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是否已到“诺贝尔”水准？_风闻

来源：刘国重的读金时代

作者：刘国重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未必达标，达标的未必获奖。

金庸即使多活十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也接近于零。

有记者问：“作为武侠小说家，您有没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呢？”金庸答：

我想不大可能，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跟我写的小说完全不同。牛津大学有一位文学批评家叫约翰·凯瑞，他的文学批评理论我很同意。他认为在近代德国、法国、美国，知识分子的文学批评观念对人民大众完全歧视，就是说人民大众看得懂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他们认为好的作品一定要人家看不懂，看得懂就是不好的、浅薄的、无聊的、没有品位。我这个小说很多人看得懂，那肯定是不好的、没品位的。（笑）（中国青年报《金庸：我现在讲话就很雅　没有“文字暴力”》）

金庸很知道自己获奖的可能性极低，而仍存了“万一之想”，对这个奖，还是在意的。《鹿鼎记》英译者闵福德回忆：“2000年底，高行健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查先生邀我在跑马地雅谷餐厅共进午餐，席间对于我无法助他擒得桂冠小有微词。”（《明报月刊》“金庸纪念专号”第130页）只是“小有微词”而已，金庸也知道自己很难获奖。

这就是我在《谈金庸先生晚年》文中谈到的“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同时也可以看出，金庸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不是没有信心，是没有十足的信心，切望诺奖光环的“加持”。也不是金庸一人，太多当代中国小说家缺乏足够自信，迫切希望得到世界（主要是西方）的承认。

说以上这些，我没有指责金庸以及其他中国小说家的意思。

押沙龙说“金庸绝无可能得诺贝尔奖”，我是基本赞成的。但看他通篇文章，似乎是说，金庸不能得奖，就等于没达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中等水准。这就是我不能苟同的了。

押沙龙一面认为：

金庸是个天才，是个不世出的天才。

金庸有一个极其罕见的才能，就是能虚构出一个庞大复杂的虚拟世界，这个世界在读者心目中几乎比现实更鲜活。他虚拟出的世界让人流连忘返，他虚构出来的人物几乎吹口气就能活。这种才能非常罕见，比单纯的文学才能更加罕见。这么会讲故事的人，一个时代也往往出不了一两个。

……金庸的小说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相信几百年后还有人读，我相信他创造的很多人物和符号会成为中国文化固定的一部分，就像狄更斯的小说对英国文化一样。    

……《巨人的陨落》跟金庸的小说比起来，还差着一两光年。

另一面，押沙龙仍坚持认为：“金庸是个一流甚至超一流的作家，但是严格来说，他写的不能算是一流的文学。”

何以故？押沙龙认为：“他不符合严肃文学的标准，尤其不符合现代严肃文学的标准。如果他能得诺贝尔奖，那马丁大叔也该得了，毕竟西方人对《冰与火之歌》更熟悉。但是马丁能得诺贝尔奖么?”

一百年前，鲁迅在《狂人日记》说:“（中国）从来如此,便对么?”此一质问，大有必要。但是，这一百年来，中国人很少思考另一个大问题：“西方（现在）如此，便对么?”

乔治·R·R·马丁、托尔金、西默农、阿西莫夫，这些“讲故事”的西方小说家，在西方也是被歧视的，被排除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视野之外。西方今日，确是这样的。然而，西方现在如此，便对么?！托尔金、西默农的文学成就，绝对低于大多数获奖的小说家？

押沙龙又谈到：

金庸的小说有点像狄更斯。现在大家一说狄更斯，好像就是牛逼闪闪的经典作家。其实狄更斯本质上就是金庸、马丁那一路作家，他只是命好，没出生在20世纪而已。他的小说也是在报纸上连载，他的小说也充满巧合，也是一门心思取悦读者。而且他也和金庸一样，有超凡的讲故事能力。而且说实话，狄更斯比金庸俗气得多，小市民的市侩气息呼之欲出。

