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战斗英雄”斯科尔兹内在1945年之后的生活_风闻

​斯科尔兹内在回忆录里没有谈自己在战后的生活，但他逃出拘留营战后的生活仍然非常精彩，并且笼罩在迷雾之中，历史学家对其很多方面至今没有搞清楚。以下是综合了近期的研究的概述。

1948年7月27日，三名乔装打扮为美军宪兵的前党卫军军官来到了斯科尔兹内所在的达姆施塔特拘留营，声称他们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把斯科尔兹内带到纽伦堡参加一个听证会。斯科尔兹内就这样逃出了拘留营。他后来说，是美国当局帮助他逃跑，宪兵制服也是他们提供的。

随后，斯科尔兹内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农场藏匿了起来，租用这个农场的是伊尔莎•吕切（Ilse Lüthje），她是第三帝国前财政部长亚尔马•沙赫特博士的侄女。斯科尔兹内在此藏匿了大约十八个月，其间与莱因哈特•盖伦（前东线外军处主管，战后西德的联邦情报局局长）保持着联系，并且与哈特曼•劳特巴赫尔（Hartmann Lauterbacher，1909—1988，希特勒青年团的第二号人物）一道，为“盖伦组织”招兵买马。

根据1947年1月的一份美国秘密报告，斯科尔兹内是所谓的地下组织“敖德萨”（ODESSA，Organisation derehemaligen/entlassenen SS-Angehörigen，前党卫军人员组织）的领导人。该组织的宗旨是帮助前纳粹战犯逃出欧洲。不过“敖德萨”组织是否存在，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据说在这个时期，斯科尔兹内与阿尔伯特·施奈茨（Albert Schnez）[1]也有联系。

1950年2月13日，斯科尔兹内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一个咖啡厅露面，被人拍了下来，照片登上了第二天的法国报纸。这次意外曝光迫使他返回了萨尔茨堡。他在此与一些德国老兵会合，并与妻子艾米离婚，以便和伊尔莎•吕切结婚。不久之后，他得到了西班牙政府发放的南森护照（给无国籍人士的护照），前往马德里，开设了一家小型工程公司。在佛朗哥政权保护下，他可以自由活动，并与老纳粹们保持联系，比如莱昂•德格雷尔。在西班牙期间，他还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并接受采访，谈论他在二战期间的活动。

1950年4月，斯科尔兹内的回忆录在法国《费加罗报》刊登，引起1500名共产党员在报社外示威。

斯科尔兹内在埃及待了一段时间。1952年，穆罕默德•纳吉布（Mohammed Naguib）成为埃及第一任总统。次年，斯科尔兹内在莱因哈特•盖伦将军（此时为美国中情局工作）指派下前往埃及，担任纳吉布的军事顾问。斯科尔兹内的帮手都是原先的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军官，包括威廉•法姆巴赫尔将军[2]、奥斯卡•蒙策尔将军[3]、盖世太保驻波兰的犹太人事务主管利奥波德•格莱姆（Leopold Gleim）以及盖世太保驻杜塞尔多夫主管约阿希姆•戴姆林（Joachim Daemling）。他们作为军事顾问，训练了埃及军队。除了训练正规军之外，斯科尔兹内还对一些阿拉伯志愿者作了特种作战的训练，计划利用这些人对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地区的英军发动攻击。一些巴勒斯坦难民也接受了训练，其中就有后来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在1953至1954年间，斯科尔兹内筹划了通过加沙地带渗透进入以色列的计划。

随后斯科尔兹内继续为埃及新任领导人纳赛尔服务，并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和阿根廷之间穿梭，为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担任顾问，还当过爱娃·庇隆的保镖。斯科尔兹内曾希望在拉美建立一个法西斯的“第四帝国”。

有人相信，斯科尔兹内使用“罗伯特•施泰因巴赫尔”或者“奥托•施泰因鲍尔”的假名组建了一个称为“蜘蛛”（Die Spinne）的秘密组织，其经费要么来自纳粹组织，要么得到了奥地利情报机构的支持。这个组织帮助多达600名前党卫军成员逃往西班牙、阿根廷、巴拉圭、智利、玻利维亚及其它国家。斯科尔兹内、盖伦和他们的组织渐渐在欧洲和拉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52年，西德政府宣布将成千上万的前纳粹分子“去纳粹化”，尽管斯科尔兹内当时并不在德国境内，但也受到了这条法令的好处，可以自由地从西班牙来往于西方国家了。他的生意做得不错，比如他是奥地利联合钢铁公司（VÖEST）在西班牙和拉美的总代理商，所以他相当富裕。1957和1958年间，他在爱尔兰待了一段时间，于1959年买下了位于基尔代尔郡的一座165英亩的农场“马丁斯唐庄园”。但他没有获得爱尔兰的永久居留权，所以每年只能在爱尔兰停留六周，并且受到爱尔兰情报机构G2的监视。1963年之后他就很少到爱尔兰，于1971年卖了那座农场。他在西班牙的马略卡岛也有房产。

