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庆年 | 大学如何回应“任正非之问”_风闻

熊庆年 |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在近期的中美贸易战中，华为公司成为美国政府重点围剿的对象，也成为全球瞩目的对象。华为总裁任正非多次接受国内外媒体的采访，几乎每次采访他都会说到教育问题。因为他认为，“中国将来要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有人把它称作“任正非之问”，主题就是一个：教育怎样才能使我国的知识创新强大起来？就高等教育而言，或许可以分解成三个问题。

大学如何才能成为知识创新的灯塔？

按任正非的说法，就是要从基础研究抓起。“没有基础研究，对未来就没有感知，没有感知就做不到领先。”他很清楚地认识到：“芯片问题，光砸钱不行，要砸数学家、砸物理学家。”其实何止是芯片领域，凡是重大的科技创新莫不如此。周光召先生早就指出：“基础性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孕育着新生产力的萌芽，高分子材料、原子能、半导体、激光等这些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新型产业，无不起源于实验室中的重大科学发现。没有昨日科学前沿上的重大突破，就没有今天这些从无到有的革命性产业。”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科技创新的源泉。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就不会有真正的知识创新。我国高校与世界顶尖大学的差距，从某个角度看，就是在基础研究。

道理似乎大家都懂得，但是不是真的明白，还真不好说。“基础研究有什么用”的疑虑，不只是在普通民众中有，在相当多的教育行政部门、高校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中也有，甚至在教师中也不少。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致用”的追求是超过“明理”的追求的。而在当下整个社会追逐现实功利的浮躁环境下，“有用”“有大用”无疑成为行为选择的首要标准。即使是思想上的明白人，也未必都能循理而行。在现实的语境中，“有用”和“无用”的判断受到外部条件的约束。政策评估的周期性、管理绩效的阶段性、个人目标的现实性等，都会影响对对象物有用性的判断。我们不难从文件或文章中读到这样的话语：“基础研究要能够明确地树立起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思想”“基础研究要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提供科学支撑”“基础研究应适应国家需要”，云云。话听起来好像并不错，但仔细品味它们的背后，还是强调“有用”。一强调有用，就是摆脱不了现实的考量，就会计较可实现的功利。而这恰恰是与基础研究的内在要求相背离。

基础研究的本质在于发现知识，发现的动力在于满足天性的求知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正非的眼界是很高的。他“拿着大量的钱，向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撒胡椒面’”，而没有想着投资回报，只是希望他们“探索人类未来”。他提到，“俄罗斯有一个科学家小伙子不会谈恋爱，只会做数学，到我们公司来十几年天天在玩电脑，不知道在干什么”。能够养一批人，任由其在基础研究中自主地遨游，这不只是一种气度、一种胸怀，而是对基础研究的本质的认知。他申明：“我们支持给大学教授做基础研究，他就像一个灯塔一样，既可以照亮我们，也照亮别人。”华为在实践中尝到了这样做的甜头，他们的5G之所以领先世界，就是从土耳其Erdal Arikan教授的数学论文中得到启示，经过数年的努力，把新理论转变成了新技术。因而，砸钱养士，成为华为的基本战略。如今，“对世界各国的优秀大学生，从大二开始，我们就给他们发offer”。这才是大手笔。政府是不是情愿砸大钱搞基础研究，大学是不是甘心砸大钱搞基础研究，也许可以作为检验“双一流”建设成效的试金石之一。

我们要客观地承认，完全超越功利之用来砸钱搞基础研究，现今恐怕做不到。那么面向应用研究的基础研究或者说为应用研究奠基的基础研究是不是能够做到呢？似乎也不乐观。2019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院士沙龙活动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等多位院士发问：“中国有多少数学家投入到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研究中？”被人们称为“徐匡迪之问”。“徐匡迪之问”与“任正非之问”，英雄所见略同，逻辑是一致的。基础研究得不到重视，除了前文所及的缘由之外，还存在学术治理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就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知识转化的桥梁，没有应用研究的发展，就不可能将基础研究的创新转变为产业创新。而应用研究的发展又需产业需求的引导，没有产业需求的引导，应用研究便不能够很好地完成基础研究的转化。

在我国，学术资源的配置主要由政府主导，大学的自主性不强，面向社会需求的能力较弱，传导产业创新需求的渠道不畅。产业发展需求与应用研究的关联不紧密，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关联也很松散，客观上造成了基础研究转化为应用研究的阻隔。2014年教育部出台《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试图从治理结构上解决大学与社会的关联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学对此积极性不高。即使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成立了相应机构的不过20%左右。另一方面，在大学内部，基础研究往往依托学院的基础学科，而各种科研平台通常成为应用研究的阵地。学院和各平台能否很好地理顺关系，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衔接，就变得十分重要。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不同群体利益关系的差序格局，常常会产生矛盾，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协同，“有组织的无序”特征明显。更不要说有效地组织起来，很好地与大学外部进行链接。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大学治理使命”高峰论坛现场

