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戍仙与《丹铅总录》_风闻

唐、宋、明三朝文人中，各出一“仙”作为代表，唐代李谪仙、宋代苏坡仙，大概是无可争议的。但明代能够与唐李白、宋苏轼相抗衡的“大仙”，似乎很难票选出来。不过，晚明很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福建人李贽把他重要的一票投给了四川人杨慎。若是如此，则非常凑巧，“三仙”都是四川人了（可以称之为“岷江派”或“峨眉派”了）。李贽《续焚书·与方讱庵》云：

岷江（按，指四川）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宋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这里的“杨戍仙”即是杨慎，李贽称之为“戍仙”，这里的“戍”，是谪戍的意思，还需要从改变杨慎命运的“大礼议”说起，此处暂且摁住不表。

位于成都的升庵祠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今属成都新都区）人。杨慎是早慧的天才，十一岁时就能作诗，十二岁时就能模仿贾谊的《过秦论》作文。当时的文坛领袖李东阳发现杨慎这么好的苗子，就直接揽入自己门下了。杨慎不负众望，二十四岁中状元，又是宰相（内阁首辅）杨廷和之子，官翰林院修撰，任经筵讲官，与皇帝讲论治道。一切都来得很顺利。但命运的眷顾在他三十七岁（嘉靖三年，1524）时似乎戛然而止，这一年杨慎被贬往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最后直到七十二岁时死在了贬所。他的父亲杨廷和，作为内阁首辅大臣，也在嘉靖三年辞归故里，四年后杨廷和被“削职为民”，次年即卒于新都。

杨升庵画像（现存云南省博物馆）

杨慎与父亲杨廷和的这次重大变故，都是由于嘉靖初年的“大礼议”，类似的朝廷重大争议曾在北宋出现过，即所谓的“濮议”，皆是因为旧皇帝死后没有儿子，而新即位的皇帝，又开始张罗给自己的亲生父亲以崇高的名分，比如说，可否给自己亲生的父亲也来个“准皇帝”的谥号之类的。儒生最讲究名分，他们固执地教导嘉靖皇帝，你爸爸是你爸爸，你是皇帝，你爸爸不是，你爸爸不能有这个名分。于是朝廷就因此而迅速分化为两派。“大礼议”的激烈争论，直接撕裂了整个明王朝的官僚系统。杨廷和、杨慎父子在“大礼议”中与十八岁的嘉靖皇帝尖锐对立，以杨廷和为首的反对派，都被年轻气盛的嘉靖皇帝打倒了，那些附和迎合嘉靖皇帝的大臣们则获重用，而经过多年的努力，嘉靖皇帝也为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争得了“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的尊号。

对于杨慎等执反对意见的人来说，这次政治斗争的失败是激烈而惨痛的。杨慎等人为了谏阻嘉靖皇帝，“撼门大哭，声彻殿庭”，彻底惹怒了嘉靖皇帝，“悉下诏狱，廷杖之”。十天后，杨慎等人并不罢休，于是嘉靖皇帝“再杖七人於廷”。这就是“大礼议”的循环模式：大臣谏阻，皇帝廷杖之，大臣再谏阻，皇帝再廷杖之，最后以大臣或死或贬而终结循环。杨慎再次受廷杖后，很快就被贬往戍所了，“扶病驰万里，惫甚。抵戍所，几不起”，从廷杖下捡回一条命，又差点死在了戍所。而其他一些劝阻的大臣则没有这么幸运了，御史王懋说：“廷臣以议礼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因大礼议而被打死的大臣，当不止十七人。

对于卷入“大礼议”的反对派群臣，清人纂修的《明史》这样评价道：“大礼之争，群臣至撼门恸哭，亦过激且戆矣。然再受廷杖，或死或斥，废锢终身，抑何惨也。”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一方面是“过激且戆”，另一方面就是“惨”。嘉靖皇帝咬定自己是来继承皇位大统的，并没有过继给明孝宗，与明武宗是堂兄弟关系而已。出于孝心而追崇自己的生身父亲，也是人之常情。如果大臣觉得皇帝违背传统礼制，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如此过激的手段激化矛盾。在政治斗争的策略方面，除了“过激”，就是“戆”了，这也直接导致他们失败之惨烈。同时，由于这次“大礼议”，一大批旧臣被清洗掉了，年轻的嘉靖皇帝正好启用新进之士，其中不免阿谀奉承之辈，大量投其所好的人受到重用，至有许多以擅长写道教青词而获用为内阁大臣的。

对待贬谪的官员，和宋朝比起来，明朝要更冰冷一些。苏东坡远谪海南岛，最终尚得北归，且宋朝有优待士大夫的传统，民间亦传说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而杨慎至死也没能逃离云南永昌卫贬所，明代对待不听话的大臣甚至公然打屁股（廷杖）。杨慎被贬戍永昌卫，实际上是看管起来了，编入了军籍，也就户口被挂靠在“尺籍”了。除了奔丧等个别情况下离开过卫所外，杨慎的余生就在卫所度过了。

位于云南昆明西山的升庵祠

杨慎被贬云南的卫所，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命运之神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另外一扇门。杨慎除了文人身份，又多了一重博学多识、著作等身的学者身份。被贬后，杨慎将大量的精力用在学问之上，书无所不读，每有所得，就记录下来。“平生所叙录，不下二百余种”。并出版了影响很大的考订笔记《丹铅余录》，此后陆续刊刻了《丹铅续录》、《丹铅别录》、《丹铅摘录》等。后来杨慎的弟子梁佐“删同校异，析之以类”，将杨慎的考订之作汇辑为一书，名之曰《丹铅总录》。

杨慎的考订笔记出来之后，给杨慎带来了不少荣誉。但也有人趁机跳出来给杨慎挑错。比如陈耀文，专门针对杨慎的考订笔记写了一部书，书名就叫《正杨》，意思就是要订正杨慎的错误。这明显是奔着挑刺去的，而且“语多攻讦，丑词恶谑，无所不加”，已经是对杨慎人身攻击了。不过，紧接着陈耀文也被人给“正”了，胡元瑞有《正正杨》，胡应麟有仿作《丹铅新录》，周亮工有《翼杨》，表示自己要羽翼呵护杨慎的《丹铅总录》。而杨慎的粉丝李贽，有一位弟子张萱，托名李贽，撰写了《疑耀》，书名直接表露了对陈耀文的怀疑，虽然原书也对杨慎有所驳难。

杨慎《丹铅总录》可谓开风气之作，正如丰家骅先生《杨慎评传》中所说：“虽不免有谬误，但他提出了许多前人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启迪了后人的思想，转移了一时之风气，其历史作用是不应低估的。”

向来对明人评价颇为苛刻的清代四库馆臣，在论及《丹铅总录》时，对杨慎的博洽也不得不佩服。并对杨慎做了一点假设，即如果杨慎不那么庞杂，精力集中一些，专门写一本书，那么就可以有很高的历史地位了：即使比不上马融、郑玄，但也未必在王应麟、马端临之下。

需要说明的是，《丹铅总录》只是杨慎在贬所的著作之一，杨慎当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出入经史子集、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而一些作伪者也趁机假托杨慎之名刊书，至有鱼龙混杂，后世征引者自当谨慎考证。钱遵王注释钱牧斋诗，征引杨慎《禅林钩玄》，受到了陈寅恪的批评，因为陈寅恪认为杨慎“往往伪造古书，如《杂事秘辛》”。虽然杨慎是否应受“伪造古书”的罪名，是值得商榷的。但陈寅恪对杨慎的学问是评价很高的：

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比。（陈寅恪《柳如是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