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精、人造黄油、假咖啡：战争中的德国为了缓解食品短缺有多拼_风闻

作者：战争史研究WHS

菊苣咖啡

说到维也纳咖啡馆的起源，通常都会追溯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进攻，以及奥斯曼军队遗留在战场上的咖啡豆。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咖啡传入中欧的时间。由于威尼斯商人和英国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咖啡传入南欧和西欧的时间要更早。在十七世纪，咖啡的种植和生产被阿拉伯人所垄断，运到欧洲后价值不菲，被称为“黑色黄金”，是上层人的饮料。

当时的德意志地区分裂为数百个大小邦国，大国人口上百万，小邦人口只有十数万、乃至几万。这些邦国中的上层阶级在接受新的饮料方面起到了先驱和表现的作用，饮用咖啡从十七世纪起日益成为他们的日常习惯，但直到十八世纪才波及社会中下层。当时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引种咖啡树成功，打破了阿拉伯人对咖啡的垄断，但是由于消费市场距离产地有万里之遥，因此德意志地区的咖啡价格仍然高企。一些商人在研磨咖啡豆时掺入菊苣的根，或者干脆只用菊苣根来磨粉榨汁。菊苣汁的味道与颜色都和咖啡相似，但是味道更苦一些，也没有提神的效果。比起真正的咖啡来，廉价的菊苣咖啡在德意志地区更为普及。除了啤酒和牛奶之外，菊苣咖啡是当地最常见的平民饮料。

177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下令禁止进口咖啡原豆。此举一方面是因为腓特烈认为咖啡会影响健康，减少普鲁士的兵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少咖啡消费对普鲁士国内啤酒经济的冲击。于是一些人将橡子磨碎，与大麦和黑麦等谷物一同烤焦，加水浸泡，变成味道苦涩的深色饮料，作为“代用咖啡”（Ersatzkaffee）饮用。

到1806至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时期，由于法国的“大陆封锁”政策和英国的反封锁影响，咖啡在整个欧洲大陆都成为紧缺物资，德国人发明的菊苣咖啡和橡子咖啡在欧洲流传开来。盛产菊苣的柏林和不伦瑞克成为生产代用咖啡的两个中心，当时在不伦瑞克城内有二十多座菊苣咖啡加工厂，经营时间最久的路德维希·奥托·布雷布特鲁工厂（Ludwig Otto Bleibtreu）一直运营到20世纪30年代。巧合的是，拿破仑面对英国的海上封锁，在法国也大力推广菊苣咖啡。法语将这种咖啡代用品称为“假咖啡”（mocca faux），这个词从被法国吞并的莱茵河左岸领土传入德语，演变为德文的Muckefuck（代咖啡）。

菊苣

食品的代用品

德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的最后十年，发源于下莱茵和鲁尔地区，然后扩散到柏林和西里西亚。工业的发展刺激了人口增长，而土地无法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人。马克思在1848年1月首次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曾经预言过，“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事实证明马克思的预言是正确的：《共产党宣言》付印后不到两个月，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普遍失业，在普鲁士的莱茵兰地区就发生了手工业者和工厂工人的起义。虽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将起义的原因归咎于“外国鼓动家”，但是由于社会底层阶级的普遍贫困而导致革命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时身居社会下层者的日常饮食既不经济也不健康。虽然白面包的消费量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增大，但直到20世纪初，大多数欧洲人用作日常主食的面包仍非烘焙房里那种点缀着奶油花和糖霜的精美甜食，而是用全麦粉加上裸麦或黑麦烘烤的、带有酸味、粗粝难咽的食品。这种面包和肉、乳酪、果酱或蜂蜜一起吃会更香一些，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黄油和猪油是主要的涂抹料。这些附加的油脂很重要，在当时肉食价格昂贵、肉类消耗量不高的情况下，使得以淀粉类为主的食物更像是一餐饭。

裸麦面包

工业化时代城市人口增加和社会中下层阶级对油脂的大量需求，导致了人造黄油的出现。在1866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下令招标“为军队和社会底层阶级提供黄油的代用品”。两年后，法国化学家伊波莱特·梅热穆耶发明了用牛油、脱脂牛奶和碳酸氢钠制造人造黄油的方法，并在法国和英国分别获得了专利。当时梅热穆耶认为这种黄油的主要成分包括牛油中的油酸（Oleic acid）以及原误认为存在的十七烷酸（Margaric acid，也叫珠光脂酸），因此将其发明命名为“奥利奥麦淇淋”（Oleomargarine），这个名字后来缩短变为“麦淇淋”（Margarine）。

