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意识的感性化——从崔雪莉事件谈起_风闻

        关于韩国女星崔雪莉自杀事件，在我的空间里看了一些同学的评论，其中包括一些对她个人的指责，以及对此事可能另有其他原因的猜测，认为应该再补充一些我的看法：

        我评论这一事件时，一直讲要“理解”别人，例如理解那些物质上陷入困境，精神上陷入混乱的“别人”。但这个“别人”当然并不是泛泛而指——类似华尔街大鳄那样的垄断资本家，是根本轮不到我们去“理解”的——我们“理解”他们的方式，就是一边和他们做生意，一边琢磨清楚怎么尽快消灭他们（不是说消灭他们个人，而是消灭这个阶级）。  

       但是像崔雪莉这样的艺人，我们的态度确实是应该不一样的。  

       她们可能很有名气，很有钱，甚至她们可以从垄断资本家的超额利润中分到一杯羹，可以而且往往也的确傲视一般群众——有时我们会觉得她们也是“上层精英”甚至是“剥削阶级”，而且她们常抛头露面，成为宣扬资产阶级那一套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工具：红男绿女，纸醉金迷，让我们看到一种我们可望不可即的生活。

        所以我们会生出很多怨念，我们甚至会把自己对社会不公的反感，对资本家的本能仇视发泄到她们身上：

     “老子斗不过资本家，难道还骂不死你们这些小妖精，砸不碎你们这些小花瓶吗？” ——这样的想法在我们心中不一定很明确，但她们确实起了这样的作用，成为我们发泄不满情绪的一个出口，于是这样一来：  

        1.在一定意义上，她们成了为资本家，为剥削制度挡枪的人——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多这样挡枪的人：少数族裔、外国人，甚至有时包括某些公务员、警察、官员等等——成功地转移了大众的注意力，大家不再注意社会的根本问题，或者说媒体的版面都被她们所充塞，造成大家无法去关心更深层的问题；  

         2.她们那些“反常”、“越轨”的举动，比如什么“当小三”啊、“生活不检点”啊、“穿衣暴露”啊，“贪图享乐”啊，在那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反而激起了很多人要去维护、或者“恢复”那个“常”和“轨”——也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道貌岸然的“正统”意识形态：我们的“开拓者”精神啊，我们的“资本主义伦理”啊，我们的“狮子山精神”、“阿信精神”、“汉江奇迹”啊……  

         3.她们每个人都是被一部分人“粉”，被另一部分人“黑”，而且这种“粉”、“黑”之争，在各种力量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甚至彼此不共戴天，这又成功地在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中造成了隔阂、对立、“鄙视链”，达到一种类似cultural revolution时说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效果。

       这就是她们这些艺人在那样的社会里所起到的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 其实，就她们这个艺人阶层的整体来看，她们首先都是资本家剥削、压榨以致玩弄和蹂躏的对象。她们中间真正能够出人头地以致成为“巨星”的是极少数——而且这地位也是极不稳固的，完全操控在资本以及资本运作下的媒体以及这些媒体所麻醉和灌输下的受众手里。 

        我注意到，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一些同学还指出： 韩国这种亚洲资本主义国家，艺人和演艺公司之间往往还存在着比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有些韩国女艺人会不堪玩弄和凌辱而自杀），甚至出国发展等等都会受到限制——如果这确实是一个普遍事实，那么可以看出这些艺人所受的剥削，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带有半封建性。  

         这样一些人虽然虚荣，虽然被利用，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局限，但是第一，就阶级属性来说，她们的确属于被剥削者；第二，她们一般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第三，她们身上的很多问题，是处在那样一个被剥削被利用的地位上的人所不能不发生的——因此，我们对她们是应该予以一定的善意的。  

        这就是说，我们不管是“粉”她们还是“黑”她们，一直都应该把她们作为一些活生生的普通人来给予一定程度的关心、理解和善待，而不应该坐视甚至推动她们的命运悲剧发生——而说实话，华尔街金融大鳄或者美国军火公司的老板，如果亏本、破产、流落街头，甚至亏到跳楼，我们是不必过多介意的。  

         当然，以上我所说的所说的“理解”，主要还是一种阶级关系上的理性分析。这种理性分析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但是我刚才也提到： 应该把她们作为一些活生生的普通人来给予一定程度的关心、理解和善待 这就是说，一旦我们确定了我们与理解对象并不是敌对的，甚至是属于同一个阶级的，那么我们应该不但对他（她）有一种一般的阶级认同，而且应该把他（她）当作一个有自己的个性、追求、喜怒哀乐、精神气质乃至缺点局限的活生生的个体和普通人。 一个女孩变成这样，当然不能说都是网民的错，一定有她所在的整个社会环境的问题，有受到阶级压迫的问题——这我上面已经分析过了。

