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益的角度看国家治理_风闻

从利益的角度看国家治理，古人早已有之。

荀子在《荀子·礼论》中论述礼制的起源就提到，礼制是为了解决人们追逐利益的无序，防止社会的混乱动荡，实现天人和谐而产生的。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这就是从利益的角度来看礼制。而礼制正是我们古代在政治方面的一种制度安排，绝对属于国家治理层面的内容。换句话说，荀子从利益的角度看礼制，那就是从利益的角度看国家制度安排，看国家治理。

（一）从利益的角度看礼制

首先，我们从利益的角度来看礼制。

《左传·隐公·隐公十一年》提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另外，《资治通鉴·周纪一》一开篇就通过魏赵韩三家得以分封诸侯，取代晋国的历史故事论述道：“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并论及礼曰：“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

由此可见，古代的礼制包含我们现今的礼仪内容，但又远不限于此，从根本上来说，礼制是一种总体的社会安排，是国家制度层面的存在。它的功能就是建立和稳定社会秩序，以利社会的长治久安。所以荀子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左传》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且，须知建立和稳定社会秩序是每一个统治阶层的首要任务，所以礼制是如此重要，以致《资治通鉴》开篇即以魏赵韩三家分晋为治国之鉴，并强调“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何谓礼？纪纲是也”。

为了确保礼制所规定的社会秩序能够正常稳定的运转，我们的祖先更是进一步规定了各自的权利地位、人际交往、言行举止、服饰衣着、品级待遇等等各方面的内容，正如上文所引用的话说，礼制具体又用君臣、职位、器物来作区分，“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很自然，礼仪就囊括其中，尤其在古代，礼仪不仅仅事关礼貌与否的问题，还事关行为举止是否正当的问题。《左传·隐公·隐公八年》就记载过关于郑公子忽到陈国迎娶媳妇的事情。只因为郑公子忽是先娶的媳妇后祭祀的祖先，“先配而后祖”，于是陈国的送婚人陈针子就议论道：“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意思是说，这两人的做法侮辱了祖先，不合乎礼仪程序，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夫妻。看吧，在陈针子看来，这两人因为不合乎礼仪程序，所以不能算作真正的夫妻，郑公子忽及其媳妇的夫妻关系就是不正当的。如此我们试想一下，在陈针子看来，这两人待在一块儿，又算作什么呢？

同时，我们知道社会秩序的安排，背后其实是社会权利的分配，赤裸裸一点说，就是关于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利益关系的安排。所以礼制归根究底就是对于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和对于利益关系加以安排。国君有国君的利益所在，诸侯有诸侯的利益边界，公卿、大夫、士、卒、百姓、黎民亦各有所得，大家各居其位、各守其职也各安其分，于是其乐融融，社会和谐，天下大同。比如，享用舞乐，礼制是如此规定的，“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如果下面的人用了上面的人的礼制，尤其是涉及到皇家用度，就是僭越，而僭越如同造反，基本就是死罪。孔子曾经说过一句特别重的话，即“是可忍，孰不可忍也！”，针对的就是鲁国公卿僭越，用了周王才能享有的的礼制。《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后，孔子执掌鲁国国政，在鲁定公的支持下就曾推行国“隳三都”的政策，目的就是打掉鲁国三桓（鲁国公族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的根据地，加强君权，恢复礼制，虽然后来因为鲁国既得利益当权派阻挠，半途而废，弄得孔子不得不出走鲁国，游走于天下，晚年才回到故国。

因此，礼制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点。比如，晋文公回到晋国以后，其国家治理的一项重点内容即重整社会资源的分配，建立和谐的利益关系，恢复社会秩序，凝聚国家力量，《国语·晋语》记载晋文公内政治理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如此，晋文公才开始诸侯争霸的，五年之后晋国就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一举取代齐国成为中原霸主。如果利益关系处理不好，即使贵如君王，也会有被人抛弃的一天。《国语·周语》就记载过一件事情，周厉王登上王位以后，骄奢淫逸，肆意挥霍，用度很快就出现不足，于是就想尽办法与民争利，重用荣夷公专门替他搜刮天下之利供自己挥霍，引发国人不服一浪接一浪，周厉王为了弹压这股政治浪潮， 开始在国内密布间谍，监视国人，一时间弄得国人敢怒不敢言，在街上碰见彼此都只敢用眼神交流，“道路以目”。最终，国人受不了了，暴发之后将周厉王流放到了一个名叫“彘”的地方。

综上，礼制是一种总体国家制度，关乎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其根本在于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利益关系的安排。在不同的时代或许会有不同的“礼制”，或许也根本就不叫“礼制”，但纵观历史，社会利益关系和谐，国家政治也一般都较清明，社会就较多呈现一派强盛、繁荣与和谐的状态。国家治理的成败，社会利益关系的好坏是根本。

