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晗 | 拓新·立新·创新：新中国文化产业七十年 （下）_风闻

四．创新：中国文化产业的引领期（2012- ）

经历了奠基期与繁荣期的中国文化产业，其综合体量、国际竞争力与业态成熟程度，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的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总产值超3.9万亿元，占GDP比重首次超过3%，而为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的贡献值则占到了12.7%。[36]及至2012年，增加值达1.8万亿，占GDP比值为3.48%，[37]这已经接近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2007年水平，[38]也是当时的历史新高。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文艺创作持续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39]2019年，习近平同志在视察甘肃时又指出：“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善莫大焉。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在坚守主业基础上推动经营多元化，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4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产业也以更加刚健有为的姿态蓬勃发展，进入到了引领期，其主要特征是创新。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创新就是以创造的姿态求新求变，推动文化生产、消费水平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实现文化的创意与再创造。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阐明文化创新的重要意义，在论述新时代文化建设目标时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谈到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时，强调要“提升文艺原创能力，推动文艺创新”。创新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主线，也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的主线。[41]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化产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引领期。此时中国文化产业在结构、影响上已经是第三产业中的引领型产业，并在国际竞争力上已经部分处于或基本接近世界第一梯队，总体上处于引领地位。

引领期的中国文化产业，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最好的历史时期。不但在市场规模与自身体量上持续扩大、在生产力与驱动力层面意义显著，“文化科技融合”、“文旅融合”日益加深，文化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亮点，而且它在对国家文化建设的贡献上也愈发重要，成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文化产业在这一阶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文化产业专门提出深化改革的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这样的大势下，2019年，《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文化产业促进法》”）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步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从时间上看，引领期的中国文化产业是一个开放的时间概念，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化产业都将会处于引领期这个历史阶段。结合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引领期的创新表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具有国际引领性的科技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体系逐步建立，利用近年来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领先地位所释放出的技术红利，使“文化+科技”成为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人类的文化产业史，本身就是一部文化科技融合史，盖因文化产业本身就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在科技中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录音技术、电影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等等，无一不是如此。最近十年，人类在科技上进入到一个新的突飞猛进时期，以高速通讯、人工智能、大数据及云计算与虚拟现实等先进科技不断改变着世界的格局与人类的世界观，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后人类纪”开始形成。[4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发展的引领示范作用，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也突飞猛进，在多个关键重要领域有着国际领先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文化产业也因科技发展而得到实质上的提升，更重视消费者体验感且更具有吸引力、竞争力与发展潜力的文化新业态不断问世。

2012年8月，国家科技部与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印发《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正式启动，“文化科技创新融合”成了今后长期一段时间中国文化产业的关键词。举例而言，在中国文化产业领域，以4G-5G技术为手段的通讯技术迅速发展，以抖音、爱奇艺、喜马拉雅为代表的音视频（直播）平台异军突起，促使传统的广播电视产业与新的文化业态从激烈竞争走向深入合作，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从而推动新时代中国广电产业新格局的形成。除了广电产业之外，出版产业也在文化科技融合中大有作为。推广全民阅读已成为国家文化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数字出版则是全民阅读当中的重中之重。2012年被称之为“中国数字出版元年”，就在在这一年，以苏宁、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公司开始推广电子出版物，内容版权市场得到巩固发展，各类数字出版企业开始先后获得大规模的投融资，当当、盛大等民营企业积极研发终端阅读设备或软件，这为今后各类先进技术介入出版产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的数字出版产业经历了6年的发展之后，产品形态、商业模式、营收总量等各方面都有了质的变化。2018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8330.78亿元，比上年增长17.8%，是2012年整体收入1935.49亿元的四倍，[43]而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已经深度介入电子出版，形成了“电子出版+前沿科技”的新格局。

