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说不丨地铁票价上涨引发大规模动乱，新自由主义神话是否已走向破灭？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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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因地铁票价上涨30比索(约合0.3元人民币，0.04美元)而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爆发的大规模动乱仍在持续蔓延。智利作为美国塑造的拉美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典范，突然陷入混乱令人震惊，混乱背后则是智利社会表面繁荣之下隐藏的深刻的结构性问题。作为“芝加哥经济学派”拉美实践者的智利还能沿着这条新自由主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吗？

最小的火花点燃了最大的火焰

10月18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地铁票价上涨了4%（30比索），随后圣地亚哥的学生们呼吁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使用“EvasionMasiva”标签来逃票。地铁上的越闸而过很快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抵抗和动乱，超市里出现了抢劫，街道上发生了骚乱，22个地铁站被付之一炬。

午夜过后不久，智利的中右翼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称智利“正在与一个强大的、不可饶恕的敌人作战”，动用宵禁令及紧急状态令，并自奥古斯塔·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时代后首度出动军队镇压示威者，这一举措激怒了大批智利民众。据智利内政部和公安部的数据显示，不断升级的抗议活动已导致多人死亡。**政府平息骚乱的努力，其中包括内阁的改组均以失败告终。**当地时间30日，皮涅拉宣布，国内政局因大规模抵抗运动而陷入混乱，不得不取消其主办的APEC峰会。

卓越的经济成就，巨大的分配不公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智利维持了30多年较快的经济增长，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所定义的1万美元门槛，2018年人均收入已接近1.6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其自由市场模式已将贫困率从2000年的31％降低到2017年的6.4％，并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上成为拉丁美洲排名最高的国家。2010年，智利被纳入具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OECD)。因而**“智利模式”也被视为发展中国家治理的典范。**

然而，事实却不尽于此。圣地亚哥智库Fundacion SOL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50%的智利工人每月收入低于40万比索（约合550美元）。联合国2017年的一份报告发现，智利成为经合组织中最不平等的成员。圣地亚哥大学(University of Santiago)研究社会运动的教授胡里奥平托(Julio Pinto)指出，过去30年智利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极其不均。“智利在国际上树立的形象是一个不断成长、发展，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这个形象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支柱上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执意对本已处于高额的公共交通费用做出进一步上调的行为，成为了这场抵抗运动的导火索。

在抵抗运动的第一周，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利用骚乱抢劫和闯入财产占据了新闻头条。但随着运动进一步展开，其形式发生了转变。超过100万智利人聚集在圣地亚哥意大利广场(Santiago s Plaza Italia)内外进行和平示威；各个社会阶层的公民敲打着锅碗瓢盆，演奏着音乐，举着写着“智利觉醒”(Chile despertó)的牌子；运动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并涵盖了从养老金公共服务等一系列更为深刻的结构性问题。这是智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会，动员了全国5%以上的人口。

智利国家人权研究所称，智利最近的动乱已导致3500多人被拘留，更多民众严重受伤或因驱散人群的霰弹枪、催泪瓦斯而致盲。皮涅拉于24日取消了全国各地的宵禁，解除了紧急状态，重新开放首都6条地铁线和大部分杂货店。但反对者称皮涅拉提出的新的“社会契约”是一种表面上的改变，对解决根本问题没有多大作用。Cadem民调发现，总统的支持率跌至14%的历史低点，圣地亚哥到处都是要求皮涅拉辞职的海报和涂鸦。

抵抗运动仍未平息，其最终目标也难以确定。与智利之前诸多小规模的示威活动不同，此次，走上街头的抗议者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恢复社会权利，以及针对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和工资停滞不前的问题进行系统性改革。

“智利模式”之殇：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政治家、军人，智利前总统

**“这不是为了30比索，而是为了过去的30年。”**抵抗的民众如是说。自智利于1988年启动民主化至今，30年以来，社会的经济资源由一小撮人垄断地格局未有改变，贫富悬殊日益严重，而这一问题归根究柢在于其制度原因。

1970年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智利人民选出了一名亲苏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阿连德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国有化计划，当中更是涉及了为美国企业所把持的铜矿以及通讯业。自然，这一系列改革触动了美国在智利的利益，亲苏的智利政府也让一直视拉美为后花园的美国坐立不安。

1973年9月11日，在美国的支持下，军官皮诺切特推翻阿连德政府。受美国政府庇护的皮诺切特被彼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奉为座上宾，80年代的智利也就顺势成为了美英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试验场。由知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所教导的芝加哥学派中，被称为“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的智利经济学家在当地推行一系列私有化国有企业，大幅度降低进出口关税，全面放开产品价格，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取消对金融的管制，国家退出银行系统，大幅削减政府预算，压制劳工权利的举措，令智利经济快速增长，也成就了所谓的“智利奇迹”。

新自由主义政策运行多年后，智利经济虽大有改善，但财富集中于一小撮既得利益阶层手中，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全国1%的人口控制26.5%国家的财富，但一半左右的智利人民仅享有2.1%的财富；水、退休金、医疗、教育等基础民生设施均在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下变成资产出售，变成了私有企业的生财工具，而为此买单的，是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值得注意的是，智利的地铁票价是拉美各国中最高的。

对于示威者要求其下台，以及施行全面改革的诉求，皮涅拉则是姗姗来迟，还把责任推卸给内阁，这是民众的怒火无法平息的根源所在。因此，也只有切实解决智利长年积压的结构性矛盾，重建经济成果分配平均的社会，才能真正地把智利从皮诺切特的幽灵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平息智利民众的怒火。

**在这场对新自由主义说不的浪潮中，智利并非独此一家。**同在南美大陆的厄瓜多尔及阿根廷，分别因负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债务问题而推行紧缩政策，厄瓜多尔政府取消燃油补贴触发原住民示威而最终撤回决定；推行紧缩政策的阿根廷总统马克里(Mauricio Macri)则在27日总统大选中被左倾候选人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击败，都反映了拉美人民抵抗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体系的努力。

狮子山下

至于被这位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推祟备至，也被他视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因“小政府、大市场”的主张导致其领导人多年来隐藏在市场后面，在重大民生议题上缺乏推进能力，而随着资本做大，能利用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小、干预手段越来越弱，只能一味地寄希望于用所谓“狮子山下”的自力精神来扳回一局；另一方面，撇开CIA等外国组织对此议题的操弄不谈，以为香港只要更加“自由”和“民主”，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实在可笑。现在面临的情况是，民意其实早已被资本操弄于鼓掌之间。问题的症结在于得利的资本、金融集团不肯牺牲一部分既得利益，而“小政府”的香港当局无力改变。需知新自由主义因其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系统性意义，它的内涵也往往包装成普世价值来作为政治鼓动力量，极具魅惑作用。或许在这个时候，最为经济的智慧并不局限于以史为鉴，也更在于，以邻为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