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新中国的两个“忍耐期”_风闻

     来源：察网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典过后不久，又迎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55周年纪念日。今年的这个纪念日，引起了特别多的民众对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深情回忆，使大家更加感到新中国今日成果的来之不易。

当年国家那么困难，连饭都吃不饱，为什么还要勒紧裤带搞“两弹一星”？再往前推三四十年，这样的质疑曾经成为不少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的“反思”话题。尽管很多人对此做过“释疑”工作，但一些人仍然以“后来并没有发生战争”为由予以反驳。那时还健在的“两弹一星”的功臣们在听到这样的质疑声后，也作了不少解释工作。例如王大珩就指出：

【“当你现在说出这些话（即“后来并没有发生战争”之类的话——引者注）时，世界局势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之剑不再高悬在我们的头顶上了，我们被侵略的威胁也已经远没有当年那么紧迫了。可是，我想问问你，若是没有我们自己造出的原子弹，若没有原子弹在力量对比中做砝码，会有后来的一切吗？恐怕不会。我想，对这一点体会最深刻的莫过于毛泽东了，所以毛泽东才深有感触地说出这样的话：实践证明原子弹还是要有一点的，有一点就比一点没有好！”】

历史毕竟是公正的。2019年10月16日，各大媒体和社交媒体都空前一致，纷纷发声，感念那些为“两弹一星”作出贡献的、曾经隐名埋姓几十年的共和国的功臣们。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的纪念文章中，一句话道出了实质性的关键点：“没有安全就不能发展。”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场景）

回顾新中国前30年（按中共党史划分法是从1949年至1976年共27年），那是一个人民群众生活的“忍耐期”，即在保证民众基本温饱基础上，集中财力物力发展国防建设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独立工业体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在《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一节中有这样的表述：

【“在毛泽东生前，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新中国的前27年的建设的两大成果，即国防科技和工业生产“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和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都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当然，那时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只能得到“初步满足”，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民众的“忍耐期”。

等到中美建交、中国有了“两弹一星”之后，国家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后就开始转向发展了。邓小平时代主要就是解决如何“活得好”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人口比1949年增加了4亿多人，所以尽管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但人均粮食只增加了不到200斤。因此，党中央一方面坚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一方面坚决实计划生育的国策。粮食不断增产，人口增长、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无计划生育得到抑制（现在的人口占世界的1/5），从而为解决“吃得饱”提供了前提条件。

为了让人民生活尽快走出“忍耐期”，国家不断加大对经济建设的财力物力的投入。当时国防指导思想是“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1985年，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但这个“忍耐”一直延续了14年，从1985年到1999年，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军队的“忍耐期”。

而这14年，没想到竟然也成了中国军队经商的“繁荣期”。为了补贴军费不足，1985年起中央允许军队进行商业活动，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队商业帝国。在鼎盛时期，一位香港专家统计称，具有中国军队背景的企业在15000家以上，其销售额可能在近1500亿人民币左右。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则形象地写道：如果你到中国旅游，下榻北京，几乎无法不在军方企业消费，从饭店到电话，从谈生意到娱乐……

同时，军队经商带来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当时，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军内贪腐现象，而是军队的走私问题。据《张万年传》记载，1998年7月13日，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军队某公司利用加工贸易方式走私进口铁矿砂的案件。在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推动下，军队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领导小组等机构成立，相关部门制定《军队、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措施也相继颁布。

尽管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军队经商性质的活动并没有就此止步。在这种情况下，自军队公开经商时就引发的军内贪腐案，特别是军队高级将领的贪腐案，在不断发酵。这个势头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才开始被有效地遏制。

军队“忍耐期”时，大批军工企业，失去了军工订单。为了经济效益，纷纷转产民用产品，什么电子琴、录音机、冰箱彩电之类的，成为了他们的主打产品。社会上还出现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盐蛋的”，“造火箭的科学家造钛金骨灰盒”等现象。军工行业也不再是大学的热门专业，大量的年轻人学外语、学金融，赚钱成为第一大考量。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国人一度信心满满，认为富国就是强国，富起来了就不会被外国人欺负了，更不会有什么亡国灭种的危机了。

对此，“两弹一星”功臣王大珩却有自己的看法。在面临他领导的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即转向以民品为主还是依然以军品为主的问题上，王大珩力排众议，坚持以军品为主。他说：

【“第一，没有国防就无从去谈发展！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我们上哪去谈发展？！日本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去谈发展？！第二个理由更简单，民品是可以买得到的，只要拿钱出来人家就肯卖给你。但军品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呀，人家不会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先进东西把你给武装起来！”】

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美军导弹“误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即后来被坊间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大耻辱事件，再加上南海的许多岛屿纷纷被周边国家非法占领等等残酷事实，终于极大地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1999年9月18日，即在炸馆事件4个月后和日军侵华9.18事件68年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召开大会公开表彰“两弹一星”功臣。

1999年5月的我使馆被炸宣告了军队“忍耐期”的结束。中央公开表彰“两弹一星”功臣，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了“两弹一星”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这等于是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出一个信号：中国的发展方向将会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至此，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终于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那以前的舆论总是说把经济搞上去就可以万事大吉了。炸馆之后，中央及时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提出经济力、国防力、民族凝聚力三力并举，同时军队的高级武器装备工程重新启动，一直延续到今天。

十八大以后，党中央下大力气抓强军建设。在中国历史上力度最大的反贪措施的威力下，以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为代表的大批军内大老虎纷纷落马、军队经商被“一刀切”、毛泽东的“要准备打仗”又成为了国防建设最响亮的动员令…。

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的大阅兵，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校正航向”取得的重大成绩。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我们的短板，我们的国防建设很多方面仍要虚心向外国学习。比如俄罗斯，尽管他们的GDP只相当于我国的广东省，但他们的国防实力仍然高于中国。虽然苏联亡党亡国，但俄罗斯在普京时期迅速调整方针政策，以积极的态度继承了前苏联的许多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优良遗产，特别是国防工业的遗产，使他们的国防实力保持了持续发展的态势。这种国防实力大大提高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使国际政治格局从一度的G2（中国和美国）又回到中、美、俄的大三角关系。在总结俄罗斯的经验时，官方媒体的有关评论是相当深刻的：

【“俄罗斯的经济目前相当弱，GDP排在世界前十之后，然而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支持了它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大国之一的地位。俄美在中东和欧洲都存在严重地缘政治冲突，但是特朗普突然扭转美国对俄强硬政策，向普京展现低姿态，大概的确如他所说，这首先是因为俄罗斯是个核大国。”

“中国与俄罗斯不同，我国经济实力强大，博弈手段多样，这是我们的优势。然而中国军事力量相对弱，又是我方的短板。其中中国核力量与美国有着悬殊差距，是中国的重大战略短板。”

“看看在南海、台海美国不时展现的咄咄逼人姿态，就知道中国的核力量根本就‘不够用’。美国对华的战略傲慢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它对中国的绝对核优势。我们担心的是，或许有一天美国会把它的这种傲慢付诸更冒险的对华军事挑衅，那将使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

（见2018年7月22日《环球时报》社评《特朗普敬重超级核大国俄罗斯的启示》）】

这篇社评或许可以为我们如何看待新中国两个“忍耐期”打开一扇窗口。

    （文章来源链接：http://www.cwzg.cn/history/201910/521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