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皓：蒋桂南撤之争与解放军战略大追击_风闻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发起后，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到来。中共抱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指挥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大追击，扫清国民党残敌，为新中国成立创造条件。在这场战略追击中，华南大追击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由衡（阳）宝（庆）战役、广东战役、广西战役（包括粤桂边战役和桂越边追击）三个战役组成，国民党统称为“华南作战”。面对解放军的战略追击，国民党内蒋介石、桂系两大军政集团产生南撤之争。桂系企图退守广东并图谋割据西南，待迫不得已时退守海南岛。蒋介石一面部署嫡系力量撤往台湾，一面竭力阻挠桂系的撤退计划。解放军抓住蒋桂之间的矛盾，利用其部署空当，进行战略大迂回大包围，完成解放两广的战略任务。蒋桂两系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势同水火，始终斗争不断，在国民党退败之际发生的这场争斗最终导致了桂系的覆灭。学界围绕蒋桂军事活动与解放军渡江后进军部署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探讨蒋桂南撤过程中的内部博弈与解放军华南大追击深层关系的成果尚较为匮乏。本文拟就这一议题展开探讨。

一、蒋桂撤退企图与中共战略部署

蒋桂双方的撤退企图并不一致。蒋介石最初的考虑便是撤至台湾，早在1948年6月26日蒋经国给他的家书中写道：“我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似不可不作后退之准备。”而“所谓退者，亦即以退为进之意也。有广东，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才有抗日之胜利；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无形中从速密筹有关南迁之计划与准备”。这一建议极其重要，蒋介石即拟定“以台湾为根据地，广州为大陆跳板”的计划，并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1949年1月21日引退时，他决定“经营台湾，为最后根据地；整顿东南，以维持沿海，使和台湾相呼应；控制西南，以留个后方；收拾粤桂，以消灭桂系的作梗”。长江防线被突破后，他指示“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林蔚等人“决照预定方针，固守上海、厦门、广州各海口”，掩护撤退台湾。5月上旬，他召集嫡系将领举行“非常决策会议”，决定“退守台湾，完全由黄埔军人负责，其余政治渣滓（他们对CC系的称呼）让他们跟李、白退往西南，自生自灭好了”。他在5月7日的日记中明确写道：建设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之模范省区”。

桂系则考虑“团结两广，自立门户，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白崇禧以“华中军政长官”身份统率桂系军队、“广州绥靖主任”余汉谋所属军队以及划归他指挥的军队，“共28个军73个师，总兵力约40余万人”。桂系“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坚具信心”，如果不能“保卫长江”，就退而防守珠江。1月25日，李宗仁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特别说明这一企图。4月底，桂系“希望在华南防守的防线起于湖南省的长沙，向南沿粤汉铁路经衡阳到曲江，然后转向东南，把广州和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进来”。为确保这条防线东面，白崇禧要求蒋介石“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侵入西南”。显然，桂系“希望至少能保有两广及西南地盘，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援下，来和共产党抗衡”。因此，李宗仁强调“广州将尽可能固守”。万一不能，桂系就计划“撤至桂南、粤南，死守雷州半岛，屏藩海南岛”，或者“撤至缅甸、暹罗和印度支那”，最佳选择是经粤撤琼。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Oscar C. Badger）告诉白崇禧，美国国会准备通过一笔“用于中国一般地区”的7500万美元的援助，如果桂系能入粤，则美国“以充分补给和供应”。

5月下旬至6月中旬，蒋桂就广州与台湾的地位发生争论。蒋介石6月18日发誓：“余必死守台湾。”白崇禧则提出，“沿海各点无可守之价值与兵力，不如努力据守西南”。他口中的西南，包括川、滇、黔、桂、粤五省。“立法院”提出：“确保广州成为西南及东南海岸之核心，本土与台湾之纽带，由反侵略之坚强堡垒，进而为复兴建设之根据地。”广州《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宣称：“从广东的形势来看，除去东南和西南不计外，就以粤桂两省而论，形势便很坚固，粤桂的政治区域和地理环境大致相同，山脉河流的走向使两广成为对外封蔽、对内统一的完整区域。”总之，桂系强调广州“成为真正的战时首都”，台湾则“为海陆军新军训练基地及军事指挥中心”。

蒋介石集团将广东排除在西南之外，宣称西南通常指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四省。虽然如此，还是暂时承认对广州的定位，台北《中央日报》称“台湾在反共战争中，决不能担负像西南各省所将担负的那种坚巨任务”，广州虽然“不是一个理想的军事中心”，但是“胜于台湾，因为广东究竟还是大陆的一部分”，因此“中央政府，必须在大陆上领导作战，才能有把握的固守西南”。不过，在李宗仁7月27日飞台与蒋会晤当日，台北《中央日报》宣称他一定能认识“台湾在整个戡乱军事中的特殊地位与关系”，“一定更能体念台湾地位的重要”！从8月起，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正式在台北开始办公。

至10月上旬，桂系“决建设一抗共基地，不管四川及台湾之情形如何”，“拟以广东广西之南部为范围，以雷州半岛为基地，而以海南岛为后方司令部”。蒋介石亦认为海南岛地位重要，它可与台湾“互为策应”。台北《中央日报》声称：海南岛与台湾岛“同被喻为海防上的‘两只巨眼’”，“只要政府善于运用这两个基地，北起江苏，南迄广东整个沿海地区仍能有效控制，并可随时登陆发动反攻。”总之，“海南岛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不下于台湾”，“没有海南为海上的犄角，台湾无论为攻为守，都将陷于孤立地位。”蒋介石将刘安祺兵团撤到海南岛，也表明他一度“有以海南为重要基地的决心”。顾维钧指出，蒋“想把海南岛作为防卫台湾的外围，而不愿让李宗仁据有海南岛作为桂系东山再起的基地”。香港“观察家”一度发现“国军正加速巩固海南岛，俾建立另一台湾”。

