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史研究70年回眸与展望（上）_风闻

基本信息

摘    要：从学科史角度来说,晚清政治史研究始于1912年清朝灭亡之后,并从属于断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不同学科。新中国成立之后,晚清政治史完全划入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950—1966年构建革命史体系阶段;1966—1976年遭“影射史学”破坏阶段;1977—1990年代事件史研究臻于成熟阶段;1990年代之后趋于多元化、并回归清史学科阶段。晚清政治史在过去70年里一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但同时也有待提升史学研究与理论、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加强史料的挖掘、考辨和利用,正确看待和处理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各种范式,在吸取既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

作者简介： 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文章原刊：《史林》 2019年第4期。

晚清政治史起于1840年前后的鸦片战争,讫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既从属于断代史清史学科,也从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文既对国内晚清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纵向做一鸟瞰,也对学界研究的一些重点内容和讨论的问题横向择要做一介绍,并就未来研究做一展望。

一

晚清政治史研究历程

晚清政治史研究并不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而是始于晚清。晚清时期,每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即有时人进行记载或论述。例如,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便是当时人研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著作;张德坚的《贼情汇纂》、杜文澜的《平定粤寇纪略》、李滨的《中兴别记》、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以及清朝官修的《剿平粤匪方略》等,为时人研究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著作;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易顺鼎的《盾墨拾余》、洪弃父的《台湾战纪》等,为时人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著作;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支碧湖的《续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吕海寰的《庚子海外纪事》等,为时人研究义和团运动和庚子事变的著作。这些时人著述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无疑是晚清政治史研究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著述迄今仍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资料。

1912年清朝灭亡之后,晚清政治史开始被纳入断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之下。这一时期通论性的清史著作和中国近代史著作涉及晚清部分,讲的主要就是政治史的内容,并形成几个不同流派。在清史学科内形成以《清史稿》为代表的清朝遗老派和以萧一山《清代通史》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派及以孟森的《清史讲义》为代表的学术派等三个不同学术流派。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下则形成以陈恭禄、蒋廷黻等资产阶级学者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和以李鼎声、范文澜、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代表的革命叙事模式两个不同学术流派。1

但比较而言,晚清政治史在近代史学科中受到的重视要高于清史学界。对于近代史学科而言,民国时期的历史只有二三十年,因此,晚清政治史自然就成了近代史的主体。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来说,该著共分19篇,前15篇讲的都是晚清史内容,涉及民国时期仅为第16-18三篇,第19篇为史料评论。同样,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也以晚清历史为主,占了13章,最后5章为民国时期历史。而对于清史学界而言,晚清70年只占清代历史的四分之一,并且,受资料条件和学术积累及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晚清史研究远不及清前中期史。以著名清史专家孟森的《清史讲义》来说,讲的主要是清前、中期历史,晚清部分只讲到咸同年间,止于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即使是萧一山的三卷本《清代通史》,在1949年之前也只出版上、中两卷,下卷是以讲稿形式发行,并且涉及晚清历史同样力有不逮,当时也只写到太平天国为止。总之,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晚清政治史处于“虎头”地位,民国部分处于“蛇尾”位置。相反,在清史学科中,处于“虎头”地位的是清前、中期历史,晚清历史则处于“蛇尾”位置。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晚清政治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和清史两个学科中的基本状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1966年新中国成立的前17年,这是构建晚清政治史新体系阶段。这一时期的一个变化是,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的分析,晚清政治史研究完全从清史学科中剥离出来,归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60年代初,著名清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在给中央党校讲授清朝历史时,就只讲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明确指出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历史属于近代史范畴,不在清史讲授范围,他说:“清朝的统治一直继续到一八四○年以后,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推翻。但是从一八四○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所以在通史里清朝的历史结束于一八四○年。一八四○年以后的七十多年的历史则放在近代史部分去讲,我们讲清代历史的就不谈了。2”

这一时期学界的另一重大变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将现代化叙事模式当作资产阶级史观加以批判和摒弃,构建起一个纯粹的革命史体系。这个革命史体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两个过程”过程为基本发展线索,揭示晚清中国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过程,突出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为具体内容。所谓“三次革命高潮”,第一次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第二次为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反帝运动,第三次为辛亥革命。所谓“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都是在这一体系之下展开的。

首先,在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成立,中国史学会就将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作为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组织专家学者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十一种,具体如下:《鸦片战争》6册,241万字;《太平天国》8册,226万字;《捻军》6册,182万字;《回民起义》4册,139万字;《洋务运动》8册,322万字;《中法战争》7册,274万字;《中日战争》7册,301万字;《戊戌变法》4册,162万字;《义和团》4册,145万字;《辛亥革命》8册,322万字;《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250万字,虽然出版于1979年,但实际也在60年代初即已编成。以上11种资料汇编总计68册,2 758万字。