其次，文化产业日渐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而多元化的资本结构则将推动中国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从而形成了新的创新机制。因此文化产业逐渐成为了吸引社会剩余资本流向的重要领域。优秀文化产品依靠资本的投入、扶持得以迅速问世，激活了文化产业特别是创意产业领域的创新精神，“文化/资本”相互转换的耦合机制逐渐形成，要求文化产业市场在总体上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产业市场日渐扩大，尤其对于拉动内需意义重要，其高质量、高水平与高速度的发展更需要与资本市场的合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资本的流向反映了热门产业的方向。但之前长期以来，我国社会资本一直向外贸进出口、基础设施投资与制造业流动，较少有资本流向文化产业领域。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加大等大趋势，大量资本应时所趋，开始大规模流向文化产业，使得文化产业的资本结构益发多元化。这是中国文化产业在机制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尤其专业金融资本介入、IPO（首次公开募股）、资产证券化、债权融资与资本并购等已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激发着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

中国文化产业资本市场的兴起是引领期的一个显著亮点。2014年，中央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以“重工业电影”建设为抓手，力图打造具有好莱坞水准的高概念、高科技、高专业化制片水平的精品电影，这类电影耗资巨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因此鼓励民间投资电影业发展。该通知有一项就是主张专业化金融资本介入电影业投资，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推动适合电影产业需求的信贷产品创新，探索开展无形资产抵质押贷款业务，这对于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2015年全年，国家新设立28家文化产业基金，其中23家披露了募资规模，总募资规模为236.67亿元。[44]另据中国证监会公开数据，从2015年1月1日到2018年7月11日期间，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对行业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企业IPO审核一共21单，其中未通过3单，通过18单，通过率为85.7%，远高于79.61%的同期IPO平均通过率。[45]这既反映了引领期中国文化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合作共赢，更反映了党中央对于文化产业资本化的支持。

大势所趋之下，“文化/资本”相互转换的耦合机制逐渐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是国家发改委在2017年8月发布的“文化产业专项债券”，在国家发改委印发的《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发行指引》中，“文化产业专项债券”首次名列其中。《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发行指引》专门鼓励发行人以项目未来经营收入作为主要偿债资金来源，并以第三方担保方式，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出让、租赁建设用地抵质押担保方式为债券提供增信，这在国内其他轻资产产业领域中绝无仅有。在中央政府对文化产业资产市场的大力支持下，近两年文化产业的创新引领作用不断增强。2018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五年间，中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速超过13%，几乎是GDP年均增速的两倍左右。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文化产业通过与资本市场的合作，自身逐渐拥有了巨大潜力与市场韧性。宏观经济学认为，资本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的一种，它对市场本身的要求比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更高，[46]因此“文化/资本”相互转换的耦合机制依赖于更加成熟的市场环境，这对文化产业市场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主旋律文艺创作的商品化、市场化运作获得巨大成功，文化产业与宣传思想工作优势互补，形成了“文化产业+宣传思想”的聚合效应。一批具备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新时代优秀主旋律文化产品应运而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文化产业实现了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不但体现了中国文化产业的时代引领，也反映了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所取得的成就，这是文化产业与宣传思想工作的双重创新。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文化产业最核心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尽管中国文化产业从奠基期、繁荣期到引领期茁壮成长，规模增长日新月异，但有一点是绝对不会变也不能变的，那就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这一基本属性。之前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主旋律文艺创作的创作过程，对其社会影响力重视不够，无意间在客观上使得在文化产品领域“叫好”与“叫座”出现了事实背离，一批只注重市场效益但缺乏思想甚至格调不高、内容低俗的文化商品却在文化市场中呼风唤雨、洛阳纸贵，挤占了原本属于主旋律文化产品应有的市场份额与社会影响力。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佳作却被文化市场边缘化的隐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在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将宣传思想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同志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郑重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47]在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一批既弘扬正能量，又有较大市场效益的主旋律文化商品应运而生。如以《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苦难辉煌》与《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史国史类的出版物屡登畅销书排行榜；以《湄公河行动》、《流浪地球》与《我和我的祖国》为代表的主旋律市场化电影多次刷新国产电影票房纪录；以《人民的名义》、《风筝》与《于无声处》为代表的“正能量”现代题材电视剧受到万众瞩目；以《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与《社会主义有点潮》为代表的新时代综艺节目成为互联网上的“超级话题”；以《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与《国家宝藏》为代表的文化遗产纪录片则塑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传统文化“网红”；而以“故宫IP”、“敦煌IP”为代表从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出的“新文创”产品等等，不但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新时代民族精神，而且还发展了文化产业的体量与市场份额，激活了文化产业内容生产的活力，甚至当中部分文化产品还成为了一时引发热议的文化现象……凡此种种，皆反映了“文化产业+宣传思想”聚合效应逐渐确立，形成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推进了文化产业与宣传思想工作在机制上的双重创新。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上图）因弘扬主旋律的“反腐”主题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剧中角色命运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下图）则因表达了小人物的家国情怀，唤起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共鸣，引起社会较大反响，打破了国产电影的单日票房纪录。