1870年，梅热穆耶在法国的普瓦希开办了一家生产人造黄油的小型工厂，但是还没有开工，法国就在普法战争中战败了。1871年，梅热穆耶以6万法郎的价格将人造黄油的配方卖给荷兰的于尔根公司（联合利华公司前身之一。当时荷兰没有实行专利法），同一年德国制药商贝内迪克特•克莱因在法兰克福开办了世界上首家人造黄油工厂。1873年，梅热穆耶在美国和德国也取得了人造黄油的专利权。

最初的人造黄油是用牛油和脱脂牛奶制造的，其价格是真正黄油的50%到70%左右，主要消费者是社会中下层阶级，被称为“穷人的黄油”。其产量从1874年的100吨增至1904年的23.8万吨，产量增加了2400倍。从1874年到1891年，世界上最大的人造黄油生产国是荷兰，从1891年至1940年，德国的人造黄油产量跃居世界第一，遥遥领先于排在其后面的荷兰、美国和英国。

1903年，德国化学家威廉·诺曼（Wilhelm Normann）开发出用植物油制造人造黄油的工艺，方法是先将植物油加氢硬化、然后掺入少许牛奶和动物脂肪（主要是牛油，有时加入鲸油）。这种工艺出现后，人造黄油制造商对牛油的需求量骤然降低，1908年美国出口到欧洲的牛油为96000吨，1924年减少到45000吨，1934年之后更是跌至4500吨。另一方面，作为主要原料的植物油最初是欧洲出产的葵花籽油和菜籽油，后来被产量更高、价格更低廉的棕榈油、豆油及棉籽油取代。德国在1910年从中国和美国进口了8000吨豆油，1913年猛增至11万吨，主要是用于制造人造黄油。

人造黄油

在20世纪初，德国的人造黄油主要以豆油为原料，而英国和荷兰制造商以非洲棕榈油为原料。1911年，英国最大的人造黄油生产商利华兄弟公司在比属刚果南方获得了75万公顷的土地，用于种植油棕榈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油料进口量减少，英国和荷兰的人造黄油产量急剧降低。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荷兰的于尔根公司和范德伯格公司在英国设立了人造黄油工厂，使用非洲棕榈油制造人造黄油。这两家竞争对手在1927年合并组成联合人造黄油公司（Margarine Unie），并在两年后利华兄弟公司合并，组成了联合利华油脂公司（Unilever）。而德国的人造黄油产量在战争爆发后出现了增长的势头，一方面是因为德国政府重视发展代用食品工业，另一方面德国可以从当时欧洲最大的两个农业国家——奥匈帝国和土耳其获得大量的葵花籽油。

除了食品外，德国的化学家也在积极开发各种工业代用品，这项工作甚至在战争爆发前就开始了。从19世纪前半叶开始，由于欧洲人口的急剧增长，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改良土壤的需求十分迫切。1840年前后出现了用海鸟粪和硝酸盐增强土壤肥力的方法。当时欧洲的农民每年至少需要50万吨硝酸盐作为肥料。除此之外，高品位的硝石（硝酸钠）也是制作炸药的原料，因此一直是欧洲国家进行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之一。

欧洲没有天然的硝石，世界上最大的天然硝石来源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智利阿塔卡马沙漠。1890年智利向欧洲出口了100万吨硝石，1909年突破了200万吨。除了海上运输路线漫长之外，智利的硝石生产主要由英国资本控制，一旦德国同英国关系恶化，很容易因为运输受阻而造成硝石的来源不稳定。1905年摩洛哥危机时期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运输硝石的德国风帆货船滞留在智利的港口，当地供应商以产量有限为借口，停止为德国商船装货。

德国化学界长期以来致力于寻找人工合成氨的技术。一旦解决这个难题，德国就可以取消对进口硝石的依赖，以氨为基础大规模生产硝酸和硝酸盐，制造炸药、化肥和各种工业原料。1908年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发明了先从液态空气中分馏出氮气和氢气，然后以氧化锇为催化剂、在高压环境中将氮与氢合成氨的方法，称为“哈伯-博施法”。哈伯因此获得了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不过由于他发明了用于毒气作战的芥子气，因此一直饱受争议）。

