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轻人心里，这支20年前的乐队，仍旧火热_风闻

有人说，今年夏天，中国摇滚乐队还魂了。

《乐队的夏天》综艺的火热，让“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摇滚大旗重新举起，我们仿佛一夜之间回到了鼓声彻夜响着的十年前。

但资深乐迷说，这个夏天不够劲儿，还缺了很多支乐队，比如P.K.14。

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到20年前，1999年，有一支乐队从南京来到北京，本来只是想搞上一两场演出，却意外留在了北京，做了无数次演出，还录了唱片。

△ P.K.14 早年专辑封面

后来他们被称为中国最重要的一支后朋乐队，对中国摇滚乐现场影响深远的一支乐队。

或许很多人会感到陌生，这支乐队叫P.K.14，主唱叫杨海崧。

现在人们说起他，会说，杨海崧是摇滚圈里真正的诗人，他的音乐里有流淌的诗意，诗里有音乐的韵律。

杨海崧出生在南京，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南京是一个温和、舒适、规规矩矩的城市。

如果你见到杨海崧本人，会觉得他身上也有南京的气质，他戴一副黑框眼镜，穿着朴素的衬衫，有人叫他“工厂杨师傅”，这形象确实很贴切。

但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甚至有点书生气的人，玩的却是很多人眼中的“另类”音乐。

△ 杨海崧。摄影丨Niels Hougaard

二十年前的地下音乐圈子里，人们常说的是重金属、朋克和摇滚。后来突然涌现了一批新乐队，他们既不重金属，也不朋克，有些带着噪音风格，这些乐队被当时的乐评人们称为“另类”，P.K.14就是其中的一支。

在P.K.14之前，杨海崧还有一支叫“West”的朋克乐队，主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孙霞。

1997年，玩倦了朋克的杨海崧，组建了P.K.14，决定玩点更独特的、意境更深的、歌词更美的音乐。

△ P.K.14的早年阵容，乐队曾几经人员变动

在南京，他们没有排练室，就在防空洞里排练，合着巨大的回响，表达着对成人社会的反叛；没有livehouse可以演出，他们就在一些快倒闭的酒馆里唱，也不要演出费。

到了周末，杨海崧和朋友们见面，聊天、交换打口磁带、分享彼此发现的新乐队。

在这个温和的城市，P.K.14的音乐潮湿、冰冷、空旷，他们那时录了至今仍被乐迷怀念和喜爱的《红色的列车》，尽管杨海崧今天会说这歌“太直接而失去了力量。”。

1999年的6月，P.K.14来北京演出，沈黎晖在台下看了觉得不错，答应8月给他们录一支单曲，收在摩登天空合集里。

单曲说好8月录，杨海崧他们决定在北京待2个月，结果这支单曲到两年后才发，而P.K.14也早就彻底留在了北京。

△ 2007年，P.K.14在D22演出现场

杨海崧开始认识北京，他们一行人住在郊区，写歌、演出，先出了专辑《烂掉吧》《上楼就往左拐》，后来又出了《谁谁谁和谁谁谁》《白皮书》。

P.K.14的歌里，唱了北京的街道、路上的女人，也唱了世界上的不公与矛盾，唱出了当时年轻人内心的挣扎，对生活的不满意，对世界的提问与思考。

比如《说话的伤口》，是杨海崧看了一张巴以冲突中一张遇难者照片写下，他想为宏大历史中的弱势者发出声音。

2000年左右的北京，对杨海崧来说，迷人之处是**这座城市的包容性和狂野性。**在北京，即使你当一个穷艺术家，也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到生存的位置。

北京，包容着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而P.K.14和杨海崧，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P.K.14在乐迷心里地位很高，早年的CD都成了高价的稀有货，他们的音乐也影响了很多支后朋乐队。

但P.K.14始终不算一个活跃的乐队，他们也没能成为“靠玩乐队养活自己”的那种人。

乐队成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有人是豆瓣管理员，有人是摄影师，有人开着自己的淘宝店。杨海崧则是音乐厂牌兵马司的CEO，给很多乐队做音乐制作人，还写小说、写诗、做翻译。

他们很忙，但他们并不是抽空做音乐。

杨海崧说：“（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能够保证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我们热爱音乐，而不是没有钱了演一场是那种感觉，到那个程度就有点糟糕了。”

虽然P.K.14不活跃，但他们始终在认真做音乐，他们用难以言说的隐喻、掩藏起来的情绪、明暗不定的意象，传递着自己的表达。

2013年，他们出了新专辑《1984》，在芝加哥录制，找了曾经给涅槃监制专辑的传奇录音师史蒂夫 · 阿尔比尼；

2014年，艺术家孙秋晨的舞台装置展览“金蝉脱壳”想收录一些声音，杨海崧认真拆解了主题，给每个字都做了一首歌；

2018年，P.K.14又出了新专辑《当我们谈论他的名字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 P.K.14 2013-1028三张专辑封面

豆瓣上有一个摇滚乐迷聚集的小组，叫“我们代表月亮消灭居心不良的乐手”。2009年，P.K.14参加了一场匡威赞助的公路巡演，有乐迷在这个小组发帖问，P.K.14是不是要成为最富有的国内摇滚乐队了，底下有人调侃，允许一部分同志（在苦了很久之后）先富起来。

