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少校（三）_风闻

F-X是一个时代的产物。F-4为了上舰，采用了很多海军才需要的独特设计，空军一直对麦克纳马拉强加的F-4不满，越南战场的实际经验更加深了空军的反感。在海军先于空军另起炉灶搞F-14的时候，空军很害怕又要被迫接受海军的战斗机。但是空军并没有从“更大、更快、更高、更远”的老套里跳出来，F-X起飞重量达30吨以上，3马赫，多用途，太大，太重，太复杂，太昂贵，整一个F-111的翻版。

伯伊德决心对F-X洗心革面。他对改组后的F-X不提任何速度或转弯速率的指标，他只要F-X比任何对手的机动性都要出色，要求高推重比，低翼载，足够的航程和留空时间。但是伯伊德遇到很大的阻力，电子系统的人要装备一个大型的雷达，这样机身就要加大；武器系统的人认为机内航炮没有用，用空空导弹足够；气动设计的人要采用变后掠翼。伯伊德用能量机动理论的计算（这一次用的是正大光明的上机时间）表明，变后掠翼的气动优越性将被其重量和阻力抵消，所以最后是得不偿失。这是战斗机设计史上第一次在纸面上就可以预先评估一架新型战斗机在整个飞行包线的机动性。

1967年对美国空军流年不利，越南战场上小巧灵活的米格17和米格21搞得美国战斗机头痛不堪，美国一向自豪的空战交换比跌到惨不忍睹的1：1多一点。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和海军各自只出了一个击落5架敌机的王牌：空军的Steve Ritchie和海军的Randy Cunninghan，而越南空军则出了16个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王牌。这里面原因不光是F-4、F-105机动性差、响尾蛇和麻雀空空导弹性能远远达不到空战实际的要求，还有体制和训练上的因素。

在整个越南战争中，美国空海军只出现Steve Ritchie（上图）和Randy Cunningham（下图，左）两个王牌，而越南空军有16个王牌

1967年又是米格-25面世的一年。其实在同一个航展中，米格-23也一起面世，但米格-25的外形、速度和西方媒体与军界臆想出来的潜力，使美国空军深信米格-25是同时具有双3和高机动性的超级战斗机。

米格-25的震荡和海军正式退出F-111计划对空军是极大的触动。海军要求国会将原先用于F-111B的资金转用于F-14，并声称F-14可以满足空军F-X的所有要求。空军为了尽量和海军的F-14拉开距离，以避免被迫接受又一架海军战斗机，在F-X上放弃了变后掠翼，强调单座和机动性，最大速度降到2.5马赫。通过一番军种政治上的斗法，空军的F-X终于立项，命名为F-15。

米格-25对美国空军是极大的震荡，误以为是双三和高机动性的有效结合

伯伊德对F-15的重量和复杂性还是不满意，他对F-X所作的改革很多已经走了回头路，但F-15的研制已经远远超出他能够左右的了。伯伊德还是没有放弃简单、轻巧的战斗机的设想，他开始寻找同道。国防部系统分析处主管斯佩里和伯伊德有相同的想法，他是工程师出身，擅长数理统计，后来是催生A-10的关键人物。伯伊德找到的另一个同党是里奇奥尼上校，他是试飞员出生，曾经跟著名试飞员耶格“学生意”，曾任试飞学校教官，飞过55种飞机，这时在莱特·帕特森的飞行动力实验室负责试飞和飞行力学研究。他们几个向国防部建议发展一种轻型战斗机，作为F-15一旦开发受阻时的备用方案。同时，他们自己经常几个人一起彻夜研究战斗机空战的每一个环节，从空战实际的角度出发，研究战斗机需要什么样的性能，和怎么把这些性能要求“翻译”成设计战斗机时的技术参数，希莱克也经常从达拉斯飞到华盛顿和他们一起彻夜研究。一有新想法，他们就遥控还在埃格林的克里斯蒂上机计算，来验证或反驳他们的设想。他们的研究结果日后成为“轻型战斗机计划”的基础。由于他们行踪诡秘，不屑与外人交流，被称为战斗机黑手党。

伯伊德进入F-X计划的时候已经太晚，F-15的研制已经大大超出他能够左右的地步，尽管F-15最后依然是成功的战斗机，但这只是部分使用能量机动概念的设计

根据研究的结果，里奇奥尼“利用职权”争取到了立项，开始与通用动力和诺思罗普合作，展开对轻型战斗机的预研。在项目结束时，两个公司要各做一个报告，通报研究结果。希莱克在报告会上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把不断提问、责难的伯伊德批驳得哑口无言。报告还证明了新型轻型战斗机只需要8000多公斤的空战重量，就可以达到比F-4好两倍的机动性和两倍的航程。伯伊德不管谁在场，都喜欢大声争辩，吵得劲头来了，鼻子顶鼻子地和人争，手指还戳到人家胸口，还动不动来一句：“你到底懂不懂？”他的能量机动理论和空军传统的速度、高度制胜论大相径庭，还狂妄、顽固地要说服所有人，所以他在空军里的人缘很不好。但是他在报告会上居然被希莱克驳倒了，真是人心大悦。其实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前一晚，希莱克和伯伊德已经在旅馆里排练了好一会了，为了向顽固的空军上层推销能量机动概念，他们两人在唱双簧呢，结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70年代初是美国在战后的一个最低点。美军深陷越南，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美国正在“赢得每一场战斗，但却输掉整个战争”，美国正在经历战后第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在这个当口上，F-14和F-15计划的成本扶摇直上，尼克松责令国防部整顿国防采购系统，助理国防部长帕卡德受命负责。帕卡德崇尚新技术、新概念，强烈主张恢复原型竟标、择优录取。正在这时候，伯伊德和同伙们送上了多年来对轻型战斗机的研究，包括里奇奥尼“利用职权”搞的那个研究。帕卡德很有兴趣，批准招标，这就是以后人们所熟知的YF-16和YF-17的对比试飞，以后的故事人们都很熟悉了。

YF-16（下）和YF-17（上）的对比试飞是美国空军战斗机研发历史上的里程碑，在理论引导设计、成本控制、对比竞争等很多方面开了先例

但是伯伊德在这时被调离，到五角大楼别的部门坐办公室去了。他在空军里很差的人脉这时也开始发酵，到1976年，已经是上校的伯伊德没有获得晋升将军的机会，只得按年龄规定退役。