基者何晏，历史上记载何晏，我猜这应该不是黑他，“动静粉帛不去手”，到哪儿都带着化妆包，长的特别白。《世说新语》有一段记曹丕、何晏两个人比白，曹丕就觉得你这个何晏白得不正常，一定是抹了粉，有一天请何晏来宫里吃饭，然后上一种特辣的，我也记不清楚什么了，随便说，上酸辣汤，何晏喝完了满头大汗。上毛巾，一上毛巾他抹完，一抹完之后跟刚才一样白，由此证明不是抹粉了。这个真是不服不行。

那个时代，整个《世说新语》，有人觉得是了不起的东西，没什么，《世说新语》就是那个时代的时尚杂志，没什么，那批人特别会秀，那批人整个在向那个时代的传闻在秀，所以口碑都是那么造出来的，彼此之间相互吹捧。你看嵇康，嵇康是罕见的，嵇康是这股浊流里面罕见的清流，但这个清流也有点刻意的麻烦，传嵇康说在他山中长啸，说他的啸声中有鸾凤之音，你蒙谁？你听过鸾凤之音？他死就死在这种地方，你身为一个普通人，声音有鸾凤之音，想干嘛呢？所以后来人家说他是“潜龙”。

贵族精英的精神危机

我们不能展开。所有的优势集于一身，所以这批人不做则已，只要想做其实真没有做不成的。这个时代的人，最典型的到东晋淝水之战，谢安的子侄就是所有的优势集中在身上。平时也就是纨绔子弟，但是真正一到战场上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想发挥作用，想建功立业，能力全有。然后由于这方面的生活形态，又由于这个时代特定的时间观和死亡感受，导致这个时代的人在极度繁华当中，在什么优势的东西都集于一身的情况之下，又恰恰在一个此前没有出现的时间观念和死亡观念面前，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时间真短，青春真短。那个时代所有能跟时间流逝关联起来的经典，都按照这个方向来理解。

最著名的就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个“逝”从《孟子》开始就有阐发，那个阐发虽然不是直接的。到了汉代董仲舒、杨雄对这个也有阐发。没有人把这个“逝”解读为流逝，但一到了魏晋，那个“逝”都是解为往和尽的意思。所以“子在川上”，孔子在大河边上说，说的是什么？逝者如斯夫。一切前进的东西都要像这样，没有一点点伤感。修身进德，要像水一样。所以孟子那一段水则“源泉混混，不舍昼夜”，这个“不舍昼夜”更好跟《论语》当中的“不舍昼夜”相关联，“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那一段是讲人前进应该像这样前进。

但是到了魏晋，你去看所有的感慨，只要跟时间、跟岁月的流逝、跟青春的消逝、跟生命脆弱有关的东西，都向这个方向发展。所以这一时期的 “逝者如斯夫”，普遍地被这个时代的学者理解为时间流逝。你看这个时代的诗歌，嵇康在他的四言诗里都流露出那种伤感。四言诗是最难写的，而且四言诗是最平正的，但是四言诗里面能安置特伤感的东西还挺不容易。后代有人评价嵇康的四言诗可以放到《诗经》里，虽然不在305篇当中，但是放在305篇当中并不逊色，但它确实有305篇里没有的那种时代感受、时间感受、伤感的东西。你去读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你去读那段时间的伤感。所以特定的时间感，特定的死亡观，再加上这样一个情况，导致这个时代出现了空前的价值危机。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切时代的价值危机，首先体现在士大夫精英层面，它不体现在普通人生活层面。其实到了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中国的知识界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以多种面相表现出来，在我们中国精神里面也是泛滥成灾的。你真正体会体会就知道了，这个我也不好多讲，讲多了又要批评人了，批评人难免就孟子上身，就不太好，我有年纪了，所以一个年近半百的人就不要太激动了。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不多展开了。**真正朴素的老百姓每一天面对自己具体生活的人，其实往往没有特别强的虚无感。**你不信走在街头，你把一快递小哥拦下来，你问他有没有考虑过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估计人家会说能不能说点人话，别烦我行不行。每一天的繁忙当中，在最饱满的具体生活里不断地去奋勇生活的那些人，真的是让人致敬的人。

儒家一直有一个讲法叫“礼失求诸野”，真正的空虚反而是想事太多的人。想事太多的人，特别容易虚幻、特别容易空虚，真正有闲暇的人，特别容易虚幻、特别容易空虚，今天的中产阶级特别容易虚幻，特别容易空虚。我最近常常讲中产阶级的道德是最靠不住的道德，中产阶级普遍的虚伪，这个要注意，所以中产阶级的趣味是靠不住的。

