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国家治理”概述_风闻

五帝时代，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了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即历史中的“方国”，先祖们建立起了一套套公共权力机构，开始对部落和社会进行治理，本文即根据《史记》《尚书》等史籍记载，概述五帝的“国家治理”情况，以飨读者。

黄帝

一、背景与形势

炎黄之时，中华大地上，尤其是黄河中上游与中下游地区已经遍布各部族。他们活动区域应当已有邻近甚至重叠，其间既存在交往融合，也存在冲突战争。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取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其后育有二子，其一“居江水”，其二“居若水”且“娶蜀山氏女”。据此记载，那时候部族内部各分支要分开居住，说明部族的核心聚居区已经满足不了部族的繁衍生息的需要，部族各分支需要另辟活动区域以求生存和发展，这就难免出现活动区域邻近或重叠的现象。同时，各部族婚嫁也不在本部族内部进行，而是在部族间进行，由此可见各部族间的交往也已经广泛而普遍了。相应的，各部族间随着交往开始变得频繁，产生利益的交集，因为争夺领地、食物乃至领导权而产生冲突乃至战争就不可避免。同属于黄河中上游的炎黄两部族就爆发了战争，他们与属于黄河中下游的蚩尤部族随后也爆发了战争，可谓战火纷纷。

就具体形势来说，传说中遍尝百草的神农氏即炎帝部族最先取得了天下主导地位，不过到了后期，神农氏的优势地位已经衰微，已经难以维持整个社会的秩序了。《史记·五帝本纪》有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这说明当时普遍冲突的严重性，诸侯纷纷割据，天下已然大乱。在这种情况下，黄帝部族顺势崛起，“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同时趁势崛起的还有蚩尤部族，“蚩尤最为暴，莫能伐”。他们加紧兼并扩张，来势汹汹，“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换句话说，“轩辕作乱，不用帝命”又何尝不可。另一面，炎帝部族也并不甘心自己的衰微而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一度希望通过征战来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由此经过发展黄河流域逐渐形成了三大势力集团，即原来处于主导地位的炎帝部族集团，以及新崛起的黄帝部族集团和蚩尤部族集团。这三大集团力量相对均衡，鹿死谁手还并不明朗。他们或加紧扩张，或加紧备战，正酝酿着新一轮的冲突与战争。

二、自强与崛起

当此之时，最重要的莫过于增强自身实力。简而言之即对内巩固经济基础、发展军事力量，团结民众、凝聚人心；对外争取与国，扩大同盟，讨伐不臣，拓展地盘。黄帝正是如此做的，《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䝙虎”。在准备停当之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随后，黄帝开始转过头来对付蚩尤部族，“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获得各部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之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终于“禽杀蚩尤”，而取代神农氏，成为新一代的天子，“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想必，其他两个部族的首领也该实施过黄帝所采取过的措施才对，但为什么最后是黄帝部族赢得了胜利呢？往事如烟，本文只能根据历史记载略作论述。炎帝部族之败，可能和后期统治糜烂有关，已经是不得人心了。《史记·五帝本纪》中说，“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说明大家都聚拢在了黄帝部族周围，而不愿再顺从炎帝部族了。亦或者是，神农氏在带领族人“尝百草”以后，中华大地核心区域人口逐步增多，对食物和地盘的争夺愈演愈烈，神农氏部族已经无力进行弹压，大家都不再尊奉神农氏的权威，人心思变乃至涣散，这时候黄帝部族崛起，大家都投归到了黄帝麾下，更加增强了黄帝部族的力量，这对炎帝部族来讲处境更加不利。而蚩尤部族之所以战败，可能和黄河中上游生产生活条件更适宜有关系，毕竟“中国”者，“中央之国”是也。黄河中上游所在地域即陕西、山西、河南地区，这里在当时发展得更好些，我们的华夏祖先单从这一个地域先后崛起过夏商周三个中央王朝。相比，黄河中下游则可能略显落后，导致蚩尤部族最终在决战中落败，从而失去了逐鹿中原的机会。