除了中国史学会出版的11种资料之外,其他学术单位和学者也组织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资料,做了有益补充。如在鸦片战争研究领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林则徐集》《龚自珍全集》《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等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综合资料汇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之不足。其他如《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阿英(钱杏邨)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选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主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教研室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二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等,在各专题史研究领域都具有同样的学术价值和贡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甚至一些最近出版的大型资料书,其实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成果。如2018年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的40册《太平天国史料汇编》(2 000余万字),就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组织完成的,只是因出版经费等各种原因,至今日才得以问世。

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不但为这一时期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并且迄今仍嘉惠学林,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考虑到这些资料的出版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百废待举之际完成的,就更为难得和珍贵了,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学界对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视。

其次,围绕“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学界举办了一些周年纪念性质的学术讨论会,如太平天国100和110周年、中日甲午战争60周年、戊戌变法60周年、义和团运动60周年、辛亥革命50周年等学术讨论会,并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具有代表性的如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实考》(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鲍正鹄的《鸦片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陈锡祺的《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魏建猷和蒋孟引的两本同名著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公历对照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1958年版),景珩、林言椒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戎笙等编《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江地《捻军史初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和《初期捻军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和《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贾逸君的《甲午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郑昌淦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历史教学》月刊社编《中日甲午战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戊戌变法简史》(中华书局1960年版)、《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61年版),胡滨的《戊戌变法》(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中华书局1964年版),侯外庐主编的《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集》(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吴玉章等著《戊戌变法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王栻的《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史学双周刊社编《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1959年第2版),骆承烈的《从“巨野教案”到山东义和团》(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陈旭麓的《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胡绳和金冲及著《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及李时岳《张謇和立宪派》(中华书局1962年版),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下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

在革命史观指引下,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无论在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都偏重和突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忽视对革命对立面清朝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研究,忽视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如在“八大事件”的研究中,洋务运动虽然历经30余年,在晚清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但由于是清朝统治阶级发动,未被列入“三次革命高潮”序列,因此并不受学界重视,研究成果远不如太平天国运动史、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史及辛亥革命史。同样,清末最后十年新政作为辛亥革命的对立面,尽管对清末民初中国历史有着十分的重要影响,但几乎被学界忽视,发表的专题论文只有两篇:一篇关于1901—1905年间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一篇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并且,两篇文章对清政府的改革都持否定,认为是“假维新,伪变法”,是洋务运动的“翻版”,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是清政府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为阻止新的革命运动而采取的反动措施。

第二阶段为1966—1976年“文革”期间,这是国内晚清史研究遭受严重挫折阶段。在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领域被视为资产阶级霸占的阵地而“被革命”,并首当其冲。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一文,并于次年在学界发起批判李秀成运动,实开史学界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和“影射史学”的先河。“文革”开始后,

一些知名学者或被迫害致死,或横遭批斗,或噤若寒蝉,学术研究处于一片萧飒之中。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掀起“批林批孔”热潮后,一部丰富多彩的晚清政治史又硬被说成一部“儒法斗争”史,例如将鸦片战争时期主张禁烟和改革的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说成是法家的代表,将反对禁烟、主张对外妥协的穆彰阿、琦善等说成是儒家的代表;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极力渲染成一场反孔斗争,认为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反孔斗争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清朝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和维新派的争论看作是“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的两条路线斗争;将一场反帝爱国性质的义和团运动硬说成是一场反孔运动,甚至还将义和团的“灭洋”举动与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有理联系在一起;将辛亥时期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论战说成是尊法反儒还是尊儒反法的斗争,等等。这种所谓的学术研究完全偏离学术轨道,沦为“影射史学”的奴婢和工具,表现出浓厚的“文革”元素,导致晚清政治史研究出现严重倒退。

第三阶段为1978—1990年代,这是晚清政治事件史研究趋于成熟阶段。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研究一方面继承了既往革命史叙事体系,另一方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摒弃了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回归学术。现代化史观重新得以承认,晚清政治史研究迎来空前繁荣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与晚清政治史研究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推动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组织和人才保障。其二、与晚清政治史研究有关的各类学术讨论会得以恢复,规模和影响也愈来愈大,对促进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荣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如1979年5月下旬,由北京太平天囯历史研究会和南京史学会在南京联合举办的太平天囯史学术讨论会,不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界举办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来史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除国内学者外,还有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联邦德国、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的外国学者,以及在南京就读的外国留学生,多达260余人,收到各种专题论文200余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革”结束以来史学界的初步繁荣。1980年12月在吉林长春召开的首届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则开启了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先河,并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形成两年一会的传统。又如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年,除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武汉共同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外,上海、湖南、广西、浙江、四川、广东、江苏、安徽、贵州、云南、河南、山西、辽宁、宁夏等省市、自治区也先后举办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将国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高潮,当年国内发表的辛亥革命史文章和论文多达1 200多篇,盛况空前。