插个题外话。有关于礼仪，今人对于其质与形谁更重要的问题进行过争论。重质的一方认为礼仪所代表的利益关系更为重要，是否通过固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则可以变通；重形的一方则认为，只要表现出礼仪形式，那就可以算得上做到“礼仪”了，至于其人态度是否真实则可以搁置。笔者属于重质一方，但看法稍有不同，即，人们既然尊重某种礼仪所代表的利益关系，那么自然也就会去恪守这种礼仪形式本身。人们如果不同意某种礼仪所代表的利益关系，那么服从或不服从这种礼仪形式就已经没有意义了，重新确立利益关系和礼仪形式才是有意义的事情。反之，如果人们不同意某种礼仪所代表的利益关系，那么即使一时间还不会违反本有的礼仪形式，但也绝不能长久，终究还是会选择其它更适合的礼仪形式。

基于此，笔者对于孔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当中的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良苦用心表示极大的崇敬，同时也对孔夫子试图恢复周朝以来形成的礼制的思想表示不赞同。根本原因，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人心已经思变，基于井田制和宗法分封制的礼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这些发展了，必须作出改变才能重新稳定社会，其根本那就是要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对社会利益关系进行重大调整。而这从根本上涉及到众人的身家性命，于是域内域外都争战不休，烽火连天，死伤无数。

眼见现实如此，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看法、主张和策略。比如，法家、兵家和纵横家看到的是机会和功名，都主张顺应时势，建功立业，留名千古，于是他们各展所长，或从治理、或从战争、或从外交等处着手，争先恐后。而儒家、道家及墨家看到的是灾难和痛苦，于是他们都主张消弭战争，稳定社会，安居乐业，因此要么呼吁德治天下，要么期望明哲保身，要么力行兼爱非攻。这其中，道家尚可隐居起来，与世无争；墨家则聚起一群志同道合者，奔走天下，护民止战，一时“非杨即墨”，影响甚大。唯有儒家，呼吁德治天下，虽奔走游说，却终因主张的不切实际，从不见任何诸侯采用过这种治国方略，以致即使圣如孔孟，也并不能得志于天下。笔者原来年少轻狂，也曾认为儒家的这套主张太过理想化，除了方便统一大帝国进行思想统治以外，似乎并没有更多意义，但是如今换个角度看，儒家主张还是有其过人之处的。儒家其实是在战乱的现实面前，希望各诸侯国能够换种代价小的方式进行社会权利的争夺，这种方式就是德治天下，简单说就是君主通过对社会的治理，创造美好生活，吸引民众“用脚投票”，自然而然，越是治理得好的国家和地区就越是能吸引到民众，社会就越繁荣，实力也就越强盛，到时强弱高低显而易见，得人心者即得天下！

但是，对于心急的各诸侯国的君主来说，这种方式实在是“来钱太慢”，或许自己还在“德治”，人家就已经打进来了，所以还是先拿起屠刀统一了天下，再来漫谈“德治天下”。也就是说，只要通过战争还能获得巨利，“德治天下”的理想就只能总在楼上、半空中。直到如今，在恐怖的“核平”之下，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难以想象，大家才能静下心来思虑“德治天下”，靠苦练内功来吸引天下英才，共谋发展，互利共赢。

（二）从利益关系好坏看国家治理成败

在这里，笔者特别想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既有正面案例，也有反面案例，这就是赵魏韩三家灭智氏的故事。

原本，智氏和赵魏韩三家一样，都是在晋国发展起来的新兴贵族，却在晋国后期基本把控了晋国的国政。当时的晋国国君就像是周王一样，只是个摆设而已。这四家的命运如何，就看与另外三家的竞争了。他们的当家人分别是智襄子、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

首先，智襄子开始发难了，直接向韩康子索要封地因为在四家当中，他这一家独强，他有这个资本。曾经他就在与韩康子、魏桓子的宴会上凭借自家的“一超独强”肆意地侮辱韩康子的心腹谋臣段规。所谓打狗看主人，这简直就是在欺负韩氏君臣，但是韩康子实力不够，也只能忍气吞声。智氏有位贤人叫智果就曾劝谏过智襄子，认为即使实力强大，也不应该随意欺辱韩氏君臣。而今既然已经欺辱过了，至少也得对韩康子有所防备才对，否则就可能会面临灾难了。智襄子不但不听，还认为自家在四家当中实力最为强大，要想发难也该自己来，别家即使想发难也没那个本事，于是对于防备韩康子的问题一点都不放在心上。《资治通鉴·周纪·周纪一》记载：“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这次更是变本加厉，直接向韩康子索要起封地来了。

相比于受点欺辱，封地绝对是个要害所在。韩康子一听如此无礼又致命的要求，便想也不想就准备回绝智襄子，可是那个真正受到侮辱的段规这个时候站出来了，他坚定地劝韩康子接受这个要求，因为一来如果不给封地，韩氏将首先受到智氏的打击，韩氏一家抵挡不住，况且给了封地以后还能助长智襄子的嚣张气焰，怂恿他去向晋国别的诸侯索要封地。等到有别家不给他封地而打起来的时候，韩氏就可以相机发难，从而获取更大的利益。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的，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韩康子觉得这个意见好，决定先忍一口气，于是给了一块封地给智襄子。而智襄子果然如段规所言，很快就向魏桓子索要封地。魏桓子和韩康子一样，本也本能地想拒绝，但经过谋臣任章类似段规说法的劝告，也给了智襄子一块封地。智襄子果然更加志得意满，开始伸手向赵襄子讨要封地。

