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哭了的原因_风闻

01

“我，我太紧张了。对，对不起。”

他已经20年，没怎么跟人说过话了。站在台上的他，手足无措得像个孩子。

他今年54岁了。

在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中国的最北端，民警刘安守了7000多个日夜。你如果握过他的手，会发现，那相当扎人。他说，雪，能厚到人的大腿根。

30万公顷森林中，他经常是唯一的活人。那里，无常住人口，没有手机信号。想找人说说话时，刘安走出派出所，只有皑皑积雪和满天星斗。

他的警服是折旧得最快的，他的鞋子是穿得最费的。

因为直到2015年，刘安的生活都是：夏天，背上水桶驮水；冬天，到河流刨冰做饭。

因为他巡逻一次，需要8天。车开不动时，他就和同事们一起，一脚、一脚地，走向广袤的无人区。原始森林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他的“孩子”。

因为，为了破获盗猎盗挖大案，零下50度的严寒里，他曾在原始林中工作过九天九夜。

他是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森林公安局恩和哈达派出所民警。他的家人，最近的距离，也是270公里之外。

一生寡言的他，说：“派出所是我的家，脚下的土地，就是国啊。”

02

“砰！”一枪爆头。

门扉半开，绑匪只露出了半个脑袋，就被一枚子弹“精准”毙命。

这起超市人质劫持案中，绑匪无从得知，特警邹路遥已经“蛰伏”了5个小时。门外，为了等候那一刻，邹路遥一动不动，像猎人，像狮子。

他是弹无虚发的狙击手，云豹突击队成员，“特警中的特警”。

他还是一名80后。

也是个“失联”过86天的人，当时只留给妻子12个字：“任务保密，时间不定，拒绝外联。”最绝望时，妻子说：“我甚至已经想到了捧着他照片的样子……”

邹路遥在哪？他在湄公河沿岸，热带雨林中，参与抓捕糯康。

计划曾遭泄露，他被毒贩集团伏击。枪声大作、子弹横飞的日子，他挺过来了。后来，他成了《湄公河行动》中特警的原型。

有一天晚上，同是警察的妻子，接到邹路遥的电话：“我又处置了一次任务……你来接我吧。”妻子完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一路驱车狂奔后，发现邹路遥坐在一家酒店的台阶上，战鞋和裤腿上，留着斑斑血迹。

妻子不知道的是：就是那个酒店，就在刚才，丈夫迎着歹徒，20秒内连发10弹，解救了两名人质。

“请你相信我所接受的训练，请你相信我和你一样，也希望有生的机会。”14年，他抓获犯罪嫌疑人100多人，成功处置劫持人质事件20余起。如果说，云豹突击队是云南昆明警队的传奇，邹路遥，就是传奇中的传奇。

而妻子告诉了我一个小事：2019年4月，邹路遥调任新岗位。“那天晚上，他默默摘下战袍上的‘云豹’臂章。”

妻子说：“他哭了。”

03

“老师，我爸爸病了，病得很重。”谷向阳的女儿声音颤抖，她才十几岁，害怕极了。

她本该是淡定的。

因为，爸爸曾与死神擦肩而过了三次。

一次是2001年盛夏，一个女青年开煤气自杀，反锁着门。人命危在旦夕；爆炸危机，一触即发。为了“破窗而入”，谷向阳让自己“悬”在6层楼外。不料，嚓！一片玻璃碴子将他的左手，划出了一道大口子，4厘米长。

条件发射地松开了左手，谷向阳整个人，从6楼窗台坠了下去！

好在那次，他是幸运的：就在大家惊呆时，他奇迹般地靠着外面的晾衣架，跳了上来。一个漂亮的杠上支撑，顺势翻进了女青年的家里。

后来自杀者得救了，谷向阳的手，缝了6针。

一次是2002年，谷向阳去抓小偷。小偷突然从后腰，摸出一把匕首，对着他的腹部反手就是一刀。血染征衣。一个翻手腕，一个扫狼腿，谷向阳将小偷撂倒后，突然一阵头晕。

后来的审讯中得知，那小偷是一个抢劫逃犯，亡命之徒。

第三次是2003年，谷向阳追捕毒贩。他冲在最前面，与毒贩一起，重重地摔进了一个2米多深的水泥沟里，毒贩当场摔晕。

谷向阳顶着右腿断裂、髌骨骨折的疼痛，硬是爬过去，将毒贩死死摁住。由此，他落下了个10级伤残。

谷向阳，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孤山派出所所长。今年47岁了，在中国边陲小镇，他当了23年民警。

