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和她9个战死的国军弟弟_风闻

作者|    胡佳恒

来源|    史遗

作者的话：

2011年，我写作了一本传记，与梁启超家族三代人有关。其中自然会涉及到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原来她曾经历过这么多的亲人战死。我将书稿当中的一部分单列出来，取名为《林徽因和她9个战死的国军弟弟》。

八位年轻的飞行员、连同弟弟一起相继惨烈离世，给林徽因带来最后的心灵撞击——“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前言：

笕桥航校，被誉为“空军黄埔”的民国中央航空学校，其前身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1930年民国政府择址杭州古镇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蒋介石亲任第一任校长。1938年，林徽因和梁思成曾在前往昆明的途中，遇到了正在往昆明撤退的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的八名学员，他们为病中的林徽因提供了不少帮助；1940年在昆明，林徽因和梁思成又成了这些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的“名誉家长”。不久之后，噩耗频传，八名飞行员和林徽因的亲弟弟林恒全部以身殉国。

林徽因与弟弟林恒

这是一段冗长苦闷的旅程。从天津到长沙，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林徽因用她容易爆发的坏脾气抱怨说，简直是将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十月十四日（1937年），一家五口终于走出了长沙火车站，在附近的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暂居了下来。

华北城市相继沦陷之后，此时的长沙被称为大后方。城市开始涌入大量的战争难民，梁思成一家五口的临时住所，每天都要在巨大的火车汽笛轰鸣中颤抖。但这里也并不安全。驻扎长沙的军队早在八月就预料到，日本飞机迟早要飞过这里。梁思成一行人抵达长沙前两个月，防空部队就接到多架敌机来袭的情报，防空警报声第一次响彻全城，随后长沙漆黑一片，进行了严厉的灯火管制。

最终，八月的夜空没有出现日本飞机。它们飞来的时候，是十一月。

没有防空警报，只有爆炸声从突然远处传来，接着是第二下更近的声浪。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梁思成抓起了女儿，儿子被林徽因抱入怀中。慌乱的楼梯里，听得到周围房屋正在断裂的响动。还没来得及下楼，耳边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林徽因与梁从诫被托到空中，然后摔向地面。那些玻璃、门窗、屋顶、天花板都碎成块状，坍塌下来。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不见了。

他们都没有受伤。一家五口拼命跑向联合大学的防空洞。但头顶上再次俯冲的轰炸机，让他们收住了脚步。街上浓烟滚滚，林徽因觉得这次是躲不掉了，一家人索性靠得紧一些，省得有人活下来去承受悲剧。

万幸飞机只是掠过，然后在他们要奔跑而去的街道尽头，投下了一枚炸弹。炸弹哑了。

这是日本空军第一次空袭长沙，四架飞机飞临长沙上空，投下七枚炸弹。第三枚差一点命中了梁思成一家的临时住所——它在房间十六米的地方爆炸。如果日本飞行员犹豫半秒钟按下投弹按钮，很可能他们连跑下楼的机会都没有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午后的惨剧中，五十四栋房屋被炸毁，包括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五十四人死于非命，伤者五十八人。很显然空袭的主要目标是长沙火车东站，人们事后在检查战损时发现，铁轨被炸断了十六米。

劫后余生的林徽因，蹲在废墟上，企图能拣出一些还能使用的锅碗瓢盆。一路颠簸中害上病的梁从诫，则跟着妈妈翻砖头。他要找出自己的玩具，一套带有打仗图案的积木。

梁思成一家只有借住到朋友家中——许多来自北平的教授，已经先期逃难到了长沙，为临时大学的开学做准备。没有空袭时，他们就像住在北总布胡同三号时那样，邀请朋友，或者朋友们不请自来的到这里，吃一些茶点，聊一些互相感兴趣的话题。他们交换着往日的笑声和现实的叹息，但总体来说情绪都还不错。所不同的是，在长沙的林徽因，只能让宾客们围着一只小炉子来品赏她的手艺。

梁思成与林徽因决定去往更远的昆明。这是他们抵达长沙后一直思索的下一步。梁思成希望还能延续营造学社的运转。现实的困难是，学社已经钱粮无着，而且缺乏馆藏图书以供研究。要解决这些问题，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争取到政府研究机构的支持。

此时梁思成的二弟梁思永恰也撤退到长沙，然后准备遵照国民政府的安排前往昆明。梁思永系哈佛大学考古系出身，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北平几所学校的馆藏图书被辗转抢救到城，历史语言研究所将十三万本图书发往昆明，准备在那里重建战时学术研究。这些图书资料的存在，也是梁思成恢复营造学社工作的信心基础。

