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的百万建筑师：GSD系主任的20年实践_风闻

作者：孙志健

欢庆只是城市景观的“隐喻”，当黏土塑像缓缓溶解于海湾，景观便终结了，成为城市记忆的瞬间，这与建筑相反——建筑是囊括公众记忆的静态永恒。

孟买甚至都能从Bombay更名为Mumbai，所以这里的空间和图景一直在被消费、重新解读和循环利用。

这些游行队列、婚丧礼仪、节日庆典、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辈、街头地摊和贫民窟居民全都是一日千变的街道景观的缔造者。

讲座正文

Rahul Mehrotra，GSD建筑与城市设计系主任

非常感谢乔治.贝尔德*的邀请，感谢理查德·索梅尔*，今天也很高兴看到了GSD的Robert和其他同事，我感到无比荣幸。我要给大家分享在孟买做建筑的经历——主要体现在我撰写的一些文献书籍和过去20年间我们所参与的项目。

注：George Baird，多伦多大学建筑景观学院院长，曾任GSD建筑系主任。Richard Sommer，多伦多大学约翰·丹尼尔斯建筑风景与设计学院院长。

印度是一个充满意趣的实践场所，那里的建筑师正尽力解决社会、文化和经济变革产生的新问题——空前的城市发展迫使他们重新思考职业的社会角色。这些变革正以难以想象的汹涌之势塑造（mold）着我们的建成环境，我认为在这种进程中，职业建筑师的地位在印度不可避免地被愈加缘化（marginalized）。

所以今天这场演讲就是对行业内部变革的批判和反思，因为在传统的建筑实践中，职业建筑师们通常不会思考更广义的地形环境，而是更关注处理场地本身的独特性，或许这就是乔治所说的我们要识别（discern）出地形环境和文献资料中的微妙差异（nuanced）并加以联系。我觉得如果你不这么做就会立刻与场地文脉失去联系，更不用说是像印度这样正经历日新月异变化的环境，而你的建筑实践也会被认为是“鼠目寸光”（myopic）的。

这是孟买都市区的图片，我们在孟买的工作方法就是将城市和区域本身作为实践的发生器*（generator）——方法自身也在随城市变化而不断进化，同时通过一些建筑语汇从我们这个整合多学科知识的行业的灵活定义中汲取养分，并介入到印度城市的动态（kinetic）都市景观之中。

注：“generator”一词见于《时代建筑》2006/06期论文《在孟买做建筑——城市作为实践的发生器》（Working in Bombay——The City As Generator of Practice），指孟买作为实践的“发生器”。

我认为研究“建筑如何作为抵抗两极分化（polarization）的手段”是极有价值的，这种两极分化现象正发生在我们的城市和社会之中，而如果你去过印度就会发现“不平等”尤为明显，它深刻影响着建筑环境，孟买的复杂城市现象是多元的，它的城市特征表现为某种尖锐的二元性：贫穷与富裕共生，西方图景与传统符号并置，临时材料与钢筋混凝土同在……这种不断加剧的复杂性不仅在孟买，在印度乃至亚洲城市都是非常典型的，所以如何才能传神地表达出塑造城市环境的多元性（pluralism）和二元性（dualities）呢？

所以我把今天的讲座分为两部分——首先给大家分享我过去20年在孟买做建筑所观察到的现象和作出的选择，第二部分是我选取了个人认为最棘手的六个项目来展示——因此尽量避免选到周末住宅或美丽的艺术博物馆，因为设计那些建筑是我们都梦寐以求的享受（indulgence），当然它们也是能给予我们养分和磨练（crucible）的建筑实验，但我想讲六个最困难的项目，因为它们是最能反映设计师处理建筑与社会关系的技巧的。

研究倡导，实践模型，建筑生态，弱化界限，精制传统，本土化与全球化

ETH的Mark Anjali告诉我他曾和学生们去埃塞俄比亚（Ethiopia）考察研究临时居住区（informal settlement），他们在寒冷的冬季乘坐公交车发现了一处临时棚屋区，大家兴奋地跳下车花了足足三天进行踏勘绘制mapping，第四天他们终于在和当地人聊天中意识到这里根本不是临时居住区，而是政府居住区——所有人都拥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定义“非正规”的标准完全囿于审美，这就很成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用审美和价值观来形成这些非黑即白的二元论，那就很难察觉事物的本质，但审美问题绝不是唯一的问题。