两年前，死神还是找上了他。

2017年1月，谷向阳被确诊为恶性淋巴肿瘤。化疗7次。为了警察的形象，他特意戴着帽子，遮住已经掉光的头发。

化疗还没结束，他坐不住，又“出山”了：镇内一棚户区改造，5年没完成回迁。老百姓急了，要酝酿群体性事件。谷向阳来了，老百姓拍着桌子嚷，他认真听、仔细记，警服被汗水打湿。不是热的，是疼的。

有知道内情的老百姓，看不过眼，高喊：“别折腾谷所长了，他癌症还没好利索，就来帮咱，还闹啥！”现场，鸦雀无声。

后来谷向阳数次奔走，终于，让老百姓拿到了钥匙。人们说：“谷所长来孤山，是我们的福气！”

但女儿的班主任说：“小姑娘告诉我，老师，我不想让爸爸当英雄，我只想让他好好活着。”

得知谷向阳病了，战友们要来看他，社会上的朋友和企业老板，要来送钱物，都被一一谢绝了。

因为，“爸爸说，将来他要干干净净地走。”

04

杨鹏很帅，帅成了一名“网红”。人家叫他——马路男神。

很多人为了看他，专门到他执勤的十字路口。胳膊上、下、左、右挥，吹口哨，敬礼，每个动作，都标准得像“仪仗队”。

有人说：“图啥呀？他就是个辅警。”

杨鹏偏不，他说：“只要在路上一分钟，我就要尽力60秒。”

杨鹏的确“硬件优越”：当辅警前，曾是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战士。2011年，脱下军装，穿上辅警制服，他也要求自己——“身姿挺拔，精神饱满，一招一式，挥洒有力。”

男神并不好当。杨鹏执勤的路口，50米长，每天，他却要来来回回走2万步，喊2000多句话。当辅警8年，他的脚面，被来往车辆压过好几次。

有一次，一辆小车转弯时，因司机操作不当，从杨鹏后面直冲过来，把他撞出5-6米远。他眼前一黑，倒在地上。

休息了10分钟，发现没大碍，接着干。

辅警的待遇不高，但他绝不贪。有一次执勤，一辆小汽车变道压线，被杨鹏拦下。司机很生气，说了很多脏话。后来，见他执法规范、态度真诚，又买了两包烟想送他。杨鹏说：“我们有纪律，不能收你的东西。”但要司机答应他一个“条件”：把今天的违章情况记下，放在车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那名司机服了：“我走了那么多地方，很少见到像你这么好的交警。”

也有公司老板想挖他：“小伙子这么精神，到我公司来，年薪十几万。”

杨鹏不愿去，继续在陕西西安公安交警支队新城大队当辅警，因为“穿警服是我的梦啊！”

男神很有人缘：有小孩子专门等着，就要杨鹏牵手过斑马线。附近居民看他风里来雨里去，有的送来了茶叶，有的送来了饮料，有的送来了土特产。杨鹏就4个字——啥都不收。

但他能回味很久。

有一次，快过年了，天寒地冻。一位老大娘包饺子给他吃，他站着执勤，吃不了。大娘就“趁着不注意，往我嘴里塞一个，一会儿，又塞一个。”

这个细节，杨鹏一遍遍想起。他觉得，很幸福啊。

05

他面瘫了。

站在台上，能明显看到，他的右眼几乎睁不开。半边脸，没有表情。

“我媳妇不让我来，说人家要评‘最美基层民警’，你这个模样，符合吗？”孙冀有天津人特有的幽默，但，这只是他的一面。

他的另一面，非常硬核：他是扫黑除恶的骨干尖兵，是令黑恶势力闻风丧胆的“拼命三郎”。

刑警的生活，四海为家，风尘仆仆。这些，孙冀都有。辗转万里缉凶，春节无假期，出差好几个月，“家常便饭”。

但在他身上，更显眼的标签是——天津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里的“最强大脑”之一。

“每当案件侦办遇到瓶颈，大家想到的第一个人，一定是孙冀。”

战斗在扫黑除恶第一线20年，孙冀开创了很多“先河”：2006年前，天津市没有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起诉审判的先例。什么是黑？什么是恶？达到什么标准算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清楚。

