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有以下五个特点的人来问我问题，我一律拒绝回答_风闻

孟子的教育思想内容丰富，见解独到。除了一般意义的学生以外，孟子还有一批特殊意义的王者学生。当面对王者学生时，孟子尤其注意保持教师的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

孟子对于那些不谦虚的君王学生，就不予教育和教导。当滕国国君的弟弟滕更依仗地位高贵来向孟子学习，孟子就不予理睬。弟子公都子问其故时，孟子还洋洋洒洒说了一番道理：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在中国教育史上，孟子最早提出了教育概念。仅凭教育概念的提出，孟子对中国教育就有着极大贡献。孟子之教育既包括学校教育，又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属于有目的、有组织以及有内容和方法的自觉活动，对个体而言，是直接完整意义上的教育，也是影响终身的教育。社会教育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对个体的影响和作用，绝对不能低估。无论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有一个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孟子约四十岁时在邹地开设杏坛，聚徒讲学，此后终身与教育结缘，其所论教育重点应是学校教育。

孟子周游列国，以王者师自居，对齐宣王、梁惠王们进行教育，“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滕文公上》）。孟子不仅有一般意义的学生，而且有特殊意义的王者学生。对于王者学生，无论教还是学都有着不同的要求，这是孟子异于孔子的地方，也是孟子在提高读书人地位。孔子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学生，教与学、师与生互相交流，教学相长，融为一体，老师谆谆教诲，学生虚心接受。

作为教师，孟子与学生的关系，同孔子是一样的；作为王者师，孟子与学生的关系就不一样了。一方面，孟子必须时刻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一旦感到威胁，马上就会作出反应。孟子感到齐宣王凭着地位而轻视自己，称病不相见，所以也称病不去朝廷。另一方面，王者学生与一般学生不同，可接受孟子的教导，也可不接受孟子的教导。从孟子周游宋国、滕国、魏国以及两次游齐的经历分析，他的王者学生基本没有接受他的仁政学说和王道理想。王者学生没有接受孟子的政治主张，却丰富了孟子的教育思想。孟子的教育思想系统而完备，既有对教育者的要求，又有对被教育者的要求，还有共同的要求。

共同的要求是存心养性。无论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无论一般学生还是王者学生，都要存心养性，首先把人做好。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也是从事任何职业、做好任何工作的前提和条件。教育者存心养性，有利于为人师表；被教育者存心养性，有利于塑造良好人格；王者学生存心养性，有利于施行仁政和王道。仁义是孟子的最高道德原则。“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在孟子看来，存心养性的内容是存仁义之心，养仁义之性。

存心养性要清心寡欲。人的欲望越多，仁义之心的存留就越少，存心养性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欲望。“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也；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

存心养性要自省，自省是儒家重要的修养方法。孟子用反求诸己的观点表达自省要求，当遭遇挫折时，不要责怪他人，而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到问题的症结和缺点加以改正；当自己的行为不被他人理解时，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反躬自问，考察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仁义礼智的规范。“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孟子很看重反求诸己的修养方法：“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

存心养性要知耻改过。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人有七情六欲，哪有不犯错的？问题不在于犯错，而在于能否知错就改。孟子认为，不能知错就改的，就是不知羞耻，一个人如果没有羞耻之心，那就不可救药了。对于那些知错不改的行为，孟子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当齐国大夫陈贾为讨伐燕国的错误辩护时，孟子批评说：“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公孙丑下》）

存心养性要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孟子重视艰苦环境对修身和存心养性的作用：“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尽心上》）意思是，人之所以能够拥有德行、智慧、技艺、知识，常常是由于灾患的缘故。只有那些孤立无援的大臣、地位卑微的庶子，他们操心劳神总是不得安宁，忧虑灾患更深，所以通达事理。

对于教师而言，孟子认为，最根本的要求是正己。正己既是教师的行为准则，也是重要的教学方法。教师只有正己，言传身教，才能正人、教好学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正己是按照仁义道德立身处世，“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告子下》）。

孟子认为，教师要懂得知识和道理。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基本职能，如果说正己的目的是为了育人，那么，知识和道理则是为了教书。教师只有懂得知识和道理，才能培育出有知识有智慧的学生，这就要求教师“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尽心下》）。从而使学生“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离娄下》），即在广博学习、详细解说的基础上，使学生融会贯通，抓住中心，由博返约。

孟子认为，教师要“言近指远，守约施博”。所谓言近指远，是指用浅显的语言阐明意义深远的道理；守约施博，是指操作方法简单而效果明显。

孟子认为，教师要结合学生实际，因材施教。对于有的人不屑于教诲，也是一种教诲，“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告子下》）。具体而言，孟子提出了五种因材施教的情况和办法：“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尽心上》）意思是，有的学生修养很好，只要稍加点化即能通达，犹如及时雨化生万物一样；有的学生品德不错，略加熏陶便能成为有德行的人；有的学生富于才华，善加指导，便能成为通达多能的人；有的学生只有一般水平，只能就他们所提问题进行释疑解惑；有的学生因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不能及门受业，可以用间接的方法加以教育。