但是，蒋介石认识到海南岛不易防守：其一，五指山冯白驹游击队有2万余人，攻岛的解放军具有强有力的内应。其二，海南岛距离雷州半岛最近处近22公里，不仅民船、机帆船“偷渡容易”，且“守海南不能不同时守住雷州半岛以及钦州廉州等地”。相比之下，台湾具有两大优势：其一，地理优势。台湾“离大陆有一百余浬，有强大海空军及陆军驻军”，即使解放军“能完全攻占沿海岛屿，对台湾亦莫可奈何”。其二，美国不甘心放弃台湾，认为台湾在包围中国大陆的“岛链”中具有重要地位，“必须不惜代价防守”。美国在广州解放后派遣B－25轰炸机进驻台湾。可见，蒋介石认定撤退台湾的方案是最佳的；桂系即使能撤到海南岛，也守不住。

显然，蒋桂各自的战略撤退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根本对立。蒋介石计划撤往台湾，桂系则计划撤到海南岛，李宗仁强调“绝不迁往台湾”，海南岛成为蒋桂双方斗争的焦点。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谋图免掉陈诚台湾省主席职，以孙立人担任，但未能实现。其二，广东是桂系撤琼的必经之路，因而成为蒋桂争夺的关键一环。双方4月下旬达成的妥协是：桂系割据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蒋介石割据浙江、福建和广东。即是说，桂系不能“领导”广东。

解放军渡江时，蒋介石军队主要有三个集团，东路沪浙闽是汤恩伯集团，中路鄂西至湘西是宋希濂集团，西路川陕是胡宗南集团。宋希濂集团与汤恩伯集团夹着桂系军队。为抵挡解放军进军，蒋桂之间需要“团结”，蒋介石在事先取得白崇禧同意后，安排“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于4月30日作出三路部署：左路鄂西由宋希濂第十四兵团负责，“以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长江南岸退守鄂西，以四川为后方，确保川、黔门户”；中路粤汉线由白崇禧部负责，首先“在洞庭湖、汨罗江以北，长沙、衡阳以东地区”设防，“最后固守大庾岭及湘桂边界，确保两广安全”；右路江西由汤恩伯部负责，“以最有力部队协同南昌指挥所作战，其目的是确保赣江东西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这一部署，似乎表明蒋桂合力“以大巴山、湘西山区和岭南山地为坚强防线”，割守西南、华南。

中共中央军委洞穿了蒋桂部署的要害。聂荣臻指出：蒋介石“以胡宗南主力三十多万人扼守秦岭及其以南地区，以抗拒我军由北部进入四川，他把我军由北部进攻四川看作是主要方向，以宋希濂集团十多万人部署在川鄂边地区，以保障四川的东部和南部免受我军威胁。白崇禧主力则部署在湖南衡阳到宝庆（即邵阳）一线，意在阻止我向广西等地进军”。三大集团加上广东余汉谋集团共120万人，“大体上处在由西北到东南横贯川鄂湘桂粤五省的一条轴线上”，妄图“凭借这些地区崇山峻岭的险阻地形，与我们作最后的抗争”。抓住这一特点，中央军委调整部署。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本来决定：“闽浙苏赣湘鄂作战后，部队即停止行动，以两年时间深入此几省工作，然后出云贵川与两广，席卷全国。”即是说，首先解放并巩固六省，然后于1951年进军西南、华南。中央军委调整这一计划，作出部署：“以第一野战军的一个军和原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此时已隶属第一野战军）向秦岭地区挺进，先实施佯攻，造成使蒋介石确信我军要在北部入川的错觉，拖住胡宗南主力，待南边战略包围态势完成后再向四川腹地进攻；以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交叉配合，向华南和云贵地区进攻，完成对全部敌人的战略包围，其中以第四兵团、第五兵团在突破敌人防线后分别直插昆明、贵阳，堵死四川之敌南逃国外的退路。”这就是针对“白崇禧和四川敌人采取大迂回，直插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歼灭敌人的战略部署”。

蒋桂矛盾在实施何应钦4月30日部署时展现出来。解放军5月12日发起上海战役，蒋介石判断解放军三路进军，“陈毅匪主力约十二个军，已集结京杭及上海附近，似在积极准备进攻上海。刘伯诚（承）匪约九个军由皖南南下，已至浙西及赣东北方面，与陈匪相呼应，并作向闽赣进犯之姿态。林彪匪南下主力约二个军尚在九江至武汉之间长江以北及鄂西北地区，等待长江下游情势之发展，再向武汉及其西方发动攻势”。他认为解放军首先解决上海然后才是武汉，于是命令屏障粤汉路的部队撤往浙闽，致使粤汉线东面洞开。担心陷围的白崇禧于5月15日紧急撤出武汉。蒋介石见此，先后下令宋希濂部退入湘西，胡宗南部5月20日撤离西安，汤恩伯部5月25日撤出上海；这样自西安经武汉到上海全线撤退。徐向前指出：蒋桂双方“力避与我决战，以西南诸省和海南岛、台湾等地作战略退路，见机不妙即大踏步地后撤和逃跑”。

依据这一态势，中央军委作出新的部署。其一，就“寻歼白部主力”来说，第四野战军分三路进军：右路，以2个军向南浔线挺进；中路，以3个军向武汉至衡阳一线前进；左路，以6个军由湘黔边向湘粤桂边推进。三路之中，重心在左路湘粤桂边，截断白崇禧西逃入西南之路；中路逼迫白崇禧南撤；至于右路南浔线，鉴于白崇禧的两个军“可能向大庾岭撤退”，因此以1个军“沿赣江尾该敌”至粤赣边，“尔后协同主力取广州”。为“组织歼灭白匪部队战役”，将第二野战军陈赓第四兵团划给四野司令员林彪指挥。三路“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国民党认为，这三路大军在于“歼灭华中国军主力，进一步南窥广州”。