是孙冀主动请缨，用一个月时间，翻阅法律教材，跟检察院、法院各种沟通，日夜审讯取证，梳理出了一份完整的涉黑案件证据册。有了它，案子的一切工作迎刃而解。这个标准，也沿用至今。

2008年，在侦办另一起重大涉黑案件中，是孙冀“出马”攻下了一个个难拿的口供。40多天的封闭办案中，近万份材料、几百本案卷，经孙冀的手整理汇总，无一退回补充侦查。然而，在专案之前，孙冀，已经患上了面部神经瘫痪，吃饭，要靠托着下巴咀嚼。

后来，当法官宣判上述黑社会组织覆灭时，孙冀手中拿到的，却是一份“终身面瘫”的诊断书。

从此，他工作时，必须拿着一块手绢，给右眼擦眼泪。

自2006年至今，百余个黑恶性质犯罪团伙在他手中折戟沉沙，千余名犯罪分子在他的审讯下认罪伏法。荣立个人一等功的，也是他。

台下，有人告诉我：“这是我心中最好的‘黑猫警长’。”

06

“当警察还能这样啊？”

13年前，大学毕业的杨绍院，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工作地点时，傻了。

那是川滇交界，金沙江畔，一个名叫拉鲊的铁路小站。饮用水都需要靠外界拉，“下错车才会来的地方”。

出生农村的杨绍院，就这样回到了更边远的地方，当上了一名铁警。

杨绍院很淳朴，淳朴到“傻”。他哪是把自己当“警”？他就成了拉鲊的儿子。

杨绍院的辖区，61公里铁路线，顺着金沙江蜿蜒向前，人烟稀少，却是成昆铁路大动脉。这几年，村里落实扶贫政策，很多人养羊，羊群一年比一年多。但是，羊乱穿铁路，不时造成火车事故，羊也死了。

杨绍院开动脑筋，想给村民“留住”羊，也给火车留住平安。

他的办法是：带着民警、巡防队员，在辖区铁路线边，一米一米地，用铁丝修筑起羊群防护网。

还自己掏钱买玉米，撒在路面上，引导羊群从下穿涵洞里过。13年，无事故，是这样来的。

你若坐在杨绍院小小的办公室里，从80多岁的老人，到上小学的孩子，从葡萄种植户，到大牲畜养殖户，没有一个人不认识杨绍院、不告诉你“杨公安”的好。

走村串户时，耕地插秧、植树种菜，“杨公安”样样是一把好手。看到村民抬不动抽水机，他脱掉鞋子，卷起裤腿就下地帮忙。

这几年，他买了一辆车，从此，又成了免费“滴滴司机”：村里的红白喜事，他二话不说；夜半有人发病，他翻身起床。不到两年，车子在乡村公路上，奔波了5万公里。

为了方便群众报警求助，他干脆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喷绘成安全提示牌，竖立在铁路沿线。

杨绍院还有个“秘密”：每月发工资，第一件事是给贫困孩子每人100块钱。十年来，默默资助过上百人。因为“我小时候，学费是老乡资助的”。

拉鲊人给他的回报，也是甜蜜的。杨绍院记得，有个80多岁的老婆婆，拄着拐杖，给他送来自家下的鸡蛋时，“鸡蛋都还是热乎乎的”。

今年，他第一次来北京。杨绍院35岁了，还没亲眼看过天安门。

07

李建良有三个“孩子”，一个自己的，两个别人的。

这个“别人”，就是由自己亲手送上刑场的犯人。

1999年，李建良还在当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参与侦破一起百色市火车站附近的抢劫杀人案。两年后，凶手被执行死刑。临刑前，他强烈要求见“李建良警察”最后一面。

“我罪有应得。”他含泪恳求，“但我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老母和儿子女儿，我死后，你能帮我照顾他们吗？”

当时，他儿子8岁、女儿6岁。老母卧床，妻子跑了。

民警李建良想了想，答应了。

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一句承诺，他真的用18年去兑现。

第一次见到祖孙三人，还是在办案时，那时，两个孩子又饿又冷、面黄肌瘦。李建良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给邻居后，才走。

