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的建立与背景_风闻

众所周知，夏王朝是我们史书记载中的出现的最早的中央王朝。其标志就是夏王朝拥有包括自有领地和臣属方国在内的确定的疆土及该疆土上的居民，拥有中央政府及其权力，以及最为关键的最高权力保持在直系亲族中永续传承的方式。在夏以前，五帝时代其实都具备前两大项条件，但是传承方式为“禅让”，并没能确定最高权力直系传承的方式。有夏以来，我们的“公天下”时代就变成了“私天下”时代，直至我们社会整个农业时代的结束。

这里首先要解释一下“禅让”制度，由此来观察夏王朝的建立过程。原来笔者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最高领导人在生前就将领导权力让给部落联盟推举出来的下一任最高领导人的做法，就是我们成语“举能让贤”说的那个意思。“禅让”大体上是这么个意思，只是具体操作还稍微复杂一点。首先，这是处于部落联盟时代各部落决定最高领导人的方式，只要超过这个历史时代，这种制度就没有存在的社会基础了。其次，除了被最高领导人和部落联盟会议在相对较小范围内共同推举出来的下一届最高领导人，还有一个人也拥有最高领导人的接替权，就是在位最高领导人自己挑选出来的儿子。再次，各部落首领在上述二者中自行决定要拥戴谁成为最高领导人。最后，得到拥戴最多的那个人就成为下一届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也会有不服从最终结果的部落或个人，那就战场上见真章。那么得到最多拥戴的人自己实力也更强大，因此结果并不会有什么意外。以上就是“禅让”的大致流程，是不是与单纯的“举能让贤”稍有不同呢。

在夏以前，大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在《五帝“国家治理”概述》中已有过分析，我们第一个最高领导人是神农氏。待到神农部族出现衰落之后，皇帝开始通过内政外交和战争取得了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后将权力传给了自己的孙子颛顼，颛顼又将权力传给了自己的侄子帝喾。这有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最高权力并不是“子承父业”，而是在家族中挑选最优秀的人传承最高权力。这也说明此时的最高权力还不属于某个个人或某个家族，只是他们本家族多少会有权力传承的优先权。之后，这种传承最高权力方式的特征就更为明显了。帝喾将权力传承给了帝挚（身份不明），但最高权力似乎很快就落到了帝挚弟弟帝尧的手里，因为“帝挚不善，而弟放勳立，是为帝尧”。这件事笔者在《五帝“国家治理”概述》中有过分析，总之大家重新选择了放勳，拥戴他成为新一任最高领导人，是不是正如笔者在前文对于“禅让”制度的分析。后面的事情就比较清楚了，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尧和部落联盟会议共同挑选了舜作为最高领导人，但是帝舜在继承最高领导人位置之前，还是“让避丹朱（帝尧之不肖子）于南河之南”，结果“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如此得到众人拥戴的舜才“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帝舜选择了大禹，在帝舜去世以后，“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大禹也是受人拥戴才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后来大禹也是按照前人“禅让”制度行事的，挑选的继承者是一个叫益的人。大禹死后，益也“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然而与之前的“套路”有所不同的是，“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恰。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为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突破最高权力的禅让制，确立继承制，是夏王朝建立的一个标志。然而夏王朝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她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背后还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神农氏以来，各任领导者对于疆土的扩展以及对于各部族的团结与融合。神农氏衰落之后，部族间重新陷入到战火之中，那原先在神农氏弹压住各部族之前各部族之间想必也不会是一片太平景象吧。轩辕在成为黄帝之后，也是一直在开疆扩土，直至帝尧时代，史书方开始侧重记载对内治理的内容。应该说，一定的疆土与融合的部族是建立夏王朝的基础，这有大禹之功，也有历代领导人之功。

第二，定居生活及农业的发展。我们古代有很多传说，比如伏羲氏开始教人们结网打渔，有巢氏教人们营造房屋，燧人氏教人们学会用火，神农氏则遍尝百草，是为救死扶伤，然而这同样也是一种农业上的探索，可以增加食物的来源。所有这一切其实反映的是我们祖先进行农渔畜牧生产和开始定居生活的历史情景。在黄帝以后，我们继续探索和发展着农业生产，详情见《五帝“国家治理”概述》，同时在帝尧时代开始进行历法的制订和水利设施的建设，直到大禹治水成功，影响遍及天下，也让他成功坐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详情可见《五帝时代“国家治理”概述》。关于水利设施的建设我们多说一句，大禹治水是用疏导的方法而成功的，在此之前大家治水都是靠堵，洪水跑到哪儿就把围堰堆到哪儿，结果遇到超大洪水，这种方法开始摆不平了，负责治水的领头人鲧最终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就是说，在大禹治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早已经开始修建水利设施。

第三，随着生产和社会的发展，阶层的分化，官职的专业化和军队的常态化，以及奖惩、刑法等制度开始出现。这些事物的出现表明社会已经从原来的相对平等已经转向相对的不平等，似乎是社会的退步，但随着已经发展和进步的生产社会必然出现少量剩余财富，围绕着这些剩余财富的分配，人际关系必将变得复杂多变，建立超然社会之上的权力以处置社会纷争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同时，最直接的原因是大禹率领众人制服了洪水，为天下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取得了最高权力，为其将“公天下”变为“私天下”奠定了基础。

综上，夏王朝的建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大禹及其族人努力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我们不能只强调某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