其二，就大迂回大包围部署来说，第一野战军及贺龙所率第十八兵团（随后加上杨得志第十九兵团）先解放甘宁青三省，然后一野进军新疆，贺龙配合二野解放川滇康黔四省；二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四野主力“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然后“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配合二野解放西南。这是首先解放西北、两广，实现迂回大包围西南。上海战役结束后，“部署向华南、西南的进军”：“首先求得在湘鄂赣地区，歼灭白匪主力，此着若成，则可顺利进占西南5省。然后以4野出两广控制广州、南宁、梧州，完全断绝蒋匪之国际援助。2野首出云贵，控制贵阳、昆明，使四川孤立。”这是首先设法消灭桂系军队、然后包围西南的战略部署。

其三，依据新中国政府的成立安排，确定解放广州的时间。在给斯大林的通报中，毛泽东提出“政府将在8月成立”，秋冬之际解放两广。随后，中共中央计划10月1日成立新中国政府，同时解放广州。蒋介石认为“所谓联合政府定于十月一日成立，是其必欲于九月内侵占广州为第一目标”；如果他“守穗设防”，中共就“不能不增加其准备与延长其时间，甚或改变其方针”。美国政府支持，称广州“将成为美国大使馆正式所在地”。显然，在新中国政府成立之际，广州的解放问题，将对英国考虑承认新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中央军委指示四野结束休整，进军广州。英国驻广州总领事5月23日报告，中共表示10月6日中秋节解放广州。

从蒋桂各自的撤退计划来看，双方是根本对立的。桂系企图构建华南、西南防线，割据华南与西南，不得已时撤琼。因之，它要求蒋介石“不要奉行由国民党保卫台湾的计划，因为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蒋介石计划“退往台湾”，因其如不能撤台，便只能接受宋美龄的建议逃亡美国或到菲律宾碧瑶做愚公，这是他无法接受的。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突破后，蒋介石接连设阻反对桂系的撤退计划，同时，利用桂系迟滞解放军进军华南，并以此延缓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中央军委利用蒋桂矛盾，确立三路大军进军部署和时间表。消灭桂系军队，便成为解放军面临的战略首选项。

二、蒋桂入粤之争与广州解放

在解放军的战略压力下，桂系企图撤军入粤，蒋桂双方围绕入粤问题的争斗随即展开。一方面，白崇禧强调：“华中部队必须进入广东，广州这个政治中心才能保卫下来。但桂军调粤又需要由国防部下达命令，因此我们掌握国防部为形势所必需。”另一方面，中共希望争取桂系，通过黄绍竑、刘斐劝说“达成和平条款”。这两方面引起蒋介石注意。他指责桂系“想以全国仅存的一百八十万军队和共产党作和谈及投降的本钱”，断定中共“对华南政略与战略之企图，其必以诱降之政略进攻为主，非至不得已时，或于其最有利之态势下，决不肯用军事冒险南进也”。他认为，“只要一面制止其政治诱降之阴谋，而一面在广州作积极固守此一据点之计划，使共匪不敢轻进，则其技穷矣”。蒋因之竭力阻止桂军入粤。

其一，阻止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6月上旬阎锡山组阁时，“虽有人力荐白崇禧出长国防部”，但是白只能以“华中军职繁重”而“婉谢”。7月28日，李宗仁再次强调白崇禧的“国防部长必须做到”，蒋借口两个带兵官胡宗南、宋希濂反对而拒绝。阎锡山以“行政院长”身份兼任“国防部长”，致函徐永昌称：“不只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可不亡，我亦愿辞。假如我兼亡得慢，换人亡得快，我就不辞。”这样，蒋介石“切断了白崇禧出长国防部和布防广东的道路”。

其二，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为“华中军政长官”管辖西南与两广设阻。6月5日，蒋介石将防区划分为东、西两区，“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州、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粤、桂、湘、赣、闽、浙、苏、鲁、冀发展”；“西区以甘、青、川、康、黔、滇为基地，向宁、陕、晋、豫、绥发展。”7月，蒋介石成立自己任主席的中非会，以之议决设置以张群为主席的西南分会和陈诚为主席的东南分会，前者管辖川、滇、黔、康，后者管辖闽、浙、台、粤、琼。同时，以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直辖地区除苏、浙、闽、台四省之外还包括海南岛。这表明桂系既不能经粤撤琼，也不能进入西南。因此，白崇禧参加7月17日广州军事会议后宣称“将死守长沙，不再作任何战略上之撤退”。李宗仁怒称：“如总裁不常在广州主持非常委员会，即不必管政治。如不任最高统帅，即不必管军事。”

在蒋桂进行上述较量的同时，中央军委作出消灭桂系军队的部署。6月17日，毛泽东估计“四野主力（七个军）九月可到郴州、赣州线，十一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7月16日，电示四野：其一，作战地点。桂系嫡系部队撤至湘南已减至10万人，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因此“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其二，战略战术。无论在何地作战，“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其三，作战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这样，中央军委作出“进军广东尔后广西直出云南”的部署。

进而，中央军委作出消灭桂系军队于广西境内的部署。在7月17日的指示电中，毛泽东“根据敌情和气候”，对进军部队指出白崇禧不肯轻易逃离广西，一则“云南卢汉拒其入境，云南还有我们强大的游击部队”，二则“想逃入黔川也不可能”，因为“到十一月间，我二野主力六个军已入黔川”。因此，决定以陈赓率领5个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而后由陈赓率领3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由于南下部队存在“发病率太多，加之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粮食供应困难”等问题，中央军委作出部队休整的指示，如四野第43军第129师第385团7月17日至9月10日在江西宜春休整53天。按中央军委命令，部队于9月10日结束休整，“分东、中、西三路，开始向南进军”。