除了“一门心思”四字，说得太绝对，有失分寸之外，押沙龙对狄更斯的认识，我都赞成。狄更斯虽有这些问题，我仍认为，他完全无愧“经典作家”的地位。

窃以为，不是狄更斯“命好”，是当代以狄更斯风格写小说的小说家，他们太倒霉，运气太坏，得到的评价太不公正。

押沙龙认为：

但是讲故事不等于文学，这是两个概念。……这么说大家可能不服气，但是这样的区分是真实存在的。金庸、马丁、斯蒂芬金、罗琳他们属于一类作家。沃尔夫、乔伊斯、福柯纳、普鲁斯特他们属于另一类作家。前一类我们称为通俗作家，后一类我们成为严肃作家。……乔伊斯、福克纳那种作家关心的是人性的深度、世界的复杂性、叙述的可能性，他们不考虑读者愉快不愉快。读他们的书往往会觉得晦涩、迷惑、费解……能够激发出人们的智性活动。

狄更斯、金庸擅长“讲故事”。“讲故事不等于文学”，然而，乔伊斯、福克纳他们那种写法，就“等于”文学吗？

“关心的是人性的深度、世界的复杂性、叙述的可能性，他们不考虑读者愉快不愉快。读他们的书往往会觉得晦涩、迷惑、费解”，这一整套标准，狄更斯、金庸固然达不到，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拉伯雷、莫里哀、菲尔丁、曹雪芹、施耐庵等古代文学家，也都是达不到的。

莎士比亚、拉伯雷，若是生于20世纪，未必能得诺奖，这个我信。要说莎士比亚、拉伯雷的文学成就，比大多数诺奖获得者更低，是否有点开玩笑了？

戏剧与小说两种文体，本来就是面向大众的，其主流，不该是拒普通读者于千里之外的。刘绍铭说：“中国没有一本伟大的小说不是通俗的，小说一词原意也是通俗的。西方小说的起源，也是走通俗的路子。”

乔伊斯、福克纳的创作，于“讲故事”之外，另辟新路，非常了不起，自有其价值。然而，像押沙龙这样，认定“不考虑读者愉快不愉快”、让人“晦涩、迷惑、费解”的文学，才是“严肃文学”、“高级文学”，这份认识，恕我直言，很有些小家子气了。

狄更斯、金庸写小说，要“考虑读者愉快不愉快”，固是意在“迎合”。以乔伊斯、福克纳的风格写作的某些小说家，仍可能意在“迎合”：“迎合”着现时代的文学风潮，“迎合”那些比较“深沉”（“真深沉”有之，“装深沉”亦有之）的读者。

读者和读者，是不一样的。有些读者，所喜悦的，正在这“晦涩、迷惑、费解”。

作者和作者，是不一样的。同样写“晦涩、迷惑、费解”的小说，有的作者，如乔伊斯、福克纳，几乎不考虑读者的喜好，某些作者却完全可能意在投某些读者之所好。

所写小说，不够“晦涩、迷惑、费解”，或可获得更大商业利益；写“晦涩、迷惑、费解”的小说，却也可以猎获很高的社会地位（例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不敢断定，对于所有小说家来说，商业利益必然更诱惑。

“严肃文学”，就像所谓的“通俗文学”一样，不能免于“取悦读者”的嫌疑。

我一直认为，文体无高下，成就有高低。这里，可以稍作修正：文体基本无高下之别，文学家的实际成就绝对有高低之分。

“讲故事”的小说，与“晦涩、迷惑、费解”的小说，“基本”无高下之分。若说后者的价值，稍微更高一点，也不是不可以。

齐王的上驷，比田忌的上驷，跑得稍快一点；齐王的中驷，比田忌的中驷，跑得稍快一点，但田忌的上驷，比齐王的中驷，跑得更快。狄更斯或者比乔伊斯稍差，但比起多数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家，都写得更好。

伊斯并没获得诺奖，但大多数的诺贝尔奖小说家，比起乔伊斯，差得太远。

有些“严肃文学”小说家，作品写得真是滥，“下驷”而已，而仍对金庸小说嗤之以鼻，他们的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

押沙龙所标举出的“严肃文学”作家，是西方最好的几位大师，他没举出一个中国现当代“严肃文学”作家，也是很有意思的事。中国现当代“严肃文学”小说家，有哪一个，达到乔伊斯高度？金庸比乔伊斯，固然差距很大，比中国现当代的“严肃文学”小说家，又如何？

文体基本无高下，成就绝对有高低。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的实绩，被过份夸大。似乎这一百年的小说创作，足以颉颃甚至超越几百、上千年的传统文学。并且，以“现代文学”的技法、风格，否定几百年的文学传统。谁要仍像狄更斯、施耐庵那样“讲故事”，就全被藐视。

