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夏商周三大王朝的盛衰_风闻

由于夏商周三大王朝在组织架构的特殊性，王朝国势的盛衰与王朝治理和对地方诸侯的控制有很大关系，具体分析如下，求教于方家。

组织架构的特殊性

我们知道，夏王朝以前，我们先祖建立的各政权尚不算中央政权，夏王朝是我们中华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中央王朝。至大秦这个原属周王朝的邦国以一邦之力一统天下，开创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帝国之前，我们先后历经夏商周三大中央王朝。从现有的历史文献来看，夏商周三个中央王朝的整体组织架构比较相似，简而言之，即都有一个统一力量，控制着一片核心区域，建立起超越整个社会的中央政权，但在核心区域以外，各地基本都由地方各诸侯（部族、方国或邦国）自行治理，中央政权则仅仅保持一种相对于统一大帝国对地方的控制强度而言略显松散的控制作用。从发展脉络来看，其组织架构的原始形态就是五帝时代的部落联盟制度，不同的是继承制取代了禅让制，“公天下”转变为“私天下”，其发展形态是夏、商的分封制度，其成熟形态便是周王朝创建的封建制度。

我们知道，组织架构是王朝的物质基础，王朝的治理和对地方的控制都需要从这个角度出发。

对地方诸侯的控制作用

首先，松散的央地组织架构就决定了夏商周三大王朝对地方的控制作用是有两面性的，一面中央对地方存在着控制作用，一面这种控制作用又是不稳定的。

第一个方面，三大王朝对于地方都存在控制作用。

夏王朝结束了最高权力传承的禅让制，开始了继承制，大禹留下的最高权力直接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这时，下面有人是不服的。《史记·夏本纪》就记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从后续历史发展来看，有扈氏很明显战败了。有了前车之鉴，其他诸侯便再不见有任何异议。另外，在夏帝中康时代，也发生过中央征讨地方的事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对此事件笔者在《五帝“国家治理”概述》一文中有详细论述。

殷商也发生过中央征讨地方的事件。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军事统帅，曾多次受命领军征讨四方。据甲骨卜辞记载，妇好曾率军征讨过羌方，也指挥大军攻打过土方、巴方、夷方，战功赫赫，深受后人敬仰。殷商即使是在统治末期，依然对其下属周邦国具有威慑作用，商纣王就派人抓了周文王，周邦费尽心力，在缴纳了巨额贿赂以后才将周文王赎回。后来周武王反商，也是小心谨慎，占据天下已三有其二，两次盟津会盟，有了确切把握才下令起兵，可见商王朝对各地的强大震慑力。

周王朝在开国之初就毫不犹豫地平定了武庚之乱，并将殷商遗民前往新建造的洛阳就近看管监视，对于各诸侯国的控制不可谓不重视。

从这一系列史籍记载就可看出，夏商周三大王朝对于各地的方国和诸侯都是存在控制作用的，若不然中央王朝也该分崩离析，不堪为中央王朝了。

从另一方面讲，这种控制作用相对还是松散的，远不如统一大帝国对各地无孔不入的控制。比如，夏王朝在帝启死后，其子太康继承了帝位，但就在太康当国的时候，来自东夷部族的后羿率领族人发动了叛乱，并且一举成功，造成“太康失国”的局面。由此可见，夏王朝虽是中央王朝，对地方保持名义上的统治，但地方各部族、方国和诸侯依然拥有极大的政治权力，可以拥有自己的政权、财权和军权，这就使得他们拥有了反抗中央的资本。至于对待中央的态度，则一看各方国的现实需要，二则要看中央政权的强弱。东夷部族首领后羿就颇具野心，在观察到中央政权的混乱之后就趁虚而入，“因夏民以代夏政”（《春秋左传》）。再比如《史记·夏本纪》记载道：“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也就是笔者所说的这种情况。

在此种历史条件下，夏商周三大王朝的国势很明显就表现在对地方控制作用的强弱上面，而这种控制作用的强弱又表现为地方对中央的态度，是归附还是反叛。中央势强，各诸侯多半就不敢造次；中央势弱，各诸侯多半就不会客气。三大王朝的统治就像海上行船一样，遇到风浪，就会有起有伏，其国势也会随着有所起伏。

内在原因：国家治理

不过这一切都还是表象，影响国势变化另有内在原因。殷商建立以后，在对地方诸侯的控制方面过程曲折，幸赖相关史籍记载更详细，我们得以了解更多。

第一条记载：“帝小甲崩，帝雍己立，是为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这是讲殷商国势衰退，有些诸侯就不来朝觐商王了。

第二条记载，“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为帝太戊”，帝太戊重用伊陟治理国政，结果大善，于是“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帝太戊）中宗”。这是讲帝太戊通过重用贤能之臣伊陟，使得国政大治，增强了国力，于是诸侯归附。

第三条记载：“中宗崩，子帝中丁立······河亶甲时，殷复衰”。这是讲帝河亶甲时，殷商国势再次衰退。

第四条记载：“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应该是帝祖乙眼见王朝衰微，任用能臣巫贤来治理国政，再次遏制住了中央政权的颓势，振兴了殷商，但还不足以威慑各诸侯，我们且往下看。

