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智造，寻回工业文明的时间钟摆_风闻

文 |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 谭保罗

从江南繁盛的历史中走出，怀揣近代化探索者对先进工业文明的敬畏之心和开放姿态，从制造到智造，在“世界时间”的滴答声下，重新书写属于中国人的新工业文明。这是我们的共同使命。

01

“世界时间”的钟摆

在20世纪，史学界有一个独领风骚的年鉴学派。和过去的历史学家相比，这个学派有两个著名创建，可以说“一横一纵”。

“横”是跨学科，研究历史的大事件，除了探寻事件本身的逻辑和英雄人物的意志之外，还必须将其放置在经济、社会的宏大背景之下来分析。历史的飓风，归根结底起于经济和社会的青萍之末。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顺应历史大潮还是被历史抛弃，绝非因为一个孤立或偶然的事件，而是基于经济社会的生机或者溃败。

“纵”是长时段的历史观，审视历史，不可局限于一朝一代，而是将人类社会变迁看作一条长河，每个河段有各自的文明构建任务，从而把人类文明不断推向更高阶段。这个任务你不来完成，总有人来替你完成。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了“世界时间”的概念，这也是该学派最广为人知的标志性符号。

在世界时间的滴答声中，**人类前进永不停歇，时间不会等待所有民族。因为，总有人赶上世界时间的节奏，成为地球上那两三点迸发智慧之光，代表同时代最高文明的发达地带，即世界时间的钟摆指向了它们。**罗马、秦汉，以及中国的唐宋曾是文明之光，但钟摆最终又离开了他们，并重新垂青于世界其他角落的进取民族。

13世纪后半程，南宋被蒙古攻灭。从此，钟摆逐渐偏离中国，指向了地中海北岸的威尼斯、热那亚。在此后的数百年时间内，工商文明的光辉被播撒到低地国家和英伦三岛。当西方工商文明席卷全球，中国却选择背对世界，陷入政治经济的全面停滞。

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在差不多经历了“失去的600年”之后，中国再次走入“世界时区”。彼时的中国人充满对工业文明的渴望，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封疆大吏和地方士绅开始全面拥抱近代工业。在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以及京津唐，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工业时代徐徐展开。

1865年，在长三角的心脏地带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也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或“江南制造局”）创立，每年经费40万两白银，来自淮军军费和海关收入。它是洋务派创办的最大兵工厂，也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工业企业之一，全面引进了最顶级的普鲁士和大不列颠军工技术。一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军人依然用它生产的岸防炮和后瞠枪来抵御日本人。

**以江南制造总局为代表的洋务工厂，代表了中国人走出农耕，去拥抱工业文明的决心。从此之后，中国人的智慧和企图心再次对“世界时间”的钟摆发出了强大的引力。**但路很长，长达百年。

02

与英美体系的“竞合”

新中国成立，在苏联的援助之下，中国构建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全球市场割裂，这个体系并没有融入全球分工，并不具有国际性竞争力。事实上，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很大程度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真正拥有了与全球同步的工业化。201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G2时代到来。

但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竞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开始超出我们当初的预想。尤其是近年来，一个强大的国际政治经济集团开始浮出水面，它是“英美体系”。它包含英美加澳等核心国家，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圈内”之国。它们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中国，是全球顶级的富人俱乐部。

请注意，**“英美体系”绝对不是货币战争或其他国际政治领域常见的“阴谋论”。它是基于价值认同、地缘政治和产业协作等因素，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利益同盟，并且经过了20世纪后半叶多次国际政经巨变的检验。**它们利益纽带很牢固，同盟内部一直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凝聚力。

和这个体系之间，中国应该继续“竞合”，而不是对抗。因为，英美体系依然是全球工业和科技领域暂时难以挑战的霸主。不妨举两个例子：

1）

2019年的科学领域诺贝尔奖（除文学、经济与和平），几乎全为美日科学家获得。另外，有一位来自长期奉行中立主义的瑞士。

拉长历史，我们更容易发现最近20年，即那段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间通道，但凡那些有着划时代科技进步意义的诺奖，也绝大多数是英美日的科学家获得。还必须注意，犹太科学家多数早已融入英美体系。

可以说，这是一个和中华民族同等优秀的群体，产生过牛顿、达尔文、图灵，还有爱因斯坦、冯诺依曼，他们都是曾经点燃人类文明之光的一流人物。而且，这样的人物今天依然还在英美体系不断涌现。

2）

中国是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市场，这让对公业务增长一度陷入疲软的华为，得以凭借着国内出货量而重振雄风。但全球智能手机的“大脑”：安卓和iOS系统，其创新中枢在大洋彼岸。