研究倡导

对我们而言，研究倡导（research advocacy）也是重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挑战你们所谓的纯粹的平等或二元论，例如住在所谓非正规城市的人们其实往往在正规城市工作，而住在正规城市的人们通常忍受着各种非正规的嘈杂喧嚣（rackets），此时你就明白“平等”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根本问题就是：调研分析公共环境得到的设计智慧可以给我们何种指引？设计师在本土地区如何发挥作用？建筑师该如何切入差异化的世界？如何满足它的诉求又尊重文脉？如何同时回应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深信所有调研项目以及它的方法都会对设计结果产生影响（bearing），所以在实践初期我们会组织大量关于城市的文献资料，但我回顾它们时便发现没有一本书是能被引用的——因为这些出版物并非学术作品，更多的只是宣传工具，有时记录一座建筑仅为了案例研究以便日后进行保护——这些都是城市空间创造的自发（self-initiated）意识，并不需要出版商（当然其中有些出版了）。

但它确实帮助我们专注发掘（excavate）城市条件，这是很严肃的——因为当你需要写文章并将它们归纳成一本书时，就不得不条分缕析地挖掘内容，最终一些文献作品也以法律的形式呈现——我们确实影响了法律，有时我们研究小组甚至参与建筑保护法的编制，学习土地循环政策和城市相关课题。数年之后人们会意识到这些记录城市瞬间的档案的价值，但它最重要的作用是使我理解了曾百思不得其解的“意义”和“本体”（identity）的问题——我们在场地发现“意义”然后就竭尽所能地用设计去强化它，大谈“本体的形成”……但其实这些都存在于建造过程之中。

本体与意义以及其它未知事物归根结底都是被建造的物体和现象，我想这个说法一定改变了你对建成环境的既有认知，但它确实重要——因为在这种场地上“意义”并非固若金汤，它是瞬息万变的——你会发现孟买甚至都能从“Bombay”更名为“Mumbai”，所以这里的空间和图景一直在被消费、重新解释（reinterpreted）和循环利用。孟买更名以后就像印度乃至全球许多城市一样在后工业化语境（post-industrial scenario）下出现了服务与生产区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新体系，短短十年间产生了三百万人口的惊人增长，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率导致了一种奇异的（bizarre）城市主义，渗透到城市景观的方方面面——这是由外部因素产生的城市主义，而精英们主导着国家正统的现代性——这就是Ravi Sundaram*所说的“盗版者现代性”（pirate modernity）——它悄悄潜藏在城市法律的灰色地带，有意无意地滋长着一种反文化思潮（counterculture）。

注：Ravi Sundaram，城市学者，著有《Pirate Modernity: Delhi’s Media Urbanism》。

这种现象对城市接轨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然而它所创造的空间被极大地排斥在主流文化话语（cultural discourse）和全球化之外——这些话语体系下往往是精英主导城市生产，所以孟买不能简单地用“贫困城市”和通俗意义上的正规与非正规模式或其它诸如此类的二元论来解读，尽管这些语汇常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例如南美、亚洲、非洲的城市条件。但这就是我所说的“动态空间”——这些模式分解成单一实体所形成的空间，其中所有的意义都是变幻莫测且暧昧不明的，也就是我今晚想重点讲的“动态城市”空间——所有建筑师、保护主义者、城市设计师和规划师都能各自为阵，求同存异地参与它的空间设计。

你能在动态城市中看到如此奇异怪诞的并置——全世界最大的住宅和最小的居住区，就住宅（dwelling）而言这些环境都是多网格分支的（intermeshed），即便在拉丁美洲的非正规城市里空间也不会支离破碎（segregated），而孟买的这些多网格分支的破碎空间或许与民主有关，所以动态城市不能通过建筑与城市设计手法感知，居住模式决定了它的形式和概念。孟买是一种有特定本土逻辑的内生的（endogenous）城市主义，并不全是网络图片所显示的贫困城市，而是一种充满暂时性的流动和居住空间，它不仅创造了更丰富的空间使用，而且揭示了空间边界开始蔓延到了从前难以想象的地步。

而真正影响它的城市设计术语就是“弹性（elasticity指空间灵活性）”、“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指空间增长方式）”和“占用（appropriation指空间使用策略）”，我会通过几点观察来向你们阐释。

