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金融创新有多野，你根本想象不到_风闻

中国有句老话，叫“物以稀为贵”，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商品供应、需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一商品归属于金融市场，道理也是一样。不过，**这里的“物”并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或“服务”，主要是为了社会需要而“制造”出来，因此也就有了“金融创新”**的说法。

北宋徽宗时代的宰相蔡京就在王安石新政的基础上，企图用金融管制、刺激消费的方法治理国事，更有人称其为北宋的“凯恩斯主义者”。只是，这位颇具现代经济学眼光的官员，结局比前辈王安石更为凄惨——父子兄弟反目成仇，自己也客死路途、身败名裂。

《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一派，在宋神宗去世后，几经沉浮：屡次失败，又屡次被挽回。变法是箭在弦上的试验，同为新党的蔡京，亦“四次拜相”，可见试验之曲折。只是，“金融创新”最后为何失败？中国政治的统一程度，是否真的远远超过经济？

01

新党复位

宋神宗去世后，北宋日益显示出衰落的趋向。因王安石变法而分裂出来的新党和旧党，在整个官僚集团内部造成了深刻的裂痕。纠缠有宋一代的边疆危机，依然没能解决，而宋徽宗奢侈靡费、挥霍无度的生活习惯，使财政困难雪上加霜。

早在神宗去世、新党失势、旧党登台之初，旧党中的毕仲游就发过一番议论：

“昔王荆公（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先帝信之，而患财不足也。乃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

战争是北宋新党持续数朝变法的背景所在。西夏和辽的盘踞，后来已经不是朝廷是否想“收复”的问题，而是屡次兵败不得不赔款“求和”的问题。哲宗初年，宋已经不再主动进攻西夏，但西夏转而不断骚扰边境，并提出要宋交还被占取的土地。

财赋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战区，连司马光、吕公著这些旧党老臣也想不出在废除新法后避免财政入不敷出的有效办法。

冗兵、冗官日积月累，军费又日益增多，旧党在理财上软弱无力，给了新党攻击的机会。短暂的旧党“元祐更化”之后，新党的“绍述神宗圣政”卷土而来。不过，新党不愿意被冠以“聚敛民财”的大帽子，在重新推行新法时，还是相当谨慎。

比如免役法，把宽剩由原先的二分减为一分，青苗息、市易息也由二分减为一分。方田均税法暂不推行，元丰年间比较苛刻的敛财法也没有复行。这些谨慎的做法虽然减少了重新推行新法的阻力，但也减少了财政上新增的收益。

哲宗时期，新党执政数年，财政状况依然糟糕。但是，为了“绍述神宗之志”，攻打西夏必不可少，“陕西诸路又连岁兴师，及进筑鄯、湟等州，费资粮不可胜计”。国库见空，只能动用皇室内藏，“特于内藏库支发银绢共二百万匹两赴逐路经略司封桩”。哲宗为此颇为不爽，对曾布说“内藏绢才百万，已辍其半”。

徽宗即位之初，老臣安焘上疏道：

“绍圣以还，倾竭以供边费，使军无见粮，吏无月俸，公私虚耗，未有甚于此时，而反谓绍述，岂不为厚诬哉！”

至此，新党的财政手段也捉襟见肘，而处于战争前线的陕西等地，已经是流民遍地、卖儿鬻女、仓廪储蓄内外一空了。

蔡京采取了比王安石更为激进的“金融创新”，也是这一形势的结果。

蔡京

为了防止旧党东山再起，以蔡京为首的新党对旧党进行了穷追猛打式的压制。首先，元祐、元符（上书攻击新党者）党人籍设立，入籍的600多人全部被贬谪。进而，规定入籍者本人及其子弟不经特许不得进入京城。

新党还焚毁了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集，禁止传播“元祐学术”。又刻石立碑将“元祐元符党人”姓名刊于其上，以为惩戒。

迫害在崇宁二年前后达到高潮，不属于旧党而仅与旧党有点瓜葛的章惇、张商英等人也被列入党籍加以贬逐。科举取士也遭到了严密控制，“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比如文章中有“休兵以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这种应对“冗兵冗官冗费”的措施，“悉绌之”。