而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吸取与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了“文化产业+宣传思想”聚合效应的重要催化剂。上述优秀文化产品中相当一部分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以传统文化或文化遗产为IP资源的文化产品也在近年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如古装电视剧《芈月传》与《长安十二时辰》、动画题材电影《哪吒》、“非遗”题材电影《百鸟朝凤》等等，皆产生了不凡的社会、经济效益。除此之外，国家还高度重视博物馆之于传统文化创新、文化产业发展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意义，[48]在“博物馆IP”的引领下，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博机构，以“文化科技融合”为抓手，借助各类新媒体平台、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打造“互联网+虚拟博物馆”，不断开发、改进并推广“博物馆文创”，从先前浅层次的实体文化产品逐步过渡到主题开发、虚拟文化产品生产等更高层次，“博物馆IP文创”的总产值逐年递增，这是“文化产业+宣传思想”聚合效应另一个鲜明体现。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以美剧的编剧方式，将一个放置在唐代天宝年间的虚构故事铺陈展开，以古人的境遇深入地反映了北漂、退伍军人安置、恐怖主义、贪腐、非法移民等当下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症结，并借主人公张小敬矢志不移坚守查案的事迹，歌颂了一位普通退伍军人的民间情怀与社会责任，将传统文化IP转换为当下最需要的时代话题，迅速引发全国观众的追捧。

第四，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引领期的中国文化产业进一步加深了自身的国际化融入，主动参与世界文化生产分工。中国文化产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以“文旅融合”为依托，以《文化产业促进法》及一系列中央指导性政策为保障，应运而生的文旅产业在创新文化生产、消费理念、提升中华文化国际标识度、促进国际间多边文化交流、维护人类文化多元化等层面作用显著，成为遏制“逆全球化思潮”的一支重要力量。

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门类在属性上的最大差异就是，文化产业是事关文化的生产、消费行为，是文化商品化的最高级阶段。在全球化的时代下，一国文化产业当然也是世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当下新的国际形势，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这对中国文化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并赋予了新的机遇。

因此，引领期的中国文化产业在国际融入程度上进一步加深，并且在国际文化生产分工这个层面也有了更为主动的参与。2016年以来，国家文化部先后出台了《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动漫游戏产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动计划》与《2018年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贸易与投资重点项目名单》等指导性政策文件；2018年，国家文化部与国家旅游局合并为国家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征求意见的《文化产业促进法》第二十四条“促进文旅融合”中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和支持依托旅游资源创作生产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在新时代下，文旅融合对于实现国家发展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和特殊作用。融合而生的“文旅产业”成为了引领期中国文化产业新的着力点与增长点。

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借助“文旅融合”，不断开拓“一带一路”国际空间。2016年，“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在敦煌召开，2017年，“一带一路”文旅产业发展论坛在北京揭幕，2019年，中国-东盟（贵阳）“一带一路”文化旅游交流周又在贵阳举办，上述文旅产业的会展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旅产业合作。截止2019年4月，交通运输部发布的信息显示，中国已和“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直飞航班。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衍生文化产品如在捷克布拉格取景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在欧洲取景的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等等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部分旅行社、文化公司与文博机构结合“一带一路”上的“网红目的地”推出“文化研学游”、“考察研习营”等定制化的文旅融合项目，推动“一带一路”文旅产业不断纵深发展，从而对文化产业有了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创新。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文化产业另一重新的意义又随之呈现，即维护人类文化的多元化。以英国退欧公投、美国贸易保护为代表的“逆全球化黑天鹅”频频飞出，文化霸权主义、经济保护主义与政治单边主义甚嚣尘上。[49]文化产业借助全球化的发展，在人类文化交流中长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引领期的中国文化产业势必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指导，借助文化产业推动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情感互信。