例如孟买的公共绿地空间，这个数据也包含了交通安全岛的绿地面积，孟买即使与德里（Delhi）相比也是令人惊愕的，所以这种绿地密度决定了我们需要富有弹性的设计。

纽约、德里、孟买、东京、巴黎、伦敦公共绿地空间对比

与纽约曼哈顿相比，孟买的绿地空间显得更支离破碎（disaggregated），而图中标示的还是孟买最大的绿地，所以很多全新的空间想象可以在此展开——从这种意义上说孟买不是贫困的城市，而是城市空间最富余的地方。

左：曼哈顿，美国；右：孟买，印度

板球（cricket）是我们根据英国板球发明的印度运动，板球场是充满神圣性的空间，而到了结婚时节这片板球场就被用作婚礼场地，而这个功能仅持续10小时，因为次日清晨这些婚礼设备和桌椅凉棚都会消失，场地又恢复成了板球场。

讲完了弹性现在来说渐进主义，这张图解就是五种占用（squat）城市空间的渐进阶段——是60年代一位英国建筑师发表在《建筑评论》上的图纸，图中的人物在第三阶段坐在桌前，而等到酷暑来临他便支起了凉棚——所有人都赞同他的行为，他也获得了甲方的支持，然后雨季到来后他又通过建造使自己与外部隔离（barricade）——这就是他用大家司空见惯的随身用具（paraphernalia）度过一年的方式，也构成了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整个孟买都是被这些渐进的行为塑造的，当然它有自身的缺陷，因为会造成粗暴的破坏（demolition），而住宅是几乎不留痕迹的了——例如这两张改造前后的图片，你们会发现它留下极其微小的破坏痕迹，但它仍是破坏——当然这就是关于住房的更复杂的问题了。

而街道会在节庆时期被这些纸模制成的建造物占据10天——整条街道会呈现全新的意义，空间会被如此占用，人们于此欢庆歌颂，此时它就不止是贫困的城市，而动态城市的景观也会在其它层面发生作用。

例如建筑保护——这是英国人建造的孟买市政厅（Town Hall），它是少有的几座入口前34级台阶的古典建筑，而我们的传统是英国殖民长官会站在这里对市民进行每年一度的演讲，而此后我们沿袭了这项英国传统——印度地方长官每年也会于8月15日的印度独立日在此演说，此时恰逢雨季中期，所以总是会降雨。因此工务局负责确保长官在34级台阶内不会被雨淋湿——当然可以用一些美丽的雨伞进行遮挡，但他们想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法：将整座建筑包裹起来。这个举动激怒（berserk）了城市中的保护主义者，他们给社论撰写人疯狂写投诉信——这在英国传统中被认为是最强烈的抗议形式——他们确实是义愤填膺，但这种“包裹”是可拆除的（reversible），到第二天清晨它就消失了——它非常“轻柔”地与建筑进行接触，这也是占用和弹性的概念——殖民地的烙印在独立日被“占用”了。

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策略很有价值，但在建筑保护的语境下它显然在不少市民的看法里是事与愿违的（counterproductive），而那些在纽约或伦敦留学的人们总是用英文研究建筑遗产保护，但我认为“动态城市”的想法可以从经济层面理解——例如城市中的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自发自治的过程，它表现了一种将正规与非正规事物融入共生关系中的能力。而“达巴瓦拉”*是孟买风靡一时的服务，他们会在早晨从你郊区的住宅领取你的午饭盒送到你的工作地点然后再将空饭盒送回，仅收取每月3美金的费用——人们选择这种复杂的服务出于很多原因，有些是为了卫生，还有的是出于宗教信仰和食物禁忌或因地铁非常拥挤不方便携带午餐，当然印度人往往喜欢热气腾腾的午饭，所以有三千多人从事这种非正规服务。

注：dabbawal又名“饭盒人”，指印度孟买从事将刚做好的午饭盒从上班族住处运往工作地点再将空饭盒带回的行业的人。

他们利用正规的基础设施——铁路系统来运送午餐，从郊区取出午饭盒后他们会使用一套分程传递（relay）的系统——当送到市区的中央商务区时将这些午饭盒进行合计，然后进行拆解分配，他们甚至还有一套编码系统——哈佛商学院曾针对他们做过一项案例分析，调查显示他们配送的失误率是百万分之一。它真是一项动人的服务，因为这些依赖于相互配合的网络创造出无与伦比的协同效应（synergy），完全无需精心组织的复杂架构，所以它将正规与非正规引入到了第三空间层面，模糊了二元论的概念。