正是由于恐怖政治大行其道，崇宁之后的新法走向了极端：聚敛不择手段，支费不计国力；而反对者噤若寒蝉。

02

“金融产品”

蔡京虽然几次遭到罢黜，均很快复位。徽宗时期的财政大权，可以说一直把持在蔡京手里。因此，北宋的“靖康之耻”，也和蔡京脱不开关系。

蔡京于崇宁元年七月入相，按照他的意愿，都省置讲议司，仿照王安石设置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宋史》卷四七二《奸臣传·蔡京》中写：

“京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用条例故事，即都省置讲议司，自为提举……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牧尹……凡所设施，皆由是出。”

崇宁元年七月十一日的诏书，透露了讲议司设立的原因和设立的结构。诏书中列举了一系列宗室繁衍、吏员冗滥、专营破产、赋调未平、饥民迁徙等现象，希望宰相蔡京以讲议司为凭借，主持改革。宋徽宗对蔡京的希望不可谓不大，讲议司处理问题的范畴也远大于制置三司条例司，同时，经济和财政依然是改革的核心。

蔡京的经济措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继续推行熙宁、元丰时期的各项新法及增收办法，变更盐茶法，变更钱币法——后两者是其“金融创新”的主要手段。

宋《本草·解盐》

在徽宗之前，盐及其信用券“盐钞”，就在流通中经历了数次“加杠杆”的过程。最初，朝廷为了减轻向边境战线运输粮草的成本，鼓励商人运粮，并奖励给他们相应数量的盐钞。运粮商人可以凭盐钞换盐出售，赚回运量的费用和利润。

信用券的大量使用，需要各种中介机构提供货币汇兑和抵押贷款服务，这已经形成了金融机构的雏形。

商人很快发现，只要和边境官员达成协议，虚报运粮成本，就可以拿到数倍于成本的“盐钞”，牟取暴利。同时，拿到盐钞后也没有必要兑换和买卖，可以直接把盐钞打折卖给钱庄，钱庄再将盐钞卖给盐商。盐钞是国有专营的稀缺资源，这样一买一卖，钱庄大概能赚取一倍的利润。

北宋朝廷看到盐钞印刷方便，成本低廉，开始大量派发，以缓解边境军队的经济压力。宋神宗六年时，民间的实际用盐量42万席，朝廷印发的盐钞为90万席，达实际用量的一倍。而大的钱庄囤积了不少盐钞，如果联合，完全可以控制盐钞的票面价格。

无怪有人认为，盐钞的发行类似于央行发行基础货币，银行通过存贷将基础货币放大，整个货币投放背后的抵押物其实就是政府垄断的稀有资源。

蔡京则走得更远，他设想废罢东南各路末盐的官办官卖，全面推行钞盐法，既可以满足朝廷增发盐钞的需求，又可以借机增加课利，进而增加财政收入。大臣毛注上奏言及盐法之变，说“崇宁以来，盐法顿易元丰旧制，不许诸路以官船回载为转运司之利，许人任便用钞请盐，船载于所指州县贩易，而出卖州县用以为课额”。

北宋《清明上河图》局部

钞盐法推行的同时，蔡京又发明了盐钞的贴纳、对带、循环法，经常更换。这些用法虽然复杂，但核心只有两条：强迫持钞者再贴纳钱；强迫已得旧钞者复买新钞才能使新旧钞有效。

换句话说，就是信用券毫无信用可言，要一再付出更高的价格才能保证汇兑。后来大臣奏论蔡京之恶，都说其盐法使人“家财荡尽，赴水自缢，客死异乡。孤儿寡妇，号泣吁天者，不知其几千万人”。

蔡京一度下台，盐法暂被废止。但是他政和二年再度执政，钞盐法的推行变本加厉。政和五六年，京师榷货务盐课收入达四千万贯，是北宋以来岁课的最高峰。榷茶之后，每年增得课利一百多万贯，蔡京令每年以一百万贯充供奉。课利收入最高之年，东南茶利联通水磨茶场息钱曾达四百多万贯。

03

“货币改革”