但在日本飞机炸掉他们的临时住所前，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做出再次迁徙的决定。

离开北平前，夫妻俩曾前往协和医院做过一次身体检查。常常背部疼痛的梁思成，被诊断出患有颈椎软骨硬化和颈椎灰质化症。从此要在衬衣里穿上一副金属马甲，用来支撑他的上半身。对于时常要外出测绘的梁思成来说，穿上这件金属马甲意味着他外出测绘的生命将走向衰落。因为如果要完成侧身扭头这样的简单动作，比画完佛光寺的测绘图还难。

他只能将整个整体转过来，才能观察身后。梁思成并不惧怕这种身体变化，他向妻子自嘲说，抗战刚开始，就穿上防弹背心了。

妻子的病情还要严重。医生在她的肺部发现了空洞。梁思成被警告要好好照顾妻子，任何轻微的感冒发烧，都有可能导致林徽因永远的闭上眼睛。林徽因不以为然，只说警告也是徒劳的，生死由命了。

脆弱的身体状况，逼迫他们不得不放缓迁往昆明的想法。况且，庚款资助已经中断，他们的背包中仅剩下三百元盘费，一家人生计无着，远赴昆明是冒险，还是逃生，也是疑问。直到日本人的轰炸帮助他们做出选择。

林恒

十二月初，梁思成一家人离开了长沙。昆明不通火车，只有难买的汽车票，和不断转圈的盘山公路，才能通往那里。他们打算忍耐这十天的车程。林徽因对军队的抵抗能力早已失去信心，从北平来到长沙的路上，那时天气已经冷下来，梁思成与林徽因都已穿过棉衣。但林徽因沿途看到，前线布防的士兵都没有棉服可穿。她真不敢想，在防御能力几乎等于“鸡蛋”的阵地面前，这些军人该是如何的活着和死去。

林徽因的忧虑，一年后在长沙城应验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长沙城化作一片火海。

现实惨状远比林徽因的担忧复杂。蒋介石为了防止长沙沦陷后日军获取城内的物资给养，曾密电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要求他制定放火烧城计划，在前线无法抵挡日本进攻时实施——作为上海、南京抗日战场的后方，长沙也储备了大量物质。此前武汉已经沦陷，大批从武汉撤出的机关、部队，以及难民无序的逃往宜昌、重庆，还有这里。长沙城市人口从三十余万激增至五十于万。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这项计划具体化后，严令行动开始前，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警报响起第二遍时，才能开始行动。

警备司令部领受了放火任务，并告诉举火人员说，放火要有省政府、警备司令部的双重命令。起火时还要听从警报指令，直到城中最高处的天心阁被焚，才可点火。一切看似有条不紊。但警报无声，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在凌晨两点突然起火，城内警备司令部以为是信号，紧跟着各处自行点火。

此时日军距离长沙尚有五十公里。失去控制的战时情绪，以及孱弱的失败者心态，却早已侵入长沙。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日军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经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十二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的说，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三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

警备司令部致电警察局求援灭火，得到的答复是警察已撤离，消防队员也已撤离。消防车无法出动，因为所有的水罐里都灌满了汽油，那是为正式放火时准备的，已经派不上用场。无奈之下，只得宣布弃城。

流浪者与国家的财富，混乱挤压在这座城市每一个角落。最后被一系列混乱的指令付之一炬。烈焰腾空而起，夜空的红，就像湖南人谭嗣同与唐才常倒下时流出的血——他们都有一个巨大的计划，然后被计划实施者不断发出的错误决定牺牲掉，几十年过去依然如此。那些夺路而逃的妇孺，躲进水缸被活活煮死的母女，冲进防空洞被烤焦的银行职员，还有在湘江渡口遭踩踏身亡的避难者，都不知道究竟是谁索走了他们的性命。

大火舔了两天两夜。三千人被烧死，城市几乎燃成灰烬。唯有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市党部、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法院、银行以及省政府等公共机关，焚毁情况并不严重。公私相形之下，难免令无家可归的灾民，心更不平。

火熄之时，蒋介石专程飞抵长沙问罪，法庭认为三位责任人罪不至死，蒋介石批示三人渎职秧民，就地枪决，张治中革职查办。蒋介石后来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蒋介石的检讨，以林徽因的观点来看，也应包括政府无法将每个人安排到能发挥效力的位置上去。在长沙期间，她与她的朋友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即政府还没有完全挥发它的组织作用，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变成了战争累赘，而行军打仗的士兵，多半是目不识丁，又极度缺乏营养的农民子弟。

很显然以这样的状态去取胜装备精良的日军，存在先天性的不足。知识分子即使不上前线，也应该有一种支援战争的渠道。但现在什么都没有。这些爱国者被抛弃在战争之外，内心泛起深深的挫败感。