三、治理

刚刚取代神农氏成为天子，黄帝的统治一切还都处于初创当中，在经历过部族大战之后，战争创伤需要治理，更何况中华民族刚刚走出草莽，社会也需要发展，真真是百废待兴。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缔造者，黄帝所肩负的责任还很重大。面对如此情势，黄帝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以战争应对战敌对势力的威胁。《史记·五帝本纪》有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从“未尝宁居”四字可见，当时还是有诸多部族对黄帝部族并不顺服，为了部族的生存与发展，各部族间当是征战不断。等到底盘有所扩大，疆界有所稳定之后，黄帝才开始进行可能早有所准备的定都事宜，着手内部治理。“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等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邑”即定都之义。自此，黄帝带领着部族才开始有一点点安生日子可过吧。黄帝也正是在此情势之下开始内部整体的整顿与治理的。

其次，内部治理。定都以后，其内部治理情况分述如下。一、设立常备军和护卫队以作为稳定秩序的常态手段，“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且“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这当能说明此种安排应是常备性质的了。二、设立监察系统，督察各部族，“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而且效果看似不错，“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由此也可知需要设立常备军的原因了，毕竟万国之间原本并不和善，也只有设立常备军才能镇住各部组寻衅生事。三、选才任能以治民，“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安定秩序，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抚平战争创伤。比如安定社会秩序，“顺天地之纪，幽冥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再比如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开源节流，夯实经济基础：“时播百谷草木”——与农业相关；“淳化鸟兽虫蛾”——与畜牧业相关；“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与历法、地理调以及与冶金铸造等手工业有关；“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与开源节流相关。最终在黄帝等人的不断努力之下，整个社会面貌一新，黄帝也因此“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受到万世景仰！

颛顼与帝喾

颛顼与帝喾或许因为是承前启后的两位天子，《史记》所载事迹不详，只知道如黄帝般生来就聪慧仁德，在各自统治之下，疆域有所扩大，这多半与内部不稳当，外部威胁未尽有关。《史记》所载颛顼时期疆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其权威则是“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载帝喾则“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史记·五帝本纪》关于二帝的记载不可谓不“笼统”，这或许与二帝对黄帝政策“萧规曹随”有关，因此他们也一直处于黄帝硕大的功德阴影之下，但所包含的信息却相当关键，那就是这两位天子很可能都在军事上采取了开拓进取的政策。但到了帝喾时代后期又很可能开始遭遇到社会危机，其证据就在帝尧的上台。

帝尧

一、非正规上台

帝尧事迹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载基本参考自《尚书》，所以我们直接引用《尚书》所载内容对上述问题进行阐述。《尚书》第一次出现帝尧是在《尚书·尧典》，《尧典》第一段所载的就是帝尧上台的过程。首先，凝聚人心，崭露头角。据载，“帝尧”名曰“放勋”，他“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简单说帝尧不但聪慧，明察秋毫，而且处事严肃恭谨，待人诚信、温和且为人谦让，远近众人都受他恩惠，对他心悦诚服。换言之，帝尧通过良好的为人处世凝聚起了人心，表现出了领袖的基本素质。其次，和睦九族，平章百姓，积聚力量。“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意思是能够团结“九族”，也就是其亲族，从中选拔出德才之辈委以重任，组成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生产力、战斗力的集体。再次，“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也就是在团结起亲族之后又和“百姓”建立密切关系，并协调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扩大影响力，甚至引导舆论，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政治浪潮。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这里的“百姓”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个体的“老百姓”，而是在那个时代拥有“姓氏”的族群，这部分人力量很大，是统治阶层需要拉拢的对象。最后，争取与国，扩大影响，主导天下。这便是“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造成一种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态势。从整个过程看，帝尧的上台并不符合《史记·五帝本纪》当中所常见的“禅让”制度，而更像是帝尧通过长期的主观努力，一步步成为“天子”的。而对于帝尧的上台，《史记》所载为“帝喾崩，而帝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从帝挚到帝尧《史记》只是一笔带过，其间的情形却未必简单。一种情况是帝挚本身政治素质和声望不高，各方势力要求撤换帝挚，同时扶持帝尧上台，而帝尧也愿意承担起了天下治理的重任。亦或者帝挚本身素质和声望也不差，但是或许经过黄帝和颛顼的对外用兵，至帝挚接任政权时，整个社会已经内忧外患，社会政策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至少帝尧自己有些想法，通过“努力”一步步获取了大家的认可，成为了“天子”。笔者更倾向于赞同后一种猜想，因为能被选上作为“帝”，那么其素质就不该过不了关。排除选出的“天子”素质太差这样太过偶然的因素，笔者相信是经过几代黄帝对外用兵过度才致社会凋敝破败的。这种社会形势反映在领导人的更替上就是帝尧的“非典型”上台，其本质就是长久的对外战争政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刻。至于《尚书·尧典》中记载帝尧在成为“天子”后，“黎民于变时雍”，即帝尧的统治天下太平，黎民百姓大都能安居乐业，此种情况亦或可作为帝挚统治时代因对外用兵过度而出现社会问题的旁证。

