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二里头代表的是少康中兴至商汤灭桀的夏文化_风闻

10月19日至20日，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洛阳市召开。来自海内外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二里头遗址及相关问题研究”、“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研究”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并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学术交流、观点碰撞。洛阳日报选登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博物馆的建成，是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重大事件”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李伯谦

夏代在司马迁的《夏本纪》及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均有提及，但是长期没有得到考古学的实证。随着二里头遗址、河南王城岗遗址等遗址的发掘，将考古学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证实了夏王朝的存在。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经过多年的筹备和建设得以完成。它的建成和开放，是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可以让更多游客看到60年来几代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能够展示夏朝社会发展的文物，对我们增强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发掘的夏代遗物和遗迹进行碳十四测年并结合多学科分析，最后得出的研究结果是：**以王城岗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是夏代早期文化，以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是后羿代夏时期的夏文化，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是少康中兴至商汤灭桀的夏文化，即二里头遗址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

初中历史教科书上关于二里头的介绍

夏商周断代工程肯定夏的存在，使得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得以接续，希望依托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立，为今后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支撑。

“二里头代表的是夏王朝的文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巍

经过60年来的发掘和研究，中国考古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夏都，而且可能是夏代后期的都城。

考古学家的看家本领就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根据遗址存在的时间、空间、规模、性质来判断其所处发展阶段，并在此基础上与历史文献和古代传说相结合，进而探讨它是否为其中记载的族群或者王朝，是十分科学严谨且符合科学规范的。

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时代是早期中国形成的时代，二里头代表的是夏王朝的文明，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发现来证明这一推断。

“夏都是目前二里头最合适的定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陈星灿

这次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盛会，提交的60多篇论文非常精彩，聚焦二里头考古发掘60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及广阔的史前背景、源流的关系，从方方面面进行了探讨。

二里头的考古发掘研究已经有60年了，分为前、后两期，前40年主要聚焦二里头的文化分期和年代框架，确定了二里头遗址的王都性质；近20年的考古发掘，以聚落形态为主进行多学科合作探索，对其宫城布局、城市框架等进行系列发掘，取得了很大成就。

夏朝统治范围示意图

目前，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让我们对此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相信到考古发掘80年的时候，将对很多问题进行更清楚的呈现**。****现在很多问题是开放的，包括二里头遗址为夏都遗址，至少目前我认为是最合适的定位。**相信再过20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会得到更清楚的结论。

“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夏都故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 杜金鹏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已经走过了60个年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掘成果，二里头遗址因此成为我国二十世纪以来最著名的早期都邑遗址，是探索夏文化、夏王朝的重点遗址。

60年来，二里头遗址累计发掘面积4万余平方米，但这只占总面积的1.75%。经过持续发掘与研究，目前对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布局、内涵、年代等已有基本认识，对其王朝属性也有大致共识。新的学术理念与方法开始应用，宫城、井字形城市干道等的发现意义重大。同时对周边聚落群和历史环境的调查，进一步凸显了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地位。

**目前，对二里头遗址的属性，还有学术争论，这是好事。****我的观点是：**二里头文化可能是晚期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夏都故墟。

“二里头铜牌饰是夏代建旗制度的有力物证”

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副教授 胡建升

二里头铜牌上的神熊意象直接承传了古老的神话记忆与大传统文化编码，夏代历法直接继承了远古以神熊为符号编码的自然历法。

在出土文献《容成氏》中，夏禹建五方旗，熊旗居中，成为了夏代政治旗帜制度与国家信仰的中心标志符号，也成为夏代政治制度、政治权力与国家形象最为合法、最具权威的神话图像。二里头铜牌饰出土时正好在人体中心的胸腹部位置，也为神熊居中的夏代建旗制度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图像证据。

在传世文献中，夏代君王具有化熊的记载，体现了夏代君王与神熊有着共同的神话认同，这种神话认同充分体现了远古神熊的神话信仰在夏代君王身份方面的文化记忆与具体表现。

二里头铜牌饰上的神熊意象与夏代历法制度、建旗制度及化熊故事都保留相同文化结构的神话幻想与原型编码，即都依据熊的自然生态与天熊存在来制定现实历法制度、政治制度与礼法制度。二里头铜牌饰为我们重新思考和考辨夏史提供了全新的物质证据。

“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有陶范铸造技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煜

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迈入青铜时代，铜器的数量、种类、规模比龙山文化晚期都有较大发展，冶铸技术也有跃进式的变化，在中国金属技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商周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端赖于二里头时期就已形成的原则、工艺、技法。

二里头时期铜器制作技术具有早期铜器制作特征，表现为对铜、锡、铅和砷等合金元素的配比与金属器物的功能关系有一定认识。大部分铜器都经铸造而成，兵器、工具中有部分经过热、冷加工。

二里头时期青铜器的成形方法以浑铸为主，目前尚未发现分铸的器物。但此时已经有了陶范铸造技术：按照垂直和水平方向进行分范设计，纹饰的设计沿水平方向展开、在范上制作等。陶范材料具有高粉砂、低黏土、高孔隙率的特点，是用当地黄土淘洗制成的，这种技术为商周时期所承继。因此，可以认为，陶范铸造技术的基本规范和做法，在二里头时期已经形成。

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作坊规模大，延续时间长，浇铸工场、烘烤陶范的陶窑的发现，反映出铸铜工艺设施已有较高的专门化水平。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已具王都气象”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徐昭峰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面积逾100万平方米，是伊洛地区乃至周边更大区域的中心。**二里头遗址已存在东西并列的特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无疑具有了王都的规模和内涵，证明该遗址已具有王都的地位。

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址宫殿建筑的布局演变来看，其宫殿区整体南移。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进入了全面兴盛时期。从空间布局来看，宫殿区居中，北部为祭祀区，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并形成以此为轴线的聚落布局形态，一直持续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奠定了二里头遗址全盛时期的规模。

二里头文化三期，一改二里头文化前期宫殿建筑集中于一处的布局形态，形成东西两个建筑中心。该期在延续二期大的空间结构基础上，最终完善了二里头都城遗址的宫城空间结构。

至二里头文化四期，三期形成的聚落布局和宫殿布局基本未发生大变化，持续着三期以来的繁荣。与考古界之前的认识不同，二里头遗址在其四期并未处于衰落阶段，而是仍然处于繁荣阶段，其性质仍属于都邑。

“二里头酒礼器开启中原礼制新变革”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 豆海锋

二里头时代是中原地区社会组织、礼仪制度、生产技术、器用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代奠定了中国早期国家发展的基础。

在礼器制度方面，以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特有的酒器作为基本组合形式的用器制度，开启了中原地区礼制的新变革，对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影响深远。

结合以往的研究，可以确定二里头文化酒器组合的演变特征，从等级、技术、使用程序等方面解析二里头遗址中酒器组合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过程；也能从微观层面探讨二里头文化所见酒礼器产生与发展的动因。通过对鬶、盉、爵、觚、斝等器形态和功能分析可以看出，此类酒器是在继承本地已有器形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而产生的；以酒器随葬并赋予“礼仪”的功能则是对“东方”地区礼制传统的借鉴与吸收。从宏观区域互动角度对二里头文化酒礼器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具有秩序性、等级性的酒礼器对中原以外地区有着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