由于石油来源减少，因此到1917年冬天，德国境内几乎一半的民用燃料油被苯所替代。德国境内有丰富的褐煤储藏，从煤焦油中可以提取出大量的苯。但是这种“代用煤油”有很高的毒性和致癌性，容易导致头疼、恶心、呕吐和神志模糊，因此没有多长时间就从德国人的家庭中销声匿迹了。

从煤焦油中提炼出来的另一种著名代用品是糖精。1878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化学系教授伊拉·雷姆森的助手、28岁的俄国移民康斯坦丁·法尔贝格（祖先是德国人）在对煤焦油衍生物进行研究时，意外发现其中一种物质具有极高的甜度。法尔贝格和雷姆森经过仔细研究，发明了从煤焦油中提取甲苯，然后经过硫酸、五氯化磷、氨和高锰酸钾处理、最后结晶脱水制成白色甜味结晶的工艺。两人将这种物质命名为萨卡林（Saccharin，名字与英文的“糖”谐音）。

1880年，法尔贝格以自己的名义单独申请了糖精的专利。由于面临雷斯曼的抨击和指责，他在1886年迁往德国，在曼海姆市成立了一家用煤焦油制造糖精的工厂。由于当时德国及欧洲的甜菜糖生产也处于上升期，因此糖精主要作为食品防腐剂使用，也有一些医生将糖精当作治疗头疼、恶心和肥胖症的灵药。不过，由于糖精的成本价格比食糖低廉得多，因此许多食品制造商很快就开始将糖精作为蔗糖或者甜菜糖的替代物。到1902年，糖精在德国已经变得相当普遍，以至于甜菜糖生产商要贿赂国会议员，限制糖精的使用。六年后在美国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如今大名鼎鼎的孟山都公司，在其成立之初就是一家专门生产糖精的公司。到一战爆发时，虽然美国的孟山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糖精制造商，但是就总体产量而言，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糖精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菊苣咖啡和人造黄油生产国。

与英法这样的殖民大国，以及荷兰、比利时等拥有远大于本土的广袤殖民地的欧洲小国比起来，一战前的德国相对来说是一个“缺乏”海外殖民地的国家。其殖民地的出产远不如英法等国富饶。此外，德国的工业家与容克地主结成联盟，对本国产品进行补贴，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其他国家及其殖民地的产品进入德国要缴纳高额关税。

另一方面，从1880年到1910年这“幸福的三十年”里，德国的经济极度繁荣。在这一时期的德国，电灯、集中供暖、浴室、改良的炊具等先进的生活设施都已经比较普及，食糖消费量从1876年的每人每年大约6公斤增加到1913年的21.4公斤，咖啡、巧克力、热带水果等过去被认为是奢侈品的东西的消费量也大为增加。虽然当时甚为流行的黑格尔哲学认为国家意味着“权力”而不是“福利”，但是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原因，仍要设法为所有阶级的人创造出普遍的满足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立即对德国实行海上封锁，德国经济所依赖的谷物、肉类、羊毛、黄麻、橡胶、皮革、锡、锰等原料来源锐减，而机械、药品、人工钾碱、染料等出口物资的外销也受到限制。贸易封锁对德国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到1916年底，土豆、面粉和煤炭都成了稀缺的紧俏商品，几百万德国人不得不靠喂牲口的蔓菁度过了1916-1917年的“蔓菁冬天”。德国的食品制造商们开发出许多种“代用食品”：覆盆子和猫薄荷的叶子代替了茶叶，烤焦的橡子和大麦代替咖啡豆。居民日常食用的面包掺入栗子粉、豌豆粉、土豆淀粉和大麦，到战争后期甚至掺入麦麸和锯屑。这种面包被称为“代用面包”（Ersatzbrot）。

由于种植饲料的牧地改用来种植马铃薯等主食，因此战争期间德国的牲畜存栏量和肉类产量显著下降，食品制造商设法开发出多种肉类代用品：煮熟的大米磨碎后掺入羊油和豌豆粉，然后压制成肉块的模样，就成了“人造肉”（Fleischersatz）；米糊掺入鱼罐头中的油和洋葱，再浇入长条形的模子，就成了“人造鱼”。将马肉等下脚料肉类绞碎，加水后离心处理，分理出脂肪和肌红蛋白，做成“重组肉”（Formfleisch）。将燕麦碾磨成乳浆状，加入少许糖、杏仁、米浆或者豆浆，以及少许脱脂牛奶，做成代用牛奶（Milchersatz）。甜菜提取物加水做成的黏稠糖浆被称为“人造蜂蜜”（Kunsthonig），其成分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