大学如何才能营造出适合知识创新的生态？

任正非强调：“一个基础理论的形成需要几十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学问。”但这几十年中，如何让人们能“安下心来搞数学、搞物理”，却是个实实在在的真问题。学术生态环境决定了学术发展的样态，而良好学术生态的形成有赖于符合学术规律的制度与文化。学术治理体系是学术生态的重要生态因子。前些年人们呼吁“去行政化”，“尊重学术权力”。2014年教育部制定并颁布实施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各高校普遍按规程制订和修订了学术委员会章程，梳理了相关制度，在“去行政化”上迈出了一大步。然而，学术治理体系的完善绝非一蹴而就。有效配置学术权力，让学术权力得到合理行使，让学术活动能够遵循学术规律、符合学校学术发展实际，避免制度只是挂在墙上，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学术事务没有学术权力当家，制度不能真正落地，改善学术生态只能是空话。

与此相关的是，需要改变基础研究领域行政主导的“计划学术”。任正非比我们许多官员、大学管理者更懂得尊重学术规律，他的做法就是，“科学家们只要在这方面有理解的，都进来。这些科学家研究的内容，我们也看不懂，我们没有能力去挑选他们，而是他们自成体系。很多伟大的突破是带有偶然性的，并非按预定计划发生。所以我们开放包容，不是狭隘地去找什么样的人才，而是比较广泛的领域里面都能吸纳很多人，不同领域带来了思想的碰撞及互相启发。这样我们在各个领域里面就是强大的。”其实，基础研究领域的东西别说企业家看不懂，即使科学家非同行也未必什么都看得懂。因而需要在制度上、机制上、政策上建防火墙，力戒外行指挥，避免长官意志，同时也要避免赢者通吃，避免学术寡头、话语霸权，避免学阀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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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造良好学术生态上，科学的学术评价是个关键生态因子。学术评价是指挥棒，指示方向不对，就会造成生态失衡，甚至生态破坏。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就是近年来不良生态效应的祸根。学术研究是对未知的探索，必然有失败与成功。很多成功就是失败累积而获得突破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对基础研究来说，尤其是这样。任正非看清了这一点。“我们支持科学家的创新，对科学家不要求追求成功，失败也是成功，因为他们把人才培养出来了。”正是由于简单以成败论英雄，简单数论文、数项目、数帽子，使得不少人追求短期功利、现实功利而迷失了本心。任正非说得有些尖刻：“我们这些年的经济上的泡沫化……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现在讲破五唯，首先得挖五唯的根源，否则就是治标不治本。任正非说：“现在都是毛毛糙糙、泡沫化的学风，这种学风怎么能奠定我们国家的基础科研竞争力呢？所以，还是要改造学风。”改造学风，得先改革学术评价，让人们找回学术本心。

大学如何才能成为人才转移的战略高地？

知识创新靠人才，谁争取到了人才，谁就在知识创新中把握了先机。任正非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次人才大转移，是从苏联转移了300万犹太人到以色列，促进了以色列的高科技发展”，而“现在是吸纳全球人才的最好时机，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高校要敢于敞开胸怀，拥抱大量的科学家回到中国”，“有了人才就有了未来”。他殷切地期待，高校“成为第二次人才大转移的战略高地，促成基础研究的井喷”。吸纳人才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研究的“大计划”，要“举起旗子来”，同时，要“加强开放合作，这样人才才会成群而来” 。应当说，任正非是极具战略眼光而又十分务实的。所谓敢于敞开胸怀，也就是说要有勇气、有魄力。要拿出真金白银砸进去，宁可牺牲其他方面也要揽才优才，宁可有风险也要勇往直前。特别是要打破已有的利益格局，摒弃“武大郎开店”。除了勇气和魄力，能不能真正敞开胸怀，也是个问题。拥抱人才，要不拘一格，有伯乐之目、有孟尝君之襟。如果只拿着一把尺子去衡量，如果只看某些显示度指标，就不会有千里马、特立之士。拥抱人才，还得为人才提供各种工作生活的便利，创造各方面的良好氛围和环境。如果人才来了，不能安心、放心，不能沉下来一心一意干，也就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也可能最终留不住人才。任正非反复提到尊重教师，尊重不是喊口号，而是要体现在大学组织行为的方方面面。毋庸讳言，现在大学的人力资源配置的理念、体制机制乃至行动，还远远没有达到“敢于敞开胸怀”的程度。

大学回应“任正非之问”，归根到底还是要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就是基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方针和任务，实施近十年来，大学普遍制定了《大学章程》，梳理了治理结构，提高了制度化水平。然而，真正要使它发生“化学反应”，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站在担负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使命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行再审视，我们还需要提升境界，明确理念，解决问题，落到实处，促进制度的定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