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政治想象力”与中国前途_风闻

发布*/*2019年11月5日 3:30 AM

文*/*郑永年

来自*/*联合早报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在法国外交使节年度会议上发表内部演讲，认为西方霸权或许已近终结。近代以来，法国的启蒙运动、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在两次世界战争中崛起的美国，让西方世界伟大了300年。不过，今天，西方因为种种内外因素，其所确立的世界政治秩序正在动摇。同时，非西方政治大国尤其是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崛起了，这些国家的政治想象力超越了今天的西方；它们在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后，不再迷信西方，寻找自己的“哲学和文化”。

马克龙的这番话的确是对世界秩序的现实思考。不过，他过度夸大了其他政治大国的“政治想象力”。这些其他大国的崛起是不言而喻的，但很难说这些政治大国具有法国启蒙运动所具有的“政治想象力”。现实的情况是，当西方面临巨大的困境时，这些其他政治大国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仍然对自己的“哲学和文化”毫不自信，仍然以西方文化为旗帜，幻想着自己能够摇身一变，成为西方。结果，这些政治大国面临着“知行不一”的困境，即这些国家的崛起是基于其自己的“哲学和文化”，但其民众的“政治想象力”仍然是西方的。“知行不一”无疑是这些政治大国所面临的最大政治挑战之一。

以香港为例

这里不讨论其他国家，只想从近来的香港问题入手来讨论中国，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很难产生马克龙所说的“政治想象力”，其知识界也很难产生法国式的思想启蒙运动。

如果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来看香港问题，便不难理解。一旦“知”出了问题，“行”必然出问题。如果去问香港的抗议者，甚至是暴力行为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回答：他们都是在争取实现自己的理念或者理想。尽管大多数人谴责暴力行为，但暴力者本身并不必然这么想。在心理层面，激进行为大都是“理念+理念的道德化=正义”这一逻辑的结果。

问题在于这样的“知”是如何形成的？“知”的来源多种多样，但从小到大的教育经历无疑是最主要的。为什么香港的抗议者大多都是1997年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这是一个须要深刻思考的大问题。香港本来是殖民地，思想被殖民并不令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1997年回归之后的教育更具有“殖民”色彩，从以往的被动殖民教育转变成为主动殖民教育。从前的教育是港英政府所施加的，而回归之后的教育则是香港自发的，并且具有明显的目的性，那就是抵制中国的影响和培养及强化西方（非香港）认同。

同样，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抗议者所拥有的“知”和执政者所拥有的“知”相去甚远。如果两者是一致的，执政者就很容易接受抗议者的要求。是否就是抗议者要求“民主”而执政者反对“民主”那样简单呢？显然并不是这样。抗议者所要求的，是一步到位的民主（或者西方式民主），而执政者认为这样的激进民主或者民主方式并不合适。较之抗议者，执政者所面临的内外部制约更多，所须要考量的实际问题更多。

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

今天香港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即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这个困境在民国时代经历过，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经历过，今天的香港在经历，而明天的中国大陆也同样会经历。

年轻人变得如此激进，教育者负有很大的责任。教育者的“知”出了问题，学生的“知”必然出现问题。

史学家许倬云教授最近通过对北宋张载的四句话的“曲解”，来讨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很有一番新意。这四句话便是广为流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认为，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

“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属于理念的维度，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

“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的不合理地方。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对现实都具有批评性，充满理想，相信现实应当改变（无论是通过改革还是革命）来符合其理想。对这一点，人们并无很大异议。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应当拥有怎样的理想？理想从何而来？是乌托邦还是着眼于现实国情？

全盘西化易导致水土不服

许教授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士”）已经大相径庭。五四以后，主张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占据主流，并且越来越左，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统全盘端进来。西化派人物实际上是“Intelligentsia”，而不是“Intellectuals”。根据许教授的解释，所谓“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会、本系统之内，或做解释工作，或悬挂理想，或做良师、良吏的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们意图将另一个文化整盘端进来，从那个花盆移植到这个花盆，从那一土壤移植到这一土壤。

在西方历史上，Intelligentsia原本指当年东欧学习法国的先锋人马，例如，波兰曾有一批人要全盘学习法国；俄国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现，主张全盘西化。这些Intelligentsia，初心高尚，希望国家改革一步到位。不过，他们通常面临的情况是外来事务与本地土壤不适合，端进来的东西要不是削足适履，要不就是去改变土壤，而不会去改植物。结果怎样呢？改植物，是橘移淮为枳；改土壤，就是彻底把土壤改过来。

不论如何，中国近代以来已经有诸多类似的做法，但都失败了。当然，失败的不仅仅是中国，很多经历类似政治试验的国家也都失败了。

在亚洲，要算成功的只有日本。日本明治以后，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主张全盘西化，所谓的“脱亚入欧”，不过日本做的只是表象文章，他们骨子里都是日本人，只是外面着上了洋装。的确，如果撇开那些工具型的不谈，深入到日本各项核心的制度，就不难发现没有任何日本制度是“进口”的，都是根据日本本身的实践形成的。因为战败，日本有一些制度为外力所强加，但日本人也一直在抵制。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然在努力地想“推翻”美国为其所起草的宪法。