此时尧挺身而出，并能拯救天下于将倒，通过加强对内治理而使得天下度过难关，其成功的“国家治理”也让他收获了永恒的声誉，“尧舜禹汤”四大古时君王就是以“尧”排第一的。

二、治理

帝尧上台以后在天下治理方面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制定历法。《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在农业时代，历法对于耕作的意义十分重大，是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后来因为历法出了问题，羲和还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件事记载在《尚书·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沉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羲和因为一次日食没能提前测算出来并公告天下，导致民众出现慌乱，因此仲康便委命胤候带兵讨伐羲和，出征前还发布了措辞严厉的誓词，由此也可见历法之于先民的重要性，帝尧把制定历法放在首位也就容易理解了。第二，治水。在当时，洪水漫溢，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尚书·尧典》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经常泛滥肆虐的洪水想必也是帝尧心中难以放下的石头。在征求“四岳”的意见之后帝尧还是任用自己并不看好的鲧来治理洪水问题，由此也可旁证洪水问题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另外，帝尧的接替者帝舜也是倾全“国”之力来治理洪水，曾三过家门而不入，至今传为美谈。而禹在成功治理洪水之后更是被举荐为帝舜天子之位的接替者，推都推不掉（其事见《尚书·大禹谟》，兹不详述），更可见治理洪水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不幸的是，鲧采用原来常用的堵塞法治水此次并没有成功，并因此被处以“殛”刑（流放或赐死等重刑）。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中华民族的祖先如黄帝、颛顼和帝喾在稳定社会秩序之后，就是要解决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如帝尧制定历法和治理洪水。而且，这只是开端，远不是结束。我们的祖先在制定历法、治理洪水以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持续投入的付出与努力令人敬佩，值得铭记，别文另叙。第三，选拔继承人。或许是根据以往经验教训，帝尧十分重视自己继承人的安排问题。曾几次询问“四岳”的意见和建议，但出于对被推荐人的不放心而严词拒绝，这和帝尧并不放心鲧来治水却仍然任命鲧以治水的态度截然不同。直到帝尧遇到德才兼备的帝舜，帝尧却还是不放心，从各个方面去考察帝舜的人品和才干，帝舜都表现得无可挑剔，帝尧才得以确认继承者的人选。 《尚书·尧典》有言曰：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尧）曰：“钦哉！” [帝尧令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

从帝舜后来的作为来看，帝尧的眼光很好，下面我们就来详述帝舜对天下治理的情况。

帝舜

一、德才兼备

舜以孝名传天下。他本是黄帝子孙，属于颛顼一脉，但是自颛顼以后传承到他的五代人“皆微为庶人”，地位并不高，这在五帝中很少见。他之所以能以孝明传天下是因为他父亲在亡妻另娶后，舜的后母当亲儿子是宝，对他则视如草芥，甚至时时刻刻想除去这个可以和她亲生儿子争夺家产的后患，因此三番五次设下毒计陷害于他，不过舜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反过头来不但不气不恼，还照样孝顺后母、友悌弟弟，以德报怨。即使舜在成为“天子”之后也没有采取报复行动，还“封弟象为诸侯”，为此引来后来人褒贬不一，亚圣孟子后来为了这件事情替舜开脱（事见《孟子·万章上》）就受到了不少非议，但足以证明帝舜以孝为先的品格。