让我们看看其它形式的经济活动——商贩发明这些小袋洗发水是由于普通劳动者不能支付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整瓶洗发水，而将它们按每日所需量分装到小袋中，既符合工薪阶层的购物力，又创造了靓丽的城市视觉文化风景线。

这是孟买有外卖服务的麦当劳店的统计图，这显然完全背离了麦当劳的初衷——他们面向大众市场就是因为快餐店无需人们远途就餐，所以企业会理解如何制定策略、如何灵活运用“弹性”、“渐进主义”和“占用”这些技巧，运用正规的基础设施拓展自身边界（margin），然而城市设计师、建筑师和规划师还未涉入我们对这种城市主义的探讨。

对我而言，研究如何模糊二元论的边界、如何创造第三空间、如何化用设计智慧并将其作为规划设计的基础就是迫在眉睫的议题，所以具有奇异形式的“动态城市”可以被视为典型的新兴印度城市的景象——这些游行队列、婚丧礼仪、节日庆典、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辈、街头地摊（hawker）和贫民窟居民全都是一日千变的街道景观的缔造者。一座处于永恒运动状态下的城市的实体结构（physical fabric）是充满动态的，反之静态的（static）城市则需依靠建筑来表现自身。

动态城市：模糊二元论

如今在动态城市中，建筑早已不再是人们解读城市的单一意象，甚至都不算是城市的“景观”（spectacle）*，相对而言城市中也不包含某个鹤立鸡群的地标了——大量的节日欢庆应运而生，成为动态城市中的景观。它们的出现构成了遍布印度城市日常性的景观，成为主导潮流视觉文化的重要因素，例如伟大的象头神（Ganesh），这个每年一度的节日会聚集三五百万人，人们会对着约1200个巨大塑像和成千上万更小的雕像顶礼膜拜，整整十天大家都会沉浸在穿行城市的浩大游行队列中。

注：spectacle一作“景观”，见于居伊·德波《景观社会》中“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这种空间占据当然形成了城市景观，这是相同的街道的另一幅图景——你会看到整个宝莱坞剧院（Bollywood Theater）都被人们建造出来以供十日欢庆期间观影，而十天之后这些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空间都是通过不同装置移居（colonized）于此，而最后一天会被清除。

人们欢庆的情绪只是一种对城市景观的“隐喻（metaphor）”，当黏土塑像缓缓溶解在海湾的水中，城市景观便宣告终结，没有任何静态或永久的方式来记录这场奇观，此时城市的记忆只是一个暂时上演的瞬间过程，它和建筑恰好相反——建筑是囊括公众记忆的静态永恒的实体存在。

城市与它的建筑有时甚至会包含不同的涵义，而在动态城市中，意义与不稳定的空间往往被使用、重新解读和循环利用——动态城市常常循环利用或占用静态城市的空间并巧妙利用它达成自身目的。另一种极端环境就是建筑作为城市的核心工具，我称之为短期投机资本的城市（cities of impatient capital）——它们随时做好用土地迎接资本的准备，急切地表达并实现价值。这张拼贴就是此类城市的典型案例，而从这些短期投机资本的城市例如上海和迪拜演化出特定的建筑类型，它们有强大的权力（autocracies）使这些资本可以毫无阻力地落地——但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缺乏在地性（rooted），尤其是迪拜爆发的经济危机将这些问题暴露无遗，而在印度这种民主体制与不平等错综交织的环境下，我们如何应对全球资本？如何与地域产生联系？如何从长远角度提高生产？否则你就只能创造一种脆弱的（brittle）城市形式。所以我认为像孟买这样的城市就面临短期投机资本居高临下地侵入（bully）城市引发的财政实力和权力问题，我们都遭遇过这些问题——它会导致对城市的另一种解读——关于脱离（detachment）场地而非在地性。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不希望将动态城市描述成仅关于以人为本的畅想，我想将这个观点作为一种城市主义叙事的灌输（infusion）——我们思考印度的城市只是为了解读一些细微差别（nuance），从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平衡的中间地带——这也是我提出两个极端的原因，真正的问题是当动态城市作为城市主义语境的一部分时你能从中学到什么。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写过一本名为《农业的内卷化》*的书，其中他探讨了印度尼西亚的稻农们种植多种作物使田地非常高产——这就是高产的机制（mechanism），但它的内在复杂性也使其极易受事故的影响而失灵（malfunction），这种情形同样发生在印尼的稻农身上——当一种作物与其它不同步（out of sync）时，有时他们花费四年时间才能收获一种普通庄稼，因为它使整个生态系统紊乱失常（out of whack）了。我认为这种情况在孟买同样存在，我们也正经历城市的内卷化——不断使城市局部空间变得愈趋复杂和高产，陷入沾沾自喜而得意忘形，缺失了构建更复杂和多样化（plural）城市模式的发展的眼光。

