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巴西建立殖民地的想法为何落空？_风闻

文：梁展

1895年冬，康有为从其门人和葡萄牙藉商人那里得知巴西使节曾经来华招募华工之事。但是由于此前澳门街头频频出现非法招工、外籍轮船私自搭载华工出洋的事件，总理衙门曾于1894年1月照会各国公使查禁了此类活动。可是，以辣达略为首的巴西使节一行四人并不甘心，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康氏门人反复劝说他上京疏通清廷，但事情最终无果而终。

从1889年起，康有为就产生了移民巴西、再造新中国的计划，而此次巴西主动招募华工之事，为他实现早年移民巴西计划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因此他非常愿意充当巴西的说客，但清廷的拒绝让他颇感失望。1905年10月，在游毕墨西哥之后，康有为还拟亲赴巴西，只因墨西哥国小无船可渡才最终作罢，直到1913年民国成立之后，他还借海外惟有“邈绝而违隔之巴西”承认北京袁世凯政府之事大发感慨：“吾国人若能早留意于巴西，则吾创一新中国于巴西久矣。”

康有为移民巴西的筹划最初起因于他对《中葡条约》中处置澳门方式的不满。在他看来，地不分夷夏，它是生民养民之所，“失地”意味着国族的衰败，是事关华夏人种存亡的重大问题。作为粤人，康有为一向对澳门一地的得失非常在意，直到1907年在游历葡萄牙途中，还对当年中葡之间不平等的交涉耿耿于怀。

1888年是康有为步入政坛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康氏忧心于中法战争后国家陷入的全面领土危机：“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英启藏卫，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于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另一方面，“美逐我华工，英属澳大利亚从之，将来南洋诸岛纷纷效尤，我国出洋者千数百万……若不保护，还无所业，必为贼盗。”

5月，在《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中，康有为为此提出了“移民垦荒”之策，至于向何处移民，此时的康有为尚无清晰的答案：

“今我民穷困，游散最多，为美人佣奴，尚犹不许，且以驱逐，澳洲南洋各岛效之。数百倍之民失业来归，何以安置？”

于是，10月在去往上海的旅途当中，康有为便产生了移民巴西的想法：

“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住。又乱离破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维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逊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吾若迁民住，可以为新中国。……时经割台后，一切不变，压制更甚。必虑必亡，故欲开巴西以存吾种。”

晚清中国人口曾经是巴西人口的50倍，如今则仅是巴西人口的7倍

此时的康有为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大西洋彼岸的南美洲国家——巴西。从那时起，他便“购巴西之书而读之，求游巴西之人而问之。”康有为的西方地理学知识最初来自《瀛寰志略》和《海国图志》。1879年，他开始阅读《西国近事汇编》（1873年创刊），以及曾经参加1876年美国费城博览会的中国代表李圭撰写的《环游地球新录》（1877）。自光绪八年（1882）年起，在研读佛典的同时，康有为开始广泛涉猎西学，浏览《万国公报》、江南制造局刊行的《格致汇编》，以及西方传教士翻译的科学与史地著作。

自1874起，康氏通过赴日经商的友人，以及“东京日日新闻社”驻北京记者、汉学家古城贞吉广泛搜购日文书籍，至1897年6月撰成《日本书目志》一书。在该书“人类学”条目之下，作者道：“造化怀衽之论本生生之如，《人种篇》考转变之由，盖异书也。”康有为不通日文，靠其女康同薇的帮助，他的确读过此书，而且印象颇深。《人种篇》条目，实出自日本文部省出版的《百科全书•人种篇》，而这部《百科全书》实际上是英文《钱伯斯通俗百科全书》的日译本，其中《人种篇》所对应的条目是“人类的自然史——人种学”，其撰者应当是两位出版者之一——罗伯特·钱伯斯，他是一位地理学家和进化论者。