在60年代，斯科尔兹内组建了“帕拉丁集团”（Paladin Group），按照他的说法，这个集团是“战略突击人员的国际性组织和协调机构，调和了穿制服的正规军执行的准军事行动与穿便服的特工人员执行的政治斗争这两个方面”。“帕拉丁集团”的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阿利坎特，专门对游击队员进行武装和训练，其客户包括南非国家安全局。他们还曾为1967年至1974年的希腊军政府工作过，西班牙内政部甚至还雇佣了他们的人员对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埃塔”作秘密斗争。

斯科尔兹内还担任了1966年组建的西班牙新纳粹组织CEDADE[4]的顾问，这个组织将他视为奠基人之一。

1989年，以色列的安全与情报期刊《马塔拉》（Matara）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斯科尔兹内在1963年曾为以色列情报军官摩萨德效力。当时埃及在自主研发火箭，雇佣了许多前纳粹德国的科学家。这些火箭将被用于攻击以色列。斯科尔兹内帮助摩萨德获取了这方面的情报。曾任摩萨德主管的伊瑟尔·哈雷尔（Isser Harel）认可，摩萨德曾雇佣一些老纳粹分子来刺探阿拉伯国家的情报。

有的研究者认为斯科尔兹内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为摩萨德工作，但2010年以色列历史学家汤姆·塞格夫（Tom Segev）的西蒙·维森塔尔[5]传记中说，斯科尔兹内向维森塔尔表示愿意帮助他，条件是维森塔尔将他的名字从战犯名单中取掉。维森塔尔拒绝了，但斯科尔兹内最后还是帮助了他。

2016年，以色列作家和记者约西·摩尔曼（Yossi Melman） 和美国记者丹·拉维夫（Dan Raviv）披露了更多信息。根据他们的研究，摩萨德曾计划刺杀斯科尔兹内，但后来哈雷尔决定招募他，因为斯科尔兹内处于为埃及服务的德国人群体内部，可以更好地提供情报。斯科尔兹内愿意为摩萨德工作，刺杀了为埃及服务的德国科学家海因茨·克卢格（Heinz Krug），并用邮件炸弹炸死了埃及火箭研发基地的五个埃及人。他还向以色列提供了为埃及服务的德国科学家名单，以及秘密向埃及出售军械的欧洲公司的名单。

斯科尔兹内从未解释过自己为何愿意为以色列工作，也许是为了寻求冒险和刺激，也许是为了保证自己不会被摩萨德刺杀。

1970年，斯科尔兹内的脊柱生了肿瘤。他在汉堡接受了手术，切除了两个肿瘤，但是下半身完全瘫痪了。他发誓一定要重新站起来走路，于是接受了六个月的理疗，最后终于恢复了行动能力，其意志之坚强可见一斑。

[1]施奈茨在二战中的最终军衔是国防军上校，1949年开始组织所谓的“施奈茨集团”，即约2000名前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军官，计划扩张到4万人，防备苏联进攻西德，以及应对共产主义引发的内战。“施奈茨集团”是在西德联邦情报局秘密支持下运作的，当时的西德政府、议会和西方盟国都不知情。1968—1971年间，施奈茨以中将军衔担任西德陆军总监，即西德陆军的最高领导人。

[2]威廉•法姆巴赫尔（WilhelmFarmbacher，1888-1970），二战中先后担任第5步兵师、第7步兵军、第25步兵军指挥官，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后在法国指挥布列塔尼地区的德军部队，作为洛里昂地区的指挥官一直坚持到1945年5月10日才向美军投降。最终军衔炮兵上将。战后曾在埃及担任军事顾问。

[3]奥斯卡•蒙策尔（OskarMunzel，1899-1992），二战中曾担任第14装甲师、第2装甲师师长，1944年10月16日在第14装甲师上校师长任上获颁骑士十字勋章，战后曾在埃及担任军事顾问，1956年加入西德国防军，在纳粹国防军和西德国防军的最终军衔都是少将。他还曾在台湾担任军事顾问。

[4]“西班牙欧洲之友会”（CírculoEspañol de Amigos de Europa），1965年在西德建立，次年移至巴塞罗那，创始人包括著名的比利时武装党卫军领袖莱昂•德格雷尔。1989年举办了纪念希特勒诞辰一百周年的国际会议。1993年正式解散。

[5]西蒙·维森塔尔（SimonWiesenthal，1908—2005）是犹太裔奥地利籍建筑工程师、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是著名的纳粹猎人。他一生致力追查纳粹战犯和搜集证据，把他们送上法庭，要他们为战争罪行和反人道罪行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