1917年开春后，随着苏维埃俄国依据《布列斯特和约》向德国运来大量食品和燃料，供应情况稍有好转。但是由于协约国的封锁日益严重，以及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等盟国的农业生产崩溃，1918年德国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食品匮乏现象。城市居民不得不用一切可以交换的财物来购买配额之外的食品，农民则将尽可能多的食品储藏起来。德国国内的生活日益艰难，并引发了社会动荡，罢工和示威活动此起彼伏，最终在1918年11月初爆发了基尔水兵起义，随即在全国爆发革命。德皇威廉二世出走荷兰，德国向协约国投降。

1918年10月的一户普通德国家庭一天大概就吃这么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德国失去了13.5%的领土、全部海外殖民地和商船队，并承担1320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在这之后，德国经历了战后初期十一月革命、卡普政变的动荡，法国出兵占领鲁尔区，以及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货膨胀。待其经济恢复稍有起色，又遇上了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最终导致纳粹党在1931年上台执政。

为了重整德国经济，纳粹政府的“四年计划”应运而生。1933年的第一个四年计划目标为消除失业，而希特勒1936年9月在纳粹党代会上宣布的第二个四年计划目标是使德国在必要的生产原料方面能够自足，这是德国重整军备的必要步骤。按照纳粹经济学者的意见，若干“关系国家根本”的物品如汽油、橡胶等，即令其在国内生产的费用比在国外生产昂贵，也必须在国内生产。因此德国必须增加“典型商品”如机械、光学仪器、药品和化工产品的出口，获得更多的利润，以补贴那些“关系国家根本”的物资的生产费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要求德国人民在消费方面做出相当时期的牺牲，即所谓“大炮代替黄油”。

主持四年计划的赫尔曼•戈林在政府各部之上设立了一个具有巨大经济权力的机关，即“四年计划管理局”，其中比较重要的职位都由高级军官担任，并使用各种战时的经济统制办法去执行四年计划。负担这种任务的军官们自1933年起便已经在总参谋部的军备经济研究所里开始研究工作了。

在1914年以前，世界的生产与贸易基于一种扩大的“国际分工”基础，欧洲及北美生产商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提供原料和市场。这个体系带给英帝国的惠益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到一战快结束时，该体系已经几乎破坏无余。英国的战时封锁已经摧毁了国际分工，于是欧洲各国不得不各自发展扶植本国的“温室工业”。一战结束后，欧洲没有任何国家愿意牺牲这些“温室工业”，其结果是1920年以后，特别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欧洲各国莫不愿意尽量扩大出口贸易，尽量减少进口贸易，并出现了关税壁垒。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将别国所做的工作做得更好而已。

由于希特勒撕毁凡尔赛和约、大肆扩军备战，德国战略原料的进口迅速增加，而黄金和外汇储备急剧降低。为了节约外汇，纳粹政府呼吁人们不食用香蕉、柠檬、咖啡、可可等进口食品。不过，这种呼吁很可能会产生不幸的经济后果，它会剥夺千百万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必用品如咖啡和茶，这会引起负面的政治后果，因为如果人民的生活水准被大幅度降低，会容易发生不满和社会动荡。所以纳粹德国一方面减少用于进口食物的外汇开支，一方面设法开发各种新的代用食品。

1935年7月28日的《法兰克福日报》从“血液和土壤”的种族理论出发，呼吁人们用德国本地出产的大黄梗（味道辛辣，煮熟后可作为水果食用）来代替进口的柠檬。为了减少苏联和波斯鱼子酱的进口量，德国食品商用圆鳍鱼的鱼卵来代替鲟鱼卵，上色处理后装罐，以“德意志鱼子酱”（Deutsche Kaviar）的名字出售。此外还用动物脂肪、植物油和豆粉制造“人造乳酪”（Kunstkaese）；用植物油、糖、乳清、花生，以及少许的可可粉制作“代用巧克力”（Statt Schokolade）——像用甜菜制造的“人造蜂蜜”一样，这两种代用食品也是优先配发给军队，然后才满足平民的消费需求。