没有窗户的汽车，一路爬到了晃县。这是一个湘黔交界处的小县城，从这头走到那头，只有一条街道。梁思成抱着儿子，搀着孩子的外祖母，在阴雨泥泞中寻找可以投宿的旅店。林徽因连女儿都快抱不住了。她走不了几步，就要弯腰把梁再冰放回到地上。喘气。咳嗽不停。

是一辆接一辆的老破车，载着他们来到这里。旅程没有任何额外服务可言，有时汽车出现故障，梁思成还要与司机一起探讨修理的可能性。比如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平安夜里，汽车停在一个名为“七十二盘”的山坡上无法前进。司机跳下车掀起引擎盖，梁思成则将手绢伸进了油箱，发现是燃油耗尽。众人只好推车。最后是山崖上一个有灯的村落救了急，人们起码能在可以生火的地方睡上一觉。林徽因对梁思成说，这该不会就是平安夜的礼物吧？

旅程也有野蛮的一面。每当汽车晚间停靠路边旅馆，同车人总是争先恐后的下车投宿，唯恐迟到之后订不到床铺。后来梁思成与林徽因也学会了这些。靠站时，他们先撇下孩子和老人在车上照看行李，一起飞奔到旅馆安排妥切，然后才回来取行李，领着家人下车。

但现在林徽因高烧不退。她不能再赶路，最好停留下来立即休息。他们走完了所有的旅馆，生意好到没有一张空床——前方路面塌方了，几个班次的乘客都滞留在了这里。即使公路短时间内被抢通也无济于事，因为所有的汽车都已被军方临时征用，用来将航空学校的学员转移到昆明。总之，他们被困在了这里。

在闯入了一家茶馆之后，林徽因再也走不动，坐了下来。茶馆老板拒绝提供任何帮助。连打个地铺都不被允许。一家人顿时陷入无处安身的境地。林徽因浑身发冷，但她的额头又让梁再冰觉得滚烫。

冬夜飘雨。雨里好像又飘来琴声——那是梁思成熟悉的小提琴，他在清华时常常以此为消遣。梁思成冲进夜里，循声而去。他觉得拉琴的人一定来自北京，或者上海，兴许能被说动，提供一些帮助。近了。就是这里。梁思成敲了敲客栈房门。

琴声戛然而止。门开了。八个年轻人望着门外陌生的梁思成。看着他们都身穿军装，梁思成也愣了一下。对于大兵，他素来谈不上好感。不过事已至此，梁思成只有简单的说明来意。他是难为情的，只有在亲密的朋友中间，梁思成才会迸发出那种健谈与幽默的个性，大多数时候，他很沉默，只会微笑，然后对林徽因的说话作补充性发言。

年轻人们倒是出乎意料的热心。他们很快腾出一个房间。林徽因已接近昏迷，一进门就躺倒在床上。

晃县当时完全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来救治林徽因。梁思成又想起同车的旅伴中，有一位女士或许能做一些诊疗。梁思成听说她曾在日本的一家美国教会医院受过训练，也研究过中草药。女士也被请了过来，她认为林徽因染上了可怕的肺炎——北平协和医院的医嘱是不得不听的，在抗生素药物还没有广泛使用之前，肺炎是一种很难医治的顽疾。

一副中医处方出现在梁思成手中，这些药恰好在当地就能买到。林徽因卧床了两个星期，总算是退了烧。

那间用木板隔开的小屋子，其实是最好的战时底层生活观察哨。林徽因躺卧在那里，凭耳朵知道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可憎的当地妓女，骂骂咧咧的赌徒，山东口音的军官，以及气质各异的司机。她说那些司机很喜欢和妓女们赌博喝酒，用来补偿白天在危险路途上开车的寂寞时间。当然，林徽因听不太懂他们的方言。不过确定的是，大部分谈话与战争无关。

杭州笕桥中央航校学员

更多的故事还是来自那八个年轻人。他们是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的第七期学员。一九三七年之前，能走出中央航校的飞行员只有五百名左右，都是菁华中的菁华。抗战爆发之后，这批新学员也接到命令撤往昆明，在巫家坝重新建校——辛亥革命那一年，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就是在巫家坝起义，推翻了云南的地方清政权。

他们当中一些人来自广东周边地区，当天夜里拉小提琴的黄栋权，甚至就是广东新会人，与梁启超同乡，当然对梁思成的名字不会陌生。剩下的一些人，他们的父母还生活在沦陷区，战火隔断了他们与家庭的联系。已经去世的梁思忠与这些航校学员年龄相仿，随着谈话的深入，梁思成很容易从他们身上看到梁思忠的样子，还有那个被送往武汉的妹妹梁思懿。梁思成与学员之间产生了类似兄长与晚辈之间的感情。