其三、围绕“八大事件”,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学术论著,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专著的出版,诸如牟安世的《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4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和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全3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崔之清主编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4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郭豫明的《捻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9年修订版),樊百川著《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再版)、《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栻的《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蔡乐苏、张勇、王宪明等著《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著的《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路遥、程歗合著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路遥主编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合著的《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李新主编的2卷本《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81—1982年版)和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4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5、1991年版)等,则标志着革命史体系下的晚清政治事件史研究大体臻于成熟。这些代表作虽然有些出版于2000年之后,但它们实际反映的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更早之前的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研究较诸前一时期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内容更丰富、全面和深入。例如在晚清中外战争史研究中,不再局限于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同时加强晚清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加强军事史的研究,加强了对清政府战争对策的研究;既揭示外国侵略给晚清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和深重灾难,也多角度具体分析外国侵略给中国社会产生的多重影响。在晚清政治事件史研究中,既重视晚清的反封建革命,同时也重视对改革和改良运动的研究,如前一时期遭冷落的洋务运动就在这一时期受到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在1979—1999年的20年里,除了三部代表性著作外,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多达600多篇,先后召开7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在太平天国革命史研究中,则加强了对这一时期清朝统治阶级及相关人物的研究,加强了湘、淮统治集团的研究。在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加强了对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帝后两党的研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加强了对立宪派和立宪运动及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历史评价和学术观点上更为客观和实事求是,既肯定革命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也注意晚清革命的局限性;既看到晚清改良或改革运动与革命的对立一面及妥协性,也并不因此否定其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肯定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晚清社会进步的两大动力;既充分肯定晚清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也注意到反侵略斗争中存在的局限;对于晚清不同政治势力和人物的评价,也不再是简单地贴阶级标签,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褒有贬。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为第四阶段,这是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守望和拓展阶段。这一时期,晚清政治事件史的研究一方面继续得到重视,并有所突破和深化。但另一方面,传统事件史的研究又有所冷却,不再局限于“八大事件”,而是转向全方位研究,趋于多元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向。

其一,从单纯政治事件史转向问题史的研究,加强了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结合。如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加强了对太平天国宗教、文化以及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洋务运动史研究中加强了对该时期经济史、灾荒史、企业史、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在义和团史研究中加强了对这一时期华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地方文化和社会形态的研究;在辛亥革命史和清末新政史研究中,加强了对这一时期民变和绅商的研究。这一时期举办的有关政治事件史的学术会议及出版的相关学术论著,主题也多与近代中国社会挂钩,诸如“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社会”“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太平天国与中西文化”“洋务运动时期的区域社会环境”“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辛亥革命与社会发展道路”“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辛亥革命与贵州社会变迁”“张謇与近代社会”等,提倡将社会文化史作为深化政治事件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其二,加强了对革命对立面清朝政府的研究,诸如边疆边政问题研究、晚清制度史研究、满汉关系史研究、清廷朝政研究等等,呈现出由中国近代史学科向清史和晚清史学科回归的趋向。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这一时期发表的以晚清史为主题的学术成果开始超出既往的革命史研究。以辛亥革命史研究来说,1992年之前学界主要以革命派为研究对象,以清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比重很小。在1980—1991年12年里,前者与后者论文数量之比,除1988年达到10∶2和1990年达到10∶3之外,其余年份都在10∶1左右,平均为10∶1.3(1.267)。但进入1992年之后,以清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逐年上升,与以革命派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之比,由是年的2.5∶10上升到1998年的6.3∶10,至2003年则开始反超后者,为12.8∶10。3与此相关的是,清末新政改革研究在1991年之后也开始脱离辛亥革命史范畴,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据不完全统计,自1991年以来,学界发表的与清末新政有关的学术论文多达1500余篇,4著作50余部,成为晚清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其次,从组织的学术会议来看,政治事件史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在90年代之后继续举行,但会议论文选题多转向清朝统治阶级方面,且学术影响力也呈递减之势,有些则随学术研究的转向和发展而未能得到赓续,如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在福州举办第七届之后即成绝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述晚清史主题的学术会议明显增多,且学术影响力不断增强。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举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8月9—11日)、“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