对于解放军这一进军部署，国民党清楚地认识到解放军“以广大的迂回运动，来切断衡阳地区国军主力的退路”；英国政府也高度关注解放军的进军，发现无论桂军撤往何地，都逃不出解放军的迂回大包围。考虑到解放军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休整才进军，阎锡山称广州“三个月内绝不会发生问题”；英国亦认为解放军在秋季前不会进军广东。

但是，蒋桂双方却在解放军休整期就如何防守华南争论不休。桂系提出防守湘赣粤边，要求蒋介石令从上海撤出的部队以及自青岛南撤的刘安祺兵团“约五、六万精锐部队，自闽南、粤东北上，坚守大庾”，“同华中部队联结”。桂系企图“以海南岛为后方，必要时将主力撤至海南岛，再图反攻”。如果蒋介石部队防守大庾岭，桂军可借广州空虚为名撤退入穗。

因此，蒋介石强调“防守”广州，视之为“决定最后成败的一战”。本来如陶希圣所称，蒋介石因与桂系“团结一致，共谋救亡图存之道”而“必不来穗”。但是，他7月14日、23日两度飞穗：其一，废止防守湘赣粤边计划，拟定“集中所有兵力据守广州的计划”。李宗仁批评蒋“仍坚持重点作战的守势防御，主张集中兵力保卫广州”。蒋辩称“以广州为据点，以保卫大广东”，“目前兵力有限，不能防守大庾岭以北地区”。其二，将嫡系军队部署在广州。蒋介石将刘安祺兵团3个师“由海南岛调往广州”，并称赞刘为“有决心、有信心、有理想之革命军人”。其三，以余汉谋为防守广州的指挥官。蒋介石要余汉谋固守广州，余“似有难色”，蒋厉言：“若汝不愿听命，则余只有亲自出任保卫广州战之指挥，以确保此惟一革命根据地。”这三点构成“保卫华南与坚守广州计划”，他满意地对宋美龄说：“政府本已决定放弃广州，而今已切实准备，积极守粤，此为粤行最大之成就也。”

这样，桂系只能防守广东的北方门户衡阳。国民党称其“得失可决定广州以至整个华南的安危，国军必须坚守，才谈得上保卫华南”。8月上旬，白崇禧召集桂系将领部署衡阳决战。在8月14日致蒋介石电中，他首先强调，“林彪刘伯诚（承）全部、陈毅一部共约二十五个军，正向赣南、湘南压迫，并保持其主力于湘江西侧地区，企图灭我华中区主力，以便进出粤桂”。由于“湘南为粤桂屏障”，须在此设置防线。他提出：桂军能“使用于湖南地区者，仅六个军”，不足以进行衡阳决战，要求“至少抽调粤北两个军，车运耒阳，协助华中方面作战”。这样，他要求调刘安祺兵团参加决战。这得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赞同，他认为“坐以待毙，不如出击，尚有几分胜的可能”。8月10日，他与阎锡山商定：刘安祺兵团负责粤北正面，胡琏兵团负责粤东，余汉谋“负责指挥粤省部队，及边区纵队”，薛岳“指挥各保安师作战”。

蒋介石对此震愤，8月11日将顾祝同招到台北强调不赞成将防守广州的部队调出参加衡阳决战。8月22日，他声称“忍痛”将刘安祺兵团由海南岛调出，是“与中共军队决一最后之胜负”，批评顾祝同“不顾大局”而“抽调粤北增防，以致广州空虚，任使潜匪随时可以进犯”。8月23日，他第三次飞穗强调“广州保卫战役为决定戡乱成败之战”，严嘱顾祝同“切勿将刘安祺所部北调而使广州防卫空虚，任令犯匪长驱直入”。8月24日，他飞渝后致电阎锡山：“刘安祺司令所部调穗，原定为保卫广州之守备部队”。他口中“潜匪”、“犯匪”的含义深刻，他指责桂系“必欲调守穗刘军，移防粤北，使广州空虚，中央不能控置，此未知其用意何在也”。

中央军委发现白崇禧不可能入粤，考虑如何将其包围在广西境内并消灭之。9月1日，中央军委指示程子华兵团“在灃州、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继之“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9月8日，电示陈赓、邓华两兵团“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地区。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因为“刘邓率二野主力，十一月可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可入重庆。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9月9日，中央军委进一步部署：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程子华兵团2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同另外“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的3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最终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与我入桂之8个主力军决战。即是说，陈赓统一率领陈赓、邓华两兵团先解放广州，然后率领3个军入桂南与从桂北南进的5个军合围桂军。中央军委强调：“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广大指战员亦认识到，因为“歼灭白匪的作战并不是敌人有什么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在于不易形成包围形势”，所以“非采取大的迂回不可”。

同时，中央军委还考虑到如果桂军逃入滇黔的部署。9月9日，中央军委电示：白崇禧的“一条退路是云南”，如果他入桂后“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则“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出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9月12日，中央军委指示：“如果白崇禧部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以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以遵义为中心）。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五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无论何处，“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这样，中央军委依据蒋桂入粤之争情况，作出三路大军迂回大包围桂军的战略部署。中央军委以4个兵团10个军、1个纵队“分东、西、中三路向两广开进。东路军由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统一指挥第13、第14、第15军，以及第43、第44军和两广纵队，由江西南进，待歼灭广州余汉谋部之后，由广州向桂南前进，迂回敌之右侧后，成为合围白崇禧部的南路军；西路军由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率第38、第39军取道湘西，沿湘黔边直下柳州，迂回敌之左侧后，与第4兵团形成对白部的大钳形包围；中路军由第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率第40、第41、第45军经湘潭、湘乡南下，迫敌向桂林撤退；尔后，三路大军在广西会歼白崇禧主力”。这是7月17日部署的进一步落实。