黄某死后，李建良再踏进那个家门，等待他的是黄母的愤怒，和孩子的冷漠。李建良不急，他有的是耐心。

局桑村距离巴马县城60多公里，山高路险，驱车单次要2个多小时。在巴马县治安拘留所当所长的李建良，总来。担心孩子吃不饱、穿不暖，他带来了衣服和米面盐，给他们检修电线、修补漏雨。逢年过节，再添一扇猪肉。

慢慢地，老人和孩子对他亲了。孩子上学，开家长会，都是这位“李大伯”来。

18年，从小学到大学，两个孩子所有的学费、生活费和黄母的医药费等，李建良一手包办。黄母身体不舒服，住院，李建良就是病友眼中那个“孝顺的儿子”。他自己，一件夹克穿近10年，公文包用得掉了皮，常年只穿警服、警鞋，人家调侃他：“好歹是正科级干部，浑身上下不超过200块！”

这18年，这些事，李建良从未向组织提及。是在公安局一次走访座谈中，村里群众主动反映，这才“露馅”。

有人难以理解。李建良的信条是：“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许下承诺，就必须坚持下去。”

他曾荣登“中国好人榜”，是2018年“全国十大守信人物”。

如今，两个孩子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能自食其力了。但李建良的情愫，斩不断。

因为在北京时，黄母还托人带信儿说：“建良啊，家里的黄豆熟了，赶紧回来吃吧。”

他们本是仇人，那年他34岁。如今他52岁，他们成了一家人。

08

情绪失控，大喊乱撞，忽然，一双臂膀将他紧紧抱住。

被抱的人愣了。继而，像个孩子一样在臂膀里哭泣。他是一名艾滋病在押人员，因暴力袭警进入看守所。臂膀，属于毛卓云，浙江宁波市看守所管教民警。当时他50岁了。

监管男性艾滋病在押人员，这是毛卓云的“专职”。

别人避之不及的事，毛卓云是主动“要”来的。2007年，宁波公安决定将全市艾滋病在押人员集中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当过军人的毛卓云，有股子倔劲儿。他立下军令状：“给我6个月，管好了我继续，管不好另请高明。”这一干就是12年。

一开始，跟艾滋病在押人员谈话时，单位配发防护服。毛卓云穿了一次，搁置了。“跟航天服似的，谁信任你？”后来，他干脆把谈话室搬到艾滋病监区。有人被触动，说：“平时，亲朋好友都拿我们当瘟神，就你敢。”

也有人不服他管，他俩就比赛俯卧撑。30岁的艾滋病在押人员能做60个，他能做80个。“服了。”

艾滋病在押人员既是犯罪嫌疑人，也是社会最底层、最受歧视的人群。但在他们眼中，这是他们的“毛爸爸”。

今年6月，有个艾滋病在押人员宋某，擦床板时不小心木刺扎进了手指，疼痛不已，哭了起来。毛卓云用胶带粘、用工具拔，宋某流了不少血，毛卓云用酒精棉帮他止血。一看自己没事了，宋某忽然迸出一句：“谢谢，毛爸爸！”

2014年，看守所前后收押了十几名四川凉山籍艾滋病在押人员，有些从小辍学，连名字都不会写。毛卓云购置了纸笔，自制了识字卡片，把监室变成了教室。所以，他还有个称呼是：“毛校长”。

12年来，“毛爸爸”监管过522名艾滋病在押人员。有人离开了，会给他写信。因为“他是唯一会给我回信的人”。

毛卓云不是莽夫，他很细致。没有现成的路走，他就自学。案头堆满了心理、教育、医学书籍，长年累月之后，他已经是宁波市艾滋病防控领域的行家。

他怎么会不怕？只是很多的“下意识时刻，考虑不到自己的安全。”一开始，这份工作对妻子都是绝密，还是报纸“出卖”了他。如今，家人理解并尊重着他的选择，他也会很小心、很小心，HIV检测，他数不清做了多少次。

今年56岁了。未来，预计还要做下去。

09

新疆和平南路小巴扎，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新疆远在边陲，“三股势力”交织，暴恐事件阴翳未散。

作为新疆乌鲁木齐公安局天山区公安分局小东梁派出所和平南路小巴扎便民警务站站长，王玮可能是极少数，从来“无心逛街”的人。

当了三年巴扎里的便民警务站站长，他拥有了“铁腿”——每天巡逻4万步；他练就了“鹰眼”，对每天10万游客中的可疑者，高度警惕，随时准备“一分钟反应”；他还当上了“小叮当”——50多种便民服务设备，随时上阵。

