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16年前写的帖子——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原因分析及教训（中）_风闻

二、前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苏联解体已经十二年，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顾20世纪90年代末苏联解体那震动世界的瞬间，历史留给人们的教训更加清晰。

（一）体制僵化脱离群众。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人民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就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来说，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二战结束后，原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当时斯大林虽然也是大体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行全社会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设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但在整体上忽略了俄国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前提，建立了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战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斯大林模式逐步表现出既束缚生产力发展，又限制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从而影响人们积极性发挥的严重弊端。正是这种具有严重弊端的体制，才使矛盾逐步积累、激化，导致斯大林逝世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苏联的崩溃和解体。

东欧诸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基本上是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同样形成了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造成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失败。我国在建国初期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照搬了苏联斯大林模式的许多做法，结果走了很长一段弯路。

体制的僵化，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将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的最新成果用来为社会进步服务，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其结果直接导致7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减慢。

而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则是党的建设遭到忽视,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被歪曲，党内关系的整个体系扭曲变形，形成了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国家权力集中于苏共，苏共权力集中于党的中央机构，中央机构的权力则集中于党的领袖，人民没有切实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而同党的距离越来越远。以干部选拔为例，前苏联实行的不是民主选举，而是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因此各级干部都充当了党的意志——实际上就是领袖意志的“传送筒”和执行这种意志的驯服工具。这些“传声筒”干部只知对上负责，按上级指示办事，机械地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缺乏主动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和联系群众的作风，造成党群、干群之间的隔阂，而广大普通党员则慢慢变成了只会机械地完成上级指示的配角。整个党从上到下听不到批评的声音，党的上层也逐渐摆脱党员群众的监督。这种风气的形成，为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渗透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创造了条件，他们利用职务之便腐化堕落，关键时刻则摇身一变，跑到了反人民一边。结果，十月革命后出现的那种革命热情消退了，党的同志关系涣散了，消极散漫、虚伪和双重道德的风气在党内大肆盛行。决策上的不民主化和不科学化，领袖的指导思想失误，使苏联共产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更进一步失去了人民对党的信任，使苏联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极大地下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权威性也不复存在。

苏联解体十余年来，俄罗斯社会围绕“苏联解体究竟是地缘政治灾难，还是俄罗斯历史新纪元的开始”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2001年12月25日，俄罗斯外国记协在俄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苏联解体10周年”研讨会，会议邀请了7位俄罗斯著名专家学者和14名驻俄外国记者与会。多数与会者认为，苏联解体不是历史必然，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是苏共领导思想僵化，脱离人民群众，不求进取的结果。苏共的垮台，不是一党制的失败，而是苏共领导层的决策错误，是戈尔巴乔夫取消党的领导，从而引发了亡党亡国的灾难。

（二）党内腐败丧失民心。《共产党宣言》勾画出社会主义的基础，即“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马克思后来还强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其掌权人应废除旧官吏的一切特权。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苏共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列宁逝世后，尤其当斯大林通过各种手段战胜所有反对派,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之后,个人集权制逐渐在党内确立了起来。二战胜利后，斯大林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党和自己的要求也逐渐放松，晚年时更加专断独行,早已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全抛诸脑后。早在30年代，计划经济下的腐败在苏联就已经出现,突出体现在党的干部享有特权，如发放购货证、工资附加款、享受住房、交通工具、休养疗养的特殊待遇和其他不花钱的特殊服务。在这一时期，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许多社会兼职。据一些资料披露：每个兼职部门每月都送来一袋钱，他“连封条都懒得拆”就丢进了抽屉，一个抽屉放满后，身边工作人员就马上重新换一个抽屉，斯大林的个人生活堪称俭朴，但他凭借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拒绝各部门送来的钞票。由于没有起到表率作用，发展到后来不仅厂长、经理，就连中央级高官、部长和各州、市级干部都利用职权敛取财物，把国有财产的部分份额通过暗渡陈仓的办法装进腰包。

作为斯大林的后继者，赫鲁晓夫虽然发起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并进行了某些改革和调整，但并没有真正触及这种体制的弊病。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便取消了赫鲁晓夫的种种改革措施，到1977年，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又是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直至老死任上。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也都实行这一体制，就连戈尔巴乔夫对个人权力的追求，所维持的官位等级制，甚至连其传统作风等，都带有这种体制的深刻烙印。