注：《农业内卷化——印尼的生态变化进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Clifford Geertz，1969

当你审视住房问题时会发现它更切中肯綮（pertinent），会发现这些城市景观中贻害无穷的破坏（disruption）——当然某些人会倒退回对城市的想象中，那就完全偏离了我们探讨孟买的主旨。因此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科学家、人类学家和其它专家对有限的城市空间作出许多大同小异的解读，反而明明有能力思考更多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并没有参与到讨论中来。

这是我们在哈佛GSD研究的议题，今天不会详细展开，我将它们罗列出来是因为我觉得创造平衡是很要紧的——当我们在70年代探讨自然景观（emergent landscape）时主要是“否定（denial）”，到了80年代我们讨论“根除（eradication）”，民主时代来临时我们讲“宽容（tolerance）”，贫民窟提升改造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我们倡导“改进（improvement）”，但最终都回归到“预期（anticipation）”——你会通过推断来预测它在微观尺度和城市尺度上对基础设施的影响。

否定，根除，宽容，改进，预测

微观尺度对建筑师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查尔斯·柯里亚*做的位于政府住区之间的住宅项目，它被称作集群住宅（mass housing）——会有政府制作的箭头标志告诉你这是集群住宅。查尔斯·柯里亚所做的是递增的有机住宅（incremental organic housing），随着收入增长人们可以在集群周边进行扩建，而政府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片区域，只好把它称作“艺术村（artist village）”，因为他们觉得这有些乌托邦（utopian）和放荡不羁（bohemian）。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基础设施，例如交通是对住宅最好的间接补贴（indirect subsidy），所以如果这片地区有便利的交通，那么住宅很容易实现递增，否则就会沦为我所说的非正规城市或贫民窟。

注：Charles Correa，印度著名建筑大师、规划师和理论家，第三世界发展低收入者住宅的先驱之一。曾于MIT研究建筑，其作品注重流行资源、文化和气候条件，注重建筑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致力于解决第三世界国家因发展而带来的人民生活问题。

实践模型

这就是我们在研究倡导中探讨的议题，而关于实践模型的问题也使我们忧心忡忡，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印度有7座人口八百万以上的大城市（megacities）和28座二线城市（Tier Ⅱ）——在座的印度朋友们应该能说出至少一半的此类城市名，还有393座仅存十万至一百万人口的一级城市（Class Ⅰ Cities），二十年后它们也都会达到百万人口——所以共有约四亿印度人生活在这些我们平时鲜有提及的城市，它们没有规划师和生产力，堪称印度的城市“定时炸弹”，即使我们常去孟买、德里、加尔各答（Calcutta）、金奈（Chennai）、班加罗尔（Bangalore）、海得拉巴（Hyderabad）和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并对这些市名如数家珍，也会无比惊愕地发现印度正潜藏着城市的“定时炸弹”。

这对建筑师意味着什么？70年代的情境下，昌迪加尔（Chandigarh）是过去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而如今新德里、艾哈迈达巴德、孟买和本地治里（Pondicherry）就像是建筑实验的飞地，著名建筑大师多西在离开恩师柯布西耶与路易斯·康后在此进行实践，城市轴线上的所有教育、学校、政治、资本中心都与建筑有关。加尔各答、海得拉巴和班加罗尔成为新兴的中心城市，信息技术大爆炸产生了很多新的形式和资本中心，如今这片空间背负着现代主义的包袱，现代性俨然成为一种风格，审美现代性在社会现代性之前进入印度，新一代充满天赋和超凡魅力的建筑师创造出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景观，而在这些全新景观中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现象——人们专注于传统，虽然并未背负着现代主义的包袱，但还是不断使古老的意象复苏（resurrected）。