林徽因自然成了学员们的姐姐。即使是在病中，她在学识方面的谈吐，也一向是知识青年无法抗拒的。而且她真的就是一位航校学员的姐姐——林恒已经考取了中央航校，编入第十期学习班，不久也将赴昆明继续学习。这些奇妙的关系，不能不让林徽因对这八个学员心生怜爱。

从支离破碎的林家生活中解脱出来后，她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日子，还要不停的调节倔强的母亲与糟糕的仆人、以及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之间的矛盾，还有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亲戚冲突。与这些学员相处则没有如此复杂。后来，学员们也确实对林徽因有了心理上的依赖。

退烧之后，梁思成一家五口人又上路了。他们在凌晨一点抢着将少得可怜的行李塞上汽车，然后在黑暗中呆上九个小时，等到十点汽车发动时，只能坐下十六个人的车厢，挤上了二十七个人。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他们到达昆明。从长沙出发时所计划的十天旅程，被拉长到接近一个半月——日军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攻破南京后采取的屠城行动，也接近一个半月。当梁思成一家颠簸在山间小路时，南京城的每一条街道上，都盛开出恶之花。

到达昆明后，梁思成一路积累下来的病痛爆发了。他的背部开始痉挛，穿上金属马甲也于事无补。医生说背部的疼痛是由于扁桃腺有脓毒。于是，扁桃体不见了，但诱发出严重的牙周炎，疼得梁思成吃不下任何东西。接下来，满口的牙齿都被拔去。三十六岁的梁思成，嘲笑自己成了无“齿”之徒，然后在帆布行军床上躺了半年。医生害怕他过度依赖止疼药，建议梁思成做些小手工。所以林徽因找来一些破袜子，请梁思成用它那双攀爬宫殿的手，去一针针的缝补。

他们租住了城内三间平房，安下了在昆明的家。营造学社经费申请困难，家庭开支也面临赤字，刚刚病愈的林徽因，替代丈夫担起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她每个星期到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六节英文课，来回要翻四个山坡。一个月后换来了四十元课酬。路过杂货店时，林徽因看上了一块扎染的花布，准备掏钱，手又收了回来。最后，她带回了一卷皮尺，花了二十三元。到家之前，又买了几毛钱的零食——一块核桃糖，还有糖炒板栗。这样，丈夫和孩子们都有了礼物。

当梁思成一家刚到这座城市时，没有一所迁来的研究机构理会他们的求职，大家都是自顾不暇。相反，不断有精美的请柬送来，那出自一些逃到昆明来的富贵人家之手。当梁思成与林徽因赴约时，夫妻俩往往会成为宴会上的花瓶。众人行乐，林徽因习惯泼冷水，说丈夫不能饮酒，她不会打牌，两人都没有抽烟的习惯。类似的宴会，与夫妻俩的现时处境相去甚远，随后他们一概推脱，不再出现。

为了生计，两位建筑设计师不得不为那些本地有钱人设计房屋，林徽因称他们是卑鄙的富人和奸商。很少有人会支付与梁思成夫妇身价对等的报酬。过了四月，长沙临时大学迁来昆明，挂上西南联合大学的校牌。

北平时期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此时正在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工作，他聘请梁思成与林徽因担任顾问，设计新学校的校舍。这是值得夫妻俩高兴的事，但设计稿改过一版又一版，梦想中的抗战学校，从高楼变成矮楼，又从矮楼变成平房。每易一稿，林徽因都要落泪。

最后一稿交出后，梁思成听到了一个让他不快的反馈消息。学校研究认为，除图书馆屋顶可用青瓦，校长与部分教师的办公室屋顶可覆铁皮外，其他校舍都将是茅草屋顶。这意味着外墙材料连砖头都用不起，只能靠黏土打垒。梁思成不满的向梅贻琦抱怨，说茅草房连农民都会盖，为何还要他来设计。年长他十二岁的梅贻琦，恳请获得这位建筑设计师的原谅，他承诺抗战胜利返回北平之后，一定请梁思成为清华设计几座世界一流的建筑。

一九三九年冬天，梁思成与惨淡的局势和解了。他真的设计了一座接近茅草屋标准的房子，作为一家五口人在昆明城外的新住所——申请庚款资助营造学社一事有了回音，中美庚款基金会复函说，如果梁思成能重新寻回学社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基金会就重启资助。这不是难事。很快营造学社组建出一只新的团队。同时，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愿意与他们分享图书馆。只是研究所为了躲避日渐频繁的日本飞机轰炸，已搬至昆明东北十公里的龙头村，出于便利查阅藏书的考虑，梁思成在村里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房子没有盖起来之前，一家人还在一座废弃的尼姑庵里，捱过一段日子。