综上所述，引领期的中国文化产业，在体量上居于目前历史最高水平，在影响力与竞争力上也基本居于国际第一梯队，从贡献度来说，也由之前单纯对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的贡献上升到了社会治理、国家文化建设与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等全方位、多层次的贡献，整体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创新风貌，中国文化产业正处于并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引领期这个历史阶段。我们要认识到这是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七十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工作、全面调动社会各方积极性、群策群力为中国文化产业共谋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文化产业的政、产、学、研各领域工作者，应责无旁贷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坚定立足中国国情，综合研判国际形势，在不远的将来将中国文化产业推到又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使之完全称为在世界上具备引领地位的文化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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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发扬“求新”精神再起航

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开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史诗，而新中国文化产业史是这一史诗的组成部分。研究新中国文化产业史，必须要将新中国文化产业放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这个大背景下予以考量。藉此笔者认为，就新中国文化产业史七十年峥嵘岁月而言，有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从拓新到创新的七十年，规模巨大、总体领先、影响全面、竞争力强的中国文化产业体系逐渐形成。在处理文化产业自身内部耦合关系以及与其他产业门类聚合关系问题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其成为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而且在未来有望成为支柱型产业，尤其在吸引投资、拉动内需等方面意义显著。但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必须要进一步巩固，中国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其目的是服务文化强国，无论如何求新求变，这个核心不能丢掉也不容许丢掉。

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七十年来，虽然筚路蓝缕、历经艰辛，但最终仍克服种种困难，取得极其优异的成绩，当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文化产业这条路不动摇。尽管今日中国文化产业已经门类齐全、体系完备，接近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这个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属性已经超越了社会效益属性。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对社会效益的高度重视与不懈追求，才使得中国文化产业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下文简称《条例》），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黄坤明在解读《条例》时提出“要在求实求新上有新成效，结合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大力推进形式载体创新，多从网络化、移动化上想办法，多在通俗化、大众化上下功夫，将思想内容呈现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图片、短视频、微电影，将思想传播融入新闻宣传、文艺创作、文化活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50]党的宣传工作与中国文化产业建设在“求新”这个层面上应当是有共性的。无论是拓新、立新还是创新，新中国文化产业的核心都是一个“新”字，其新意在于文化生产方式之新，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何以新的方式商品化生产。归根结底，就是服务于文化强国建设，这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初心与总目标，也是中国文化产业得以在今后迅速、平稳发展的保障，我们必须要无条件将其坚持到底。

其次，新中国文化产业经过七十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文化为体、以科技与资本为翼的“一体两翼”总体格局，并在各方面努力保持与世界领先水平齐头并进，成为世界文化产业体系中具备引领性的一极。中国文化产业在2004年到2017年的增速两倍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但从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来看，2017年中国文化产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9%，而同年美国占26.10%，日本则占20.12%。[51]因此，我们目前只能说是文化产业大国，离文化产业强国还有一定距离。无疑，我们还需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文化产业为本的基础上，保持创新的心态，进一步完善、健全国内文化产业法律法规与市场体系，提升资本市场的风险控制能力。

中国文化产业发生于晚清，在民族危亡之际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才进入到了新中国文化产业的拓新期，可见其确实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局限。新中国文化产业得以迅速发展，与国家文化管理体制的逐步建立、健全密不可分。今日中国文化产业，要想继续提质增效、保持引领地位并有所超越，则必须要杜绝“吾少也贱”的落后心态，决不能在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与制度建设上粗放大意，只为牟利而生产粗制滥造的文化垃圾。因此，一方面各级政府要继续在文化产业立法规范、建章立制上有所作为，如《文化产业促进法》应当尽快进入到年度立法规划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制定，也要结合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由各个区域制定保障文化产业发展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市场各主体要牢固树立中国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这个基本底线，既要维护法律法规，也要有捍卫市场共同体的自觉性，决不可竭泽而渔、见利忘义。

