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中 |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体系构建_风闻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体系构建

卢晓中 |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

非经注明，图片来自网络

卢晓中教授

中国已经在 2019 年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这意味着我国在短短 20 年间就实现了从精英型到大众型再到普及型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转型跨越。发展阶段的转型跨越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整体性的，而最为重要的是要做好新型高等教育的体系构建。目前，延续重点建设思维的中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战略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并产生了积极效应，但对一个国家而言，显然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远比拥有若干“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更重要、更迫切。早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有学者也曾提出“一流高等教育体系比一流大学的建设更重要”的观点。那么，当前高等教育体系构建与过去相比，又面临什么新的时代背景呢？笔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到来，只是作为高等教育内部背景的变化 ；同时，这个阶段高等教育还面临着新的外部背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到来。在精英型和大众型高等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都或多或少存在过于单一地从内部背景进行考量的问题。但进入普及型阶段，高等教育体系构建应该兼顾内外部背景的变化，尤其是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去考量。

时代变迁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对高等教育体系构建的需求

（一）时代变迁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沃勒斯坦认为，过去 500 年西方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内部，而在于它们一直处于世界体系的核心位置。这 500 年来所形成的世界秩序是一种“西方中心”秩序。“从人类发展的进程来看，‘西方中心’秩序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把国际关系纳入一定的框架中，以相对稳定的规则和机制加以治理。”与“中心”相对的乃是“边陲”，“中心－边陲”理论也因此成为解释这一世界体系的重要理论。从站在“边陲”的立场来看，这个秩序的根本缺陷在于排斥了占人类多数的非西方国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排他性的秩序。

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

进入 21 世纪以来，尤其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趋势交汇下，以及在产业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原有的“中心－边陲”格局之间需要重新被定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特征更加明显。特别是以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发展为代表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不但全球化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加快，并将极大程度上消解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国家之间的关系愈加类似于“地球村”，托马斯 ·弗里德曼所言的“世界是平的”正进一步变为现实。在这样的新环境下，“中心”与“边陲”之间的区别不断被抹平，东西文化的差异会适当缩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性质会被不断强化，效应会被逐渐放大。也就是说，随着“平行社会”的到来，需要重新定义人类社会的关系，并呼唤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秩序和理念。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的需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特征不断加强，并对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提出直接需求。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内部共同体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内外共同体的需求。

首先是民族国家内部共同体对高等教育体系构建提出更加均衡化和多元化的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一主要矛盾也会聚焦在作为社会公平基石的高等教育上。在这个时代，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如下两点：一是对高等教育均衡化的需求更加强烈。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到来，在民族国家内部，人们的平权思想会更加得到主张，并有更多均衡化、平等化和透明化的诉求。这些需求或诉求尤其会集中地反映在教育领域，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将更为强烈，即需求层次从“上得起学”到“上好学”的转变。二是对高等教育会有更加多元化需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即将进入普及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性特征会更为突出。这种多样性特征恰好也是多元化需求的必然体现，多样性特征与多元化需求两者之间要形成高度的内洽，高等教育体系就必须满足普及化时代的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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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民族国家内外共同体对高等教育体系构建提出国际化与本土化交融的需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要求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来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又要求本土化以不因接轨而失去自我。但是在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的同时，怎样才能不失去自我呢？比如，当前“双一流”建设事实上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顶层构建，其核心命题便是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如何内洽的问题。从高等教育的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的内洽来考量，它主要包括中国特色表征世界一流和中国特色成就世界一流两个层面。中国特色表征世界一流可从以下两个向度来认识：一个是中国特色符合世界一流的事实特征，也就是说，我国大学的中国特色与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些共同特征高度契合；另一个是在中国特色符合世界一流的概念特征上，我国大学的中国特色，尽管难以在当今世界一流大学中找到相应的事实对标物，但与世界一流大学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是高度一致的。

从中国特色成就世界一流这一层面来说，它主要涉及“双一流”建设的路径选择，即通过走中国特色化发展路径，来促进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繁荣，并使一些大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特色既是一种高等教育的发展资源，同时也是一种发展策略。

以上两个层面时常交织在一起，推动着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的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的高度内洽。

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的价值理念和实践路向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充分满足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需求，又要为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新的价值。也即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应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这个中国方案既是向内的，具有本土性；又是向外的，具有国际性。并且能够将两者融通起来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更不是为了所谓的国际化而失掉了本土性及对本土需求的现实关怀。因此，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一方面需要价值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需要实践路向的内外兼顾。

（一）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理念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必须有适当的理念来支撑。而这种理念显然无法简单地从别国的成功经验中移植或借鉴，因为它可能会丧失本土的特色。正如亨廷顿指出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并在不同历史时期获得世界范围的普遍接纳。因此，思考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如何更好地为人类贡献价值，应循着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思路。

