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阿桑奇_风闻

文/克雷格·莫瑞 (Craig Murray) 译/仁青

来源/澎湃新闻

**按：**这篇是英国作家、人权活动家克雷格·莫瑞(Craig Murray）在10月21日出席威斯敏斯特地方法庭的阿桑奇庭审后，写在他本人博客上的一篇记述（发布于10月22日）。克雷格·莫瑞于2002年至2004年期间担任英国驻外大使，然后发现西方对侵犯人权活动的隐秘支持，导致他与外交部上级发生冲突，自此他开始了人权活动家的生涯。莫瑞也是阿桑奇的朋友，他因为阿桑奇所遭遇的一切和法律程序公然的不正义而感到震惊和悲愤。他把这篇文章发在博客后，文章被翻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土耳其语等。他补上说明，欢迎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转载翻译使用，希望整个世界知道这个消息。

2019年10月21日，朱利安·阿桑奇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法庭上的素描图。 新华社 图

目睹昨日（2019年10月22日）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庭上发生的种种，我深受震动。一位甚至懒得假装在倾听的地方法官，面对阿桑奇的法律团队发出的所有辩词，坚持作出每一个武断的裁决。

在详述程序正义的公然缺失之前，我必须首先指出阿桑奇的状况。我非常震惊于我的朋友消瘦之程度，脱发之速度，还有过早并急剧加速的衰老的模样。他有明显的跛行，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体重自被捕后下降了15公斤。

比外貌体态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精神衰退。被问及姓名和出生日期时，他很明显费了一会儿劲才想起来。我会在后面谈到他在诉讼末尾所作陈述的重要内容，很明显作出陈述对于他来说极其困难，他费了十足的劲以达到清晰表达和集中思路。

直到昨天，我一直对那些声称阿桑奇遭受的待遇等同于酷刑的人——甚至对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尼尔斯·梅尔策（Nils Melzer）——保持着相当的怀疑，对那些暗示他可能在被注入使人衰弱的药物的人也保持着怀疑。但是，在参加过对几名极端酷刑受害者的审判，并与塞拉利昂和其他地方的幸存者一起工作之后，我可以告诉你，昨天我完全改变了想法，阿桑奇展现出的正是一名脱离险境的酷刑受害者的症状，迷失方向、困惑，十分艰难地在习得性无助的迷雾中坚持着自由意志。

我之前甚至更怀疑那些声称阿桑奇可能活不到引渡程序结束的人，比如他的法律团队中一名高级成员周日晚上对我如此说道。我现在发现自己不仅相信它，而且被这个想法折磨。昨天法庭上的每个人都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正在我们眼前被国家折磨致死。看到我的朋友，我所知道的最能言善辩的人，思考最快的人，沦为那具步履蹒跚而语无伦次的残躯，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然而，国家的代理人，特别是冷酷无情的地方法官瓦妮莎·巴雷策（Vanessa Baraitser），不仅作好了准备，而且急不可耐地成为这场猎杀运动中的一员。她竟然告诉他，如果他没有能力理解接下来的庭审，那么他的律师可以稍后给他解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一个被告，根据对他的指控被认为是非常聪明和能干的，却被国家变为一个无法理解庭审的人，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她的丝毫疑虑。

对阿桑奇的指控非常具体：与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曾为美国陆军上等兵，于2010年时因涉嫌将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外泄给维基解密网站而遭美国政府逮捕，判刑35年——编注)合谋公布“伊拉克战争日志”、“阿富汗战争日志”和美国国务院电报。这些指控与瑞典无关，与性无关，也与2016年美国大选无关——主流媒体似乎无法理解这个简单的澄清。

昨天的庭审的目的是案件管理——确定引渡庭审的时间表。争论的要点是阿桑奇的辩护律师要求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他们的证据，并辩称政治犯罪被明确排除在“引渡协议”之外。由此他们认为应该进行初步聆讯，以确定“引渡协议”是否适用。

关于为何需要更多时间准备，阿桑奇的辩护团队给出的的理由既令人信服又令人吃惊。他们只能非常有限地接触到在狱中的委托人，直到一周前才被允许向他递交关于此案的文件。阿桑奇被准许接触电脑的时间也非常有限，他的所有相关记录和材料都被美国政府从厄瓜多尔大使馆没收。他无法获得自己的材料来为辩护做准备。

此外，辩方辩称，他们正就马德里一个非常重要和相关的案件与西班牙法院联系，该案件将提供重要证据。这个案件表明美国中情局曾经直接指使一家西班牙公司——UC Global（该公司与厄瓜多尔大使馆签约为后者提供安保）——监视阿桑奇在大使馆的活动。至关重要的是，这包括监视阿桑奇和他的律师之间的特许保密的对话——讨论反对引渡诉讼的辩护，自2010年以来美国一直在周密筹划这项诉讼。在任何正常诉讼程序中，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驳回引渡诉讼。顺便说一句，周日我发现法庭上展示的西班牙的材料特别收纳了涵盖阿桑奇和我讨论各种问题的高分辨率录像，这些录像是美国中情局指使下偷录的。