“清代边政与边疆民族”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与其他单位合作举办的“晚清国家与社会”(2006年)、“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2007年)、“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2009)、“清代满汉关系研究”(2010年)、“政治精英与近代中国”(2012年)、“清末新政、边疆新政及清末民族关系研究”(2014年)、“晚清制度、思想与人物研究”(2016年)、“被卷入世界的晚清中国暨戊戌变法120周年”(2018年)等八届“晚清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推动晚清政治史研究起了十分积极作用。再者,高等院校和各科研院所的博士论文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也呈现回归清史学科趋向,许多选题属于上述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革命史方面的选题明显弱化。在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2002年启动的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无疑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240种3 599册的图书中可见一斑。

其三,开拓了“后事件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具体又可分为三个不同研究路径:一是随着学术积累的不断增强,加强了学术史研究,对晚清政治史相关成果进行学术总结和回顾。除发表学术史文章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专题史研究的学术史著作及综合性的论著目录索引等工具书,如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吴善中等著《太平天国史学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齐鲁书社2000年版),章开沅、刘望龄、严昌洪、罗福惠、朱英编著的《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林增平、郭汉民、饶怀民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喜所、凌东夫主编《辛亥革命研究一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罗福惠、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和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检讨:问题与前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马大正著《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曾业英主编《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崔志海等著《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黄爱平主编《清史书目(1911—20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这些学术史著作及论著目录索引工具书的出版, 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二是加强了对重大政治事件影响和意义的研究。如鸦片战争对晚清外交体制变革影响的研究,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江南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甲午战争对东亚国际形势及晚清社会和思想影响的研究,庚子事变对晚清中外关系及民众观念影响的研究,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政治和社会发展道路及中国近代城市和乡村影响的研究等,都有所加强。与此同时,也加强了清末政局对民初政局影响的研究,诸如清末袁世凯集团兴起与民初政局的关系,清帝逊位对民初政局的影响,清末废科举与民初士人的走向,清末法制改革和经济改革与民初法制和经济改革的关系,等等。此类研究一方面是既往有关政治事件历史地位、影响和意义研究的一个自然延伸,但同时也是对既往政治事件史研究的一个深化和发展,这种多元审视不同于此前单向度的革命史观或现代化史观,有助于对晚清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做出更全面、更客观的定位。

三是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影响,探讨晚清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如何被后人建构并被赋予意义,对传统的历史叙述进行解构。如有的考察了林则徐形象的构建过程;有的考察了近代不同政治派别及报刊如何赋予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不同意义;有的探讨苏报案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是如何被后人赋予各种政治意义并被意识形态化的,事件的主角章太炎和邹容又如何被神圣化的;有的考察了辛亥革命之后各政府和党派如何通过各种纪念活动,各自赋予辛亥革命特殊意义,以为本政府和本政党服务的过程。这种后现代主义视角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晚清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显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这些研究转向有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初露端倪,而在进入21世纪后愈益趋于明显。这表明晚清政治史研究在经历百余年的历程之后,已开始逐渐摆脱中国近代史学科和革命史研究的束缚,正在走向一门新的独立学科的道路。

二

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尽管晚清政治史研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之后出现重大转向,趋于多元化,但政治事件史的研究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以下我们就过去70年来里国内学界围绕晚清政治事件史所做的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择要做一介绍。

一、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史研究。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既是19世纪英国对古老中国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为说明鸦片战争不只是一场单纯的中外战争,而且也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国内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多角度、不同层次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或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并研究鸦片战争前夕的中西贸易状况,更好认清这场战争的性质,同时就鸦片战争之前闭关政策进行了学术讨论。其次,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中英之间的冲突和交涉及战后中外条约的签订过程,从中揭示出鸦片战争既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同时也存在两种文明制度的冲突,以及近代中外不平等关系的确立。再者,从军事史角度,对鸦片战争中的定海之战、厦门之战、虎门之战和吴淞之战中,中英双方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筑城技术、训练水平和军队素质及伤亡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揭示中国的失败不只在于清政府的腐败及一些清军将领和官员的投降卖国、临阵脱逃,也在于清朝军事的落后。

此外,还就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及其评价问题进行了持续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存在上述分野,并将前者看作爱国派,将后者看作投降派;另一种观点则不认为存在这样的分野,表示这种分野是相对的,随形势而变化的,并不存在爱国和卖国之别,都是为了达到巩固清朝统治的目的。关于鸦片战争的性质,传统和主流观点一直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起因是罪恶的鸦片贸易,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鸦片战争起因于中国和西方通商制度的冲突,因此,是一场“通商战争”,是中国传统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条约通商体系之间的一场冲突。这种认识无疑是片面的,鸦片战争虽然表现出中西两种不同外交体制的冲突,但不能也不应就此否定鸦片战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实质。