也就在此时，智襄子碰壁了，韩康子和魏桓子所期待的那个与智襄子干起来的人终于出现了，这就是赵襄子。他果断拒绝了智襄子的无理要求，但也深知智襄子不会善罢甘休。因为智襄子这次要是放过了赵襄子，那么智襄子的威势就会受到损害，以后再想对韩魏赵耍流氓可就不方便了。（这是不是跟现在某国的境遇有点相似？）于是赵襄子开始图谋后路，选择一座城池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以作最后的抵抗。他的谋臣先后推荐了两座要么城墙坚固、要么府库充盈的城池给他，可是都被他否定了，原因就在于这些城池坚固的城墙和充盈的府库都是压榨百姓才得来的，坚守在这样的城池是难有百姓为自己拼命的。最后，只有晋阳（现在的太原）是可以作为根据地的，因为当初赵襄子的父亲赵简子在派遣尹鐸治理晋阳的时候就定下过治理晋阳的目标：作为根据地来建设。尹鐸于是就在晋阳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让民众普遍感受到了赵君的仁德与慈爱。于是赵简子在生前就叮嘱过身为储君的赵襄子，如果有难，不要嫌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选择晋阳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果然，智襄子联合韩康子、魏桓子，率领大军前来攻打赵襄子，来到晋阳的赵襄子有备无患，智襄子久攻不下，两方进入相持阶段。智襄子开始水灌晋阳，只差六尺就可以将晋阳淹没。晋阳全城被围得水泄不通，也就断了补给，城里百姓日子很不好过，但是没有人想反叛以求生，都愿意与赵襄子共存亡。然而，毕竟城里物资有限，长远来看肯定是撑不了多久了，眼见胜利在望，智襄子不无得意地说道：“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但是，原本或许还想着趁火打劫，当时就在智襄子旁边的韩康子和魏桓子听了这话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想到了智襄子贪得无厌的为人，也想到了自己的都城也可以被水淹掉，于是各自打起了小算盘，“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另一边，赵襄子也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赵襄子判断韩魏两家基于形势的发展，应当不会希望赵氏灭亡，于是派遣心腹谋臣张孟谈去秘密会晤韩魏两家，三家立马达成共识，并约定共同出兵，击败智氏，三分其地。结果，智氏在赵魏韩三家的夹击之下彻底走向失败，几乎全族被灭，只有智果因为有所预见而改姓辅氏才逃过一劫。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智氏亡于智襄子利令智昏，而赵氏存于赵襄子的审时度势。智襄子的利令智昏就在于迷信强大实力，对于赵魏韩三家予取予求，根本就不考虑他人的力量与意志。我力量强大，我就是要打你，打完一次再来一次，直到你的所有完全变为我的所有，极大地破坏了与韩魏两家利益关系的和谐，完全站到了韩魏两家的对立面。更何况，智襄子完全不讲策略，对于手底下谋臣的劝告一概不听，刚愎自用，只梦想着自己能够做大做强，对于大小风险一律自动屏蔽。智果劝告过他，他不听；絺疵看出了韩魏两家在灭赵关键时刻的反叛意图，建议智襄子早做防备，智襄子也不听。结果赵魏韩三家联合起来偷袭智襄子的军队时，智襄子一点防备都没有，就这么干净彻底地被消灭了。同样的，絺疵一看势头不对，立马找个借口出使齐国，也免于一难。反之，赵襄子就很懂得审时度势，或者善于运用和谐的利益关系，或者善于建立与他人和谐的利益关系。其首先就表现在根据地的选择，非常明智地躲开了两个坑，而是选择与民为善的晋阳作为根据地。其次是表现在与韩魏两家的合作共赢，最终保障了自家的生存与壮大。

从这个故事出发，我们可以看出利益关系的好坏与国家治理成败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其它故事中，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个逻辑去看问题。比如刘邦项羽楚汉之争，刘邦善于以利益团结手下，以仁义对待天下，刘邦本人即使并不会带兵打仗，他的实力却是日渐增强，最后对项羽形成了战略优势，一举包围了项羽大军。反之项羽就不太懂得团结手下和收买人心，仅凭着自己的一膀子力气，即使胜多败少，威势大涨，却陷入了疲于奔命的困境，结果是越打越弱，四面楚歌，落得个乌江自刎的下场。曹操与袁绍决战北方也是一样的。论实力，袁绍胜过曹操许多，但是袁绍搞不定内部的利益纠纷，根本就不能将力量集中起来，反倒致使心怀怨恨的许攸在关键时刻判袁投曹，献出一条偷袭乌巢袁军粮仓的毒计，使得曹操最终以少胜多，击垮袁绍这个泥足巨人，为统一北方打下基础。而袁绍一方，即使在兵败如山倒之际，还有人在图谋陷害领军的将领，猛将张郃就是在被陷害的环境下愤而率军降曹的。

简单做个总结，我们需要从利益的角度去看礼制，才能从整体上把握礼制，也需要从利益关系的角度才能看清楚国家治理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