人造乳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德国当局吸取了一战期间协约国的封锁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因此在二战爆发前的六年里都致力于减少对海外农产品供应的依赖。纳粹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利用农业机械和化肥扩大本国的农业生产，增加代用食品的生产，扩大粮食及油脂的战略储备，以及将对外食品贸易转向那些战时也可与德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如荷兰、丹麦和巴尔干半岛诸国。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到1939年二战爆发时，德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从1933年的25%减少到了15%。

当时德国在面包、土豆、食糖、乳品、肉类和一般蔬菜方面已经实现自给自足，但在油脂方面仍嫌不足。为此德国政府一方面扩大油料作物种植，一方面在开战前囤积了大量的（足够三到六个月的）黄油、动物油脂和腌肥肉作为战略储备。此外纳粹当局还积极号召老百姓用植物油脂和植物蛋白来代替动物脂肪及动物蛋白质（当时德国植物蛋白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每年根据苏德贸易协定中转进口的10万吨中国东北大豆）。到1940年，德国的人造黄油和代用咖啡产量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1939年8月27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四天，纳粹德国开始在全国实行配给制。配给的范围最初仅包括食品和汽油，但是两个月后衣物、鞋子、皮革和肥皂也被纳入配给的范围。列入全国配给范围的食品包括面包、面粉、谷物制品、土豆淀粉、肉类、脂肪、奶酪、糖、果酱、咖啡、可可、蜂蜜、全脂牛奶、茶叶和鸡蛋；鲜水果、蔬菜、鱼、土豆、甜菜根、洋葱和脱脂牛奶则实行地方配给。开战后不到一个月，德国政府就已经向全国居民发放了各种配给票：糖票（白色）、肉票（蓝色）、牛奶和乳制品票（黄色）、水果和坚果票（紫色）、蛋票（绿色）等等。除了日常生活外，在餐馆用餐也要交相应的票据。

1941年德国的食品配给票

虽然德国在占领法国、荷兰、丹麦，特别是占领苏联西部地区后，从占领区弄走了不少粮食和牲畜，但是粮食供应紧张现象在德国并没有消除，主要是因为有1200多万德国人在战争期间被动员入伍，这些人对德国的工业或农业生产没有任何贡献，每天还必须配给至少3000卡路里的口粮。德国平民的食品配给量在1940年和1941年两度削减，到1942年猛减了一次。虽然面包的配给量在1943年有所增加，但德国被迫放弃出产粮食的苏联西部地区后，配给量再度减少。到1945年，德国人消费的蛋白质只有战前的四分之一，而脂肪类减少到三分之一左右。

二战期间德国家庭的主要伙食包括土豆（去皮后用盐水煮，加上鲱鱼汁和面糊调味），香肠和泡菜，蔓菁，面包汤，定量配给的少许肉（通常剁得很碎，做成调味汁）和人造黄油，以及将陈面包或者大麦烤焦后泡水做成的代用咖啡。在店铺里可以凭票买到牛奶和水果，包括苹果、梨、樱桃和各种浆果，以及核桃和榛子。全脂牛奶（脂肪含量减少到2.5%）仅供应给儿童、孕妇和从事有害工作的工人。

工业原料的代用品

纳粹德国企图达到自给自足的原料除了粮食和油脂外，还有纺织用的纤维、矿物油、铁砂、橡胶、以及各种工业用金属。为此一方面需要增加代用品的生产，例如人造纤维或人造橡胶；另一方面设法利用品质较低的德国矿砂来代替从瑞典进口的高品位铁矿砂。只有无法替代的原料，例如钨、钼、铱等金属，才从国外进口。1940年10月开始的第三个“四年计划”与上一期“四年计划”的目标相同，主要致力于发展各种工业代用品，特别是战时必需的代用品，例如人造橡胶、人造汽油、钾盐和奎宁等。

1820年法国化学家首次从金鸡纳树的树皮中提取出奎宁晶体，此后各国化学家一直在尝试人工合成奎宁，但始终没能成功。1934年，德裔意大利化学家汉斯·安德萨格在拜耳实验室发明了氯喹（choloroquine），但这种药物能够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皮炎、白细胞减少等副作用，法本公司认为其毒性对于人体过强，因此没有用其代替奎宁。直到二战中由于日军占领东南亚，导致奎宁严重短缺，美国的斯特林·温斯罗普公司才重新对氯喹进行研究，并用其治疗疟疾和阿米巴病。