关于鸦片战争的影响,国内学者都从中国近代史开端角度进行阐释。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只从革命史观出发,强调其揭开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使中国开始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界既注意到鸦片战争的消极影响,同时又从现代化史观看待其影响,认为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但揭开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而且也开启了中国历史由封闭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起点。正如有学者指出“鸦片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走向,而且使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促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面向世界的潮流,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长技成为经世思潮的重要内容;反侵路的思想和文学应时兴起;为了知己知彼,一些士大夫以满腔热情去研究世界及中国边疆的史地之学。一个古老的民族终于开始觉醒”。5换言之,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对于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学界的研究虽然不及第一次鸦片战争,但也就相关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修约、广州入城、公使驻京、亚罗事件和马神甫事件。除亚罗事件外,学界在其他四个问题上都存在不同看法。关于修约问题,传统和主流观点认为西方列强的修约要求是无理的,修约的实质是英美法等国为了实现其新的侵华目标,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其理由是《南京条约》并没有关于修约的规定,英国根据最惠国条款援引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和中法《黄埔条约》第35款的相关规定要求修约,与国际法要求不相符合。虽然新的观点也承认修约谈判是西方列强为进一步扩大侵华利益而提出的要求,但将修约谈判失败的责任主要归咎于清政府,指责清政府闭关锁国,试图将英、美等国的修约要求纳入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体制中,不愿履行中外条约义务。关于广州入城问题,一派认为英国入城要求没有条约根据,肯定广州人民的反入城具有反侵略斗争性质;另一派认为英国入城要求有条约依据,反入城斗争是出于仇外情绪,是一种低级水准的斗争,不宜拔高。关于公使驻京问题,传统和主流观点认为这是西方列强的一项政治要求,为其侵华政策服务;而另一派观点认为列强的驻京要求符合国际惯例,批评清政府拒绝接受外国使节常驻北京是为了维护其“天朝”观念与体制,并不能保护国家主权与利益。关于马神甫事件是法国发动战争的借口这一定论,学界分歧在于,一派认为马神甫的传教为非法,从事侵略活动,肯定处死马神甫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反洋教斗争的爱国行为;而另一派则承认马赖对广西传教事业所作的贡献,认为他建立了广西第一个传教基地——西林传教点,发展了近代广西的第一批天主教徒,开创了广西的基督教事业,批评清朝地方政府处死马赖方式过于残忍和野蛮。

火烧圆明园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一方面,学界就英法联军为何焚烧圆明园做了探讨,提出各种观点:有的认为是出于报复清政府扣押、虐杀英法外交代表巴夏礼等人;有的认为既出于侵略者为了掩盖他们掠夺珍宝的罪证,也出于惩罚清政府的目的;有的认为是为了达到彻底摧毁清政府的抵抗意志、迫使清政府立即投降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对谁是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问题的讨论。中文的相关论著一般都笼统地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有学者通过对法文资料的分析,指出主张并实施火烧圆明园的是英国,法军虽然率先抢掠圆明园,但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和远征军总司令孟托班都反对英国方面提出的焚毁圆明园并以进一步毁坏城内皇宫来逼迫清政府接受和约的建议,拒绝参与焚毁圆明园的行动。第三方面是关于谁引导英军焚毁圆明园问题,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是龚自珍的长子龚孝拱引导英军焚毁了圆明园,但近年经相关学者的考证,这种说法系自民国初年社会传说,后经若干笔记、野史,特别是一些小说渲染传播开来,缺乏有力的证据,纯属子虚乌有、以讹传讹。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统治阶级的对策,自8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虽然认为存在主和与主战之分,但不再简单看作投降卖国与爱国之别,学者们指出主战并非出于理性决策,而是昧于世界大势,囿于“天朝大国”“华夷之辨”等传统观念,对中国武器的落后、军备的废弛与清军的腐败没有清醒的认识,又无近代战争的军事常识,无助于解救清政府所面临的危机;相反,主和系出于对中外认识的提高,包含着某些值得肯定的因素。学者批评清政府采取的抚剿兼施、用民剿夷和以夷制夷等一系列“制夷”方略的无效,并由此对咸丰皇帝、奕、僧格林沁等清朝统治者在鸦片战争中的态度和反应做了重新考察和评价。6

二、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

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是晚清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学界对这场战争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并就许多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其中,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学界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是反满革命,有的认为是宗教革命;有的认为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