当公有制和权力专断结合在一起，便出现了新型的官僚阶级的私有制，即虚伪的公有制，剥夺了劳动者的产权。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这种现象日趋严重。许多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纷纷借老子的权力进入领导阶层或能够发财的部门，成为一代新贵。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是他们的一个代表。这个平庸之辈和勃氏的女儿结婚后便官运亨通，很快当上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短短几年内受贿达600万法郎。过度集权和僵化的体制，导致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的形成，即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群体的成员主要是各级党政军机构、群众团体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些高级领导干部。据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些特权阶层，享有高薪、住房、别墅、汽车、游艇、内部餐厅、特供食品、特供商店、海滨休假、夏日狩猎等许多特权。以薪水为例，1922年，苏联的工资最高与最低的差距是8倍，1934年扩大为30倍，到1953年扩大到四五十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扩大到上百倍。更严重的是，他们并不以享有特权为满足，而且还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贪污腐化之风日益蔓延滋长。许多干部过去在地下斗争和革命战争中确曾为人民的解放而艰苦奋斗，公而忘私，但在掌握政权后，由于权力增大，私欲膨胀，又缺少人民有效的监督，以致特权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或几年间，把公有财物变成家产，各级官员、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由于这个特权统治阶层始终打着苏联党政干部的牌子，因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直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之后，他们才以赤裸裸的资产阶级面目出现。

客观地讲，苏联历届领导人并非不知道这个特权阶层的存在，也不是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50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就严重地冲击了这个正在萌生中的特权统治阶层的地位。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正是这个萌生中的特权统治阶层顽固并猖狂反对改革、维护既得利益的重大政治行动和重要标志。勃列日涅夫时期，出于巩固其地位的考虑，也从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吸取了不少教训，对一些领域进行了改革，但他吸取这些教训的目的，仅仅限于如何防止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由于指导思想方面的错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特权阶层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迅速地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个时期，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上百倍，也正是这个时期，苏联党政机构迅速地膨胀起来。据统计，80年代前期，苏联部级机构从1965年的29个增加到160个，部长会议所属的部委和直属机构正副部长级干部达800人之多，一个黑色冶金部就有正副部长19人，党政机关已完全官僚化了。与此同时，党的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也达到了顶点：1976年苏共25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连任的达90%，26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是25大的原班人马，中央委员中任期最长的达34年。至于思想僵化、个人专断、脱离群众、任用私人、裙带关系、营私舞弊、腐化堕落，更是比比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苏共不仅自己不改革，还制造“有限主权论”，动用军队武装镇压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疯狂推行军国主义、霸权主义政策，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苏共存在的问题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有革除这些弊端的勇气和决心，但他在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方法之前，就盲目提出了“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天真地试图单纯通过扩大人民群众的发言权、监督权来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些弊端，促进社会进步。凭心而论，他提出的这些东西在本质上并没有错，但为什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呢？用一位俄罗斯学者的话说：戈尔巴乔夫是在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患者，使用了正确的药方。

1989到1990年的调查表明：当时人民认为苏共领导阶层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4%，代表苏共党员的11%，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85%。这是在苏共统治接近解体之时人民说出的真话，是人民当时对苏共的很科学的评价。

苏共垮台，在世界政坛上是一次超级大地震，而在苏联老百姓心目中，却没有激起丝毫涟漪，人民照常上班，照常吃喝，冷漠得令人寒心、痛心、惊心！1991年8月23日，当叶利钦宣布禁止苏共活动的命令后，立即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到苏共和俄共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把办公大楼围困得水泄不通。这些人不是来保护共产党的，而是对共产党的干部进行侮辱和围攻。如果没有几千名警察和保安人员组成一个通道把他们营救出来，这些人就会受到伤害。中止苏共活动后，苏联全国没有一次罢工或游行提出保卫苏共的。此时此刻，人民群众喊出了“要苏联，不要苏共”的口号，就连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都声明要“与原苏共划清界限”，否则，就无法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这一切都表明，此时的苏共领导集团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代表，是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旗号奴役压榨本国人民并极力压迫别国人民的新的统治阶级。由此可见，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是党的最深厚的基础，只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清除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才能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巩固。