为了避免被歼命运，白崇禧计划设法入粤撤琼。蒋桂双方围绕刘安祺兵团布防问题而实质背后为桂军入粤问题的争执因之达到顶点。9月8日，蒋介石对顾祝同再次指示“今后一切部署”：“（一）集中现有驻粤兵力，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为目前剿共军事战略最高指导原则，如有余，则可扩充范围，以期保卫华南，此乃兵力使然，只可如此，万不可再蹈保卫长江全线放弃京沪重地，以致守江部队几乎整个被歼之覆辙。（二）现驻粤中五十军、第卅九军、第六十三军、一百〇九军之建制，切勿分割使用，处处陷于被动，为匪各个击破。”这是强调不能调这几个军参加衡阳决战。同时，蒋介石指示刘安祺：“（一）现驻广州第五十军之两个师，在第卅二军部队未到穗以前，不可他用。（二）第卅二军两个师调穗增防巩固革命基地，当照办。（三）第卅九军三个师，切勿分割建制，仍应集结于曲江与英德之间。”这是强调嫡系部队不能分割，必须集中以广州为中心的地域，要求刘安祺照此“最高指导原则”执行。

桂军迫不及待要入粤。9月24日，白崇禧飞广州“晋谒蒋总裁，报告华中军事现状”，蒋介石则“表示不惜任何牺牲，决心保卫广东”。由于蒋介石一度同意可退滇，白崇禧提出以鲁道源为“云南省主席”率军入滇。蒋拒绝，分析“桂军由湘后撤，进占滇黔”，认为“此为最复杂最难处理之事，应加以慎重考虑”。桂系不能入滇，转而打算入粤，“灵通方面”称“苟于情势急需时，南雄、始兴、曲江一线，交由白长官所部防卫”。9月27日，蒋介石“得报白崇禧已派定两军由湘回粤，并先于广州设指挥所”，强调“此事严重极矣，彼等似已决心联合两广，以全力控制中央为其目的，而反置湘西敌之主力于不顾，任匪向川黔进犯，此则不能不特加注意”。同日，桂系张淦兵团“由衡阳向曲江开始南运”，蒋介石指责“如此则湘西更为孤立”。但是，由于刘安祺兵团未移防粤北而防守广州，桂系的企图未得逞。

经过争执，蒋桂达成的部署是：桂军部署于宝庆、衡阳，余汉谋部沈发藻兵团与蒋介石嫡系刘安祺兵团部署于韶关、广州一带，蒋另一嫡系胡琏兵团集中潮汕附近“以便策应各方”。解放军发现，湘南、粤北、粤闽边三点构成“弧形防线”，湘南衡宝、粤北韶关是两个支撑点。在该部署下，蒋介石提出桂军“退往广西”，不得已时“可退往云南”；李宗仁要求“退往广东，不得已再退海南岛”，桂军前锋第46军谭何易已抵韶关一带。由于刘安祺兵团在韶关、广州挡住去路，桂军不能入粤而只能“退守湘南、桂东北一线”；又由于蒋介石嫡系刘伯龙第89军部署于黔东地区“封锁通往湘西的各隘路口，使华中部队无法通过”，桂军亦不能入黔。这样，白崇禧只能“图谋在五岭以北取得若干战术上的胜利，以求控制湘南，确保两广”；这一线恰恰是美国先前期望阻止解放军进军之线。但是，两个支撑点一个被破，整道防线即破。

解放军“解放华南，首先是解放广东”，因为“在白匪与两侧之匪分离而不退广东的情况下，如此可以早取广东，就势出广西迂回白匪右侧背，而与我北路军协同作战役的钳形机动，使白匪无法节节抵抗，逃出合围”。广东一解放，就“造成桂系军阀的孤立，造成消灭桂系军阀的有利条件”。白崇禧一度“将已调到乐昌、耒阳地区的第46军、48军等部调回衡宝沿线，同原在该地区的第7军以及第1兵团等部靠紧”，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广州，但是在韶关支撑点被突破时不得不放弃衡阳。10月9日至10日，桂系4个师和1个军部被解放军4个军包围，“除一三八师师部率一个团乘隙逃脱外，全部被歼”。

衡宝战役举行时，解放军在新中国宣布成立之次日即10月2日发起广州战役。蒋介石9月22日至10月3日到穗“保卫华南”。蒋李双方一度打算召开“紧急协商会”，但因李宗仁要求给予调台金钱与军事处置权而未开成。蒋命令沈发藻、胡琏两兵团撤离，粤北韶关支撑点被突破。李宗仁称：解放军一路“自南雄一带越大庾岭”挺进时，大庾守军沈发藻兵团“不战而溃”，该路解放军跟踪进入粤北门户韶关，沿北江及粤汉路攻打广州；“另一路则自大庾岭东麓绕至东江。胡琏兵团早已远遁厦门、金门”，“使粤东完全空虚”，解放军“自东江向广州进逼”。沈发藻兵团本属余汉谋系统，但沈发藻飞台北“曾谒蒋总裁”后于10月7日“主动转移”。因此，桂系指责蒋介石使中共“不战而得了这华南重镇”。顾维钧亦批评蒋介石的掣肘“导致白崇禧防御共军的防线崩溃”，蒋桂之间“明显分歧造成了广州本身的困境”。蒋介石则称其“广州防守之主张与决心竟为李（宗仁）、白（崇禧）私心自用所反对”，桂系一意思考“如何消灭中正”，将防守失败之责强加在他身上，“不惟陷余于牵制与越权之罪，而并诬余为贪污盗劫之贼矣”。