1885年，文宁提出“扶桑国”为墨西哥，康氏所著《大同书》独以为“美洲土人皆鲜卑移种，自甘查甲至亚拉士加避寒，遵海而南，得墨西哥而居”，这一看法实际上始自1906年1月康氏游历墨西哥接触当地人的时候。康有为在参观了墨西哥的宫室建筑之后，从屋主黄宽卓、黄日初延骋的一位墨西哥教师的口中得知“其种出于吾族”，证据是其“壶瓜名曰瓜壶，粟名曰米粟，用法相同”，结合亲身所见当地印地安人的宫室、器皿、田地、居室等等，康氏确信墨西哥人来自中国。

就在康有为谋求向巴西移民未果之际，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德国人和叙利亚人纷纷涌入巴西，大大改变了这个新兴国家的人口和肤色构成，在巴西的历史上，这被称为人口“漂白”的进程。

自帝国晚期的1870年代，直至上个世纪50年代，巴西一直在实行有利于欧洲“文明人种”迁入的移民政策。墨西哥的情形也是如此。伴随着西方殖民战争的是墨西哥社会“归化白人”的进程，在这一进程当中，白人被赋予了高尚的理性和管理技能、具备可敬可爱的德性和高度文明的、更适合作为国民的品质。

康有为“美洲人与华夏同种”的历史人种学建构，一方面是对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激起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另一方面，它也主动运用了西方殖民侵略者所采用的国际法利器即所谓“无主土地”的先占原则，后者为其殖民美洲的活动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西方列强不仅占据了非洲、美洲和亚洲的“荒野”，并且使这些地区的人民沦为服务于其殖民地经济和商业利益的奴隶或者“苦力”。在康有为看来，移中国人于南美并不等同于西方在南美的殖民活动，而是永久地返回“旧地”，墨西哥和巴西已经不再是“夷地”而是华夏“故地”。

在美国乘坐汽车的康有为

因此，康有为移民巴西的最终目标在于使远到而来的中国移民在巴西扎下根来，成为亚马逊河畔永久的居民，进而在这里建立一个新中国。然而在巴西一方，自帝国末期以来围绕移民政策而展开的争论当中，无论是赞成废奴的种植园主，还是废奴主义者均认为，引入华工只是权宜之计。巴西本土的思想家纳布科就清晰地区分了高等的白人种族和低等的黄人和黑人种族，他不但惧怕黑人会占据巴西的主流，而且也惧怕巴西这个全球最大的天主教国家会被亚洲移民“蒙古化”，甚至于担心“具有破坏性的和非道德的亚洲人”会阻碍“欧洲人及其内含的文明向巴西迁移的勇气。”因此，正当康有为梦想在巴西开辟新中国之际，巴西本国则在竭立摆脱旧有的殖民地地位、努力建设一个白人国家，这使康有为殖民海外的理想缺乏根本的现实条件。

阻挡黄种人移民的屏障是由美国首先建立起来的。1839年，美国最早的体质人类学家默顿利用自己发明的“量脑法”和康伯的“面角”等人体测量技术，按照头骨及与之相对应的脑容量的大小，将世界上的三大人种由高向低依次排列为：高加索人、印地安人和黑人。1854年，默顿的学生诺特进一步将人种的脑量大小与其智力水平对应起来。海地黑奴在1804年摆脱了法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身为奴隶主的诺特对这个奴隶政权的痛恨可谓溢于言表。

诺特的《人类的类型》一书在1854年问世之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使“科学种族主义”观念在美国，乃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成为一种常识。在1877年发表的美国参众两院联合就中国移民状况所撰写的调查报告中，默顿和诺特的人体测量数据被采纳进来，其中，中国人的头骨大小被排在了英格兰人、德意志人、斯拉夫人之后，仅比印地安人和黑人略高，这成了5年后美国政府出台的《排华法案》的重要科学依据。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法国，布罗卡及其领导的法国人类学会（1859年创立）也在从事以体质人类学为核心的欧洲民族（人种）史研究。布罗卡认为，美国的人类学家把对《圣经》的遵从与对奴隶制度的情感投射到了科学之上，而事实表明，黑人与白人的通婚并不一定会造成白人种族的堕落，相反，异族之间的通婚也会产生优生的效果。