不管是开放的安卓，还是封闭的IOS，他们并非只是美国人的智慧，而是全球成千上万最优秀程序员和应用开发者共同的智慧结晶——这刚好体现了英美对全球智慧资源的超强配置和掌控能力。

这些年，华为的互联网文案和市场营销愈发出色，但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国产系统依然不是硅谷的对手。

显然，中国还需要经历一场范围更大，影响更深的技术革新，才能真正站在工业和科技的顶峰，与竞争者煮酒论英雄。这是挑战，也是改革者和创新者的机会。

03

三重背景下的机遇

人类的工业文明大致经历过蒸汽、电气和信息时代。中国以高识字率的劳动人口和稳定的国家治理，拥抱全球化，快速习得了电气和信息时代早已处于成熟阶段的技术和模式。

而现在，竞争格局已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依靠后发优势，通过外部技术引进，对接“中国市场”和“中国要素”，从而生成一个行业的模式已成为历史。**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工程和精密制造等新兴领域，未来的竞争会有三个不可忽视的背景。

一是：多中心创新的可能性

“世界时间”的钟摆在13世纪的摆向欧洲之后，全球技术创新的核心发源地是欧洲和后来的北美，这是“单中心”的。而未来，技术原创可能将更趋于“多中心”模式，中国也将成为更多技术的发源地。

以人工智能为例，其底层技术离不开机器学习，而数据是机器学习的“粮食”。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生产地，13亿人的消费数据（交易数据）和作为“世界工厂”的工业数据是人工智能天然的深厚土壤。

实际上，在基于消费数据的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已不遑多让，比如移动支付带来的金融科技革命；在基于工业数据的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创新也在加码。位于长三角的杭州和无锡正是这两大领域的先行者。

二是：积聚和协同的重要性

当下，中国的产业地带早已完成初步积聚，北京、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三大强势地带日渐成型。其中，长三角范围最广、人口最多，且潜力巨大。两个数据，足以窥豹一斑：

一是它以全国1/26的土地面积、1/6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5%左右的GDP；二是三省一市（苏浙沪徽）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32.4%，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22.85件，远高于全国9.8件的平均水平。

西方的工商文明发轫于自由城邦的独立，而它的快速发展则得益于区域的积聚与协同。从地中海北岸的工商萌芽，到低地国家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成熟文明，再到华尔街和伦敦金融权力的塑造，以及硅谷对全球信息时代的革命性推动，所有的变革无不是一个基于空间的积聚和协同过程。

要素的积聚，产业的协同，将让财富增长发生神奇的“乘数效应”。在这个意义上讲，对高端要素密布，文化认同度极高的长三角来说，现在的富庶还只是一个开始。

三是：政府角色的创新性

中国经济的奇迹，很大程度源于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改革开放本身，即代表着社会在经历某些动荡之后对产权的重新尊重。此外，以中央政府信用作为根基，构建起人民币为本币的大国金融体系，并向境外投资者背书，提供一个对资本相对善意，且运行良好的营商环境，这更是中国崛起的“非市场因素”。

“非市场因素”，未来可能更加不可或缺。当创新进入“无人区”，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很可能势单力薄，龃龉不前。实际上，互联网技术最初在美国发轫，乃是源自于大国军备，而非市场竞争需要。因为，电话公司具有自然垄断属性，它们根本没有发明互联网的商业动力。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未来，公共治理的创新依然将继续，地区和城市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讲，不过是政府治理水平、公共服务供应质量、营商环境改善情况的竞争。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正是中央给予三省一市探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重任。

以上三个背景，在某种意义上讲，将决定着长三角经济未来的走向，也会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它们正是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和“江南智造总局”公号要观察和探索的重点。

作为观察者，我们将继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关注新技术的发轫与应用，以及它们会如何重构产业和城市。

作为记录者，我们将记录城市、企业和人的故事，记录新时代的“长三角经验”，并将其总结归纳，提炼为时代变革的智慧结晶。

作为探索者，我们将和改革者、创新者和劳动者同行，探索新的经验和模式，用一流的智库服务，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和中国经济的新一轮转型。

我们必须永远选择面向世界，而不是相反。必须从江南繁盛的历史中走出，怀揣近代化探索者对先进工业文明的敬畏之心和开放姿态，坚定地拥抱全球化，从“制造”到“智造”，在“世界时间”的滴答声下重新书写属于中国人的才智辉煌，创造新的文明高峰。

我们每个人都在路上。

来源：公众号：江南制造总局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长三角研究院首席专家  谭保罗

排版 | 薛雅静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