这是我最近写完的一本书，它探讨了四种典型的（emblematic）出现在印度的实践模型，而我们作为实践建筑师面临着巨大的教学（pedagogy）问题，教学模式不再受到重视——它们完全演变成截然不同的参与、引导和建造的模式，比我们经历过的任何全球项目都要庞大得多。

建筑生态

我们有幸能在这种新兴城市中做建筑，接触到新颖的实践模型，而建筑生态的问题在我们参与的建筑保护项目中同样突出。我们意识到一个事实——建筑生态和工艺会反映社会现实，当你看到这些保护项目就会发觉它们不以建筑为中心（building centric）——诚然我们不可避免地对那些人口高度稠密地区进行测绘，这是尼扎姆*占有的位于海得拉巴的宫殿建筑群，所有标红的部分都被侵占（encroached）了，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海得拉巴如此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下保留一片稳定的公共空间。

注：Nizam，18世纪至1950年海得拉巴的君主称号。

在这个保护项目中，我们运用石灰（lime）和真实材料对建筑进行修复，通过研究有许多层石灰的花岗岩构造（granite structure）来制作模具，找到精通石灰技艺的工匠们来操作——每根柱子都需花三个月时间建造，所以这是为期九年的项目。它将我们引导向另一种时间的维度，因为你无法想象只用两年就完工，因为每根柱子都要三个月，所以长期的合作带来丰富的人际关系——它使我们既参与到建筑保护中，又体验到更复杂的建筑生态。

这是用模具制作的崭新的天花板，然后我们利用尼扎姆的遗产将它改造成一座低成本的博物馆，虽然没有经费安装空调和加湿器，但它使大量来自高密度地区的普通人得以欣赏到价值连城的手工艺品。

它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引导我们与这座位于阿格拉（Agra）的闻名遐迩的历史遗迹发生关系——我们接受塔塔集团*的委托制定一项印度考古调研的管理计划，这又花了六七年时间。当我来到泰姬陵（Taj）时就发现了它的单行格局（one-liner），让我们回到探讨意义与本体的问题，它极度复杂——只是我们通过制定建筑保护的标准（canons）将它过度简化了。

注：Tata，印度最大的私营制造业公司。

如果你来到泰姬陵，穿过大门就会瞥见建筑主体，此时保安会将手伸入你的钱包进行安检，然后你进行观览直到口干舌燥，最后回家（笑声），这对阿格拉的经济极为不利，因为旅客们甚至没有酒店留宿，而导游只会带着他们白天参观五个遗迹后回到德里。

而泰姬陵起初的设计并非如此图所示，它的平面会一直延伸到河对岸，研究莫卧儿建筑*的人们都会联想到池塘和天堂花园（Garden of Paradise），历史建筑总是居于正中心，但其实并非如此。这是八边形的倒影池，我们从小到大都相信国王想要建造一座黑色的泰姬陵，但不幸早逝，而他理想中的倒影池叫做“月光花园的池塘（bog of the moonlit garden）”——国王坐在平台对称的（symmetrical）位置看到泰姬陵倒映在倒影池中阴郁朦胧的（murky）光影——我相信关于黑色泰姬陵的诗歌也多半源于这种想象。

注：Mughal，伊朗伊斯兰建筑影响下融合印度传统建筑元素形成的简洁明快而装饰富丽的风格。

有趣的是调研过程中我看见这些印度教朝圣者（Hindu pilgrims）正徒步去往马图拉（Mathura）——一座距此不远的朝圣中心（pilgrimage center），而尽管他们是印度教徒，当他们走进泰姬陵时却对着一个穆斯林坟茔做出了敬礼（reverence）的手势，所以在印度这样的国家人们与泰姬陵的关系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得多。

它也是带有居住功能的历史建筑——大家或许都不知道，因为每周五泰姬陵会关闭，而这片地区所有的穆斯林都会来此祈祷，所以它也被用作清真寺（mosque）的功能。而你们也知道泰姬陵不仅满足游客的审美需求，它也和建造者发生了许多故事，所以我们与来自Getty的专家学者们联合发起了一个综合项目，并与一些印度机构合作了两三年，不仅为了研究哪些建筑构件需要修复——例如剥落的（stripped off）柱基（plinth），还希望引发关于保护的思考。