现在再看，答案应该是没有。

杨海崧在一次采访聊起十年前一起玩乐队的那帮人，这样说：“**没有人会从音乐和演出中捞钱，人们玩音乐就是兴趣使然，为了让自己开心。**那是很纯真的时光。如果哪支乐队玩出名了，人们会取笑他们，他们会说‘OK反正我们以后要写更地下的歌’。”

△ P.K.14在曼哈顿演出，图片丨NYC SANTOS Party House / Tim Franco

今年《乐队的夏天》让那个摇滚乐小组再度活跃起来，关于P.K.14或者杨海崧的发帖讨论大部分停在10年前，但综艺结束后，乐迷们提名自己心里的HOT5乐队，在这一代年轻人的心里，P.K.14仍旧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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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乐队在一起的时间里，杨海崧是音乐厂牌兵马司的CEO、音乐制作人，也还是作家、诗人。

兵马司，是一个对中国独立乐队有着重要影响的厂牌，它贯彻着自己的slogan**“青年中国之声”**，为很多乐队提供唱片录制的机会，包括低苦艾、法兹、海朋森、Joyside、鸟撞、嘎调等等。

△ 兵马司主办的部分音乐现场

杨海崧作为兵马司的主理人，为旗下很多乐队的处女作担任了制作人。“我觉得新乐队更需要制作人的帮助，他们没经验没技术，不知道如何在录音室录音。而我懂一些，我想帮助他们，指导他们去做。”

在音乐制作之外，杨海崧还有一些文字创作。

2009年，他出版了小说集《现在让我们赞美富人》，用克制的笔调，写了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2013年，他写了一本诗集《半衰期》；2017年，他翻译了音乐鬼才尼克 · 凯夫的《呕吐袋之歌》……

△ 杨海崧翻译的《呕吐袋之歌》，2017年7月由未读出品

有人觉得，杨海崧是一个自律的、聪明的人，他觉得自己只是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

前几个周末，杨海崧为自己的最新诗集《生活笔记，以及我们如何找到被拒绝的幻觉》在北京单向街书店做对谈，这样解释自己的做事方式：

“很多乐队不是在音乐上的，他们喝很多酒、聊很多天。我的娱乐活动不太多，时间都是在听音乐、看书、创作。上次我翻译《呕吐袋之歌》，翻了一月，大家都觉得很快。我每天早上的8点-12点是看NBA的时间，这一个月就不看了，每天早上4个小时就翻一章。少看了一个月的篮球，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时间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就翻译了一本书出来。”

认真，仍旧是年过不惑的杨海崧参与世界的方式。

杨海崧刚出了最新的诗集，《生活笔记，以及我们如何找到被拒绝的幻觉》。

这个很长的名字，有两部分。“生活笔记”，就是杨海崧记录下了自己生活中的片段，它们在被写成诗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有人读，所以这些诗很个人化、很私密性。

“我们如何找到被拒绝的幻觉”，则是平常生活里的那一点超现实的想象。

杨海崧说，生活是需要想象力和幻觉的：“有时候坐在饭馆吃饭，看到对面一桌人，自然而然想这一桌人的故事，他的小孩、父母，我会不自觉想这些故事。”

而这个社会是不希望有这种幻觉的，社会希望我们踏实地工作，努力地加班，所以成了“被拒绝的幻觉”。

诗集的前后还夹杂了几张照片，是2002、2003年前后，杨海崧和P.K.14刚来北京的前几年拍的。

对杨海崧来说，南京和北京，是两座很重要的城市。

南京是故乡，但它正在逐渐消失，所以他选择记录下这些消失的内容。

而北京，曾经是狂野的、包容的，但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有秩序，人们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小。

在诗集里，杨海崧不抒情，而是平静地表达，他描写城市里的场景，痴迷于那些幻觉，记录那些消失感。

第一百一十四篇

从公路向前，红灯闪烁。

那里男人们正在挖坑，一个一个，

针线盒里布满了灰尘，

你向着神秘的公路狂奔。

暴风雨来临之前，船只已经进港。

告别的火车站、小女孩被打湿的卷发、短路的灯泡、一夜灯光的窗口、没有流浪汉的城市角落……

这些都被记录在了这本诗集里。

杨海崧说，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是暴风过后一片狼藉。

在他心里，最好的时代是想象力、创造力，而一旦身边有平台有资金，却没有激起人的想象力，这就是最坏的时代。

当有年轻人向杨海崧提问，对生活感到困顿，感到迷茫和失望，要怎么办 ，他这样回答：“年轻人缺乏的不是想象力，而是对未来的想像，对生活的想像。”

当年的杨海崧，幸运地进入摇滚乐，让他有勇气去追寻想要的生活，忠实于自我。

世界在变，他仍旧是那个穿着旧衬衫的工厂杨师傅。

参考资料：

[1] Smartbeijing：[文化书桌]杨海崧和P.K.14，及豆瓣用户@高深莫测的智障的翻译

[2] xx音乐：《我们都爱杨海崧》

[3] 北方公园NorthPark：《杨海崧：摇滚成年》

[4] VICE：《40岁的杨海崧又在重新寻找自己》

[5] 豆瓣小组我们代表月亮消灭居心不良的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