        只是，每一个这样的人，或许是满身缺点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某些恶意言论成为了压垮她的稻草中的一棵，我们也是有一定责任的。至于一个人对舆论的反应为什么如此“过激”，为什么以她的经历来看她“应该”受得了，但实际上又受不了，或者以前受得了为什么现在受不了了，或者为什么似乎有好转，“忽然”一下子就这样了，这只能说人很复杂。

       如果一定要“阴谋论”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有很多资料显示，某些心理操控术是可以让一个人去割腕、自杀等等的，完全用不着直接去谋杀。  

       但是这些细节并不是我想谈的东西。很多时候越是“深入”这些细节，你就会越发感到众说纷纭、迷雾重重、无可奈何。

        让我们把握一些基本的东西：

       1. 有一个有些名气，但有些“另类”的韩国女艺人自杀了；  

       2.据统计，韩国演艺圈这些年来已经有大概不下数十人自杀了； 

       3.每一次自杀当然都有各种具体的原因和细节、疑点； 

       4.但是数十条年轻生命供奉在那个祭坛里，祭的当然就是那尊让所有人在这名利场中身不由己地浮浮沉沉，让大家被人伤害也互相伤害，最后被吞噬得无影无踪的叫做“资本主义”的神。

       5. 我们决不能让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艺界变成这个样子。 

       这就够了。

       

       我刚才说：对崔雪莉这样的人，“应该把她们作为一些活生生的普通人来给予一定程度的关心、理解和善待。 这就是说，一旦我们确定了我们与理解对象并不是敌对的，甚至是属于同一个阶级的，那么我们应该不但对他（她）有一种一般的阶级认同，而且应该把他（她）当作一个有自己的个性、追求、喜怒哀乐、精神气质乃至缺点局限的活生生的个体和普通人。”  

       这并不是随便说出的话，而是我对一个我们通常不注意——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们都注意得不够，至少在理论上注意得不够——的问题的思考。    

         这就是：

         共同体意识的感性化。     

         马克思说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头脑——这就是说：一种新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指导，也是他们的统帅，既要给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还要能够让他们像一个人一样团结起来（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头脑）。换言之，这种哲学要能够引导他们产生一种强大的一种共同体意识。     

         而这种共同体意识必须感性化，才能沟通这个阶级每一个成员的生活经验，使得整个共同体成为既团结又有色彩、动感和生命力的。   

         而这是我们以往多少忽略的东西：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往谈论“阶级立场”、“阶级感情”——这类范畴其实就是阶级共同体意识——一般来说，都是抽象地谈论大家都是“阶级兄弟”、“阶级姐妹”，至于“个人性”，往往会被我们当做“资产阶级人性论”加以本能的排斥，或者至少当作一个对大多数“阶级兄弟”或“阶级姐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在我们的阶级队伍里，往往只有毛主席这样的伟人，或者鲁迅那样的大思想家，才让我们注意有必要谈论他的“个性”。

        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当然应该严肃批判，因为我们决不能将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工人的“个性”等量齐观，好像在那里面可以找出什么共通的“人性”似的；我们也决不能津津乐道于某个资本家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人格魅力”、“生活情趣”、“人情味儿”，而忘记了他作为剥削阶级的本质。——现在很多“文学家”乃至“历史学者”正是忘记了这一点。  

         敌对阶级，尤其是正在发生激烈斗争的敌对阶级之间，除了因为要和对方作斗争而必须了解其某些成员的个人特点之外，是谈不到什么对彼此“个性”的尊重的：我要消灭你，与你是不是会写诗作画，是没有关系的——我之所以要补充“正在发生激烈斗争的敌对阶级之间”，意思是说，我们欣赏秦始皇、唐太宗的个性，或者欣赏克伦威尔、华盛顿、拿破仑的个性的可能性，是要大大高于欣赏特朗普的个性的可能性的，因为华盛顿时代的美国资产阶级，和我们并没有发生激烈斗争。    

        但是，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们要高度重视：    

        无产阶级或者说劳动人民——我们“自己人”——的确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组成的，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追求和精神气质——我们作为“自己人”，就需要理解彼此，就不能只是把彼此当作完全抽象的存在，或者只是为了完成某个具体任务才有意义的存在。