西班牙法庭展示的证据还包括美国中情局绑架阿桑奇的阴谋，由这个事件可知美国当局对遵守法律的态度，以及他可能会在美国遭受何种对待。据阿桑奇的团队交待，虽然西班牙的法律程序正在进行并且那里的证据至关重要，但是根据当前提出的庭审时间表，西班牙那一边很可能不能在阿桑奇引渡庭审开始前结案，因此那里的证据不能完全坐实且派上用场。

至于检方，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英国王室法律顾问）申明（英国）政府强烈反对任何便于辩方做准备的延期，并且强烈反对对于指控“是否属于被‘引渡协议’排除在外的政治罪”这一问题的任何单独考量。地方法官巴雷策选择听取刘易斯的意见，明确申明引渡庭审的日期定于2月25日（2020年），不可更改。但她对在这个日期之前提交证据和回应的日期的变更表示开放。然后她宣布休庭10分钟让控辩双方就这些步骤达成一致意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富有启发意义。有五位美国政府的代表到场（最初有三位，另两位在庭审中途到达），就座于法庭上律师后方的席位。控方律师立马与美国代表靠拢，之后一起走出法庭以决定如何回应日期事宜。

休庭后辩护团队声明，根据他们的专业看法，假如庭审日期维持于二月，他们将无法做好充分准备。尽管如此，他们在巴雷策的指示下还是大致起草了递交证据的建议时间表。在回应这个时，刘易斯的初级律师急忙跑向法庭后方再次与美国人商议，同时刘易斯竟然告诉法官他在“接受后面那些人的指示”。千万注意到他上述所说，他与之商议的不是英国总检察长办公室，而是美国大使馆。刘易斯收到了美方指示，同意辩方可能需要两个月来准备证据（实际上，辩方说的是他们绝对至少需要三个月），但是二月的庭审日期不可能改变。巴雷策作出了完全同意刘易斯所说的裁定。

不知为何，我们当时耐着性子看完了这出舞台上的闹剧。美国政府将它的指示下达给刘易斯，他再把这些指示传达给巴雷策，她依这些指示作出裁定——如同是她自己做出的法律判决。也许这出装模作样的戏本该直接省去，美国政府直接坐上法官席操控整个过程。坐在那的任何人都没法相信他们参与的庭审有哪部分合乎真正的法律程序，或者巴雷策有过一刻考虑辩方的辩词。在她少数几次看向辩方时，她的面部表情只在三种里切换：蔑视、厌烦和嘲笑。当她面对刘易斯则是殷勤、坦诚和温暖。

很显然，依照华盛顿指示的时间表，引渡正在快速通过。除了想要先发制人——西班牙法庭已经提供了中情局蓄意妨害辩护的行动的证据，还有什么使得二月这一时间点对于美国如此重要？我欢迎任何见解。

巴雷策驳回了辩方召开单独的事先聆讯以衡量“引渡协议”是否适用的请求，甚至都没费事给出任何理由（可能是她没有记清刘易斯指示她该认可什么）。以下是《英/美引渡协议 2007》（UK/US Extradition Treaty 2007）条款4的完整内容：

条款4. 政治和军事犯罪

1. 对于政治犯罪的引渡要求将不予批准。

2. 基于本协议的诸多宗旨，以下罪行不再被认定为政治犯罪：

a.该罪行符合双方有义务遵照的多边国际协定：引渡被要求之人，或是如同移交检方那般将案件提交给其他合法当局。

b.针对一国领导人或某一党派领导人或国家领导人家属的谋杀或其它暴力犯罪。

c.谋杀、过失杀人、恶意伤害、造成严重致命伤害的犯罪。

d.涉及诱拐、绑架或任何形式的拘禁的犯罪，包括劫持人质。

e.放置或使用（包括威胁放置或使用）爆炸性、燃烧或破坏性的 装置或是能够危及生命的火器，造成严重的致命伤害，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f.持有上一条中所列举的装置。

g.试图或密谋犯罪，参与犯罪，协助或教唆、怂恿或促成犯罪，以及作为前述犯罪事前或事后的帮凶。

3. 尽管有本条款中第二段的条件，但如果被要求的国家的合法当局确定引渡要求是出于政治动机，那么引渡将不予批准。

4. 被要求的国家的合法当局可以拒绝引渡要求，依据是犯罪的根据并非普通刑法而是军事法。适用本条款的合法当局特指美国行政部门。

​只要从表面上看，阿桑奇受到的指控就完全符合定义——如果这不算，那什么才算呢？它不属于上述列举的例外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因此有十足的理由去考虑这起指控是否被排除在“引渡协议”之外，并且在假设协议适用并开启漫长和十分昂贵的检视各种证据的过程之前，就这么做。然而巴雷策不假思索地直接驳回了这个辩词。