蔡京的另一金融创新手段则是货币改革，可分为铜铁钱法变更和楮币法变更。

北宋市面上流行货币被称为“小平钱”，重量在三克左右，与隋五铢类似。仁宗时期，西线作战，财政吃紧，曾在陕西行过“当十钱”—此币可当十枚小平钱。后来物价浮动，私铸盛行，人心大乱，只好停用。熙丰时期，只敢用“当二钱”，不敢行“当十钱”。蔡京上台，正逢财政困窘之际，他急于见到理财的成效来巩固地位，只能铤而走险，于崇宁二年作出发行“当十钱”的决定。

此后数年，“当十钱”币值不断浮动，有的区域成了“当五钱”，有的区域成了“当三钱”，而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和熙河仍是“当十钱”。此后，朝廷规定的“当十钱”行使区域、在行使区域内与小平钱的折算比例都在不断变更，钱法极度混乱。私铸钱币且泛滥不可禁绝。

蔡京还在原来行使铁钱地区推行夹锡钱，强行规定了夹锡钱与铜钱折算的比例。夹锡钱的发行，朝廷原来声称是为了防止铁钱流往敌国被造成兵器，然而推行之后，却成了朝廷以小本造劣币的生财之术。

夹锡钱

崇宁三年四月户部的一份奏疏，透露了“当十钱”的“收益”。同样的原料和工本，原来只能铸一百五十三万，现在可以铸四百八十万，多出了三百三十万贴补户部财计。这还只是一个官僚部门的局部收益。

楮币相当于纸币，也叫“交子”，在仁宗天圣年始由官府发行，局限在四川一地。神宗时几次想扩大其使用范围，都没能成功，只能将楮币发行改为“两界相沓而行”，等于增加了一倍的发行量。哲宗绍圣年中西线作战，经费不足，发行量开始增加，但也有限。到蔡京执政，楮币发行量剧增。

崇宁二年以后，“交子”被推行到四川以外，改称“钱引”，发行量的增加更为迅猛。元朝费著《楮币谱》转录南宋人的话：“崇宁间用兵陕西，开拓境土，通行钱引法，以助兵费。元年增二百万，二年增一千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四年增五百七万五千，大观元年增五百五十四万五千五百六十六。”

据此，大观初年，楮币发行量在二千五百万贯上下，是仁宗天圣初额的二十倍。一张新钱一度可以换四张旧钱，导致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朝廷见钱法大坏，下令四十一至四十三界更不收换，民间楮币顿时成了废纸。

南宋学者叶适对徽宗朝的财政作了这样的概括：

“崇观以来，蔡京专国柄，托以为其策出于王安石、曾布、吕惠卿之所未工。故变钞法，走商贾，穷地之宝以佐上用。自谓其蓄藏至五千万，富足以备礼，和足以广乐，百侈并斗，竭力相奉……加以平方腊则加敛于东南，取燕山则重困于北方，而西师凡二十年，关陕尤病。然后靖康之难作矣”。

到了北宋宣和年间，西北地区的百姓困于战争侵扰，东南地区的百姓困于盐茶苛法、钱法、花石纲，整个有宋的统治区风雨飘摇，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并起，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相继爆发，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正逢此时，东北的金看出了宋的虚弱本质，挥兵南下，北宋就此覆灭。

褚币

“金融创新”有制造“稀缺”、找到更多利润和财富的作用。不过，“稀缺”的创造，也等于巨大的“风险”创造。金融产品和货币终将走进市场，走进交易过程，总会面临能否出售、谁来埋单、售出价格能否补偿成本耗费、通货膨胀的风险。得不到回报，或者回报小于付出，价格远超于价值，风险就是难以承担的损失。

距今近1000年前，北宋就期望以信用借款的方式刺激经济，已与今日的手段接近。但是，将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财政商业化、金融化，前提是要有基于法律和契约的全面管制。北宋的政府、社会、商业组织与其实在相去甚远。传统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往往是由于文化纪律的凝聚，而绝非金钱的力量和与之共存的万物流通的整合。

力不从心的君主，和用心可疑的臣僚，只能卷入时代的漩涡之中，任由历史吞没。

唐玄宗开元年间，姚崇、宋璟先后为相，开元盛世过后，旋即遭遇安史之乱。靖康元年，蔡京死于发配路上，遵从本人遗嘱，门人在他的墓碑上只刻了这样一句话：“开元之末，姚宋何罪。”

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荣智慧

编辑 | 李少威

排版 | 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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