天然橡胶的主要成分是异戊二烯形成的大分子聚合物。1839年美国人查尔斯·古德伊尔发明硫化法后，橡胶的应用日益广泛。到1906年时，世界橡胶年产量是6万吨，对橡胶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天然橡胶的价格也不断攀升。橡胶树属于大戟科植物，一些化学家和植物学家试验用同科的塞拉橡胶树，以及别科的杜仲、银胶菊、印度榕、卡斯提桑木等植物来生产代用橡胶，但是产量也不如人意。

1906年，德国拜耳公司提出了两万金马克的悬赏，寻求大规模生产人工合成橡胶的方法，并且每公斤橡胶的成本不得超过10马克（当时天然橡胶的价格为每公斤26马克）。1909年，德国拜耳公司的首席化学家弗里茨·霍夫曼研制出将甲基异戊二烯人工合成橡胶的方法，这种产品称为甲基橡胶。但是此时国际橡胶价格暴跌，降至每磅11.5美分，因此拜耳公司暂时搁置了合成橡胶的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天然橡胶价格暴涨至每磅1.05美元，于是拜耳公司开始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在1914年到1918年间生产了24000吨甲基橡胶。

1926年，拜耳公司与巴斯夫、赫希斯特和阿克发等公司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工业集团之一——I.G.法本康采恩。由于英国从1922年起削减马来橡胶的出口量，因此德国的法本、美国的杜邦公司、以及苏联和法国等国都在研究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的方法。苏联的谢尔盖·利比捷夫教授早在1910年就用丁二烯生产出性能类似橡胶的聚合物，法本公司在利比捷夫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开发出用钠聚合法将单体丁二烯分子聚合成橡胶的方法。

法本公司生产的聚丁二烯橡胶商标为“布纳”（Bu是丁二烯的拼写首字，Na是钠的元素符号），其特点是弹性高，耐磨性和耐寒性好，但是撕裂强度和拉伸强度比较低。1935年，法本公司化学家瓦尔特·波克和爱德华·申克尔在原料中添加苯乙烯，发明出性能更好的布纳-S橡胶（S是苯乙烯styrene的首字母），也叫丁苯橡胶。根据法本公司和美国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共享专利协议，美孚公司从1938年起也开始生产这种合成橡胶。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孚公司被迫向美国政府交出丁苯橡胶的生产专利。这也是美国的四大天然橡胶生产巨头——费尔斯通公司、古德里奇公司、古德伊尔公司和美国橡胶公司——进行院外活动的结果。当时美国每年消费60万吨以上的橡胶，其中超过90%是“四巨头”进口的天然橡胶。但是1942年日本占领南洋之后，天然橡胶的严重短缺迫使美国政府重视合成橡胶的生产。布纳-S橡胶的生产工艺被道氏化工稍加改良，改称为GR-S橡胶（GR-S是“政府橡胶-苯乙烯的缩写”），其原料为75%丁二烯加25%苯乙烯。到1945年，美国的合成橡胶产量达到92万吨，其中超过85%是GR-S橡胶。

在德国，除了丁苯橡胶外，法本公司还开发出用丙烯腈和丁二醇聚合而成的布纳-N橡胶，也称丁腈橡胶。1940年德国的合成橡胶产量为4万吨，1941年增加到7万吨，同年美国只生产了8000吨合成橡胶。二战期间，法本公司在德国的法兰克福、瓦尔登堡、路德维希港和波利茨（今波兰的波利采）等地有五座人造橡胶工厂，其中位于波兰奥斯维辛的布纳工厂（Buna Werke）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合成橡胶生产企业之一，它向党卫队中央经济总局支付一笔廉价的费用，从而得以使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8万多名奴隶劳工为其工作。

二战结束后，法本公司作为纳粹战争罪行的参与者而被盟国勒令解散，重新拆分成拜耳、巴斯夫、阿克发和赫希斯特四家公司，原法本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受到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审判。法本解散后，“布纳”商标被德国巴斯夫化工公司继承，并一直持有到1988年。