除此之外，舜在逆境中的表现也堪称出色。这主要表现在他自立自强的精神和具备无限的才干。《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说的是舜不仅能耕种、打渔，也能制作精美陶器，还能乘时逐利（猜想约是行商一类）。而且“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寙。”逆境中，舜熟练掌握了生产生活方面各种才干，能奇迹般地实现“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同时，或许是在和人接触当中，也逐步掌握了如何协调、处理人际关系的才能，因而具备了从政的才能。《尚书·尧典》也记载道，“[帝尧令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就是讲，不管是处于什么职位，担负什么职责，舜都能很好地胜任。

简而言之，舜家庭处境艰难，却在逆境中练就了德才兼备的品格，最后成功走向天子之位，并且在“国家治理”方面大放异彩，堪称一位传奇人物了。

二、治理

帝舜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完善国家制度，一个是奖功罚过，惩恶扬善，最终使得黎民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社会也呈现出一片安泰繁荣景象。在完善国家制度方面，首先巡守制度初见帝舜时期。帝舜在祭祀上帝和先祖，继位为天子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各部族巡守，《史记·五帝本纪》有载，“岁二月，东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并且是建立常态化巡守制度，“五载一巡守”并根据各部族治理情况进行奖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从黄帝开始设立“大监”监察“万国”说起的话，这次的巡守和奖惩制度绝对是一个进步。说明天子所代表的中央政权已经不只是维持“万国”相安无事，而且要细致监察“万国”内部治理情况了。这是中央政权权力边界的一次拓展，也是社会发展应有之义。其次就是建立刑法制度，奖功罚过。之前帝舜在巡守时，便已经付诸实行了，各部族在内部治理上，有功则奖，有过则罚。除此以外，还明文规定了具体的刑法制度，“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即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况给予不同的刑罚，以达到惩恶扬善，净化社会环境，维持社会正常发展秩序的目的。很快，这套刑法就派上了用场。

这就是帝舜在治理上另一个贡献——扬善惩凶。《尚书·尧典》说道，“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其后简拔贤能，授权定责，如任命后来夏朝创建者伯禹为司空，负责治理洪水，任命商朝创建者先祖契为司徒，负责“五教”，任命周朝创建者先祖弃为后稷，负责农业生产，诸如此类，共计多达二十二人。这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也有相关记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外平成”；另一面，“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混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此两部分记载与《尚书》记载遥相呼应，都是说的帝舜选贤任能和惩治奸宄的事情，由此亦可见，帝舜在扬善惩凶方面是雷厉风行，大快人心。当然，最终这些都是为了达到促使社会安稳、正常发展的目的。

经过帝舜一番治理，尤其制定刑法，扬善惩凶，在排除阻碍以后放手选贤任能，最终达成了国泰民安的目的。正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载，“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址、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概述

五帝时代，“中央之国”尚且处于草创时期，若按社会发展程度来划分阶段的话，那么黄帝时期社会刚经历战争，取得天下之后亟需要抚平创伤，排除战争威胁，很可能需要一手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一手还要对外征战，保证社会安全。颛顼和帝喾两位天子也很可能是延续了此项根本国策。此后虽然地盘有所扩大，社会消耗也有所增加，最后在帝尧时期，在外部相对安全以后才开始进行社会根本政策的调整，实行以对内治理，发展生产为主的根本国策。因此，帝尧一面制定历法，一面治理洪水，努力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重使社会安定下来，并且严格挑选自己的继承人帝舜，以此保证政策的延续性。最终帝舜不负所望，在清理了帝尧所不能排除的各方阻碍之后，大力选贤任能，从更大程度上梳理并开展社会大生产任务，尤其倾“全国”之力，彻底治理洪水问题这一国策的成功施行从根本上改善了各部族的生存环境，为后来禹创建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夏朝，那是另一个时代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