        而这样的理解，除了要有理性之外，还必须更加注重从感性的东西上着手——因为感性的东西更加接近人的个性，更加容易把每一个人更为立体地展现出来。      

         我在观察者网发表的《飘着银杏叶的河流——深秋夜话》，和更早的一篇《我和我的祖国——和女儿比赛作文》一样，在观察者网读的人很少。当然也有人表示爱读它们，觉得文笔还不错，而且“以小见大”什么的，不过更多的人则不理解：    

       我为什么要在一个以政论为主的社区发这种抒情性很强的散文？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我刚好写了这两篇文章，顺便就发上去刷刷存在感；

       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希望我们（就是说，不只是我一个人）能够有所“感”，并且全方位地表达这种所“感”。  

         其中，《我和我的祖国》，当然不难看出家国情怀，看出贯穿在这些片段里的个体对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认同。

        而《飘着银杏叶的溪流》，则是随意地回顾自己的所“感”，其中写到了表妹回国我想送她炎陵的银杏叶的事情，也不是我刻意要来表达家国情怀，而是回忆起那天的所游所见，确实感到很美，于是就写了。    

         我的生活经历中有无数这样让我感到非常美的片断——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去感受生活的——这些片断绝大多数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愿意和那些在政治上和自己“一边”的人来分享这些东西。我期待我们之间开掘出某种更深层次的共同点——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东西其实又和政治有关系。     

          这种表达，有其不可替代性。因为，政治表达如果都是追逐着某些热点，瞄准着某些敌人，而剑拔弩张，而高度亢奋，长此以往，它会变得很虚浮、夸张，而且会使人歇斯底里以至于虚脱无力。 

        有的老同志表示：毛泽东时代的某些政治运动的一个教训，正在于造成这种直接亢奋的时间太长，实际上反而使大家内心深处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和热情。

         我相信他说的是经验之谈。  

         因为我也有类似的感觉，补充如下：    

         1.直接的政治表达，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往往只能说到一定的地步，再要勉强说下去，实际上就是无意义的重复，甚至还得说一些庸俗的东西出来了——这实际上会恶化我们的政治话语环境，使得大家不能严肃地对待政治，反而拿一些政治话语来调侃、寻开心，而这也就是我前面批评过的拿“道德”、“信仰”说着玩儿的现象；   

         2.政治修辞本身，至少有一部分，应该在政治以外的话语环境中学习、领会、激活。我经常感到，思政专业的很多同学往往不会讲政治，讲不好政治。这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过多的“政治教育”已经让她们麻木了，感受不到那些政治术语和政治修辞的生命力。

         上课时我讲到社会主义优越性，讲到新中国的人均寿命提高，讲到毛主席时代的农村医疗，曾经在某班举了陆游的一首诗：     

       “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欣欣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皆以陆为名。” 

​         这首诗我很喜欢，当年读的时候也完全没把它和政治联系起来，只感到它写出了淳朴的民风。但是它能激活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一些政治术语的理解。所以我对同学们说：陆游给农村老百姓看病，所以大家都感激他，和他相处这么融洽；但他是一个人单枪匹马，一定不乏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而在毛泽东时代，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下，许许多多的医生会像陆游这样到农村去，或者就在农村成长起来，扎根农村，大家想想那一定是更加动人和美好的场景——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我们可以想象大诗人陆游也一定高兴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经常这样，在读与政治完全无关的诗或文章时，无意中发现这些让我们的政治术语能够变得更加富有质感的东西。而这正是因为，我并没有要求自己一天到晚讲政治，一天到晚只能关心和政治有关的事情，而给了自己很多读别的东西，做别的事情的时间，或许正是这样，我的“政治感”才没有像有些同学那样“钝化”甚或“麻木”，一些政治的东西被沉淀到了我的生活经验的深处，然后不经意间被同时想起，被运用。

      3.必须允许甚至提倡每个人的政治话语构建有他自己的特点，才能提高大家的参与度——而这个特点必须从各自的生活特点中来。而这同样要求我们不能老是高八度的调门，必须让大家能够沉静下来去透视、诠释自己的生活经验。 阶级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意识，除了理论灌输，必须结合实践，结合个人的思想感情的实际，有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感性的生成和自我确认的过程。    

        实际上，新中国曾经有很多文学作品，能够写出普通的人与人之间那些极其美好的感情，而且能写出这种感情与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   

        我印象比较深的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把一位叫金圣姬的朝鲜少女对一位叫王应洪的志愿军年轻战士的真挚、强烈而又受到志愿军纪律约束和王应洪本人回避的爱恋，写得非常动人。