但主流观点仍认为太平天国为“农民革命”或“农民战争”,其理由是太平天国期间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最突出的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的仍是旧式农民战争中的群众,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一向是农民革命的成员;平分土地是农民的要求,不是市民的要求。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有的认为是农民革命政权,其理由是太平天国的平等和平均思想表达了广大千百万苦难农民的愿望,政权的反封建革命性是十分明显的;有的认为是封建政权,因为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封建专制政权,土地制度实际实行的仍然是保护地主所有制,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有的认为具有革命和封建两重性,或认为其经历了由农民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化过程。关于太平天国政体的性质,少数学者以太平天国拜上帝,即认为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但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太平天国的宗教是农民革命宗教,与西欧中世纪教会统治根本是两回事,太平天国政体是一个虚君制政权,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实际权力在于军师,这是一种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政体;或说太平天国政体应属于君主专制政体,洪秀全集最高军、政、教权于一身。学界围绕这些问题所做的讨论,都反映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与中国既往历次农民战争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

关于太平天国占领并定都南京问题,一派持肯定意见,认为定都南京在军事上结束了“流寇主义”状态,为作战提供了一个后援基地,在政治上则树立了一个与清王朝对立的新政权,对推动全国革命高潮具有动员和催化作用,此外,当时太平军并无北上直攻北京的实力,因此,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是完全正确、十分必要的。另一派则持否定态度,认为是战略失误,其理由是太平天国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的,当时应率大军直捣北京,建都南京致使太平天国坐失良机,并助长了领导人的享乐思想和帝王思想,加速了领袖人物之间的权力斗争,为日后变起萧墙、自相残杀埋下祸根。在这个问题上,前一观点显然更具说服力,后一观点则有因果倒推之嫌,将太平天国建都后的战略错误归咎于定都南京,把太平天国没有获取胜利说成是定都南京的错误,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对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的北伐和西征,一派认为是正确的,北伐和西征是太平天国定都发天京后为巩固政权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有其客观必要性;但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战略错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形势,应集中力量消灭天京周围的敌军,开辟和扩大以天京为中心的根据地,其后再挥师北伐和西征,这才是一个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可靠的战略。同时,学界还就北伐和西征失败的原因做了具体探讨。

关于太平天国宗教问题,国内学界的研究主要起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首先针对太平天国有没有创立“拜上帝会”,一种意见认为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并没有建立什么“拜上帝会”组织

,只是通过宣传敬拜上帝团结民众,发动金田起义,“拜上帝会”是清朝统治者强加给拜上帝人的一个称号。但主流意见认为,无论从太平天国本身记载还是地主阶级的记载来看,不仅有“拜上帝会”的名称,而且有实际组织,“拜上帝会”准确反映了太平天国的宗教特色。与此相关,有些学者还就太平天国创立宗教组织的名称做了讨论,但这些都不影响太平天国创立宗教组织的事实。其次,在如何评价太平天国宗教问题上,一种意见完全否定,认为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是封建时代的农民精神上的沉重负担”,甚至将太平天国宗教斥之为“邪教”,指责其披着基督教的外衣,对其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另一派则持一分为二态度,既肯定其积极意义,也承认其消极影响,认为太平天国宗教所构建的新伦理观,打破传统偶像崇拜及各种迷信思想,为推动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但另一方面其强烈的排他性反而加剧了民众的排斥心理,引起全国士绅阶级的反对,加速了太平天国灭亡,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建都南京之后沉溺于宗教生活,试图利用宗教控制政权,则进一步给太平天国带来危害。此外,学界还就太平天国宗教与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中国民间信仰及西方基督教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使太平天国宗教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

在太平天国人物评价方面,学界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功过是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中,关于洪杨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其经历了从相互合作到“双头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到最后两人关系破裂三个阶段;另一种意见认为两人自始至终存在矛盾,只是前后激烈程度不同而已。至于杨秀清“逼封万岁”则有三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并非篡位,合乎太平天国体制;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杨为夺取洪秀全最高领导权所用的手段;第三种观点认为“逼封万岁”事情为杜撰,实质是洪秀全清除杨的一个借口。关于萧朝贵“代天兄传言”一事,一种意见认为萧抱有满足个人权势的欲望;一种意见认为是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出于对拜上帝教事业的忠心;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洪秀全和萧朝贵互相利用的产物,其目的是取代冯云山。

关于冯云山,一种意见认为冯为拜上帝会创始人;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为拜上帝会创始人。对于冯云山在永安封王中屈居第四位,一种意见认为系冯、洪商议而定,既是出于革命需要,也是势所必然,承认杨、萧在拜上帝会内的地位;一种意见认为除了客观因素外,也是冯本人谦让的结果。关于韦昌辉诛杨一事,一种意见认为是“奉天王密诏”,是太平天国的一场内讧;另一意见认为并无天王密诏,是韦昌辉利用洪杨矛盾,以夺取太平天国最高权力的擅杀行动,是一场政变。