综上，蒋桂争持的表面问题是布防湘桂粤边还是广州，实际上是桂军企图撤入广东。桂系提出防守湘桂粤边、进行衡宝决战，调出刘安祺兵团参战，以便桂军入粤。由于刘安祺兵团布防广州，“桂军一个军未到韶关，即自动撤回湖南”。解放军发起广州战役时，蒋介石撤走其嫡系部队，陈赓统一指挥右路陈赓兵团、中路邓华兵团和左路两广纵队及粤赣湘边纵队三路大军于10月15日解放广州。广州战役在战略上“对整个战局影响极大，尤其对西南地区桂系在精神上的打击和威胁更甚”。它不仅“歼灭了余汉谋集团主力，而且完成了对白崇禧集团东南面的包围，对于解放海南岛和广西都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英国政府发现广州的解放一方面是呼应10月1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一方面使国民党党政分离，“政府”迁渝，国民党总部迁台。此战之后，桂系据有两广、联防西南的战略企图被击碎，其军事部署被打乱。

值得指出的是，解放军曾计划在发起广州战役时发起台湾战役。三野代司令、代政委粟裕于7月30日“依各方情况及条件，估计攻台时机以四野攻广州之同时发起为有利”。但是，他随后于8月6日指出存在两大困难：其一，台湾海峡最窄处达130公里，数十万军队横渡宽广且风浪险恶的台湾海峡困难极大，而“我们的海军和空军都还很弱，不能参战”。其二，安徽、苏北及浙江全境“特务土匪的破坏扰乱，也是困难”。因此，台湾战役未能发起。

三、桂系西逃南撤与粤桂边战役

广州战役进行的同时，蒋桂双方加紧调整部署。仍有“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兵力的白崇禧，在10月7日解放军进占韶关打开广州大门之日飞桂林“部署一切”。蒋介石则从10月8日至14日召开“几个重要的会议”。中共获知，蒋介石担心桂系不顾一切入粤，乃对桂系提出“弃守广州，坚持广西”，表示“今后对李白做法，当不予干涉”。这样，桂军纷纷“向桂林撤退”。10月下旬，白崇禧召集桂系将领商定：“确保云南、桂西南、粤南、海南岛，并控制越北，应即派一师到龙州。”按此，桂系举棋不定，既打算入滇，又计划退入越南，还企图撤琼。

中央军委担心桂军入黔或经滇逃入缅甸，因之如何将之消灭在桂境便成为重大问题。广州战役结束前，中央军委曾考虑在湘桂边歼灭桂军。10月5日，林彪、邓子恢报告：“今后向广西进军，我以五个军采取较靠拢的并进。如敌与我决战，则我亦能战。如敌退，则我仍能向前推进。”10月7日，中央军委同意并指出，“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10月10日，中央军委针对四野报告“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指示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10月12日，要求“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由于合围尚未完成，该计划未能实现。

为避免桂系主力被歼，李宗仁要求白崇禧尽快撤琼。广州解放前，李宗仁要求白吉尔帮助桂系“以海南岛作为继续抵抗共产党进攻的基地”。白吉尔称，桂系如能撤到海南岛，美国就“把火炮几百门，飞机几十架及大量军用物资”及“特别费”100万美元拨给桂系。10月13日，李宗仁飞桂林要求白崇禧“尽速将主力集中海南”。于是，白崇禧10月18日至21日到海口对余汉谋、薛岳和“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济棠提出：“尽快由广西调集十万兵力经桂南到粤南的廉州北海，与粤军联结一起，固守雷州半岛和廉州北海，与海南岛成犄角之势以待‘美援’。”见此，蒋介石赶紧派顾祝同前往海口表示支持薛岳“防守”海南岛，再次为桂系设阻。顾祝同一面称“将由台湾加派军舰及补给物资来海南岛”，一面强调刘安祺兵团10月底撤回海南岛，这意味着桂军不能撤琼。10月30日，陈诚也专程与陈济棠、薛岳、余汉谋“晤面”“洽商粤台琼联系”。

与此同时，蒋桂在桂军入黔、入滇与入越三途选择上再发争执。10月下旬，白崇禧要求“指挥全国军队”，但蒋介石“只给白指挥黔桂两省之权”。于是，阎锡山11月7日电令“贵州绥靖公署”“改隶华中长官公署辖区。并由桂省抽调大军来黔东，协同本省，围歼入犯匪军”。此时，解放军已入黔，蒋介石实际上是“因共军由湘西攻贵阳”而“把贵州划归华中管辖，令白分兵防黔”。白崇禧“大感困难，如不分兵，贵阳一失，渝、昆、柳都要受威胁，分兵，对粤南敌人又感力薄”。他还是派蒋介石嫡系黄杰兵团“援黔”。但是，黄杰兵团未入黔而贵阳已被解放，乃“回防柳州以北”。于是，白崇禧打算经滇出境“以缅甸泰国北部地区为根据地，徐图进取”。中央军委发现桂军鲁道源兵团“似正准备由桂林以南转入柳州地区，估计是准备去云南的”；四野也发现桂军“退云南征候日益增多”。但是，蒋介石“准卢汉新成立两个军，以拒绝华中部队之通过文山广南，一下把白的计划完全打乱”。在此情势下，徐启明提出“死里求生只有退向安南”；白崇禧曾派李品仙与越南国王保大接洽“收容华中全部军队充志愿军，专打胡志明的越共的武装部队”，保大同意。于是，白崇禧命令第48军军长张文鸿率军速驻龙州接应入越。蒋介石则指示其被白崇禧部署于桂西北的嫡系刘嘉树第十七兵团“不许遵照白崇禧命令退往越南”。

这样，从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蒋桂之间一直就桂军退路问题僵持，白崇禧下不了断然决心，丧失了20来天宝贵时间。他们之所以有这个“空闲”，在于陈赓兵团“刚才解决粤敌，须休息若干天方能行动”。如果桂军入滇，不利于大包围消灭。10月31日，毛泽东指示四野：只有陈赓、程子华两兵团“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匪任务”。11月4日，四野作出部署：首先，西路程子华兵团“向百色、果德之线前进”，完成“切断敌退云南的任务”；接着，东路陈赓兵团先头部队11月10日左右“出发进至郁林、博白之线，防敌退雷州半岛”；中路第40军、第41军、第45军在西路、东路“超出后”沿着湘桂路前进。三路大军“第一步求得首先与断敌退云南，退雷州、廉州、钦州的道路，尔后，再依当时情况，调整部署，歼灭敌人”。