萨缪尔·亨廷顿

2017 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并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其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概括，其核心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提出的一个新的思想理念，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兼具发展性与包容性，也体现中国对新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新变化的积极回应和国际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无疑更加符合当前“世界是平的”发展趋势，同时它也为构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从思想理论根源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丰富，也体现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一些学者也作出了思想贡献，如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提出过“共荣”的概念，强调通过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对话来解决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世界秩序。他提出的 16 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一种“共荣”思想的体现，并成为一种成体系的思想观念。赵汀阳也曾提出“天下体系”之概念：需要建立一个保证所有人和所有国家都能够受益的世界制度，即一个具有普遍兼容性和共生性的世界体系。无论是费孝通还是赵汀阳，都强调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需要一种兼容普遍主义的思想理念，所反映的也正是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今天，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的首倡者和践行者，中国注定要承担更加伟大的使命和责任。而在此背景下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亦应确立一种“共荣”的思想理念 ：既要满足本土需求，通过体系构建促进各层类高等学校都能得到充分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高等教育的美好需求 ；又要超越单一的“民族国家利益”，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更加主动的姿态推动并融入全球教育共同体，推进彼此之间的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

（二）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体系构建的两个实践路向

其一，面向民族国家内部共同体，推行均衡分配方式以兼顾均衡需求，构建“层类交错”体系以兼顾多元需求。一方面，如前所述，在民族国家内部对高等教育均衡化的需求更加强烈，新时代高等教育体系构建首先要充分回应这种需求。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我国所建立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高等教育体系，所奉行的资源分配方式更多是重点投入。但这种方式有其历史局限性，事实上也是一种内部的“中心－边陲”思维，一定程度上造成东部地区、985 高校成为高等教育“中心”，而西部地区、高职院校则成为高等教育“边陲”。而如今，我们在各个领域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如果这个“中国方案”依然是“中心－边陲”的思维，将很难有足够的说服力。因此，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均衡化需要，应当更多兼顾均衡原则，尤其是要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相对处于较不利的地位的高职院校、西部高校中去，让不同地区、层次和类别高校都能得到更均衡更充分发展。值得提及的是，当前“双一流”建设实际上是一种研究型的“双一流”建设，延续了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传统，即以建设研究型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鹄的，是抓“关键少数”策略。但相关政策更强调动态身份，而不是固化“中心－边陲”格局，这是“双一流”建设能否实现其初衷的关键一环。还有，在研究型的“双一流”建设推进的同时，非研究型的“双一流”建设如何尽快做好政策设计，即如何为“关键多数”研制相应的政策和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并通过建构“双一流”建设分类体系来进一步完善我国高校分类体系，对于良性健全的中国高等教育生态体系建设至关重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为“双一流”建设使少数大学和学科卓越了或“被卓越”了，而多数高校和学科（或专业）平庸了或“被平庸”了，因为这多数高校和学科（或专业）可能因此而自甘平庸，长此以往也就真正平庸起来了，这绝非是良性的高等教育生态体系。

另一方面，要打造一个“层类交错”高等教育体系以兼顾多元需求。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既要建基于普及型高等教育阶段的发展性需求，又要兼顾大众型高等教育阶段所建立的现实性基础，在普及型高等教育初期建立以“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分类并以学位授予权分层的“层类交错”过渡性体系。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既需要面向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大力推进“双一流”建设，同时也需要更为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因此要推动应用型本科转型，尤其是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让高等教育能够真正成为一种既相对独立于普通高等教育又能与之衔接的类型并得到充分发展。当然，这还需要更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的支撑。

其二，面向民族国家内外部共同体构建高等教育体系，遵循内外共荣逻辑以兼顾本土与国际。西班牙思想家加塞特在其名作《大学的使命》曾旗帜鲜明指出：大学的使命在于向人类传授时代文化的全部，向人类清楚真实地展示当今个人生活必须得到阐明的巨大世界。在过去 500 年的“西方中心”时代，高等教育分别经历了“英国时代”“德国时代”和“美国时代”。但无论哪个高等教育时代，其核心都在于注重兼顾本土与国际的关系——高等教育不仅仅满足了本土需求并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支撑力量，又贡献了一种全球性的价值。而在如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尤其需要高等教育体系构建从主要面向国内需求向面向全球共同利益转变，从而达至本土性和世界性的共荣。因此，在此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寻求在进一步对外开放过程中创造性地为全球教育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在我国某“双一流”建设大学的审核评估反馈会上指出：“贵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领袖人才、创新创业人才，这种远大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一流大学应有的担当。但不知贵校是否考虑过在二十年或者最多三十年之后，当中国对于世界更为重要时，贵校今天培养的人才能够引领世界吗？”这是我们在构建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体系时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值得提及的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重大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有两个重大建设目标与高等教育紧密相关 ：一是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主要通过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二是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等教育也是作为重要支撑。这两个“国际”都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思考大湾区建设，其格局是开放、包容和共享的。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教育示范区，怎么做到既是国际的，又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还要有湾区特色呢？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达致本土性和世界性的共荣，这可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