林徽因在昆明桂家花园旧居前

这座外墙刷上白色石灰粉的房子，是在激烈的原材料争夺中封顶的。两年内物价飞涨，一袋大米能从三块四涨到一百元。他们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土坯砖，每一块地板，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奋斗的代价是他们破了产，欠下三百元的建筑施工费用。

是已经返回美国的费慰梅帮他们支付了这笔开支。她寄来了一百美元支票。

费慰梅还送来一份有名的建筑杂志《笔尖》（Pencil Point），精美的页面上刊登着梁思成对中国赵州桥的英文测绘手稿。那是梁思成在逃难到天津的路上，给费慰梅寄去的。梁思成希望美国的杂志能发表它，很显然，以费慰梅自身的学科背景，无法成为一名权威的推荐人。她将论文交到麻省理工学员建筑系系主任艾默生手中，恰好也是研究法国开拱桥专家的艾默生，为梁思成的论文附上了推荐信。因为他发现，梁思成所测绘的赵州桥，比法国最早的开拱桥，还要先出生十个世纪。

龙头村的野地里是怎样的一副景象——日本飞机呼啸而过，用炸弹和引擎的巨响，将中国版图从最北的东北，驱赶到最南的云南。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北洋水师的亚洲第一舰定远号，向日本舰队打出第一发砲弹时，两个先后谋求现代化的国家，他们在海上搏斗的距离只有五千三百米。此后数以千计的青年东渡日本，买轮留洋，在冰天雪地中操习军规，于浩瀚书海中思定国策。返国又大多各为其主，互相厮杀，主义和主张，沦为在刀枪面前无法施展的屠龙术。

政府的名号换成了走马灯。有人复辟，被梁启超蔡锷逐出紫禁城。有人割据，在军阀混战中自生自灭。有人革命，又陷入无尽的党争，和外界的袭扰入侵。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断的被入侵，被自己中断。中日国家间的差距远远跨过了五千三百米。

定远舰的砲膛退出弹壳已有四十六年了，梁思成与他的妻子还是无力报国，蜷缩在边地小村的长堤松树边，过着与他的祖父辈在广东新会茶坑村一样的生活——古往今来，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常态。所不同的是，梁思成与林徽因还要无助的看到昆明城里，不定期遭受暴雨般的轰炸，声音传来，令林徽因忍不住想干呕。

1938年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与友人在昆明

众多留洋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战争时与一根打猪草无异。在中国司空见惯的建筑，可以被他们赞美成一座惊人的艺术品。这些赞美，为他们带来个人荣誉与国家好感，但还是难以勾起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的兴趣。

他们常常早上五点就从村里出发去西南联大上课，如果路上听到空袭警报，就得匆匆跑向可以遮蔽自己的地方藏起来。等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返回村子。林徽因说，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身体好的时候，林徽因会走路到水渠边的瓦窑村。她喜欢在那里的作坊里，看老师傅做陶坯，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泥巴在老师傅的手中，变幻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可惜最后不是烧成瓦盆，就是痰盂。老师傅对这位落难的才情美人，也没有表现出过大的热情。陶坯手艺传男不传女，有时说话接近刻薄的林徽因，耐心的费了许多口舌，又送了一些礼物，才获准能在一旁看老师傅工作——还得跪拜祖师爷的牌位，即使现在是战争时期。

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的飞机，那种一九二零年代生产的美国道格拉斯O-2型驱逐机。国民政府在一九三二年购入了它们。肥大的双引擎。敞篷座舱。机身由帆布蒙皮覆盖。几只这样的古董组成的飞行编队，在中央航空学校所在的巫家坝机场上空盘旋，然后从高空扔下模拟弹。落地时，薄薄的洋铁皮破碎成片，包裹其中的水，压出一道道水柱。观礼台上一片欢腾。

梁从诫兴奋极了。一年多前在晃县认识的空军学员叔叔，在飞过这个架次之前，已经正式入列成为飞行员。每逢轮休，他们就会结伴来到龙头村，看望梁思成一家，或者邀请林徽因与孩子们一起去滇池划船。这些二十出头的飞行员，在昆明没有朋友，个个沉默寡言，但也会小声议论哪一个船家的女儿，更像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不失集体生活中的男人天性。

道格拉斯O-2MC侦查/轻轰机

就在毕业典礼这一天，这些未来的国军飞行员们，一致请求梁思成全家前来观礼。因为无法与沦陷区的父母取得联系，梁思成与林徽因担任了他们的“名誉家长”。梁思成坐在主席台上，就像真是他们的长兄一样发表讲话，然后抬头看着自己的八个兄弟，驾机升空迎敌。