在解放军实施这一部署前，蒋介石11月3日突然声称桂系可以撤琼，并称“两广统一，最好由白负责”。薛岳乃“欢迎白崇禧率部入琼”，“担负雷州半岛守备、抗拒解放军渡海进攻海南岛的责任”。于是，白崇禧“去龙州布署准备入越之举遂罢”，令已转向龙州途中的第48军迅速转至桂粤边界的玉林“集中待命”。11月5日，他正式决定“向南行动，至钦州转运海南岛”。但是，其企图已不可能得逞，解放军于11月6日实施合围部署。11月7日，他仍然下令张淦、鲁道源两兵团共16个师“由桂东北向玉林、容县方向秘密调动”，徐启明兵团“改向北海方面转移海南岛”。11月16日，李宗仁飞海口与陈济棠协商接应退琼事宜。11月23日，白崇禧命令张淦、鲁道源两兵团“由博白、郁林、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攻击”，企图压迫南路解放军“于海滨，并乘势拼死向南突围”。他号召：“此次南路攻势乃生死存亡之关键”！为策应作战，他下令刘嘉树兵团抢占百色，黄杰兵团“由桂林以东北地区向南丹地区调遣”以阻击西路解放军“迂回部队南下”。即是说，他以蒋介石嫡系将领刘嘉树、黄杰掩护桂军撤退海南岛。

中央军委发现桂军“东窜入粤”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指示抓紧完成大包围。二野第2兵团挺进贵州“切断国民党防线，并使重庆和广西南部的白崇禧部队隔离”，

11月15日解放贵阳后分兵直下广西。11月22日左右，陈赓兵团抵达廉江、信宜一带，萧劲光兵团解放桂林，程子华兵团解放金城江并向百色推进。这样，白崇禧“退往云贵的道路已被切断”。11月24日，中央军委部署：陈赓兵团“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在桂林之中路“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贵县、郁林之线”；西路程子华兵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共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11月27日至12月2日，三路大军举行“带最后性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战”——粤桂边战役，桂系基干兵力张淦兵团以及鲁道源兵团大部共约9万余人在“向海南岛转进途中大多数都在两广边界地区与粤西南被歼”。

不过，白崇禧手头尚有残部徐启明兵团、鲁道源兵团、刘嘉树兵团及黄杰兵团“八个军，十九个师的番号，共约七万五千人”。美国要求蒋桂团结。中共得报，美国参议员诺兰（WilIiam

Knowland）11月底至12月2日分别会晤蒋介石、李宗仁和白崇禧，要求蒋“应与李宗仁、白崇禧真正合作”；要求李“须与蒋团结”；对白提出“争取一海口，接受美援”，“力谋团结反共阵营”，“不得已时，可退越南”的三步安排。蒋表示“积极支持白崇禧”，要诺兰告白“放心”。白强调“必须渡海到海南岛，才能整补部队继续抵抗”。蒋同意：“今后抗共分三区作战，西南由顾总长（顾祝同——引者注）负责，华南由白长官负责，东南由陈长官（陈诚——引者注）负责，即分别指挥大军保卫大陆与台湾之战斗，各长官分驻于西昌、海南岛、台湾。”此时，蒋介石同意白崇禧驻海口，意味着同意撤到海南岛，“中央社”电称“华中长官公署决迁海南”。

这样，白崇禧下令南线突围时又打算“放弃南攻计划改为全力西撤”。粤桂边战役结束后，白崇禧总部空运海口，“图作退往海南岛之布置”。他命令残部“分向钦州、防城及越桂边集结”，或“集中钦州龙门港登船渡海赴海南岛”，或“由龙州附近进入越南”而成“越南志愿军”。12月8日，他致电所属以武鸿卿（越南籍国民党分子）为“越南志愿军”总司令，徐启明为副总司令，“若敌军尾随攻越，则成国际复杂问题，美国不能坐视，于我有利”。但是，桂军已逃不脱覆灭命运，残部除两万余人逃入越南外均被歼灭，四个兵团司令官黄杰、徐启明、鲁道源逃脱，刘嘉树被俘。四野发表公报称，自11月6日第十三兵团两个军“由湘西南武冈、洞口地区出动”，至12月12日第39军占领镇南关为止，“将粤桂黔境内之白崇禧系统嫡系及其指挥的其他部队，约二十九个师全部或大部歼灭，毙伤俘敌约十七万人，胜利的完成了华中南地区之大陆作战”。

综上，白崇禧在广州战役进行时企图入粤，但在胡琏、刘安祺两兵团撤离，解放军迅速进军广州之情势下只能撤回广西。他打算经贵州拿下云南并见机撤入缅甸、越南，但在蒋介石布兵黔东和支持卢汉的情况下，企图落空。这样，白崇禧从10月14日左右回桂到11月4日四野作出部署，因为蒋桂之间争执而丧失了20来天的宝贵时间，解放军借机完成了休整和战略合围的进军部署。蒋介石抛给白崇禧一个“华中军政长官”可驻海南岛的空心汤圆，但无论白崇禧往何处撤逃，均无可能。在解放军发起粤桂边战役和对钦州、桂越边的追击下，桂军最终覆灭，李宗仁愤怒地指责蒋介石所作所为“等于开门揖盗，共军遂得乘虚而入，可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