法本公司进行的另外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研究是人工合成燃油来代替天然石油。1913年，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贝尔吉乌斯将褐煤在高温、高压环境下加氢催化，生产出燃烧性能与石油类似的石蜡烃液体，这种方法被称为“贝尔吉乌斯法”。1914年贝尔吉乌斯将这一专利卖给巴斯夫公司，但后者直到1919年才开始试生产。

1926年巴斯夫公司加入法本康采恩后，法本获得了“贝尔吉乌斯法”的专利，在德国中部莱比锡附近的洛伊纳建设了年产10万吨的煤炭液化厂，于1931年投产运营。贝尔吉乌斯也在同年因这一发明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的另一项著名研究是用木质纤维素水解制糖）。贝尔吉乌斯法液化煤炭的产品除了可作为“代用石油”的石蜡烃外，还可以继续加工而得到人造橡胶、甲醇、合成氨和硝酸、以及高辛烷值航空汽油。

除了将煤炭分解液化的贝尔吉乌斯法之外，德国化学家弗朗茨·菲舍尔和汉斯·特罗普施在1925年发现了低温低压环境下用镍和钴催化水煤气（氢气和一氧化碳混合气体），制出烷烃和烯烃的方法。由于其产品的燃烧性能和汽油类似，因此被称为“代用汽油”，主要用作发动机燃料。从1935年到1939年，德国建造了9座用费舍尔-特罗普施方法生产合成燃料的工厂，年产量达70万吨，占德国燃料总产量的9%、发动机燃料的25%。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一共有25座合成燃料工厂，其中12家属于法本公司。到1944年时，德国的合成燃料生产能力为每天12.4万桶（相当于每年628万吨，但实际产量因盟国空袭等因素而比这低一些，每年约500万吨左右），其中规模最大的洛伊纳和波利茨两座工厂占三分之一的产量。

人造石油也好，合成橡胶也好，这种“代用品文化”在德国高度发达，究其原因并非德国人天生热爱代用品，而是由于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地缘地理等因素而不得已为之的无奈之举。此外高度发达的德国化学工业也为开发各种代用品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从19世纪中叶起，德国的化学研究就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从1901年到1944年的41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有18位是德国人。尽管二战后学术中心转移至美国，但1945年至1990年的73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中也有11位来自西德。除了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吉森大学和威廉皇帝研究院等专业的学术机构外，拜耳、巴斯夫、赫希斯特等化工和制药公司也设有自己的化学研究实验室。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结合紧密，使得许多化学家的发明都能迅速转化成化肥、医药、人造染料等成功的商业产品。

民主德国的咖啡

从腓特烈大帝时代直至20世纪，代用咖啡始终堪称德国“代用品文化”的象征之物。二战结束后，西德经历了战后复兴和被称为“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的高速增长，而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按照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运行。东德的食品消费也呈现出典型的东欧特色，谷物、肉类和乳品等基本食品供应都有保障，但是咖啡、可可、巧克力和高级糖果、热带水果等“奢侈食品”需要从国外进口，供应数量有限。其中咖啡占东德进口食品的大宗，大多是从苏联转手进口的。

在1970年左右，东德的人均咖啡消费量为每人每年3.6公斤，总消费额为33亿马克，和家具的消费量相等，是鞋类的两倍。1976年巴西咖啡减产，导致全球咖啡价格猛涨，这一年东德为进口咖啡用去了7亿美元外汇，而前一年仅需1.5亿美元。为了节约外汇以进口更急需的石油，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1977年夏天决定将咖啡从食品店中下架，并且决定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食堂中不再供应咖啡，今后仅限于在餐馆出售咖啡，从而引发了1977年的 “咖啡危机”（Kaffeekrise）。

为了应对这次咖啡危机，东德政府开始生产“代用咖啡”投放市场，其原料含有51%的咖啡豆、44%烤焦的黑麦粉、以及5%的甜菜根和菊苣。这种代用咖啡的味道非常可憎，而且在将黑麦烤焦时会产生有致癌性的丙烯酰胺，因此被东德人称做“昂纳克咖啡”。

“昂纳克咖啡”

为了解决“咖啡危机”，东德政府在1978年与越南达成协议，向越南提供贷款发展咖啡种植业，后者向东德及其他苏联东欧国家出口咖啡，以换取机电产品和军火武器等物资。越南借此契机在90年代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咖啡出口国，如今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咖啡生产国，咖啡年产量仅次于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