这一刻一定会触动林徽因的神经。抵达昆明以来，翻阅报纸就是一项自寻烦恼的举动，她一度激动的对梁思成说，想去山西当兵。然后又自言自语，承认如果真的在军队里，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而现在，她的八个弟弟，正要代替自己去回答这个疑问。林恒也已转入昆明的中央航空学校训练，梁思成的土坯小屋，都可以经营起一个飞行员俱乐部了。

梁从诫喜欢他们到来。不仅因为每一次都能听到有趣的战斗经历，而且飞行员们还会送给他一些小小的战利品，比如一架用日本飞机残骸上的铝板熔铸成的轰炸机模型。那上面的透明炮塔是用赛璐珞做成，两个螺旋桨还能转动。

对于一个已经能在纸面上画出飞机和高射炮的男童来说，这件礼物来得正是时候——那些图画中高射炮和飞机的样子，梁从诫是见过的。昆明城里升起黑烟时，空中闪烁的银色小点，还有高射炮弹打上天空的朵朵灰云，都印在他的记忆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父亲将梁再冰和他使劲压在地上，日本飞机从村头的林梢飞过，连座舱里日本飞行员的风镜，都看得十分真切。梁从诫害怕了。他担心日本人发现自己。

有关武器优劣的讨论，一直是飞行员们最热衷的话题，以至于林徽因都大概知道，老鹰式七五飞机（又称寇蒂斯·霍克七五）要比他们现在驾驶的老古董先进得多。他们告诉林徽因，为了抢高度，飞行员们要驾机一圈一圈的拉升到高空，以便从比敌机更优势的空间俯冲下来，扣动机枪扳机。日本飞行员则不用浪费这些时间，直接就能冲上天际。飞机性能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们如果在空战中丧失了第一次俯冲射击的机会，就几乎只能忙于规避身后的机枪砲弹了。

每当他们开始这样的描述，那张简陋的帆布行军床旁或立或坐的年轻人，俨然就是在向国防部的战情分析员作空战汇报。

陈桂民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总能让命悬一线的搏斗，染上一丝幽默色彩。他是八名飞行员当中的一位，像梁思成的父亲一样，陈桂民说话带有浓重的广东腔，是东莞人。他说有一次敌机向他俯冲射击，没有吃到枪弹，倒是淋到一身乌黑的滑油。事后猜测，可能是敌机的滑油箱被击漏所致。他面相本就黝黑，所以返回机场时，几成黑人的陈桂民，逗得地勤人员乐不可支。

再遇敌机时，日本飞机又从身后咬住了他，已经打光机枪砲弹的陈桂民，形容自己“吓得脸都青了”。战情分析员梁思成不无幽默的提问陈桂民，“是你在飞机里照镜子，看见自己脸都青了吗？”

这场空战的戏剧性在于，陈桂民发现敌机也没有砲弹了。日本人追上来与他并排飞行。双方拨出手枪互射，最后连手枪子弹都打光。陈桂民说，那时心想不如同归于尽，于是准备向敌机撞过去。日本人发现了他的企图，很快驾驶他性能优越的飞机远离了纠缠。陈桂民两次撞击未果，急得直掉眼泪。

随着谈话的深入，梁思成与林徽因从辛酸的诙谐背后，逐渐看到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是如何对自己人施加第二次伤害——他们的教官是德国人。还是学员时，他们就动辄被皮鞭抽打，疼到将吃下去的饭像老牛一样反刍出来。

更令人心寒的是偷盗。后勤部门的长官盗卖零件、汽油，屡见不鲜，直接导致老旧的飞机时常发生故障，飞行员们要驾驶这样的飞机升空。盘旋。射击。躲避日本飞机的砲弹。然后或者幸运返航，或者折戟沉沙。

许多前辈飞行员，首次升空后，半年就身覆上青天白日旗落葬他乡。也有许多人，尸首无存，报丧无门。这些痛苦，迟早要来摧残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病体。

空军寄来了一封公函。还有一个包裹。包裹里是日记、往来信件，还有几张照片。都是陈桂民的私人物品。军方联系不上他的家属，就将这些物品交还给了梁思成，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名誉家长”。林徽因捧着包裹，泣不成声。

陈桂民死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他在四川凤凰山试飞E-16飞机时，遭遇了发动机故障，迫降殉职——这种由苏联人提供的飞机，不是他梦寐以求的，但确实好过那些老古董了。