对于学生而言，孟子认为，最好的途径是请教名师和大匠。只有名师，才能教育出优秀学生，只有大匠，才能培养出好的徒弟。“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学生之所以要请教名师和大匠，不仅是因为名师和大匠的格局大、标准高，而且还在于名师和大匠不会降低教育标准：“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尽心上》）意思是，高明的木匠不会为手艺拙劣的木工改变或废弃规矩，羿不会为技艺拙劣的射手而改变他拉弓的标准。君子教导别人正如射手拉满弓，却不把箭射出去，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他站在正确的道路上，有才能的人就会追随他。

孟子认为，学生学习要自求自得。自求是指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有个叫曹交的人想住下来跟孟子学习，孟子告诉他，只要你有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老师请教，“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告子下》）。自得是指透彻地理解和深刻地把握所学到的知识。孟子很看重自得的知识，只有自得的知识，才能牢固掌握而不动摇，才能左右逢源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离娄下》）

孟子认为，学生学习要专心致志，不要三心二意。孟子分别举了两个例子给予说明，一个是植物生长的例子，即使容易生长的植物，不专心致志培育，也难以生长成才，“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意思是，天下即使有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后，又冻它十天，没有能长得了的。另一个是下棋的例子，即使像下棋这样的小技艺，不专心致志也不能学好，“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告子上》）

孟子认为，学生学习要坚持不懈，不要半途而废。学习好比流水，只有昼夜不舍地流淌，才能流到大海，“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离娄下》）。这段话还表达了学习要循序渐进的思想，像水那样，先要把坑坑洼洼都灌满了，才能继续前进，否则就不能向前流入大海。学习也像挖井，一定要挖到泉水才停止，“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尽心上》）。意思是，做事情好比挖井，挖得九仞之深还见不到泉水，仍然是一口废井。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

对于帝王师与君王学生，孟子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这是孟子教育思想的重要标志和宝贵财富，至今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作为帝王师，孟子认为，关键是要保持教师的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甚至认为教师的地位应高于君王学生，“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教师可以藐视大人，是因为教师占据了仁义道德的制高点，而大人们有官位和财富，却不一定具备仁义道德，孟子引用曾子的观点进行论证：“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还以商汤和齐桓公为例，认为他们尽管是君王，却愿意虚心地向伊尹和管仲请教，然后才成就了王道和霸业。“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公孙丑下》）

孟子对于那些不谦虚的君王学生，就不予教育和教导。当滕国国君的弟弟滕更依仗地位高贵来向孟子学习，孟子就不予理睬。弟子公都子问其故时，孟子还洋洋洒洒说了一番道理：‘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尽心上》）

对于君王学生，孟子是居高临下，要求他们学习仁义之道。当梁惠王问孟子，不远千里而来，必有利于我的国家。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要求他们施行仁政，“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滕文公下》）要求他们以德服人，不要以力服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孙丑上》）

管仲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管子·权修》）百年树人，道尽了教育的无穷意义和悠悠情韵。教育不仅关乎过去、现实，更是关乎未来的大事；不仅关乎个体成长，更是关乎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宁的大事。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重视教育，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关心孩子。现代社会已经基本解决教育问题，这是令人欣喜的巨大历史进步。然而，教育仍有隐忧，特别是如何平衡教书与育人的关系，保持教书与育人之间的必要张力。教书与育人是相伴教育始终的千古矛盾，教育固然不能忽视教书，传授知识和学问，却应更加重视育人，培育具有人文精神的人才。

知识和学问与人文精神原本不可分割，而是互相联系，互相激荡。知识和学问关注自然界和客观对象，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和反映，也是人文精神的现实支撑。没有知识和学问，人文精神就难以发扬光大和熠熠生辉。人文精神关心的是人，康德认为：“人是生活在目的的王国中。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人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自由人。人也是自然的立法者。”（［德］康德著，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5页。）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是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终极关怀，不是权宜之计。任何知识和学问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凸显人的存在意义。人文精神是知识和学问的灵魂，没有人文精神，知识和学问就可能走偏方向，不仅不会造福于人类和社会，反而可能会伤害人类和社会。知识和学问是冷冰冰的，人文精神是热乎乎的。从这个意义上分析，育人重于教书，人文精神高于知识和学问。教育务必把育人放在首要位置，着力培育人文精神，塑造有道德的学生，为社会造就有灵魂的合格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