布罗卡并不赞同默顿和诺特的奴隶制思想，但他也不否认人类种族之间在体质和智力上存在的确着差别，问题在于，如何能够通过不同种族间的通婚使低等的种族得到提升，达到“优生”的目标? 这便是西方人自18世纪以来自愿承担起的“文明使命”。无论是独立之后的墨西哥，还是帝国晚期的巴西，代表世界文明方向的美国是令这些南美国家艳羡的楷模，而中国也绝不例外。

1930年代，出生在巴西本土的社会学家弗雷雷声称，巴西社会不存在美国社会那样明显的种族界线，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通婚构成了巴西社会的显著特征。然而事实上，美国先进的机器文明、生活风格，乃至美国的种族主义移民政策，始终是巴西制定本国移民政策的重要参考，这个由殖民者建立的新兴国家在“漂白”自己人口的过程当中，处处以盎格鲁-萨赫森文明作为其模拟的典范。

在巴西帝国晚期，巴克尔《英格兰文明史》（1821-62）描述巴西地理环境如何恶劣，声称巴西如果不借助于外力便无法取得文明进步，这些论断激励着巴西的统治精英们不懈地按照西方文明的标准建立一个白人的国家。另一方面，出于多种族存在的社会现实，巴西采取了布罗卡意义上的异族通婚策略，目标是减少或者消灭黑人和混血儿的存在，然而，允许异族通婚绝非承认各个种族之间的平等权利，它是对白人种族优势地位的强化。

没有亲临巴西的康有为无从深入了解巴西社会的“漂白”或者说“文明化”进程，但普里查德的自然环境决定人种变化的观念，布罗卡的异族通婚可以改善低等人种的肤色等生理特征的看法，以及两位人类学家共同持有的有关“文明化”进程能够改变人种的体质及智力水平的理念，都被写进了《钱伯斯百科全书·人种篇》中，康氏据此在《大同书》中提出了改良人种的三大措施：移地、杂婚和改食。他所勾画的由黑而黄、由黄而白的肤色改良或者说进化路线，旨在减少黑人的数量，乃至用药物灭绝之的策略，与巴西的“漂白”和墨西哥的“归化白人”政策并无二致。

在康有为看来，“大同太平之世，人类平等，人类大同”，“物之不齐，物之性也”，要达到西方文明的等级，就必须在物的层面追求齐平，而“齐物”首在“漂白”黑、黄皮肤。《大同书》所列种种制度安排和设施，诸如医院、学校、政府等等，以及消除家庭、国家、性别、阶级界限等等政治纲领，均围绕着这一“漂白”策略而展开。然而，康有为不明白的是，在18世纪以前，在大部分欧洲旅行者眼里，中国人的皮肤是白色的，那时他们能够将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等量齐观，直到18世纪之后，欧洲种族主义的偏见才在中国人身上得到了强化。商业的扩张、中国颜色的象征以及中国的堕落形象才使中国人的皮肤由“白”变成了黄色。 

《大同书》与其说是一部民族国家建设的纲领，不如说是以人种学和人种改良为出发点撰写的一部文明论著作。康有为不惜以建构甚至是附会美洲印地安人与中国鲜卑族同种同源之说来强化华夏民族的自我认同；而在《大同书》所构想的文明世界里，这个曾经骄傲地拥有黄色皮肤的人种，最终将由于“漂白化”的策略而归于灭绝：在康有为那里，殖民主义的知识形式自觉地成为了其建构民族认同的思想框架，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框架，一个精神上被殖民的个体和民族从此便不断面临着迷失自我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