叶鹏飞也在林徽因面前哭过。他同样来自广东，是博罗人，不善言谈。

由于飞机年久失修，他在空中遇到机械故障，按照条例不得不弃机跳伞。接着同样的危险，又重复了一次。叶鹏飞内心充满自责，因为不少飞机是南洋华侨和国内同胞，一元一角捐资购买的。他在小屋里对着林徽因落泪，说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安慰起不到任何作用，他发誓再也不会放弃飞机。

叶鹏飞身高明显，踢一脚好球，是广东空军足球队队员。如果不是战争，他应该会成为大学里的体育明星。叶鹏飞的队友当中，果真还有一位叫陈镇和的飞行员，大学时期就展露足球天赋，在远东运动会上代表中国队参赛，大胜日本队，一时亚洲无敌手，后来还出征过柏林奥运会。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陈镇和隐退球坛，考入中央航空学校成为一名飞行员。

叶鹏飞与陈镇和的个人选择并不冷僻，因为同样前往柏林奥运会的广东籍国脚谭江柏，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就北上抗日，一直负责为军队提供后勤运输的便利——命运的不同之处在于，陈镇和没有看到光复。谭江柏活到九十五岁，并且将儿子养育成人。他是香港艺人谭咏麟的父亲。

操纵一堆复杂机器上天，注定是战时最危险的工作，更何况还有那些干扰精密仪表运转的中饱私囊。叶鹏飞第三次在天上碰到故障，长机命令他跳伞求生。叶鹏飞拒绝了。机毁人亡。那是一九三九年的四月，他摔死在重庆广阳坝，比陈桂民死得更早。那应该是梁思成抱回的第一个包裹。

弟弟林恒很久没有再回来看一眼姐姐。他一九四零年春天结业后，就去了成都，在那里执行飞行任务。全级一百二十五人，他的结业成绩名列第二，是一名老练的飞行员。

三月十四日，为营造学社筹款事宜滞留重庆已三个月的梁思成，接到了来自成都的噩耗。他只好独自一人赶去料理后事，将林恒的遗体埋葬——生活充满动荡，因为历史研究所又迁往了重庆以西三百五十公里的小镇李庄，梁思成一家也不得不弃用新盖不久的房屋，打起背包前往李庄落脚。连年舟车劳顿，加上四川潮湿的阴雨天气，林徽因在这里一病不起，不能亲眼去重庆看看弟弟最后一眼了。

林恒死于成都双流。在梁从诫的记忆里，这是一个珍珠港似的悲惨故事。当大批日本飞机飞临成都上空时，空军的防空警戒才有所反应，为数不多的驱逐机仓促起飞迎敌，林恒的飞机甫一升空，就被敌机击落在跑道尽头几百米的地方。

空军档案则认定，林恒是在空战中受困于飞机性能低劣，遭到了日本最新投入使用的零式驱逐机攻击。

中午十一点五十三分，空军第三、第五大队共三十一架飞机，在双流上空与日本轰炸机群遭遇。原先情报称并无发现零式驱逐机，但就在林恒发起攻击时，视野中出现了十二架为轰炸机护航的零式驱逐机。

激战持续了近三十分钟。敌机被击落六架。第五大队队员林恒被命中头部，最终坠机于双流南门一带，终年二十三岁。他所在的大队有八名飞行员殉国，其中包括正副大队长和分队长。此役过后，成都空军司令杨鹤霄因指挥不力被撤职。第五大队改称无名大队，队员佩戴“耻”字臂章。整个空军只剩下五十七架飞机，主力飞行员的战斗减员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完全没有底气与拥有数百架飞机的在华日本空军抗衡。

中央航空学校五大队第十七中队队员，左起第三人为林恒（林徽因的三弟）

林徽因没有将林恒的死讯告诉自己的母亲。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岁月里，母亲对林恒的仇恨常常令林徽因筋疲力尽。这位三房姨太太的儿子从出生开始，就被林徽因的母亲视为她与林长民感情破裂的重要原因。

所以当林恒从福建老家来到北平暂住，准备报考清华时，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气氛总是不太平。但林恒也是无辜的，他从小就失去了父爱。林徽因理解这种感受，又不能与母亲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只有与林恒深谈过去，让他明白这种家庭尴尬的来由，尽管对孩子来说，提起这样的话题还为时尚早。

林恒就这样离开了苦短人世。梁思成带回了一块飞机残骸，他生前穿过的军礼服，还有一把毕业纪念佩剑，那上面刻着蒋介石的名字——他是中央航空学校的名誉校长。残骸系上了黄丝线，一切被悄悄压在衣箱最底层。后来，林徽因的母亲从邻居那里才知道，那个她不喜欢的孩子，为了保卫他们，已经战死在天上。

