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符号概说”——考古研究所2019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13讲）_风闻

　　2019年10月14日下午14: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9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13讲在考古研究所八层多媒体会议室举行，刘国祥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严志斌研究员带来了题目为“巴蜀符号概说”的学术讲座。

主讲人 严志斌研究员

　　严志斌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巴蜀符号的定义。在四川、重庆地区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器物上，常见一些图形符号。这类符号，学界多称为“巴蜀符号”。巴蜀符号的研究意义在于，首先古文字的解读，特别是对死文字的解读，是学术界的重大课题，其次四川重庆地区发现的巴蜀符号是这一课题中的难题之一，也是目前尚未明确其性质与含义的符号系统，最后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对巴蜀古文化的重建与理解。

　　严志斌研究员接下来梳理了巴蜀符号研究的学术史。1936年《华西学报》上公布一件从万县收购并入藏华西大学博物馆的錞于，将上面的图像文字称为“巴文”。巴蜀符号研究的契机在于1960年《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的出版，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

　　巴蜀符号相关讨论中最激烈的争论点在于巴蜀符号的性质问题。首先是花纹说，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较少，没有专文出现，只在描述文字中使用“花纹”等字眼。其次是图像语言说，邓少琴最早提出这一观点，李复华和王家祐认为巴蜀符号绝大多数是写具体的实物图像，没有动词、形容词、连接词、数目字，不构成文句。称之为“巴蜀图语”。其实这样的观点有其背景，如商代族徽文字其时被认为是“图像”。孙华认同符号说，理由是首先它的数量、种类太少，其次图形极端繁复和不规范，第三其与汉字共存且汉字其时已在巴蜀流行。刘豫川认为巴蜀符号印章是具有标识、领有、称谓、徽记等一类实用性质，至少属于“文字”的范畴。童恩正认为巴蜀符号就是文字，首先巴蜀两族进入阶级社会，文字的出现和使用应当是带有必然性的，从文字结构来看，这种文字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直行而非横行，应属于表意文字。李学勤也认为巴蜀符号属于文字，并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的“符号”认定为巴蜀文字甲，并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的“似汉字而非汉字者”为巴蜀文字乙。巴蜀文字甲包括一些常见、抽象的文字属于表音，另一种不常重复出现的，具象的文字属于表义。钱玉趾认为属于音节文字体系，但魏学峰、刘志一反对其观点，严志斌认为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铜器上的符号大部分是云纹。王仁湘认为巴蜀图形可以视作一种泛文字体系。也有学者对符号的释读上，将巴蜀符号与甲骨文、金文或民族文字如彝文、纳西文进行对比释读，严志斌认为这类研究没有多大意义。

讲座PPT中内容

　　严志斌研究员认为要想研究巴蜀符号的性质，首先要摸清巴蜀符号的家底。首先，巴蜀符号的出土地点包括四川、重庆、湖北、云南、贵州、鄂西等，即巴蜀盆地及周边地区，基本上与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的分布区域是重叠的。巴蜀符号的时代上限可至春秋晚期，下限为西汉时期，集中在战国时期。广汉三星堆商代文化遗址出土陶片上已发现有刻划文字符号，但是严志斌认为不能将巴蜀符号上推至商代，首先春秋晚期以来的巴蜀符号和三星堆陶文相似的符号很少，其次存在西周这样一个年代空白期。巴蜀符号出现的器物种类包括剑、矛、戈、钺、削、錞于、罍、箭镞、漆耳杯、勺子等。严志斌统计了共有835件巴蜀符号器物，其中有272种符号，2844个符号单字。

　　严志斌研究员对巴蜀符号进行了分类。人形12种，动物形26种，植物形33种，器物形31种，建筑形20种，几何形150种等。严志斌认为巴蜀符号研究中还有两类特殊符号，包括棘戈、虎纹戈。段渝先生认为巴蜀古文字分为两系，一系为方块表意字，一系为符号象形文字。

讲座ppt中内容

　　虎纹戈即一种有虎纹的戈，戈的上缘有一行字。严志斌研究员认为虎纹戈铭可能是汉字，需要先将其从巴蜀符号中剔除出去。棘戈上的铭文一般在下垂的胡部。严志斌将棘戈上的“棘”字符号分为五类（A、B、C、D、E类）和其他类。从符号的数量和组合以及戈的数量上来看，“棘戈”似乎都在楚地为多。严志斌认为四川地区的“棘戈”的分布是这类戈分布的边缘地区。这类棘戈的年代多集中在战国中晚期。出于巴蜀文化区的有七件，出于湖北湖南的楚文化区的也有七件，因此不能归为巴蜀文化的戈。而且从“棘戈”内部的凤纹来看，应该属于楚戈。因此，巴蜀符号戈、棘戈、虎纹戈应该分为三类，而不应该统一归为巴蜀符号戈。林沄认为这种棘戈上的铭文不算文字，应该是模仿文字附庸风雅的产物。