目前，“文化/资本”的相互耦合机制刚刚确立，但这毕竟还是新生事物，因此对文化产业领域资本风险一定要有足够的警惕认识与控制能力。尤其要重点严厉打击利用国家对文化产业扶持的政策，逃避监管、违规操作的不法行为，甚至以洗钱、偷税为目的，借文化产业之名，恶意贷款融资、篡改账目，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并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这不但会严重恶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而且还会给中国文化产业带来致命的伤害。 

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因为体量不断增加，以范冰冰偷税、贾跃亭破产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产业“暴雷”事件层出不穷，最近，国内文化产业巨头——上海证大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总经理戴志康被批捕，被媒体称之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雪崩事件”。我们应当不断提升文化产业资本领域的风险控制能力，在根本上杜绝一切危害文化产业自身安全的违法犯罪风险。

最后，历经七十年的发展，今日中国文化产业从一国文化产业变成世界文化产业体系中具有引领性的重要组成，证明了我们通过卓有成效的努力，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今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内要依赖于城市化进程与不同地区的协调创新发展，深刻认识到文化资源分配不平衡、文化产业发展不充分的实际问题，将现实问题转化为发展机遇；对外应进一步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将文化资源、资本与市场进行国际化配置与转换，充分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使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有更为坚实的国内基础与国际空间。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中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52]前文已经有阐述，从文化交易、文化市场到文化产业的发展，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之外，另外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以现代城市为空间载体的现代市场的出现。据《城镇创新发展报告（2018）》显示，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了2017年的58.5%，城镇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1.7亿增长到了2017年的8亿人口以上。[53]尽管如此，但目前美国总体平均城市化率达到83%，而日本在2011年就达到了91.3%。[54]因此，未来中国城镇化的空间仍然很大，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相关问题上，还有许多可为之事，如解决文化资源分配不平衡、文化产业区域差距导致的发展不充分等等。当中不少存在的客观问题，从目前的角度来说确实都是束缚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但长远来看，都可以转化为中国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机遇。

宏观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应是中国文化产业未来一个重要的国际化发展契机。晚清的中国文化产业始于全球化，是中国参与世界商品生产与跨国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体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有较多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如中亚、西亚地区），也有较多具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国家（如北非、欧洲地区），我们应当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大势，与沿线国家在文化产业建设上通力合作，整合文化产业资源要素，推进文化产业区域协作。譬如运营专题旅游线路、共同建设主题乐园、合作开发文化IP并将其市场化运营等等，在对策上多元跨界融合，从而实现文化产业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文化市场。[55]

总而言之，新中国文化产业以“求新”的姿态走过了七十年的峥嵘岁月，目前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产业体系中具有引领性的重要组成。但文化产业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文化产业要服务于文化强国建设，因此建设文化产业强国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前提。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应当有着危机意识，认识到目前中国与世界文化产业强国的差距，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逆全球化”思潮泛滥时，发扬新中国文化产业一以贯之的“求新”精神，力克万难，站在新的时代与历史方位上，努力开拓出中国文化产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局面。

参考资料：

[1] Paul Johnso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M]. London: Longman,1994, pp.13-15

[2] 韩晗：在华外侨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生[J].现代传播，2017(3)

[3] 上述三点是基于对目前已经发表的300篇有代表性的文化产业研究中文论文整理分析之后的结果，因此也可以看作是目前国内文化产业研究界的基本共识。

[4]基于中国知网主题为“文化产业”的3980篇中文学术论文的研究后发现，当中有3649篇为对策性建议、案例剖析、政策解读或调研报告等应用性研究，占总量的91.68%；关于文化产业学科基础研究的论文仅有51篇，占总量的1.28%，其余为访谈录、译文等其他文章。