包裹已经来了七个。那晚在晃县夜雨中拉小提琴的年轻同乡，他的一生也封存在其中一个小小包裹里。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三日，黄栋权死于陪都重庆上空。那是日本零式驱逐机第一次在中国战场亮相，黄栋权和他的同事们，驾驶着十年前的破旧机器，被眼前完全不认识的陌生飞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依然是混乱。前敌指挥部命令原地待命，成都地区司令部要求起飞寻敌。临场之后，各架飞机之间又缺乏联络，因为很多飞行员都没有无线电。亡十伤八。飞机被打下十三架，毁伤十一架。原本有一架掉落地面后，经修补还可使用，遗憾的是，看守人员吸烟，不幸引火将飞机焚毁——在这个国家，训练有素和专业精神从来都是稀缺的。

无人脱逃，也无人能收殓黄栋权的遗体，他早是粉身碎骨——在一封信中，黄栋权曾告诉林徽因，他准备结婚了。

第二天早晨，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厉声训斥空军太不中用。在抗战到底的命令下，九架旧飞机几乎是被迫寻死般升空觅敌。有的飞行员连行李袋都搁在地面。所幸不久，他们收到返航指令。

林耀是那八位飞行员中，唯一还活着的人。他祖籍广东鹤山，眼眶深陷，颧骨高凸，性格沉稳，常常给梁思成与林徽因写来长信。林徽因会反复的读，称赞他有思想。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杭州笕桥中央航校学员

在一九四一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林耀都躺在医院里。他的左肘在空战中被射穿，神经断裂开来。医生帮他接上了神经，又带来了折磨人的神经痛——那是一战击落两架敌机的代价。

医生劝他买一台留声机，这样可以听一些他喜欢的古典音乐，好让神经可以松弛下来。漫长的康复治疗结束后，林耀出院被安排到航空学校出任教官。但零式驱逐机横行重庆上空的故事，深深刺激了他，复又要求归队，被批准出任第五大队二十六中队副队长。

一九四二年的秋末，他将留声机带到了李庄，说不再需要这个。林耀成功客串了一位古典音乐老师的角色，他给梁从诫播放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向他解释那一段旋律是“命运又一次来敲门”。又放上一段韦伯的《邀舞》，告诉梁从诫哪里是请求，哪里是拒绝，“再请求，再拒绝，答应了，跳起来了。”神情宛如正在金色大厅指挥乐队。

李庄的天气让林耀患上了感冒。他说游泳是治疗感冒的好办法，于是带着梁再冰与梁从诫来到扬子江边，纵身跳了进去。那是十一月，姐弟俩在岸上，看到他划水的左臂上，露出一道粉红色伤痕。

之后他又来过一次。给梁从诫带来一张附有手抄中文歌词的《喀秋莎》唱片，一把蓝色皮鞘的小刀，还有一包哈密瓜干——他刚从新疆乌鲁木齐回来，在那里接收了一批苏联援助的飞机。闲谈中，林耀也说起了一些有关苏联共产党，以及苏联红军的见闻。梁从诫还太小，只记得林叔叔教了他一首《航空队员进行曲》。直到一九四九年之后，梁从诫才知道那是一首苏联歌曲。

林耀再没有出现过。最后一次接近李庄，还是在天上。他驾驶飞机从昆明飞到成都，应该是特意绕了一个小圈来到这个小村落。林耀的飞机在村头低空绕了两圈，投下了一个通信袋。袋子系着长长的杏黄色尾巴，里面是几封西南联大教授托付林耀送来的信件，一包糖果。

一九四四年春天，他被调往湖南。在正在复甦的长沙城上空，林耀结果了一名日本零式驱逐机飞行员的性命，遂又升职任第二十九中队中队长。六月二十六日，他率领编队飞临湖南益阳，沿江轰炸日军船队。多艘船只沉没，林耀的飞机尾部也被击伤。返航途中暴雨如刀，飞机失去控制，但他并不打算跳伞，只是希望能爬过山峰寻找到一块开阔地迫降，以保全飞机——林耀很珍惜自己所驾驶的P-40飞机。那是美国人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遇袭后，终于向中国提供的。

破损的飞机没能翻过山峰。林耀撞山而亡，遗骸散落在仙女乡，时年三十二岁。人人都说他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好军官。阵亡前一天，他还在教堂中为死去的战友们祷告。

林耀殉国之事，给卧床中的林徽因，带来了最后的心灵撞击。八位生命中的贵人，还有令他愧疚终身的弟弟相继惨烈离世，林徽因心中忧愤难平。她写下了一首诗，不只是给林恒。也不只是为了拷问这个她看不懂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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