第五条记载，“帝阳甲之时，殷衰”，并总结道，“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这就是讲，自帝中丁以来，九代君王，虽也有勤恳之君，但还是难以挽回殷商的总体颓势，致使诸侯都不来朝觐了。

第六条记载：“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後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这讲的是帝盘庚通过迁都，重新选择发展区域并通过艰苦的治理，终于复兴了商王朝，致使诸侯来朝，彻底扭转了自帝中丁以来的“比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的恶劣局面。在殷商发展过程中帝盘庚是第一位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君王，不过故事尚未结束，仍在继续。

第七条记载：“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这是讲一朝不思进取，殷商的国势又往下走了。

第八条记载：“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后来经过苦苦找寻，帝武丁不拘一格，任用一个版筑奴隶，“举以为相，殷国大治”。《史记·殷本纪》对帝武丁的功绩记载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我们曾经提到过妇好这位女政治家和女军事统帅，她就是帝武丁的妻子。从妇好的作为来看，我们也可以从侧面了解到帝武丁为商王朝的复兴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至此，帝武丁已经是殷商创建以后第二位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君王。

后续发展笔者就不一一列举了，武丁之后，殷商基本就走上了下坡路，直至商纣王，搞得众叛亲离，导致殷商最终为周王朝所取代。

同样的，周王朝对地方的控制作用强弱有所变化，其国势也是起伏不定的。

应该说，周王朝的祖先是创造过非常辉煌的历史的，如此周部族才能脱颖而出，开创出成熟的封建王朝。但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周王朝也碰到了困难与挑战，其结果对周王朝的发展影响深远。

这种困难和挑战在周王朝创建初期最主要的就是对殷商遗民的统治。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商王朝对天下的统治历经几个世纪，单就其部族繁衍来说，那得是多大的一个群体。即使统治核心被灭了，但统治根基还在，周王朝虽然取得了天下，对他们也总不能全部消灭了之。为此，周统治者采取的是怀柔政策，在灭商之后就广派钱粮，救济贫弱，另外祭拜比干墓，为比干正名。对于商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也一律怀之以柔。为了更好的管理殷商遗民，特意分封商纣王之子武庚治理原殷商核心地区，希望能够止戈为武，尽快恢复天下太平。然而事与愿违，武王一死，管蔡两诸侯国就联合武庚发动了叛乱。周公铁腕镇压，征战三年才将叛乱平定。这才开始反思原来治殷的方针政策，从一味怀柔到怀柔与铁腕并用，一方面继续分封原殷商核心成员微子于宋地以示怀柔之意，另一方面将殷商叛乱地区的遗民前往新建好的洛邑，就近看管以示铁腕，方才将问题解决。

叛乱得以平定，过程虽然艰苦，代价也巨大，但其历史影响是很正面且重大的。我们知道，周王朝历史上随后就出现了“成康盛世”，“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从时间和历史逻辑上来说，平定武庚之乱都应该是这盛世的开端。也就是说，周王朝此时的国势是向上走的。

但，国势的上行绝不是无限的。等到康王去世，其后代基本上是一代不如一代，等到了周厉王上台，周王朝可谓千疮百孔。然而周厉王仍不知收敛，倒行逆施，国人不满，他就广派特务监视民众，搞得民众上街都不敢说话，只能“道路以目”，通过眼神进行交流，最终“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从此被暴怒的国人给驱逐了，成为我们中华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国人给驱逐的君主，绝对不用担心不能“流传千古”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周王朝的国势在向下行的。直到宣王中兴，“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十二年，鲁武公来朝”。宣王之后是幽王，闹出了烽火戏诸侯的历史典故，最后身死国灭，西周历史结束。

东周，差不多就不用讲了。“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彊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简单说就是东周就没再辉煌过，权力旁落，天下之事由各诸侯说了算，自己仅保留着“天下共主”的虚衔，供诸侯霸主使唤。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夏商周三大王朝因为组织架构的特殊性，其国势变化与统治集团的作为有直接关系，对地方诸侯的控制强弱只不过是国势盛衰一种结果。简言之，君王勤恳，统治集团走正道，国势日盛，诸侯便多会归附，这就促进国势越发走向强盛；君王淫乱，统治集团走邪路，国势日衰，诸侯便多会反叛，也会导致国势就越发衰弱。重要的还是对国家的治理。虽然，反过来，国势对于治理而言又是条件和基础。国势强盛，治理便能有一个好的条件，有利于国政的实施；国势衰弱，治理环境便会恶劣一些，有碍于国政的实施。但恰恰，真正的明雄之君都是临危受命，挽天下狂澜于既倒，为我们作出了非常好的榜样。

另外，补充说明一点。夏王朝因为史籍记载不详细，笔者论述不多。但夏王朝既然能够维持几个世纪，应该也会像殷商王朝那样，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曾涌现出明雄之君，只不过历史如烟，后人已经难以知悉。只有寄希望考古发掘，能够将那段峥嵘岁月光耀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