[5]1950

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决议指出：“出版业应尊重著作权及出版权，不得有翻版、抄袭窜改等行为”。关于作者的权益，该决议指出：“稿酬办法应在兼顾著作家、读者及出版家三方面利益的原则下与著作家协商决定，为尊重著作家的权益，原则上应不采取卖绝著作权的办法。”（见于周林、李明山主编《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当时作家稿酬极高。如刘绍棠的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一共4万字，获得稿酬1800 元左右，相当于一个工人两年的工资。为缩小收入差距，当时文化部曾有一个降低稿酬的政策，但在1959 年 3 月，文化部发现“稿酬标准降低以后，有些专业的作者和翻译工作者生活发生困难，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虽然人数不多，但也是不利于文化和学术的繁荣的”，“既要有利于作者的思想改造，又要照顾到作者适当水平的物质生活”于是又部分上调稿费。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稿费制度被废除中断。（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编：《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一）（1949-1959）》，北京：文化部办公厅内部出版，1982年）

[6]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2卷）》[M].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44-145页

[7]学界一般认为，“文化产业”一词源自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这一概念的延伸，即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中所提及的德文“Kulturindustrie”，英文则是cultural industries，从造词法的角度来看，这一词组并不只指涉消费，而更多包括生产要素，即文化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关于文化生产方式工业化这一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受到关注，《电影艺术》在1956年发表苏联文化部第一副部长C.卡弗坦诺夫的《文化工作者的迫切任务》（译文）一文时，认为“推广先进技术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体也应包括“苏联文化部所属各工业企业”。 （见C.卡弗坦诺夫：《文化工作者的迫切任务》，载于《电影艺术》，1958年第1期）而导演张骏祥当时也认为，“（电影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项目之一，首先必须成为有计划的生产事业”、“把电影的生产和发展纳入到了国家的经济计划”并“在国民的文化需要与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中，制定一整套生产计划。”（见张骏祥：《更好地学习苏联，保卫社会主义的电影事业》，载于《中国电影》，1957年第Z1期）

[8]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见于《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4-443页

[9]有观点认为，我们今天提到的“文化产业”，是由日语再度转译而来，1989年，日下公人的《新文化产业论》译介入华，中文学界始有文化产业这一说法，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但是不确切的。

[10]李建中：论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人文杂志，1988（4）

[11]2018年，笔者受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委托，参与执笔《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文化产业”分支核心词条。

[12]如上材料综合来自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与《全国民国档案通览》编委会主编的《全国民国档案通览》（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并参考葛涛（2009）、倪延年（2000）与杨燕（2009）等人的研究成果。

[13]如上材料综合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编委会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郑士德主编《新华书店五十春秋》（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87年）等文献。

[14]上述数据由笔者自《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全国民国档案通览》《中国经济年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等文献整理而来。

[15]上述数据综合来自于青海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主编的《青海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8年）与西宁市文化局文化志编写办公室主编的《西宁文化史料选辑·第2辑》（内部出版，1987年）。

[16]上述数据综合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资源》编辑委员会主编的《经济资源》（内部出版，1999年）、内蒙古财政科学研究所主编：《内蒙古自治区旗县财政经济统计分析资料（1978-1988）》（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文献。

[17]关于1949年时中国文盲的数量，向来众说纷纭。齐米亚宁致苏共中央的报告认为达到90%（见于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8卷（1958.4-1959.10）》，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401页）而高书国认为“文盲与半文盲超过80%”（见于高书国，杨晓明主编：《中国人口文化素质报告：从战略追赶到局部跨越》，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8页），教育部党组在《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请示报告》（1959年11月2日）中称“青壮年文盲在解放初期在80%以上”（见于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编：《扫除文盲文献汇编（1949-1996）》，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6页），而如果包括老弱病残与妇女，则比例更高。因此本论认为，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文盲数量超过80%是合理的，符合各方面统计的结果。

[18]郑士德：《新华书店五十春秋》[M].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87年，第32、39-40页

[19]这是基于对当时各类文化机构（含文工团）编制内总人数与包括中国作家协会在内各类、各级文艺团体总人数统计而来，因为笔者所见有限，部分县市的剧团、电影公司没有纳入统计对象，因此总人数一定超过50万。

[20]韩晗：《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分类问题》[J].《晋阳学刊》，2017年第4期