       其中尤其写到了王应洪的班长王顺同志。他为了维护纪律，当然不希望自己很看重的这位年轻而有成为优秀侦察兵潜质的王应洪真的“坠入情网”，多次严肃地提醒他。

       王应洪心里虽然对金圣姬泛起过一点涟漪，收下过她送的一个袜套，但是他知道自己是个军人，决不会和这姑娘有别的什么，因此对班长这样不相信你自己感到很委屈。 

       可是，到了两人在敌后执行侦察任务，王应洪在战斗中负伤，王顺带着他往回撤退的时候，他看出：自己的这个战士为了不连累班长，似乎是不大想回去，总是要班长把他一人留下。

       王顺有些慌，他理解这时一个身负重伤不愿连累战友的战士心中会有怎样的可怕的念头。他想尽办法要说服王应洪打消这个念头，跟自己一起回去，他跟王应洪说起自己的老婆、说起自己的孩子认得很多字了，向王应洪描述活下去之后会有多少美好的事情。 

        可是当这位素来严厉的班长说出这些有点儿婆婆妈妈的话时，王应洪只是冷淡地笑笑。

         班长最后对王应洪说：  

       “你想想金圣姬那姑娘。她也在等你回去。”  

        “我想她干什么？”  

        “你不能这么说，咱们打仗是为了朝鲜人民的和平生活，其中也包括为了她。你为什么不能想她？你应该想想她。”   

        这一刻，王顺真的感到自己有责任把这个小伙子带回给金圣姬，向这位少女证明：你看，我拼着性命把你心爱的人他领到你跟前了，我喜欢他并不亚于你，你不要怪我阻止了你们，我们并不是你想的那种没有情感的人。

       然而，在敌人向他们扑来的时候，王应洪全力引开了敌人，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了。    

       王顺把王应洪带着的血染的袜套交还给了金圣姬，他想要说些什么来安慰这19岁的姑娘，但是他感到自己握着的姑娘的冰凉的手在一阵颤抖之后突然变得有力，于是他觉得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我是初中时读到这篇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说的。

       如果说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塑造出了顶天立地、雄浑粗犷的钢铁群像，那么这篇小说除了同样塑造了这些顶天立地的形象，还极其细腻但又不失分寸地描写出了他们丰富多彩并且不乏矛盾冲突的情感世界。他让那组钢铁群像中的两个人，一个一个走到了我们的面前，走到了他们周围那既处于炮火连天的战争状态，普通人民却又顽强地坚持着他们的和平生活，萌发着各种美好的想象和情感的现实生活环境之中。   

        我们的战士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们理解这些，珍惜这些，为了这些能够拼上性命，但是他们又不能真的把自己完全放到这些里面去。

        而金圣姬最后为什么不需要安慰？就因为她虽然那样爱王应洪，但是正因为这样，这位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少女，终究能够理解他所爱的战士，理解他为什么那样冷淡自己，终究能够坚强地面对这场我们必须暂时放下自己很多最美好纯真的感情去进行到底的战争。——这些就是作家要告诉我们而没有写出来的话。   

         这部小说当年曾经受到过批判，说它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对我军铁的纪律有怨言，好像纪律摧残了美好生活”。

       但其实并非如此，我感到它展示的是：

       我们的军队，我们的纪律，乃至于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为什么是“道是无情却有情”。这最后生离死别的事实，就是我们战士必须回避这些感情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看似无情的钢铁一样的纪律，却正是对无数金圣姬那样的个体的最大关心和保护；这看似不讲感情的班长和战士，却已经为那有些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些埋怨他们的少女，做到了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   

        而金圣姬的心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所以最终她完全理解了这些。她不能再仅仅是那样一个调皮的、可爱的，只想着自己那份情感的小女孩。她成长了——在战火中，在这样非同一般的经历中，人的成长是可以很快的——她要做一个配得上王应洪、班长和其他战士为她所做的这一切的人。  

        这就是我在这部小说中读到的共同体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张力、冲突与最终融合。

        我读过不少这样的作品。

        我要说的是，我们对共同体的认同，对国家，对人民的认同，应该多到这些感性的地方吸取力量。

        你一定能感到这些东西不仅是抽象的说教或是冷冰冰的东西，而是融入了我们血肉，支配了我们感官的东西。  

       结尾，我还是想说一句也许有点矫情的话——这就是我写的很多文字想让大家感受到的一种体验：

       我们的信仰，是可爱的东西，是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