我们现在要谈到的还不是中产阶级，我们要谈到魏晋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当他们真正开始陷入到虚无主义当中时，表现出来的形态就是对天下责任的莫不相干，这种对天下责任的莫不相干形成了他们特定的生活形态，这个生活形态就是清谈。东汉末年是清议，到了魏晋时代是清谈，清谈和清议这两个清是不一样的，清议的清对应的是浊，清谈这个清摆脱的是应该承担的责任，彻底把自己拔出来，所以莫不相关。天下治理的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活的那么累有什么意义？

像前辈英雄那样活，天下不也就这样吗？哪怕像前辈最伟大的英雄那么活，最后不也是一堆烂骨头。所以这个时代门阀士族的生活其实普遍是极度奢靡的，而这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死是完全不被介意的。你们去看看《世说新语》里面讲王敦的故事，石崇请吃饭侍妾劝酒，只要客人不把酒喝干净，侍妾就直接被推出去杀掉。稍微厚道点的人哪怕不会喝酒也都把酒喝干了，这个叫王敦的就是不喝。侍妾推出去杀就是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杀的。哪有什么人的自觉？没有。天下责任莫不相干，虚无主义达到极深的程度。

对于这个时代，我们不得不感慨，士大夫精英或者是士大夫阶层太不关心天下了，一定会亡天下，所以魏晋是士大夫对天下责任的莫不相干亡了天下。当士大夫太关注天下的时候，也会亡天下，这个有代表性的就是北宋，北宋士大夫普遍有超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这就带来了一个麻烦。当然我们说两个极端都不好。

回到这个地方来，时代的虚无主义，而这个虚无主义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来：人怎么活着有区别吗？刚才我讲的，在这个时代开始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努力，魏晋新学风，魏晋玄学实际上就是魏晋新学风，而魏晋新学有别于旧学，有别于汉代的经学，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以为魏晋玄学是普遍的思想潮流，魏晋玄学是小众当中的小众，是真正意识到虚无主义、士大夫的虚无主义，并且要努力地克服这个虚无主义的，那极少数深刻的哲学家，当然代表性人物前有王弼，后有嵇康，当时普遍性的学风还是两汉沿承下来的旧学。

到了魏晋这个时代，由于价值危机深化到了生命的根基处，时间、死亡、人生的意义，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在固有的经典范围内，不在固有的经典范围内能得到解决吗？比如关于死亡的问题，关于生死问题古往今来最明达的态度就是孔子的态度，“未知生焉知死”。有人老在说哲学关心的是我从哪儿来，我是谁，我到哪儿去，你到哪儿去你自己不知道？当然你肯定不知道你去的地方到底是啥。难道哲学关心什么是死亡的问题？如果哲学天天想什么是死亡的问题，那你哲学岂不毫无意义吗？你怎么努力都没用，因为你又没死过，死过的人都已经死了，再也没有回来过，你有什么证据，回到这里，对于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东西你能说出什么，所以“未知生焉知死”非常明达。

但问题是当一个时代死亡以如此凸显的方式呈现在面前的时候，时间已经变成朝向死亡单向度急速流逝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不去面对生死问题怎么可以？但是固有的经典传统当中没有解答，如果有的话就是易传的传统，但是易传的传统里面仍然不能发挥出安顿人的生死这一面的东西。回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新的思想，而这个新的思想，一方面经典依据发生转变，这个时代三部核心经典跟两汉的以“五经”为核心根本不同，根本的变化是这个时候开始以“三玄”为核心，而这三玄就是老庄易，《周易》开始得到凸显性的重视，因为这个层面的问题其他经典解决不了，你用《诗经》来解决生死问题？你用礼来解决生死问题？怎么可能，所以老庄易成了这个时代经典解释的核心。

那么仅仅用这些经典仍然不够，于是这个时代普遍开始出现了一种对自然之理的强调，也就是说你引用经典作为权威，这有的时候是有效的，有的时候是无效的。这里面最著名的一段辩论当中，权威的一段，大家有时间可以看《声无哀乐论》，嵇康就讲了一个观点，说要讨论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求知自然之理，自然之理已经明确了以后，再用“前言往记”以为证，用历史的记载作为一种佐证，但你不能把它作为根本的根据，所以这个时候对自然之理的强调开始凸显，所以这是魏晋时代非常明确的一个发展方向。 

“理”这个字的出现，“理”这个字的强化，从魏晋这个发展里面，你看在王弼那里面，道理这个“理”出现的还不多，到嵇康写作的时候，道理的这个“理”出现的次数就非常多了，到了郭象的《庄子注》里面“理”这个字出现的篇幅是令人震惊的，就是郭象注里面出现的“理”比庄子本文里面出现的“理”这个字，这个是差距太大了，比例太高了，成多少倍地放大，这个我没有做过统计。这里面体现出的根本倾向就在于，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哲学家开始关心如何在根本上重建价值，从王弼到郭象的发展，这个就是魏晋时期最核心的伟大哲学家，对那个时代的价值危机、精神危机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