手机没电？有电。渴了累了？有座。下雨下雪？有伞。受伤生病？有药。遗失物品？有招。

28万个人财产损失被追回，38名走失老人和孩子被找到。二三十岁的王玮，几年下来，还没孩子，却成了整个小巴扎的“爸”。

妻子回忆，婚后的第一个春节，他们就是在警务站过的。那晚，来送年夜饭的她没想到，自己还客串了一回“妈”。

“媳妇，照看一下。”王玮巡逻一圈，带回了一位走失的“小巴郎”（注：小男孩）。妻子毫无带娃经验，小巴郎根本不跟她，急得直冒汗。

过一会儿，王玮处理完警情，过来了。“我看他熟练得很，一手抱孩子，一手从抽屉里拿出棒棒糖。小巴郎马上笑了！”逗孩子、找家长、做登记，王玮一气呵成。妻子觉得，嗯，很有魅力。

“那晚，他告诉我为什么别人休息、他却要执勤。”妻子说，“他说：‘一家圆时万家圆，万家圆时心亦安。我们如果将来有孩子，就叫‘安安’吧’。”

妻子当初真不想嫁给他。理由很简单：

“嫁了，他是群众的，不是我的。不嫁，我是群众，他才是我的。”

如今，他们的女儿都两岁了，名字就叫——安安。

10

舞台上，聚光灯很意外地聚焦了一个影子。

这个影子曾从大凉山跨境到“金三角”，从深山密林奔袭到无人高原，6年屡破大案奇案，抓获了近700余名犯罪嫌疑人，虽战功累累，但此时，他只能站在屏风后面。

因为做缉毒工作，曝光就等于自杀。

我们看不到这个影子的任何表情，但一开口就足够惊心动魄。他轻描淡写诉说着自己的经历，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紧张地揪着心。

“在和毒贩对峙时，对面等警察靠近就拉开了手榴弹！”

“艾滋病吸毒者面对抓捕，突然发疯要咬人，形如野兽！”

“为了抓到即将脱逃的毒贩，我和战友跳下7层楼高的悬崖，全身都是划伤，地上的刺根根嵌入肉里……

他的名字叫周脉军，现任四川省凉山州公安局禁毒缉毒支队副队长。

他的样貌不为人知，名字却能令毒贩闻风丧胆，按他的话说就是：“毒贩都是不要命的，要收拾他们，只有比他们更不要命。”

2018年，他组织侦破了两起特大跨国贩毒案。当时一名凉山籍毒枭藏身境外，他所在的行动小组通过与境外多方斡旋，过境实施抓捕，但不能携带武器。语言不通，环境陌生，在枪支泛滥的境外，这是何等的危险？

“进入疑似毒枭藏身的宾馆后，我们看到了电梯里的弹孔。”面对这般令人战栗的情景，在场的缉毒警，没有一个退缩。最终，他们从境外抓回8名毒枭，149名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以法，一举摧毁了两个盘踞境外多年的贩毒集团。

“危险是你们的日常，难道不害怕吗？”台上有人问。

“怕，任务完成后，越想越后怕。我有老婆孩子，有爸爸妈妈，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

“但，缉毒工作总得有人来做。”抱着这个简单的觉悟，他的5名战友因公殉职，30多人因公负伤。但当地外流贩毒人数降低近8成，本地新滋生吸毒人数降低近5成。

“每次出任务，战友都能平安归来。”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风平浪静背后，是汹涌的血与泪。

他们的故事，还有很多，故事永远不会结束。

他们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基层民警，都很动人，都很美。

10月21-22日，全国“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事迹推介展示活动，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举行。长安君（微信ID：Changan-j）在现场，是观众，也是评委。上面写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作为观众，我数次落泪。

作为评委，抉择艰难，因为，都想打10分。

故事写不完。

即使是70位（组）在现场的“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也有太多无法被呈现的遗憾。河北“一碗面所长”李少春、山东女派出所长杜金环、北京“国际范”社区民警闫昕卓、57岁的陕西警务室“老警”仇群、江西为保护群众而身中数刀的警长徐东华……

请相信，他们每个人都值得被书写和铭记，长安君在书写中的每一次取舍，都万般艰难。

而他们，只是全国300万民警辅警中的“浪花一朵”。

今天，

我们听到了你们的故事，

最美的英雄。

致敬，致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