现代人，太自负，太夸张，太僭妄。

金庸小说，仅仅是讲故事？押沙龙并不这样认为。

《笑傲江湖》：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这个不仅仅是武侠小说，也是一部政治寓言。书里的江湖在金庸小说里，是最血腥最另类的。

……金庸小说绝不是王朔说的那种见面就打的瞎胡闹。它们都有相当强烈的寓意，从中能看出金庸思想轨迹的变化。在一开始，比如像射雕英雄传里的世界，就是恩怨分明的……到了后来，金庸就渐渐觉得这样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悲剧意味逐渐增强，天龙八部中人物都都陷在罗网之中，好人坏人也没有截然的分别，更像是命运的猎物而已。再到《笑傲江湖》，世界已经是阴险卑鄙，政治斗争席卷一切，高大形象无非是权力的伪装，最好的出路也无非是归隐消失。

即便金庸小说有如此丰富的内涵，但因其延续了传统小说“讲故事”的风格，仍被押沙龙视为不高级的文学。

押沙龙这句“讲故事不等于文学”，就是在说，“讲故事”的小说是低级的文学。否则，实在没法理解他下一句，“金庸是个一流甚至超一流的作家，但他写的不能算是一流的文学”，还有这句：“我对金庸小说的评价就是：一流的小说，但绝不是超一流的文学。这不是贬低，而是一种界定。在通俗小说的类别里，它就是一流的。”

押沙龙很把这”严肃“与”通俗“的“界定”当回事，还说：“这样的区分是真实存在的。”

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迪亚诺，声称自己一直很希望能像通俗小说家西默农一样来写作，“我很骄傲自己有一半和西默农是同国人，我觉得自己和他那么相近”。在莫迪亚诺之前，安德烈·纪德，自然是雅之又雅的文学大师，更认为西默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法国作家”。其他，T·S·艾略特、莫里亚克、亨利·米勒等人，无不对西默农推崇备至。

读纪德、莫迪亚诺的小说，“往往会觉得晦涩、迷惑、费解”，可惜，他们竟不像押沙龙那样，认定“严肃”与“通俗”，“这样的区分是真实存在的”。

每个时代，都有“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分（不叫这两个名称，意思一样的），当时的绝大多数读书人，都认为“这样的区分是真实存在的”，都认定“严肃文学”必然高于“通俗文学”。然而，一二百年后，证明这种区分并不是“真是存在”的，取得更高成就的，往往反是被歧视的“通俗文学”。

倒退几百年，只要你写的是“小说”，就算写的是“晦涩、迷惑、费解”的小说，通通被视为“通俗文学”。无论中外，皆是如此。

明末清初，有李贽、金圣叹等人，开始给予小说（及戏剧）较高的评价，但他们的主张，并没有深入人心，绝大多数读书人，仍将所有的小说、戏剧，视为“通俗”。小说、戏剧，在中国，真正获得文学上的“正统”地位，是20世纪的事。

1917年，蔡校长礼聘吴梅先生到北大任教，戏曲研究由此跻身现代大学讲坛，“当时在大学里设戏曲一课，是一大革新，在‘文以载道’的一班老夫子看来，这简直是胡闹。文化界听了也议论纷纷，上海的《时事新报》还有过嘲骂的话……”（朱偰《回忆北大人物》）。  

争议之声虽大，平息却是甚快，一向被轻视的小说戏剧，于近百年前，终于取得了文学的正统地位。其间的外力因素，不容忽视。  

1840年后，吾国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国势日蹙，信心渐失。至庚子、辛酉，已全然丧失了志气。此时与此后，眼见耳闻洋鬼子把戏剧小说抬举到那么高的位置，再要狂贬王实甫、施耐庵，有些底气不足。  

方鸿渐到家乡中学讲演，“看见教师里一个像教国文的老头子一面扇扇子，一面摇头，忙说：‘……在欧洲最早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十年归》Ｏｄｙｓｓｅｙ里－－’那老头子的秃顶给这个外国字镇住不敢摇动……”那年月，像这样的“老头子”，可不是一个半个。  