我们将这两座建筑改造成游客中心的过程中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技术上的细节，但很遗憾政府并未使用它们——他们决定全部进行保护。我们思考并嵌入（embed）了安全系统和坡道交通，这里便成了人们等待、休憩和举办展览的极佳场所，大家都知道泰姬陵所有的石材包括铺路石上都有制作它们的工匠的签名，而大块石头上甚至有工匠的全名。工匠们的技巧薪火相传，所以当我们对建筑进行保护时可以用相同的材料替换整根柱子——工匠们从相同的采石场（quarries）获取材料，他们的祖先正是泰姬陵的建造者，而根据保护条例这是不被允许的，但当局感受到这种传统的传承还是批准（ratify）了——他们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justified）。

再次回到关于意义的问题——标准开始受到挑战，阿格拉作为最壮丽的滨水城市发生过许多故事，曾经沿河一线有40座御花园（pleasure garden）而泰姬陵只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因为根据莫卧儿王朝的法律你不能继承祖辈的土地，而一户家庭想要永远持有土地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变成坟墓，那么国王就允许他们继续耕作这片土地，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御花园，而泰姬陵就是国王建造的坟墓——所以他并没有违反法律，只是做了一点调整。

最后是一张我们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关于泰姬陵的真实照片，但其实它恰恰是最不真实的表现，英国的长官——勋爵的表妹创造了这座花园，而阿格拉的政体下他们的权力很大，所以他们跟地方长官提出每晚要在柱子下表演节目，长官便下令砍伐果园（orchard）腾出空间。你可以走进这片花园，它是建筑与景观的完美结合，女士们可以在此铺开毯子与孩子进行野餐，一边享受乐队的演奏，如今这就是泰姬陵的真实图景。

这是泰姬陵被用作办公室时的历史照片，果园虽然不再保留，但仍有繁茂的果树，而国王在小径上漫步时很容易嗅到新鲜蔬果的香气，而难养活的树木往往会栽在临水地带——因为它们更需要水。

这是在浓雾天气下泰姬陵的景象，你会发现它漂浮在半空中宛如仙境一般，这就是花园完全被改造后的场景。

这些女大学生看到了历史建筑上关于天堂花园（paradise garden）的纹样，我们使用“永恒之花（eternal bloom）”的花朵来表达“天堂”的感觉，所以花园对于营造这种氛围是十分关键的。

我们为了重建花园也研究了古植物学（paleobotany）和其中的植物品种，但当地政府一个字也听不进去，所以当我们刚提议重新恢复果园时，这个项目就已宣告破产了。

但你走到像孟买这样的城市，它的环境在后殖民时期（post-colonial）变得愈加复杂——因为它是由两种不同文化交织构成的，你如何构建这些叙事？如果你从伦敦和英国的文化遗存中获取灵感，那就能在特定领域产生历史感和怀旧之情（nostalgia），但如今后殖民情况下文化发生了根本转变，城市更复杂了。

这匹黑马名叫卡拉，孟买的公共空间现在有18座这样美丽的雕塑，当孟买的市名从Bombay改成Mumbai时，右翼政治家将它们挪到孟买动物园的墙边一字排开。1995年我们开始为这片历史区撰写立法草案，而最终这项法律获得通过了，这是我们在印度制定的首次被批准的法律，它也衍生出以后的其它法规，所以当我作为一位城市设计者回到印度时，就参与到这些研究中，城市设计在美国有时就是大型建筑的设计。

我们开始为这片地区创造使用功能，其中之一就是艺术季——如何用现代艺术激活社区？如何创造意义？我们做了一些小尝试例如粉刷建筑的墙壁使人们兴奋，发明一些节庆活动使人们绘画的同时唤回历史记忆，以此募集资金用来修复公共空间，如今这些空间都用来表演节目了，而政府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卫生设施（sanitation）、住房、路牌、街道和家具，这些资金如今都可以从节庆活动中获得——包括建筑修复都是由当地人中的行动主义者们资助的。