回到中国的例子。近代以来，因为全盘西化不仅很难在中国获得成功，而且经常造成不小的灾难。但西化派基本上没有反思能力，因为他们往往把他们所接受的西方世俗价值，当作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东西来信仰；并且，他们也简单地把责任推给执政者或者老百姓。这就造成了执政者和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深刻矛盾。

知识与官僚的“断裂”

在中国传统上，因为“士”这个阶层既是知识分子，也是政府官僚，因此在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皇帝不仅把“治权”（即相权）给了知识分子，而且更把知识领域留给了知识分子。“知识参政”便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共识”。

这一点到了晚清并没有改变。从张之洞（1837年-1909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康有为（1858年-1927年）的“托古改制”，都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找到一条以中国为主体、兼学西方的道路。

晚清废除科举考试对知识阶层构成了致命的打击，因为这样做就把知识分子和政府分离开来，没有了把两者连接起来的“桥梁”。

晚清以来，大凡改革或者革命或者社会运动，知识分子都会冲在最前面。这并不难理解，尽管科举废除了，但知识分子的“知识参政”心理已经是一种历史文化沉淀物，不会轻易消失，一旦出现机会，还是会拼命参与到政治中去。

不过，正是因为知识和官僚两者之间的“断裂”，晚清以来的“知识参政”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知识参政”完全失去了传统上的现实感，而表现为乌托邦空想和由此而来的激进化。因为知识分子不再是官僚，他们既不用考量一项价值的现实可行和可操作性，也没有机会来参与到政治现实中去来了解现实。

这种局面又进一步造成了“官学”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深刻矛盾。传统上这两者是一体的，因为知识分子就是官僚，所有的“学”都是“官学”。

但近代以来，“官学”和知识分子就分离开来。政治人物开始把“官学”的权力抓到了自己手中。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开始，到蒋介石、毛泽东到后来的所有主要政治人物，他们都有系统性的政治论述。无论是革命时代还是建设时代，政治人物总是处于一线，是第一批实践者。他们较之其他群体更早、更深刻了解实践，哪些价值可行，哪些价值不可行，把实践融合到自己的理论思考之中。

学者的两种选择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系统性论述并非某一个政治人物的个人思考，而是反映了以该政治人物为代表的整整一代政治人物的思考。正如邓小平强调的，“毛泽东思想”代表的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思想，而非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也就是说，那一代人对自己身处的“官学”是有“共识”的。

知识分子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的劣势地位是显然的，这也促成了“官学”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认同“官学”者就看不起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脱离现实，只会空谈；而知识分子也看不起“官学”，认为他们过于现实，毫无理想，甚至只是为了个人利益。今天，这种矛盾现象越来越严重。基本上，无论是今天的当政者还是学者都是知识分子，只是当政者是具有实践机会的知识分子，而学者则是没有实践机会的知识分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实践机会的学者的选择是什么呢？人们可以先撇开那些只是“辅助”“官学”者不谈。学者中间最普遍的选择有两种，一类为“专家学者”，一类为批评型知识分子。但很可惜，这两类的实际效果都是“全盘西化派”。

“专家类型”的学者表面上专注于“解释”事物，根据西方的“八股”发表文章。这方面，今天中国学者所发表的文章数量越来越多，中国也已经成为一个论文大国。问题在于，文章众多，但没有出现任何原创性的思想。

核心在于，这类学者所研究的命题大都是西方的，只是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证西方的命题。很多人从来就没有想找到过中国本身的命题，用中国材料来研究中国命题。

此外，大学有关部门严酷的考核制度的核心就是论文出版和排名，这也迫使学者成为了西方式工具的“奴役者”。实际上，这种似乎非常“学术”的途径是传播西方思想最有效的手段。理由很简单。第一，命题决定结论，用西方命题来研究中国只能证明西方的“正确性”；第二，由于西方命题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命题要不得不到确立，要不就根本无人去找。在目前的考核制度下，这类学者已经占据各大学、研究机构的主导地位。

第二类即是批评类型的知识分子，广义上说包括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西方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近代早期的知识分子尽管提倡西化，但他们还受中国传统的深刻影响。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传统完全消失，一些人一方面痛恨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根本不想了解西方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对这个群体来说，“西方”的学术意义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只需要西方的“工具”意义，即用西方来批评和评价中国的现实“政治”。

这也是最不确定的地方。尽管近年来人们在呼吁“文化自信”，但在实践层面则是“西方化”的加速。如果不能确立中国自身的“政治想象力”，就不会有可以解释自己实践的社会科学，最终难以避免“知行不一”的局面。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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