[21]譬如当时对于广播广告的播出有着严格的证明出具制度。如私营企业，需要同业公会证明；如国营企业则需要行政主管部门证明；医药广告由卫生局证明；戏剧电影广告由文化局证明；车船广告由公用局或港务局证明。另外，对于广告内容也有规定与约束，如不得以政治题材做商业宣传以及不得妨碍行政、交通、消防、市容等等，要求“凡工厂、商店推销商品之广告宣传，必须以品质、效能、使用方法做纯正之介绍，不得虚伪夸大。”（见于《建国以来广告业发展概况》，载于中国广告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广告年鉴》，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9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74页

[23]佚名：《中国电影事业前途危机，胶片限制入口耗量增多来源断绝》[J].《戏世界》，1947年10月4日

[24]郭沫若：《从典型说起》[J].《质文》第2卷第1期，1936年8月

[25]此处系周贻白先生之子周华斌教授接受采访时回忆所述。见石岩：《中国戏剧缺点啥？》[N]. 《南方周末》，2005年4月21日

[26]二云：《小报论》[N].铁报，1930年5月13日

[27]王忆真：《谈小报》[N].铁报，1936年7月26日

[28]姜进主编：《二十世纪上海报刊娱乐版广告资料长编·1907-1966 第三卷》[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360页

[29]《转令饬知停止映演碧血沙场及猺山艳史二片》[J]. 《广东省政府公报》，1934年第273期

[30]钱乃荣：《上海方言与文化》[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5年，第419页

[31]陈矩弘：《新中国出版史研究（1949-1965）》[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8页

[32]李劭南：《当代北京连环画史话》[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第72页

[33]陈伟军：《1980年代广东文化产业的先行路径》[J].《探求》，2014（2）

[34]韩晗：《从“京班戏园”与“吉庆公所”看中国现代舞台文化产业的发生》[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7（2）

[35]刘拥军：《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的主线条》[J].《出版与印刷》，2018（1）

[36]本刊记者：《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总产值占GDP首超3%》[J].《新闻记者》，2012（2）

[37]张贺：《文化产业向“支柱产业”迈进》[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08月27日，第01版。  

[38]2007年，加拿大文化产业创造的GDP产值460亿加元，占实际GDP的3.8%。（见于国家财政部国际司：《美国、加拿大文化产业发展情况介绍》[OL].http://gjs.mof.gov.cn/pindaoliebiao/cjgj/201309/t20130927_994353.html 2013-09-27）

[3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0月28日，第03版。

[40]《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团结一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8/22/c_1124909349.htm 2019-08-22

[41]祁述裕：《党的十九大关于文化建设的四个突出特点》，《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11期

[42]这里的“后人类纪”是吴冠军提出的一个概念，认为以人工智能、基因工程与虚拟现实为代表的高速发展的技术开始取代人类的部分功能，形成人类与技术共生的时代，这是对人类统治世界（即人类纪）的一种反讽与挑战。参吴冠军：《后人类纪的共同生活：正在到来的爱情、消费与人工智能》[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

[43]章红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呈八大趋势》[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第3版，2019年8月23日

[44]刘德良：《中国文化投资报告（2015）》[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0-41页

[45]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历次审核结果公告，见于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

[46]Roger W. Garrison. Time and money: The macroeconomics of capital structure[M]. London: Routledge.2001. pp.23-24

[4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2015-10-14

[48]2016年5月，国家文化部、国家发改委等《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出台。同期，还有《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鼓励“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研发、经营等活动”；《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支持文博单位与社会力量深度合作，建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则鼓励博物馆通过授权“将资源优势转变为市场优势”。

[49]龚万达：《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50]黄坤明：《以党内法规建设新成效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开创新局面》[J].《求是》，2017（17）

[51]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主编的《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8）》（内部出版，2018年）。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0页

[53]中国新闻网：《“乡村中国”快速迈向“城镇中国”》[J].《农村科学实验》，2018（第12X期）

[54]严圣禾：《日本城镇化率超九成，远超东亚地区平均水平》[N].《光明日报》，2013.1.26

[55]李凤亮、宇文曼倩：《“一带一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