我们项目的首要任务就是修复公共空间，而最后就要对建筑进行设计——建筑师的任务无比复杂，因为要创造意义，而且它存在固有的风险，所以你有额外的责任要保证建筑完好无损，因为它就像打开潘多拉魔盒。因此当你进行重新使用和装修时就将自己置于更大的压力之下，因为偶然事件（contingencies）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但你在改变意义，这种意义的改变会成为推动建筑保护进程的现代引擎。

我们找到一个旧仓库并在其中添加了交通空间改造成美术馆，这是旧的印度撒拉逊（Indo-Saracenic）建筑的平面图，我们开放了一块五万平方英尺的艺术展示空间——易于改造的钢结构为片区增加了新的意义，从历史区脱颖而出——最近我们还加建了一座游客中心。

后殖民时期的环境为建筑带来了新可能性，我们选用不锈钢板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的，因为大家都认为甲级建筑应该用石材，而这种美妙的反射给历史区增添了不少现代感。

弱化界限

接下来的问题是弱化界限，我相信建筑是创造和强化不平等的重要工具——它在社会各成分间创造了牢不可破的门槛，你如何通过建筑去改变它？孟买周边的农庄和周末住宅是非常流行的，而这种内向庭院（introverted courtyard）的建筑类型是从帕拉弟奥别墅（Palladian villa）生发的灵感，我记得坐船经过港口时遇到了这座颇有代表性的住宅的承包商，我问他：“房子的设计者是谁”，他说：“没有，这是我自己设计的”，而如今我的甲方给了我一大叠美国白宫的照片然后说：“照着它做（replicate）”，于是我就遂了他的心愿。

这有点卖弄夸耀（ostentation）的意思——其实就是市区的富人们在郊区施展自己的幻想（fantasy），但这种农村环境充满贫困，设计过程中也会产生尖锐的两极分化——这就是情形不断恶化（compound）的原因，你能看到带刺的铁丝网围栏（barbed wire）和安全警报器。大量年轻建筑师在实践初期都在做这类项目，我们对合作的甲方说：“您看您一年使用这座住宅的时间都不超过20天，所以为什么不对场地作出一定的回应呢？”

终于住宅对村庄摆出了自己的姿态（gesture）——村民们都能共用这里的水源，看门人和他的家人在附近闲逛，场地获得了重新开发（recolonized），这就是我所说的“弱化界限”，因为它使建筑更具渗透性（permeable）——不仅是对使用者，而且预想到了社会中业已存在的显著的（pronounced）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这并不是让建筑妥协，而是改变姿态——屋顶完全由镀锌（galvanized）金属而非不锈钢制成，它的排水最终都会聚集在巨大的排水井（gutter）中，而光线也以极富趣味的方式被调节（modulated）——因为甲方是一位对光线极其敏感的年轻纪录片导演，所以我们想到了这个方案。

另一个类似的项目我们还是通过创造一系列的基座——它会吸引劳作的农民和村民来到这块土地，占据这座房子，渗透这片空间，厨房就在住宅后方，所以人们围坐于此——大片茶园正是住宅的一部分，我们使它渗透进居住空间而非创造强烈的分隔，但这更无需牺牲住户的私密性，想要重建乡村的人都会赞同这样做。

原本业主想要砍伐两英亩的茶田来建造假山和花园，但我们成功劝说了他——他们同意“轻柔”地处理场地环境，所以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大屋顶下设计了三间房——屋脊使用花岗岩，而公共空间运用当地建造工艺，精心打磨的木材用以框景，下沉的座椅保证了私密性，当人们工作或在茶园劳作时就能与当地居民发生交流。

在许多类似项目中我们都有意识地颠覆（subvert）本体，例如这座本该是别墅（villa）的建筑，当地人却称它为茶厂，而另一些人称它学校——因为看起来像有大屋顶的校园建筑，因此对我而言颠覆建筑本体就是一种消解（dissipating）两极分化的手法。

精制传统

传统和工艺是我们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是要在超越我们所迷恋的木材石材的基础上进行延伸。而气候是与生俱来的条件，我们总会忘记雨季的威胁直到它来到孟买，但它给了我们回应气候条件的契机，我们创造了与气候有关的建筑。

接下来再谈天气，遮风避雨是短期投机资本的建筑最基本的需求，这就涉及到材料的选用了。我们在建筑保护项目中观察了很多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