要是人们对此时发生的事情还存有一点点疑惑，那么，刘易斯这时站了起来，要求不该允许辩方利用大量的辩词来浪费法庭时间。实体审理的所有辩词都应该提前写好并提交，以及针对于法庭上的各种论点和证据，或仅仅针对于辩方的那5个小时，“‘辩论终止’应立即执行”（guillotine should be applied，他的原话）。辩方表明过他们需要比预定的五天更多的时间来陈述案情。刘易斯反对道，整个审理应该在两天内结束。巴雷策说在程序上此时不是同意这一辩词的合适的时间，但是收到证据包后，她会即刻考虑这件事。

（剧透：巴雷策将会按照刘易斯的指示，缩短实体审理的时间）

2019年4月11日，在英国伦敦，“维基解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坐在警车上。 新华社 图

然后巴雷策把事情推向了更糟糕的地步，她说二月的庭审将不会在我们当时所在的较为开放和可访问的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举行，而是在贝尔马什（Belmarsh）地方法院，后者是一个用于恐怖分子初期法律程序的严酷的高安全等级设施，与目前关押着阿桑奇的最高安全级别监狱相连。贝尔马什最大的法庭只有六个公众座位，如此安排的目的显然是避开公众的监督，并且确保巴雷策不会再暴露在公众眼前，导致公众对她的审理进行真实的描述，就像你正在阅读的这份。我很可能无法旁听贝尔马什的实体审理。

显然，当局对数百人当日到场支持阿桑奇感到惊慌。他们希望尽可能减少前往更加封闭的贝尔马什的人数。我相当确定（我有过长期的外交官生涯）在庭审过程中途到场的那两名美国官员其实是武装安保人员，他们之所以到场，是因为一场有美国高级官员在场的庭审场外竟然有那么多的抗议者。移师贝尔马什可能是美方的要求。

阿桑奇的辩护团队极力反对将庭审移至贝尔马什，特别是基于以下理由：那里没有可用的会谈室，因此他们无法和委托人商议，而他们也很难在监狱里见到他。巴雷策不假思索地驳回了他们的反对意见，脸上掠过一丝十分确凿的坏笑。

最后，巴雷策转向阿桑奇命令他站起来，并询问他是否理解这场庭审。他的回答是否定的，说他无法思考，并且明显看上去昏头转向。接下来，他似乎找到了一种内心的力量，稍微挺直了身体，说道：

我不明白这个过程怎么可能是公平的。这个超级强国花了10年来准备这个案子，而我甚至拿不到我自己写的材料。我的处境十分艰难，我做不了任何事。而那些人拥有无穷的资源。

似乎是用力过头，他的声音突然放低了，他变得越来越困惑和语无伦次。他说检举者和发布者被贴上了人民公敌的标签，又说他的孩子的DNA被盗取，他在与心理医生的会面中被监视。我丝毫没有暗示阿桑奇说的这几点都是无稽之谈，但他无法恰当组织，也无法清晰地表达出来。显然他不再是他自己，他病得很重，让人看着极为痛苦。巴雷策既没有表现出同情，也没有表示一丁点关心。她尖酸地告诉他，假如他无法理解刚才发生的事情，那么他的律师可以给他解释，然后她拂袖而去。

整个过程令人深感不安。再清楚不过的是，这里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法律考量。我们看到的是赤裸裸的国家权力展示，美国人不加掩饰的对庭审的主导。阿桑奇置身于一个防弹玻璃覆盖的笼子里，而我和其他三十多个挤进那儿的公众代表则身处包裹着更多防弹玻璃的另一个笼子里。我不知道他是否能看见我或是其他到场的朋友，也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认出任何人。

看上去他并没有。

在贝尔马什，他每天有23小时被完全隔离拘押。他被批准进行45分钟的活动。假如他必须移动，他们会清空他将要经过的走廊，并且把走廊边的囚室全部锁上，以确保他在短暂并且受严格监视的活动时间内无法与任何其它囚犯交流。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将这种非人的、用于头号恐怖分子的管理制度加诸于一个还押候审的出版者。

多年来我一直在记录和抗议英国国家日益走向威权主义的权力，但是当最野蛮的虐待居然能如此直白和露骨，还是令我震惊。将阿桑奇妖魔化和非人化的运动，建立在无穷无尽的政府和媒体谎言的基础上，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境地：他可能在公众的视野下被慢慢杀死，由于发布政府作恶的真相而被公诉提审，同时得不到任何来自“自由”社会的援助。

除非阿桑奇短期内被释放，不然他会被摧毁。如果国家能这么做，谁会是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