关于石达开与“天京事变”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石达开是韦昌辉的同党,参与了诛杨密议;但另一派则认为石并没有参与诛杨密议事情。对于石达开率部出走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责任主要在于洪秀全与石的矛盾;一种意见认为责任主要在于石本人,由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权力欲和一时意气用事所致。对于石达开被俘问题,更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受骗被俘”;有的认为是“乞降被俘”;有的认为是“舍命全军”。同样,对于如何看待忠王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问题,有的认为是“伪降”以图复国,有的认为纯属投降行为,批判忠王不忠。7这些学术争论,充分反映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术魅力。

三、关于洋务运动史研究。

1860—1894年的洋务运动又称“同光中兴”或“同光新政”,是清朝统治者发动的一场改革运动,学界着重就这场运动性质、作用和评价问题进行了广泛、持久的讨论,大致形成两派观点:一派以否定为主,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清王朝统治,抵御外国侵略并不是其主要目的,虽然客观上对刺激中国采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某些作用,但它只是“在联帝保封建前提下的近代化”,“只能化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可能化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这是一场反动的运动,不能将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一道列入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进步潮流。另一派则以肯定为主,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师夷之长技”,既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也是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这场运动带有封建性和买办性,但它广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这是一场进步的改革运动,它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戊戌维新运动、辛亥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紧接相连,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迅速发展的四个不同阶段,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阻止了中国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方向沉沦。经过多年的学术讨论,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大多肯定其是晚清历史中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近代化运动。8

此外,学界还对洋务运动中的政治派系及政争有不同意见。其中,关于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论争,传统观点认为只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关于统治手段和方法的争论,并非进步和反动之争。但目前主流观点认为两派之争已超出封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之间的斗争,而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性质的新旧斗争。而就具体的政争来说,如关于辛酉政变的性质,一种意见认为具有新旧斗争性质,是洋务运动的起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辛酉政变只是慈禧、奕及肃顺三派政治势力之间围绕是否逃亡热河、是否回銮以及是否实行垂帘听政等方面的政见之争,不涉及新旧之争。关于“甲申易枢

”事件,一说只是慈禧太后对军机处应对中法战争不力而进行的改组,并非慈禧假公济私之举;一说与朝廷内的“恭醇之争”与“南北之争”有着密切关系;一说是慈禧与奕权力斗争的结果。关于洋务运动中“清流”派的属性,一种观点认为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并将它划入反对洋务派的保守派阵营;一种观点反对将“清流”派划入保守派阵营,认为清流派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比较开明的、进步的政治派别,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范畴,或曰清流派是介于守旧派和洋务派之间的一个政治派别;另一种观点认为清流派不是一个政治派别或团体,不是朝廷中党争的工具,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现象。学界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显然有待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四、关于中法战争史研究。

对于这场战争,学界的研究虽然相对薄弱,但也就相关问题开展了学术讨论。其一,在相关战役研究中,就山西之战和北宁之战、基隆和淡水之战、马江之战、镇海之战、宣光和临洮之战、镇南关和谅山大捷等战况和战果及清军和法军彼此胜负的原因及对战争的影响,分别做了考证和分析。

其二,在如何评价中法之间的外交谈判问题上,对于李鸿章主持的历次谈判和所签条约,一派总体持否定态度,批评李鸿章与宝海、脱利古、福禄诺和巴德诺的谈判,执行的都是卖国投降路线,战争的结局与李鸿章的投降活动密不可分;另一派反对一概否定,认为李鸿章并非始终主和,而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态度和表现。对于曾纪泽的对法交涉,学界大多持肯定态度,认为曾纪泽是爱国外交家,与当时李鸿章所奉行的妥协退让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主持谈判,一派持否定态度,认为赫德通过为法国尽力谋取实利,给清政府以虚名,进而操纵了《中法新约》的谈判与签约大权;一派则持肯定态度,认为尽管赫德在中法谈判的过程中更多地考虑英国在华利益不受影响,但也应看到,正是赫德及金登干的从中斡旋,促成了中法停战协定的最终签订,赫德对尽快结束中法战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三,在中越关系问题上,一派强调中越两国人民传统的友谊关系,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援越抗法看作中法战争期间中越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一个具体见证,认为中国的抗法斗争“得到了越南人民的积极支持”,中法战争“是中越两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一页光辉历史”。另一派则如实揭示中法战争期间越南阮氏王朝奉行对法亲善政策,采取敌视中国态度,指出当法国挑起中法战争、向中国进攻时,阮氏王朝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助纣为虐,听命于法国殖民当局,将与援越清军有联系的官员革职,并配合法军驱逐黑旗军,援助法军,背弃中国,违反中越两国人民团结战斗反对外来侵略的愿望。 中法战争期间中法关系到底如何,这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其四,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国内学者比较一致认为这是中国援越抗法、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而一些越南和国外学者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将中法战争说成是中法两国为争夺越南发生的不义之战,这显然有悖于学术客观性。对于这场战争的结局,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在中法战争中是“不败而败”,清政府于战争后期在越南陆路东、西两线战场上分别取得打败法军的战果下,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和约,满足法国的侵略要求,这是清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一个恶果;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法战争并没有失败,而是近代中外战争中唯一一次既不割地也不赔款,没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战争。9