（三）改革失误秧及人民提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能不提到苏共的“精英集团”。所谓的“精英集团”，就是苏共的各级领导层，这个领导层大约由10万人组成，实际上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苏共特权阶层中掌握实际权力的一部分。如果说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所谓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他们用来欺骗群众，获取权力的幌子。1975到1985年，由于体制僵化等诸多原因，苏联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出现了后来被西方政治家称之为“经济停滞”的现象。“停滞”现象的出现，给“精英集团”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再不改革，就会危及到精英集团的特权，但一旦改革，同样也会对部分精英人物产生不利影响。权衡利弊后，改革的呼声终于在70年代末从苏联高层传出，于是经济体制改革在犹犹豫豫中开始了。但这次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继任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均在上台不久便因病去世，致使经济改革处于停滞阶段。这一连串的挫折，给戈尔巴乔夫于80年代中期顺利上台提供了机会。而此时，这批精英的思想已经开始出现质的变化，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这批人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这些精英们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使他们窃取的国家财产合法化，不但拥有财富，而且可以把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后代，这就是精英集团观点迅速变化的主要原因。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使苏联变色，苏共垮台。实际上，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不是靠军队的支持，而是由于共产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鼎力相助。1990年，前苏联曾搞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80%不赞成搞资本主义。而在这批“社会主义的精英”当中，却只有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76.7%赞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取其他态度的占1.4%，这就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在原苏联的“葬礼”上，新的政治精英获取了更大的权利，国有财产的“管理权”变为“所有权”，私有化为此履行了“法律手续”。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横空出世，短短的几年时间，俄罗斯的新资产阶级经历了一个孕育、起步、发迹、膨胀的过程，脚踏着私有化改革的轨迹，“新贵”们转战于进出口，房地产市场，谋取商业暴利，截留挪用预算拨款，操纵金融证券行情等……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他80年代当天然气部长，后又当了多年的总理，19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人。柯尔科夫斯基，80年代曾是共青团领导人，而如今，却成立了自己的私人银行，成为富翁，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而激进改革派代表叶利钦却从来不谈建立资本主义，仅仅谈民主、改革、市场经济等，直到他离开总统职位时，也没有谈要建立资本主义。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此时世界已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实行改革，改革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苏联原有的僵化体制使整个国家运转缓慢，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领导层老化。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推动社会进步和跟上时代潮流。作为前苏联改革领头人的戈尔巴乔夫，他对苏联存在的症结是非常清楚的，初期的改革方向也是正确的，从1986年3月至1988年6月，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时期。但是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已经建立了半个世纪，它已渗透了到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人民对市场经济的观念极为贫乏，要从体制上、人们的行为规则上和思想观念上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决非易事。认识上的不到位，使苏共中央对长期形成的畸形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对农业体制的深入改革未予重视，对企业改革的宏观决策也缺乏具体可行的配套措施，以致各项改革效果不佳。戈尔巴乔夫在经济体制改革受阻，无法深入的时候，在精英集团的唆使下，不假思索匆忙转向政治体制的改革，结果不但使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权力的再分配又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使各种政治努力和意识形态在国内抬头和流行，戈尔巴乔夫本人又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后退，一步步放弃阵地，直至自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鼓吹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的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全面移植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结果却诱发和导致了经济、政治、民族和社会的全面危机，使整个社会陷入极为严重的失控状态。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苏联领导人还开展“新思维外交”，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热衷于追求苏美合作和所谓“欧洲大厦”，幻想依靠西方大量经济援助来振兴经济，为此苏联领导人不顾一切的妥协和退让，同时还积极为西方国家干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开绿灯，从而催化了东欧各国的剧变，导致华沙条约的崩溃和经互会的瓦解。

政治体制“根本改革”，导致苏共党内的思想一片混乱，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发展到彻底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70年的历史，反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共和国，党的基层组织已经分裂，领导层内的斗争不断加剧，人事变动频繁，党组织和国家政权陷于半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党已经无法组织力量进行有效的反击。于是，以“8·19”事件为转折点，有93年历史的苏共被一纸法令取消，不战而垮，而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此时不但无力换回苏联解体的命运，也连他本人无可挽回地从最高宝座上跌落下来。

苏联解体的教训。按照西方的说法，证明了社会主义是巨大错误，计划经济不可行，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正确的结论却是，苏联的解体，既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它只是证明，这个制度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时比资本主义优越，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和更多的社会公正，这是被苏联的早期历史所证明了的。与此同时，苏联74年的历史还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也就是说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这样，社会主义才能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