　　严志斌研究员认为首先需要厘清每一种每一类巴蜀符号的特征、变化、组合、地域、年代；其次运用考古类型学进行分期断代，综合考虑这些铸有巴蜀符号的器物，进行统计分析；第三分析巴蜀符号的组合规律；第四研究符号在不同时段、地域的分布。

　　严志斌研究员以“罍”形符号为例进行了举例分析并得出一系列推论。首先，这种符号的时代范围为战国早期至秦；第二，主要组合为“罍”与“宝盖”共出，属于固定的组合；第三，符号归类有水波纹和折线纹；第四，“同铭”现象，即同样铭文在不同器物上出现；第五，繁化现象；第六，罍和钟的问题，巴蜀文化中有“列罍”制，罍和钟是巴蜀文化的重器，巴蜀文化里方形印章的地位大于圆形印章，方形印章上钟与罍的符号共出。钟形符号主要出在蜀人区。推论七，分布与族群，主要分布于蜀人区，巴文化区罍形符号分布分散似不是罍形符号的主要分布区。历时性分析，罍形符号不会是社会底层使用，成都平原蜀人区出罍形符号的墓葬等级都很高，巴人区出罍形符号的墓葬等级较低。推论八，方向性问题，严志斌拟定的方案为先确定器物的方向，再确定其上的符号的方向，若出现人物，则人头的方向为正方向。问题九，次序性问题，即在一个器物上的巴蜀符号应该以怎样的顺序来排。从上述铜矛的符号可以看出，巴蜀符号存在一定的次序性。

讲座PPT中内容

　　严志斌研究员以“钟”形符号为例进行了举例分析。首先其主要分布于印章上，其次主要分布在蜀人区，巴人区不见出土。释读的主要意见有“钟”、“牙璋”等。

　　严志斌研究员以的符号进行了分析。时代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地域从川西的蜀人区开始，尤以成都附近为集中分布。存在符号组合。对于组合的理解，有人认为是族群分化的表现，严志斌认为应该是概念表述的繁化与细化。符号组合的符号数量在战国时期的变化趋势是：先渐增，到战国晚期早段发展到最为繁复，到战国末期又呈现简化、少化的态势。这类符号总体而言不是社会等级的标识物。

　　严志斌研究员以纹符号进行了分析。这类符号有逐渐繁化的趋势，主要在巴人区出土，与器物种类没有对应关系，有固定组合。

　　严志斌以纹的符号进行了分析。年代战国中期到秦灭巴蜀后，地域分布散乱，与等级没有特定对应关系。

　　严志斌以纹的符号进行了分析。分布时代为战国中期到秦代，只见于铜剑、铜戈、铜矛上，也存在组合。是流布于巴蜀文化区的共同符号。在峡江地带的巴人区有更大的流传性。

　　严志斌研究员以罗家坝墓地为例分析了一个墓地出土巴蜀符号的情况。罗家坝墓地出土符号63类，其中有七种符号仅见于罗家坝而不见于其它遗址，但是将其放回墓葬的话发现其与族群没有太大关系。罗家坝符号组合数量的年代变化也是由简到繁，再从繁到简的过程。同时发现了“同铭”器。宣汉罗家坝墓地与什邡城关战国墓地出土符号总体上接近，相似性大于其它地点。施劲松认为罗家坝的铜器组合和成都平原蜀人区的铜器组合很相似，与从巴蜀符号上得到的结论一致。

讲座现场

　　作为总结，严志斌研究员又讲到了巴蜀符号涉及的多个问题，指出复合式符号的问题，即符号常形成固定组合出现；符号的异体关系问题，即栅栏形符号和钟形符号有异体符号的存在，有一些符号形态差别大，但从组合上可以认为它们属于同一种符号。严志斌同时对符号组合和符号单体的出现次数进行了统计。有些符号单体出现100例以上。严志斌认为巴蜀符号方向性问题很复杂，如圆形印章的符号方向性很难解决。严志斌认为还有器物性的问题，某些符号仅见于特定种类的器物上面。严志斌还认为存在族群性问题，但是严志斌认为族群性问题不能通过巴蜀符号来解决，而应该先做好聚落考古研究。

　　严志斌研究员最后指出，他认为巴蜀符号和印度河流域的古哈拉帕文化的印章上的文字有一定的相似性。

刘国祥研究员为严志斌研究员颁发讲座证书

　　讲座结束后，听众们还就“国博存有虎纹青铜钲，是否钟形符号不是钟”、“战国晚期秦国占领巴蜀地区，是否有汉字与巴蜀文字共存的情况”、“有没有统计过战国早、中、晚期符号组合有无变化”、“有没有在玉石材质上所见的巴蜀符号”、“有没有统计过巴蜀符号的使用场合和使用人群”、“战国时期巴文化已经与楚文化等有较多的交流，为何在巴蜀地区有一个特别的符号系统”、“巴蜀符号的年代标尺问题”等问题与严志斌研究员展开了互动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