如无西方观念的输入，小说与戏剧的价值，在中国，要获得普遍认可，只会更晚，不可能更早。

西方现代的某些观念，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的。

似乎，押沙龙将“严肃文学的标准”，尤其是“现代严肃文学的标准”，视为金科玉律和天经地义。然而，《笑傲江湖》中，令狐冲说：“规矩是人所创，也可由人所改。”我相信，未来的西方小说史，必当给予托尔金、西默农等擅长“讲故事”的“通俗作家”，以更公正的评价。

像押沙龙一样，我最喜欢的金庸小说，也是这部《笑傲江湖》。看到有人嚷嚷什么“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我联想到的，是华山派中的“气宗”与“剑宗”之争。

岳不群在石上坐下，缓缓的道：“二十五年之前，本门功夫本来分为正邪两途。”……岳灵珊道：“爹爹，咱们所练的，当然都是正宗功夫了。”岳不群道：“这个自然，难道明知是旁门左道功夫，还会去练？只不过左道的一支，却自认是正宗，说咱们一支才是左道。……”

……岳不群道：“是啊。华山一派功夫，要点是在一个‘气’字……这是本门练功正途。可是本门前辈之中另有一派人物，却认为本门武功要点在‘剑’……正邪之间的分歧，主要便在于此。”　　

……岳灵珊道：“最好是气功剑术，两者都是主。”岳不群怒道：“单是这句话，便已近魔道。……”（《笑傲江湖》第九回）

窃以为，在小说创作上，以“剑”（“讲故事”）为主的主张是正确的；以“气”（“激发出人们的智性活动”）的主张也是正确的；甚至，像岳灵珊说的那样，“两者都是主”，同样也是正确的。

适合讲故事的小说家，继续讲他的故事；擅长“激发出人们的智性活动”的，那就继续激发；“同是曾开风气者,愿长相亲不相鄙”。

两种不同的风格，写到极致，都可以有伟大的小说写出来。

新的写作风格的出现，是值得欢喜赞叹的事，新风格既出，传统的写作风格就被藐视，就必须废弃，这种认识未免过于狭隘了。要做“加法”而不是“减法”，做“增量”而不是“减量”。

押沙龙认为金庸小说达不到诺奖作品的平均甚至是最低标准。徐晋如则认为金庸已远超这一水准：

比如金庸先生，其作品融贯古今，写情真挚感人，叙事曲折离奇，令人欲罢不能，且《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著，境界极高，《鹿鼎记》刻画世情，入木三分，中文小说，无与伦比，又金庸先生诸作皆深蕴中国文化，文笔之佳，更是冠冕新文学界。但正因为其境界高、思致深、底蕴厚、文笔佳，堪称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又有哪一位翻译家能传神地译出其作品？指望瑞典那些尸居馀气的老头们能看懂金庸先生的著作，岂非痴人说梦？（徐晋如《中国人没必要拿诺贝尔文学奖当回事》）

押沙龙、徐晋如二人的观点，孰是孰非，我不敢断言。所敢断言者，给金庸扣上一顶“通俗”的大帽子，以这一条理由证明金庸未达诺奖水准，这在逻辑上，在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将文学强分为“严肃”与“通俗”，我一向不赞成的。押沙龙的其他观点，我多数赞成，例如：“王朔压根就没读懂金庸。……老实说，王朔的文学才能很高，这是源自他的天赋，但是他文学品味实在是挺一般的，一个作家靠天赋和本能写作，而不是靠刻苦学习和虚心阅读，就容易对同行有这种偏见。”

王朔《我看王朔》：“其实我也知道他怎么能写出好小说来,只是这招儿损点,不好拿出来。——给丫关起来,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中国小说家能有这份志气，我很佩服（是真话，无讽意），但我从来不相信他真能写出一部媲美《红楼梦》的小说。

《红楼梦》的伟大，以整个中国文化为根基。而王朔等当代作家，出于时代及个人的原因，对中国文化了解太浅。

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则是以整个西方文化为根基的，该书架构，直接借用欧洲最古的史诗之一《奥德赛》。

当代中国有很优秀的小说家，写出不少很了不起的作品，但拿来与《红楼梦》一比，差得远了。他们终于不能实现“最后一跃”，写出真正伟大的作品。小说家与中国文化太隔膜，了解太肤浅，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代中国小说家更愿意学习西方。即便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与认识已臻化境，但只要他们仍用中文写小说，就不可能写出比肩或稍逊于《红楼梦》或《尤利西斯》的作品来。

在当代小说家中，作品之“深蕴中国文化”，金庸独胜。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