结论

论述表明，桂系的撤退计划始终未能有效实施，蒋桂双方为责任问题各执一词。台北《中央日报》10月30日指责桂系自己举棋不定：“目前匪军企图显然在西南和海南，姑且不期共匪先进攻何处，国军在全盘战略上必需确定，川、康、滇、黔、桂及海南方面应如何互相策应，换言之即应先假设倘使广西不守，广西军队应退向何处，向北与黔川守军靠拢，或者向南与海南守军靠拢，有此决定，不仅广西军队在今后作战上胸有成竹，即川、黔、海南亦因而亦可知未来是否有援军。如此，若广西军队决定未来撤川黔，在作战时即应轻南面而重北部，以使退路无虞……反之若果决定以海南作退路，则应重南部而轻北部。再如若向云南作退路，则应作自东而西的逐步防守。”白崇禧后来愤怒地指责是蒋介石的掣肘造成的：“我们从武汉撤退时有两个案，一是守广东，一是守广西，后来看到在广东前面有胡琏，而海南岛有刘安祺，他们往汕头方面到台湾，我看情形到广东孤立，广西是自己指挥，还有贵州、云南可合作，背有安南，没有力量，很安全，到广东目的不是打了，是到台湾，这时银子撤到台湾，我先头部队已到博白，国防部十二天未下令给华中，情形很乱。”《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864页。蒋介石则在反省1949年情况时指责桂系“倒蒋不成，继之以不惜毁国，因其以一念之误，故其于军事、财政、物资乃至人事、法纪，只要于其桂系有关者无损，此外无不尽其可能予之澈底毁灭”，致使“所有廿余年来所树之军力、财力、国力、民力之革命基业规模，皆为广西子于十个月内颠覆尽净”，“而桂系亦随之而同归于尽，此岂广西子所及料乎”。

实则，蒋介石不可能坐视桂系进据两广并图谋西南，亦不能放任其撤至海南岛，原因有二：

其一，担心桂系有资本同中共“政治解决”。一方面，李宗仁曾在桂林召集桂系高级干部会商如何“拉拢广东，造成两广联合局面，作为最后与中共讨价的资本”。张发奎亦提议“成立一个西南独立政府，与中共继续进行和谈，只要保留两广地方独立的政权与军队建制”，北平国共和平谈判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廿四款所规定的内容，一切接受下来”。另一方面，按照黄旭初所说，中共为“谋迅速统一大陆”而对桂系“拼命进行和平煽动”。10月，黄启汉对白崇禧强调“中共对桂尚留余地，应进行妥协”。蒋介石分析中共“对桂仍在诱降，亟谋政治方法统一西南”，桂系企图联共“彻底毁灭蒋而后快”。至桂军退入广西后、粤桂边战役展开前，美国传出消息“香港第三方面人士与李代总统代表谈判成立默契，共军不攻广西”，蒋介石集团亦称中共代表与白崇禧代表在桂林会商“广西战事有用政治解决可能”。

其二，防止桂系另立中心。由于李宗仁是“代总统”，如果桂系守住广州和撤往海南岛，则国民党必然形成两个政治中心，国民党“政府”是在广州、海口还是在台北，美国援桂还是援蒋，很成问题；蒋介石能否“复行视事”，也成问题。他如果“搞垮了两广地盘，也就搞垮了李宗仁的代总统，于己有利”。一些国民党人询问阎锡山能否“作蒋李之桥梁，使蒋李能密切合作”守卫台湾和西南，阎锡山回答：台湾“自应保卫，但非为蒋而保卫台湾”，西南为“‘反共基地’，一定应保卫，但保卫西南亦非为李”。李宗仁飞美后，蒋介石集团高兴地称“美国已准备给国民政府予经济和外交上的援助，俾协助蒋总裁确保台湾使成反共堡垒”，英国称台湾“稳步地成为最后的堡垒”。

既然蒋介石如此掣肘和阻拦，桂系为何不与之断然决裂？这与蒋介石的挑拨和分化分不开。自9月23日飞穗至10月3日返台，他作了趟西南之行。台北《中央日报》称他此行“最可宝贵的收获”是“消灭了许多不必闹而闹的意见，勾销了几笔不必算而算的旧账”。蒋介石以“真正合作”、白崇禧组“战时内阁”并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为诱饵，分化了桂系，白崇禧在李宗仁飞美时宣称自己“仍将继续戡乱政策，反共到底”。

总之，蒋介石一开始就计划退往台湾，桂系企图割据两广并图谋西南，迫不得已时退往海南岛。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国民党总部迁移台湾；李宗仁是“代总统”，国民党“政府”一度迁广州、重庆，并不等于蒋介石要迁到这两地。在各自企图下，桂系提出防守湘桂粤边和进行湘南决战，要求蒋介石调其嫡系军队参战，以便入粤；蒋介石则部署广州，阻止桂系入粤。之后，白崇禧打算经滇黔拿下云南并见机撤入缅甸或越南，但是其企图在蒋介石的掣肘下落空，蒋介石有意使桂系军队被解放军消灭。在长江防线上，芜湖至安庆是蒋桂双方的结合部，解放军从这里首先突破长江防线。在蒋桂军队并行南撤时，中央军委以第十三兵团为西路“沿黔桂边境迂回前进”，切断桂系军队“逃往云贵的道路”；以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一部为东路，从九江经南昌到赣州到三南（龙南、定南、全南）入粤东北是蒋桂双方的结合部，解放军从这条线插入包围广州，然后变为南路“进入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区，防敌向海南逃窜”；以第十二兵团等部为中路“首先牵制敌人，便于西路、南路断敌后路；待西路、南路断敌退路后，即由北向南，围歼敌人”。因此，无论桂军怎么撤逃，都摆脱不了被解放军大迂回大包围消灭的历史命运。被俘的桂系军官承认：“你们攻占柳州之后直出百色英德”截断退滇去路，“这是最厉害的，你们又将去海南岛的归路切断，这就迫使我们动摇，对我们的威胁最厉害了。”如此，解放军顺利完成华南大追击的战略任务，解放两广，奠定解放海南岛的基础，为新中国献上一份大礼。

作者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