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嘉庆帝的这件“小成绩”，近代中国必然更惨_风闻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竹映月江

如果要评选清代一位“办不成事”的悲催皇帝，嘉庆皇帝永琰，确是其中一位。

这位经过乾隆皇帝晚年千挑万选选出的继承者，自从亲政之后，就卷起袖子要办大事。先打掉了巨贪和珅，又全国大张旗鼓抓贪官，铁腕整顿腐败亏空。在位二十五年，几乎天天都是工作狂模式，忙到喘不过气来。

可这呕心沥血，结果又如何？清王朝发展到此时，各种弊病都已累积，父亲乾隆帝甩给他的大锅，更是重得扛不动，于是大清的腐败，越治越腐，大清的亏空，越整顿越亏空。各地的府库钱粮，“欠账”都是几何级数增长。大小的衙门官员们，“腐”的毛病没治好，“懒”的毛病也越发严重，上上下下人浮于事，以至于嘉庆十八年，两百多天理教徒就能摸进皇宫，差点把大清帝国的“心脏”翻个底朝天。

而事后嘉庆帝“简单”一查，才发现事发前，京城大小衙门各个玩忽职守，宫里的太监乃至好些皇亲国戚，也都被人家买通。悲愤的嘉庆帝一怒下了《罪己诏》，说是“罪己”，却痛斥官员们“悠忽为政”，自己“笔随泪散”。简直让几百年后的读史者，都能感受到嘉庆帝无助的泪。

那么，劳心忙活一辈子的嘉庆帝，真的一件事都办成？确切说，他办成的一桩“小事”，却对接下来的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彻底终止文字狱。

一、屡兴狱

自从清军入关，明清易代，“文字狱”就成了清王朝举国上下，一道极度恐怖的铁链。

比如顺治十八年，浙江人庄廷鑨在《明史》的基础上编写了《明书辑略》，这本是弘扬历史、传承文化的一件好事。但由于庄家富甲一方，引得归安令吴之荣几度前来敲诈钱财，偏偏庄家又文人傲骨，断然拒绝了吴之荣的无理要求。

于是怀恨在心的吴之荣便将报复庄家的主意打到了《明书辑略》上，一番咬文嚼字后，吴之荣很快发现了书中的忌讳语言，并以此为由举报了庄家。

结果庄廷鑨因此被锉尸扬灰，家产籍没，书中列名的庄氏族人也全部被处死，一个好好的江南大族，就这么灰飞烟灭。

庄家的惨案尚未走远，戴名世私著南明史之狱就又跟着发生了，紧接着，陆生柟著《通鉴论》案、钱名世颂扬年羹尧案纷至沓来，终于在乾隆时期发展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文化天网。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学者们唯恐触犯忌讳，纷纷谨言慎行，而身居高位的官员则对此更加敏感。据史料记载，三朝老臣张廷玉跟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却“从来未留片稿于私室”，以防留下把柄引来祸事。

而在乾隆皇帝修撰《四库全书》的过程里，打着“修书”的名义，大量的“禁书”被收缴上来，有的遭到了涂改篡改，有的甚至干脆被销毁。除了明代图书以外，唐宋元明清时代的大量珍贵典籍，也都没逃过这场浩劫。好些科技文化书籍更成了禁毁的“重灾区”。一部《四库全书》，收录图书3461种，禁毁图书也多达2855种。文化损失极其惨重。

比账面文化损失更严重的，是对清王朝文化创造力的扼杀。从朝堂到民间，各级的知识分子都渐渐变得谨小慎微，而制定这项政策的清王室也受到反噬，慢慢走入了一个大坑里。

二、文网弛

发现了文字狱这个大坑后，嘉庆毅然决定终结已推行了上百年的文字狱，以便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嘉庆四年，嘉庆皇帝在论比照大逆缘坐人犯时说：“即如从前徐述夔、王锡侯，皆因其著作狂悖， 将家属子孙遂比照大逆缘坐定拟，殊不知文字诗句原可意为轩轾，况此等人犯，生长本朝，自其祖父高曾仰沐深仁厚泽已百数十余年，岂复系怀胜国? 而挟仇抵隙者遂不免借词挟制，指摘疵瑕，是偶以笔墨之不检，至与叛逆同科，既开告讦之端，复失情法之当”。

一番话诉尽了曲解文字带来的严重灾难，随后嘉庆要求刑部对这类案件立刻进行更正，这标志着清代文字狱的正式结束。自此后，带来无数文化破坏的文字狱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比起嘉庆年间的各类大事，这件事显然不起眼，但它的效果，却是立竿见影：就以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小说来说，乾隆年间还只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名著《红楼梦》，自嘉庆年间起开始刊刻流传，从此成为火遍大街小巷的畅销书。《儒林外史》等曾有着相似命运的巨著，也同样走进千家万户。《浮生六记》《何典》等小说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并深远影响了近代中国小说史。

这井喷般的文化，背后的意义不一般：僵硬许久的清代文化，终于从此开始有了活力。而一个焕发新生的学派，更深远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实学。

三、实学兴

随着文字狱的终结，中国文化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自清朝开国后一直处于低潮的实学，由此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快车道，一大批思想活跃的经世学者纷纷涌现，为黑夜中的清代思坛带来点点星光。

比如常州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魏源，就带着“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的豪气，以 “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为宗旨，不仅编纂 《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口号，还大力弘扬经世实学和批评精神，引领了一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在这一思潮下，文人们开始针砭时弊。包世臣提出了废八股、开言路、汰冗员以及以海运代替漕运的经世良策，汤鹏则从“医贫”的角度出发，为清廷开出了限制兼并土地，缩小贫富差距的药方。

这股实学的清新风气还促进了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比如徐松在被贬谪伊犁后，就踏遍新疆南北路，写下了不朽的名著《新疆识略》，而林则徐更是在遣戍伊犁期间，写成了《荷戈纪程》，以超前的眼光提出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最强观点。

而且，如果参考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后，晚清王朝面临的危机，就更能深味“实学”的意义。当大清朝堂面对“未有之变局”，依然满眼蒙圈时，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实学”学者们，却率先为近代中国探路。接下来的“洋务运动”等大事业，曾国藩左宗棠等后来者们，都是沿着“实学”前辈的道路放眼看世界，黑暗中艰难前行。虽然近代史上，这条路坎坎坷坷，不停跌倒，却到底为那个近乎绝望的时代，冲开一道亮光。

治国失败的嘉庆帝，就这么以结束了文字狱的重要贡献，为清王朝带来了鼎新革故的实学思潮。若非如此，近代中国尚不知要在蒙昧中摸索到几时，晚清社会的变革也必将更晚到来。

不过，与其说这场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潮是嘉庆皇帝误打误撞带来的，倒不如说，是中国文化生命力太强，一点机会，就会茁壮成长。

参考资料：葛荣晋《清代实学思潮的历史演变》、李绚丽《略论嘉庆朝文字狱政策终止的文化意义》刘伟红《谈四库全书及其征集与禁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