六、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也是改变东亚国际格局的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爆发的起因,国内学者认为有以下几种因素:其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日本挑起战争的根本原因;其二,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大陆政策,是其武力扩张的理论根据;其三,开拓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市场,是日本挑起战争的经济动因;其四,1890年起发生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刺激日本通过发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其五,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欧美列强的怂恿、挑拨及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战争舆论,是促成日本率先开战的直接契机。

关于“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主战,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主和,“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是一回事。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宜将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混为一谈,帝后两党在主和与主战问题上都依形势的发展而变化,二者并非完全对立,水火不容;或曰和战之争的发生要早于帝后党争,不是帝后党争所能概括。与此相关,学界在“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的性质及评价问题上意见也极不一致。一派认为“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不但是清朝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同时也是抵抗与投降、爱国与卖国之争,是维护还是放弃国家民族利益问题;肯定帝党主战爱国,追求变革,批评后党主和是投降卖国,对内因循守旧,反对变革。另一派则认为不能将帝后两党简单地以主战、主和画线,也不能把帝后两党的和战之争简单地归结为权力之争,和战之争不是一场爱国与卖国之争,主和并不一定就是卖国的、错误的,主战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爱国的,错对关键在于是否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虽然包含宫廷内斗成分,但两派并非截然对立,实质都是要维护清朝的统治。

关于中国战败的原因,有的学者强调军事因素,认为武器装备的落后,缺少合格的、懂得近代战争的指挥官,国防发展战略失误、战备工作迟缓、战略谋划不善、海军使用不当、军官素质低下及国防体制陈旧、没有健全的参谋机构和后勤供应机构等,都是导致清政府在战争中惨败的原因;有的学者强调政治因素,认为清朝政治制度的腐朽落后是导致中国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批评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犯有七误:一误于战前对朝鲜问题始终犹豫不决;二误于日军大举入侵朝鲜时,仍无备战决心;三误于平壤战役的用人不当和调度无方;四误于国境线上的仓促布防;五误于大连、旅顺口的迅速陷落;六误于北洋舰队困守威海;七误于不敢坚持长期抗战。此外, 相关论著还就中日双方陆战和海战的部署、胜败原因,甲午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以及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10

七、关于戊戌变法史研究。

1895—1898年的戊戌变法既是晚清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对于这场政治事件的进步意义,学界一直予以正面评价,认为它是由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向辛亥革命过渡的一个转折点,代表着时代的发展方向,是进步和爱国的。但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学界仍存有争议:一派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其理由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都是从地主官员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者,他们虽然主张在政治上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一些改革,却不触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基本采取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逐渐变革;另一派反对给戊戌变法冠以“改良主义”称呼,认为改良主义是19世纪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种很不光彩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流派”,用这个概念硬套戊戌变法和维新派不妥,戊戌变法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主义性质,绝非改良主义。有的认为即使称其为改良主义,也丝毫不损害其进步作用。对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一派充分肯定其所起的作用,认为康有为在变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他本人更是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另一派反对将康有为看作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指出康有为在清政府中的地位不足以也不可能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有关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的紧密关系很大程度上出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的有意渲染,有的甚至认为康、梁的激进主张和举动应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负责。

此外,学界还就戊戌变法中的一些史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中,关于“公车上书”真伪问题,学界有三派意见。一派坚持认为确有康有为领导举人进行“公车上书”一事,尽管都察院以清政府已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拒绝接受康有为的上书。而另一派认为作为历史事件的“公车上书”并不存在,康有为所说都察院拒收其万言书不实,事实是康有为根本没有递上,当时反对马关议和有影响力的主体是清朝的一些官员。第三派意见认为“公车上书”可以分为两种理解:一种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的、文廷式等京官组织的上书,且达御前,对政治决策有所作用;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举人的联名上书,只是一次半途而废的上书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关于戊戌政变是否由袁世凯告密而起问题,学界也始终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坚持认为政变因袁世凯告密而起;一种意见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在袁告密之前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发动政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政变虽非袁告密而起,但袁的告密导致了事态的扩大。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